# 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五）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 ## 目录 　　各省、市委电话汇报（七月五日到七月九日）…… 1 　　舒军在重庆传达民盟全国工作会议时讲话的内容 …… 30 　　高级党校学员在整风学习中提出的意见 …… 33 　　谭惕吾说她有两点错误 …… 35 ## 各省、市委电话汇报 ## 七月五日 ## 河北 　　据张家口、沧县两地区反映，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宗教界原来消沉的人现在活跃起来了，原来活跃的人现在更加活跃了。天主教献县教区的教会今年一月份神职人员共有三十二人，现在已增至四十八人，修道士原有十三人，现增至二十二人。有的教会乘机会要求修建教堂，河间、交河、献县三个县已修十多个教堂，还正在建设小庄子教堂。主教道振生要求招收新的修道士，十一年来消沉的晋县、天津两教区的总堂，六月间派出十一名神父到沧县、盐山、庆云、南皮等县，恢复教会教徒。庆云县原有一万四千名教徒，现在已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恢复宗教活动。晋县代主教范文兴今年二月以来，数次布置教务，神父林玉振原来在本村活动，现在到东光、吴桥等县的一百多个村进行活动，神父陈希路在故城县大白庄招集了十一个村的教会长、虔诚教徒“避静”。承德地区的教会要求解决教堂，沧县地区的教会普遍要求修建教堂，进行传教。 　　基督教现在也开始活动。北京教会主教凌献扬到沧县地区联系沧县、河间、肃宁等县的教徒，要求发还机关等占用的教堂。沧县牧师刘义松准备到盐山、庆云地区活动，布道员慕春华现在辞去多年助产士的职务，到北京神学院去进修。 　　佛教的活动也很积极。沧县老和尚释迦宝山，今年五月间派一僧侣要求政府修庙立教，招收弟子。东光县教会郑元等人自己出钱筹建新禅堂，并订计划要修铁福寺。宗教界在鸣放中出现了很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如宗教界的能海，五月下旬到北京佛教协会要求铁福寺附近几个县的原来教徒退出农业社，来铁福寺住，计划成立居士训练班。有的地区以入教可以退农业社、可以解决吃粮食问题、可以发款四元等来欺骗群众入教。张家口专区张北县天主教神父企图办教会学校，说宗教信仰有自由，办学校也有自由，说从儿童教起，要读经，不念人民政府发的课本，不受政府领导，由教会领导，这也符合人民政府办学校的精神。沧县地区有的教会要求在学校内成立儿童乐理班，献县天主教总堂准备派四十多名修女到学校教儿童学乐理。总之，宗教界现在乘大放大鸣的机会，大量吸收教徒，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刘力平汇报） ## 四川 　　六月二十五日以后，成都市大专学校和大部分省级机关已进入反攻右派的高潮阶段，揭露和批判右派的反动言行的大会已开过多次，这些大会是有计划的选择不同典型、不同类型的右派分子，继续进行深入地揭露和批判。如四川大学召开大会，对曾发表过“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三大主义武装起来的最巧妙和残酷的剥削集团”的右派学生冯元春进行了批判。参加大会的有成都市机关、学校、工厂及郊区农民代表五千多人，已将冯元春及支持冯的成都市第九中学学生李明扬彻底搞臭。四川师范学院在全校大会上，揭露了该校民盟负责人张泽厚的反动言行，解放前叛变我党、出卖其胞弟（共产党员）的丑恶历史，也已将其彻底搞臭。省工业厅在全厅大会上，揭露了党内右派分子范硕默破坏团结，污蔑党员干部，企图削弱党的领导的反动言行，现范已开始低头认错。西南音乐专科学校在全校大会上批判了攻击我肃反运动的右派分子胡静翔，揭露了他的历史特务身份，在群众面前彻底暴露了他的丑恶面貌。成都铁路管理局揭发了由流沙河亲自领导和支持向党委进攻的右派分子何崇负，现在他已缴械投降，并揭露了流沙河不少秘密活动的材料。但也有些大会没有开好，如铁路局批判“为胡风鸣不平”的作者李昌荣的大会，就是单纯从某些观点上进行批驳，未结合对其本人的劣迹来揭露，使反击对象认为我们驳不倒他，而他的气焰还很高。 　　从最近几天的斗争中看出，有些学校、机关的领导上，对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场伟大的思想、政治斗争的性质不够明确，对彻底揭露和搞臭右派分子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有些机关对右派斗争不力，没有决心揭发右派分子的历史劣迹，怕搞狠了今后不好使用他们。有些学校想早放假，有急于收兵的打算。有的迟迟不展开反击。有些机关领导上警惕性不高，让右派分子偷偷溜走了，甚至有的对右派分子姑息。如省文联对流沙河的批判尚未接触，就已放他到西安去逃避斗争。此外，在斗争方法上还有点名过多（如成都铁路管理局原拟在大会上点名、重点批判的即有十余人），以及仍采取一般辩论等不策略的办法。 　　两天以前，省委召集机关、学校领导干部会议，检查了这一时期的斗争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对今后的反右派斗争，提出以下意见： 　　（一）要求各机关学校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报告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中央近来的指示。及时了解这一场思想、政治斗争的意义和目的，不能草率收兵。应该把本单位的斗争看作全国反右派斗争的一部分。在领导斗争中必须教育党团员、积极分子和中间分子，统一认识，把斗争进行到底。 　　（二）大专学校停课反右派，对右派分子是个很大的压力，所以未停课的学校一律坚决停课，推迟考试（或下学期补考），集中精力来进行斗争。七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基本结束这一斗争。机关反右派斗争一般也应在七月二十日左右基本结束。 　　（三）学校中的反右派斗争，应首先集中精力解决学生中的问题，教师中的问题可放后一点，但为推动斗争向前发展，对教师中较突出的右派骨干也可以提前进行批判。 　　（四）为了对右派的骨干分子打准、打狠，将其彻底搞臭，在斗争方法、策略方面应注意：（1）在大范围内点名、揭露、批判的重点，一般应控制在千分之二、三左右，最多不超过千分之四。（2）对学校中的社、团一般采取打个人，不打整个社、团，将其骨干打跨，瓦解摧毁其社、团。（3）坚决彻底揭露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及各种劣迹，避免纠缠在学术性的观点上。 　　目前机关学校中的反右派斗争已达高潮。民主党派内部反右派的斗争，主要是从民盟的赵一民身上挖右派的底，已稍有收获。三日下午赵企图以投河自杀来继续顽抗。目前正深入研究对付赵一民的办法。民革主要是批判刘亚修、杨续云、李紫翔等人，要他们内部继续揭发他们与潘大逵的关系。 　　自从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展开以后，已经发生几起自杀（未死）、逃跑事件。对此，省委已通知各部门注意防止。 　　 （四川省委办公厅刘洪珍汇报）七月六日 ## 天津 　　一、全市开展整风运动的基本动态：全市参加第一期整风的单位有二二十八个。其中：揭发出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共一百一十五个（缺塘沽区），约占百分之五十；现在已经开展了反击右派斗争的单位有八十二个，还有三十三个单位（区级二十三个单位，市级十个单位）未开展反击右派的斗争。 　　二、农工民主党的一些情况：总的说进展还不大，分别在几方面进行工作。市委统战部找农工的吴孟辉、侯玉桓、张瑚等三人谈了话，了解到一些材料。他们反映章伯钧对天津农工的发展十分重视，并曾受到章的表扬。今年五月三十一日农工中央给天津市农工一个书面指示，指示的题目是“希积极进行发展，不要局限发展指标的限制”。指示的大意是：自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以来，一般知识分子均有参加党派活动的要求，你们应充分估计这种客观形势的发展，要积极发展，争取大量发展。六月十一日，农工中央在答复天津农工同意发展李定邦等十一人入党的复示中又说到：希大力进行发展工作，为了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在发展成员、帮助中共整风和扩大群众联系的基础上，应从速进行发展。并指出，除医药卫生界外，应向工程技术、文化艺术等方面大量发展，以满足这方面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应充分把握当前形势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开展工作。侯玉桓还谈到章伯钧和张云川曾拟派侯到河南开封开展工作，侯未同意。侯又说：章伯钧曾说过毛主席熟读战国策，精通马列主义，而我是熟读战国策，不精通马列主义。他们也谈到杨济时积极进行发展组织的活动情况。杨济时发展了对党很不满的工程师黄植，通过黄又在电解铜厂发展了两个工程人员。五月底针织厂农工支部成立时，杨济时出席讲了话，曾说：建立农工组织就是为了拆墙，并鼓励大家向党提意见。今年年初，杨在农工小组会上还提出要去基层进行发展。杨不仅在本市积极进行发展工作，他还根据农工中央的意见写信给他在西安的朋友去进行发展。此外，还发现市第一中心医院护理部主任余韫珠，今年到北京参加中华护士协会时，农工中央也指示他积极进行发展工作。最近张纪正的态度有些转变，在医务人员学习组的会议上曾说他百分之五十是资产阶级思想，百分之三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杨济时也有点紧张，曾向人说：我是一辈子想当大夫的，并不想干别的（意思说他无政治野心，不要把他当作右派）。市委书记处的意见：农工主要是抓杨济时的问题，重点是从他们大力发展组织的问题搞起；农工基层力量不大，主要运用市农工扩大会去进行。 　　三、高等学校情况：在学生中除音乐学院外，均已结束。五个大学共斗争了三十九个右派分子，计南开大学十一人，天津大学七人，医学院十人，河北师范学院六人，天津师范学院五人。在教职员中，进展较好的是天津师范学院，昨天开了全体教职员工大会，揭露批判聂国平和刘增，今天天津日报已点了聂的名。大会是由该院民盟支部主持的，市民盟也派人参加，会议开的很好。大会上有人揭露了聂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进攻，如在整风之初，聂曾要将总务处，生物系，数学系，地理系，物理系的民盟小组合并，制订了纲领，反对党风、团风，裙带风，并具体分工，有的搜集材料，有的负责出大字报等。会上对聂的反党言论进行了从理论到具体事例的批判，揭露了他造谣诬蔑党员的一些事实。会上对杨思慎也点了名，群众情绪很好，杨思慎已找我党员副院长要求保护。河北师范学院对王麦杆续有揭露，如王在鸣放时曾动员人不要提小问题，要提人命案（即肃反）；拉拢学生，排挤党员系主任；同意铁托演说，并大骂斯大林是国际间谍；挑拨党员与党员之间的关系等。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正在搜集调查材料，进行准备工作，还未正式开始进行斗争。 　　 （天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钧汇报） ## 江苏 　　一，目前省委正在加强中间分子的工作，在省委书记和中间分子多次个别谈话、开座谈会的基础上，前天刘顺元同志又向八百个讲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右及右派分子未参加）作了报告。会后反映很好，有的说象吃了一颗定心丸，有的说讲话后澄清了混乱思想，有的认为有了斗争方向，增强了信心。对提出“枪不要打在说过坏话的好人身上，要打准、打狠”，特别赞扬，说共产党真伟大。有的人回去即主动向先生、学生作工作。未参加会的中右和右派分子振动很大，有孤立的感觉。 　　二、民主党派的动向：（1）南京市民建、工商联举行了联席扩大会议，进行反击右派的斗争。但会议被大资本家所操纵，集中火力斗争了康永仁（市民建副主委），而放松了对一贯仇视党、仇视社会主义的工商大户俞饶麟、白泽民的斗争。他们企图把反右派的斗争变为民建、工商联内部的宗派主义斗争。他们斗争康永仁的原因：一是康曾公开主张把工商界的大户和小户区别开，大户称为资产阶级，小户称为小资产阶级；二是因为康平时在工作中和大户有磨擦，想乘机搞掉康。经过我们作了一些工作后，斗争的方向已转向俞、白，但工商界大户在斗争俞、白时，都不肯撕破情面。（2）前一时期，民盟省委内部反右派的斗争，迟迟不动，天天叫喊：支持友党反右派的斗争，而内部却不搞。领导上的思想问题很多，经过报纸对他们的批评，省委惠浴宇书记和民盟主委的谈话，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及其他有关反右派的社论发表后，民盟的基层组织纷纷要求他们展开反右派的斗争，在上下压力之下,民盟的领导又来了个急转，转的手忙脚乱，产生了一些急躁情绪。经过统战部对他们帮助部署，已初步拟好了一个“对章、罗联盟事件的严重声明”。内容是要求解除章、罗在民盟内的一切职务，并要他们作彻底的坦白，全面交代问题。另外，还作出了动员全体盟员参加反右派斗争的决定。民盟省一级领导内部如何反右派，还不明确。（3）全省批判的两个右派重点是：农工主委邓昊明和民盟付主委李世军。现初步了解这两人和章伯钧有直接联系。邓昊明和章伯钧的言行是一脉相通，他接受章的指示，但现时只承认思想上和章有共鸣，不承认组织上有联系。李世军承认他曾去章伯钧家中半天，章对他谈了两个问题：两院制和修改宪法的问题。李世军和邓昊明原来关系不够好，但他二人从北京回来后，不知为什么就好了。邓昊明曾去过李世军家中。 　　三、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了自杀未遂案两起。一起是江苏师范学院外文系英语助教王文昌，他在大放大鸣时受了右派分子教授胡岛威的拉拢，发表了一些谬论。在反右派的斗争展开后，并没有把他当成重点，但群众自发地给他贴了几张大字报，揭发他的谬论。此人平时表现灰溜溜的，就想自杀。此时，就吃毒药自杀了，经送医院急救，已无生命危险。自杀时曾留下了绝命书，内称：“对整个人类社会不满，对整个世界感到极端绝望。我要求作自由的人，面包虽是重要，但民主自由更神圣伟大。”在绝命书中还揭发了胡岛威的反动言论，并说胡是：“该杀的汉奸，该上绞头台的道德败坏者，该抽筋剥皮的老狐狸”。还说：“几年来我被他牵着鼻子走，现在我恨他入骨。”另一起自杀案是南京市城市建设局设计院的屠人俊，他在大放大鸣时发表了很多谬论。反右派的斗争展开后，在小组会上批判了他的谬论。会后，他的情绪很紧张，哭了很久。要去投江自杀，后被我们追回来了。他在绝命书中说：“我不是反党反人民，现在机关进入了反右派斗争的高潮，群众情绪很高，看来领导上很难控制，我这右派分子逃不掉，我只好逃到江边去。” 　　 （江苏省委整风办公室孟孝汇报） ## 湖南 ## 进一步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一）从上一阶段反右派斗争的情况看，当前应当把斗争的重点放在民盟方面，其他民主党派和各地方的反右派斗争，应围绕着这个重点来进行，以达到全面战胜并彻底击溃右派分子的目的。确定把斗争重点放在民盟方面，是因为：首先，省内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民盟表现更加猖狂，省内民盟组织中的右派分子与民盟中央的右派分子有密切的联系，如杜迈之就是罗隆基集团的成员。省内民盟组织中的极右分子，确实早已结成集团，在文艺、教育、出版等各方面积极争取知识分子，发展组织，建立阵地，争取领导权。在鸣放运动中，他们与民盟外部的右派分子互相通气。如杜迈之就与师专的熊克立（民革）、王果（民进）、兰肇琪（省工商联委员、资本家）等互相通气。民盟的上层人物（主要是高等学校教授）在幕后策动和支持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民盟较其他民主党派更有某些迷惑人的资本，而我们有些干部对民盟为害之深还认识不足。 　　其次，虽然运动一开始就对民盟的极右分子杜迈之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在其他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也进行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并已取得初步的胜利，但还未达到深入打击和彻底打击的程度。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对民盟中已经形成有组织的右派集团这一点认识不足，在民革开展反右派斗争后，领导力量曾有所分散，民盟的小集团没有彻底打垮，右派分子没有彻底消灭，因此出现了康中兴的反噬事件。康中兴是民盟组织处的干事，杜迈之的亲信，他诬称省民盟中左派张鹤臯是康德的军师，他说张斗争杜迈之是“狗抢骨头”，要求民盟常委把张鹤臯撤出整风领导小组。这个阴谋，已依靠盟内进步力量和发动群众揭穿了，湖南日报还为这件事发表了社论。这说明了右派分子确实是有组织活动的，也说明了这一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再次是，反右派斗争已经在各个方面开展起来，必须作集中的有次序的深入的战斗安排。所以省委于七月三日召开了会议，确定了上述精神。 　　（二）对各方面反击右派斗争的作法和要求： 　　（1）民主党派反击右派的斗争，应集中主要力量于民盟，不仅要对民盟省、市委上层的极右派分子杜迈之、康德等继续追击、歼灭，而且要对属于右派集团的民盟省、市机关干部中的中层右派分子，如康中兴等加以揭发和反击。在有民盟基层组织的文艺界、高等学校、省属各市和各行政机关，应同时大力开展反右派的斗争。这个斗争必须在上、中、下层同时开展，以便上下反击，内外夹攻，分段砍断，使他们的组织散乱，首尾不能相顾，内外不能呼应，以达到各个击破，束手就歼的目的。 　　省民革人数多，右派分子也多、应组织深入的打击，但应着重于上层人物。民建、民进的反右派斗争，由长沙市委抓起来。九三、农工的右派多半集中在高等学校，由基层进行反击。 　　（2）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教职员方面（实际上也就是集中在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方面，农业学院主要是农工党方面），与各民主党派的反右派斗争密切地配合进行。在学生中的反右派斗争，原计划停课两周来进行，现决定延长一周，主要以科系、年级为单位，采用小组会形式，对右派的反动言论进行驳斥，对少数极右分子的言论则召开较大型的辩论会，进行集中的批判。这一斗争应达到下列三点要求：1、集中揭发、驳斥和彻底击溃极右分子，对一般右派分子也要给以驳斥、反击；2、使广大学生群众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政治觉悟提高一步；3、揭发、挖出学生中右派分子的幕后策动者和支持者，促使教职员和民主党派中的反右派斗争更深入地开展。 　　（3）省级机关的反右派斗争，着重在有右派分子的机关。目前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有八十一个单位，其中有二十六个单位有右派分子。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主要是学习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报告，划清界限，提高觉悟。 　　（三）排队情况： 　　各方面都已初步进行了左、中、右派的排队。民盟省委十九个委员中，右派七人（其中极右分子两人），占百分之三十六；左派四人，占百分之二十一。民盟十八个机关干部中，有右派五人，占百分之二十八。民盟长沙市二十三个干部中，右派六人，占百分之二十六。民革三十二个省委中，右派十四人，占百分之四十三·七（其中极右分子七人）。高等院校教职员中有极右分子四十五人，学生中六十一人。省直属机关中有右派分子一百零八人（可能估计得多了一点，还要根据情况发展来修改）。但目前许多单位对划分左、中、右派的标准还不明确，划了以后不能肯定，领导上的具体研究也不够。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在划了之后，还要根据继续占有的实际材料和实际情况的发展来修正。但目前应放手让基层领导去划，然后由省级领导研究，上下结合，经过较长的时间，有较多的材料，经过初划、再划的过程，反复研究，是可以搞准确的。这种划分只是领导掌握，作到心中有数。 　　（四）进一步加强对当前斗争的领导： 　　（1）经过前一阶段的斗争，各单位都揭发和打击了一批右派分子，但领导上对进一步认真分析研究各种右派分子的材料，从其中找出他们的联系，还作得不够，现在必须作好这一工作。 　　（2）党内仍有一些同志甚至是领导同志对反右派的斗争不积极。为使反右派斗争深入地开展，必须对这种右倾思想严肃地加以批判，以统一党内思想，一致对外。 　　（3）当前反右派斗争已全面开展，群众已经发动，揭发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某些右派分子已在群众中完全孤立、搞臭，因此，有的单位（如师专）就产生了自满松劲的情绪，这是十分有害的，必须加以批判。必须在现有胜利的基础上，追根挖底，争取彻底胜利。 　　 （湖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张瑞洁汇报） ## 湖北 　　一、目前省级机关中凡是有明显的右派分子的单位，都已开始反击右派，并已出现了高潮，存在的问题是： 　　（1）声势很大，深度不够。大字报、小组会、辩论会等，应有尽有，表面热闹，但思想发动不充分。对右派分子的思想言论揭发的多，对其阴谋活动揭发的少。 　　（2）个别反右派斗争开展较好的单位，目前出现了顶牛现象。如省工业厅的右派分子刘源清（民盟），在被斗之初，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思想，继之承认有个人主义，后来又承认自己有“政治野心”，即“想当民盟省委委员和省政协委员”。除此以外，别不多说。我们对他的批判很多，但揭的不深，讲来讲去，就是这些。 　　以上两个问题的共同根源，是我们对中间分子、特别是中间偏右分子的工作做得不够。许多事实证明，不作好中间分子的工作，要揭发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是很困难的。 　　（3）在斗争中政策界限和策略界限不清。如省粮食厅所属油脂公司的计划科副科长黄延生（共青团员，民革成员，经团组织批准参加的），于七月二日投江自杀。他平时工作积极、忠诚，在大鸣大放中所提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讲了几点不正确的意见，如说：“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表明中央不冷静，扣大帽子，不相信群众”；“过去歌功颂德很多，这次整风应该只讲缺点”；“这次人代会为什么延期召开？”他还收听过美国之音。因为这几点，就给他出了十一张大字报，出大字报的人都是平时和他关系很好、经常一起活动的青年人，他们对反击右派的斗争很热心，但究竟什么是右派？也不清楚，只因为黄延生提了上述几点意见，就攻到他头上，而且言辞异常激烈。该公司三个经理中，两人主张把黄划成右派分子，一人不同意，并且从爱护黄出发，找黄谈了话，同时，过去因工作上的问题，这个经理也批评过黄几次。加上，在粮食厅所属其他单位的大字报上曾出现过“右派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该镇压”的字句，于是黄延生就在思想极度混乱恐惧的情况下自杀了。黄自杀前写下了遗书，怀疑是和他谈话的经理陷害他。除黄延生自杀外，最近还发生了四起（五个人）自杀事件：一起是财经学院一学生（中右分子）自杀；一起是医学院一对夫妇互相注射玛啡自杀（遇救未死）；一起是水利学院一助教触电自杀；一起是卫生学校一学生用刮胡子刀伤了自己的头部（他说是别人在晚上要杀害他，实际是自伤）。对这些自杀事件的详情，正在作进一步的了解。 　　总之，对什么是右派，右派和反革命的界限如何？对右派将来到底如何对待？目前在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都不明确。 　　（4）对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原来的要求是对右派的反动思想言论开展批判；但由于过去一个时期，领导上集中精力领导反击右派的斗争，放松了对这些单位的领导。因此，目前这些单位都搞得不起劲。如省委办公厅所属机要室等三个单位，都没有右派，机关人员对反右派斗争关心不够，也不好好看报纸，有些人还不知道当前有“阶级斗争”这么回事。这些单位虽然没有右派分子，但不能说连右倾思想也没有。因此，要求他们的整风学习要与当前的反右派运动结合起来。 　　二、汉阳县第一中学的闹事问题。经过这一段的工作，目前情况已稳定下来，并揭发出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 　　（1）这次闹事最厉害的学生共一百一十五人，其中十五人对我们有强烈的阶级仇恨，他们的家庭出身都是地主、富农，或亲属是反革命分子，有些人的父兄被我镇压。如这次罢课委员会的秘书长，高中三年级学生童云景，他的家庭出身就是地主，父亲是恶霸，畏罪自杀。 　　（2）全校共有教职员六十四人，其中历史特务七人，特务嫌疑分子三人，三青团分队长二人，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的成员二十四人，共计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人在历次民主改革运动中，被我斗争和管制过的有十二人，家庭成员被我镇压的五人，和台湾有联系的十八人。 　　（3）全校共五个共产党员，他们的情况是：一个是校长兼支部书记，但到校两年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一个是总务主任，此人迷迷糊糊，学生闹事时，他给送开水、送仁丹；一个是体育教员，闹事时他把标枪发给学生，并教学生如何使用；一个是团的干部，平时脱离群众；一个是会计，不问政治。全校有共青团员二百五十七人，其中一百五十四人参加了闹事，约占百分之六十。闹事中打人最厉害的有二十五人。有一个教员是团员，闹事中要求退团后参加民盟。 　　（4）学校中的政治工作薄弱到混乱的程度。闹事前，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公开流行，如说：“海参威是中国的，叫苏联给占去了”，“苏联不是真心帮助我们”，“蒙古是假独立”，“伏罗希洛夫来我国访问时，带走了我们很多好的东西”。该校副校长经常对教职员说：“现在的教学质量不如国民党时代”，“教职员的生活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也赶不上国民党时代”。该校学生过去开会时不挂毛主席的像，只挂鲁迅先生的像，说：“毛主席不懂得文学”。 　　（5）民主党派对这次闹事起了煽动作用。该校有民革、民盟、农工党的成员共六人，他们和校外的人共同组成一个小组，小组长杨焕尧是县文化馆的图书管理员，过去当过国民党区分部的书记，县法院的法官和书记官，杀过我们四个干部，鸣放开始，他说：“这次我们可要说话了,”并到民盟省委请示办法，民盟省委宣传部长陆鸣秋（马哲民的走狗）对他说：“一中是鸣放重点”。杨焕尧从民盟省委回到汉阳后，又通过汉阳县副县长（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介绍，到汉阳一中发展组织，和进行“找墙找沟”，“拆墙填沟”的活动，他准备把该县副县长、文教局副局长和十八个中学教员都发展为盟员。最近，杨焕尧已被斗两次，但他只承认对这次事件起了煽动作用，而未交代他和陆鸣秋的关系（上述杨和陆的关系的情况是我们从可靠方面获得的）。 　　该校教员钟X文（地主），土改时，父亲自杀，本人被斗。他通过学生们写的“我的志愿”一文，了解了学生们的志愿，而后他又提出“谁阻碍我们实现志愿，就打倒谁”，来煽动学生。他鼓动学生提意见，并说：“提了意见办不到，就闹事！”学生们问他：“这样闹，是否过火？”他说：“不过火，我们是正义的。”有的教员批评他时，他说：“我的学生们正在练武，谁反对就打谁”。（此人已准备逮捕）。 　　该校还有一个以副校长为首的小集团，其成员都是教员，他们对这次闹事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目前，领导上已责令该校原校长停职反省，另派一县委委员担任该校校长的职务。 　　 （湖北省委整风办公室主任梅白汇报） ## 上海 　　（一）自五月到七月六日，工人闹事的情况如下：全市国营工厂二百二十家，闹事的有二家，占百分之〇点九；合营工厂六万六千七百六十八家，闹事的有六百零五家，占百分之三点六；合营工厂的工人有七十一万三千六百七十五人，闹事的有二万一千六百七十五人，占百分之三点一。 　　根据徐汇、普陀、新成、江宁四个区十个工厂（较严重）的分析，在三千五百六十七名工人中，闹事的有七百一十四人，占百分之二十。闹事的头子有四十八人，占参加闹事的人的百分之六点七。这四十八个人可分为四类：（1）阶级异己分子二十八人，占百分之五十八点七；（2）品质恶劣（如流氓、阿飞之流）的十二人，占百分之二十五；（3）政治上落后的分子三人，占百分之八点三；（4）基本上是好的五人，占百分之十点四。 　　（二）苏共中央的决议在上海震动不大，比批判斯大林时平稳。一般都能分清大是大非，但对他们的具体做法有意见。估计到右派很可能乘机蠢动，柯庆施同志布置各单位，让他们放。过去因工厂问题不放手，现在工厂问题已解决了，形势很有利。同时，要抓紧中间分子的工作，要各单位负责同志每星期有两个晚上专门找中间分子谈话。 　　孙大雨见到报上的消息后说：“我说共产党内有反革命，你们看这不就是有。”复旦召集的批判他的会，他不去参加，并写了一封信去，说他在上月七日的发言并无变动，并说章伯钧、史良，章乃器、储安平四人都是反革命，上海鲁莽、徐仲年也是反革命。 　　（三）社会“名流”对反右派斗争的反映：张元济说：“右派没有力量，搞不起大事。”江庸说：“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不能动摇。假如轮流执政，李济深、罗隆基也不一定比我高明。”并说王造时不一定是坏意，他是个糊涂而无常识的人。周善培（政协全国委员）说：“右派太荒唐，对不起毛主席。”李宜晔（高级技术人员）说：“章伯钧是政客。民主党派自己整风是搞不好的。”他反映科技人员要求学习，不愿参加民主党派。俞振飞说：他讨厌右派分子老一套，和旧政客没有什么不同。他要求政协成立无党派办公室，专和无党派人士联系。 　　（四）恒昌翻砂厂党员张吉长给党组织写了一封信，反对大放大鸣的政策。他认为这是目前社会产生混乱的根本原因。中央如不改变，很可能没有人愿搞基层工作了。他说他父亲被日本帝国主义杀死，本人是一个工人，受过资本家的严重剥削，入党是因为佩服中央的政策正确。如抗美援朝、土改、三反、五反、镇反等，都很正确，但是大放大鸣政策使他糊涂起来了。他认为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在没有改造以前，搞大鸣大放是不正确的。最后，他要求退党，并用血画了一红心，在中间写上他的名字。 　　（五）市委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开展反右派的斗争，提出四条办法：（1）找各界代表人物，开一系列的座谈会，对右派的言行进行分析批判；（2）组织工人、农民开座谈会；（3）组织一些类如闵刚候在人民日报上所写的那样文章；（4）帮助民主党派整风。 　　（六）在交通企业和机关中还有右派分子放出来。如电报局在学习主席报告时，技术员严琪就公开说龙云所讲的话有根据，又说世界上难道没有比共产党更好的党吗？难道没有比社会主义制度更好的制度吗？他并赞成轮流执政。 　　 （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戴新民汇报）七月八日 ## 天津 　　工程技术人员中反击右派的情况：国营和地方国营工业系统参加整风的共计二十个单位，其中已开始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有十七个单位，右派分子共二十六人（国营和地方国营各十三人）。目前反右派的斗争已有一些进展，如机电局已召开全局大会，斗争了曾在鸣放时写了一篇长诗大骂共产党的杜宝礼（工程师，解放前天津市长的姪子）。会上除批判其诗的反动内容外，还有过去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揭露了他的丑恶历史。杜本人已开始承认错误，作了检讨，他说他的反党受他母亲的影响很大，他母亲曾向他说：“你的血都被共产党吸尽了”。民用设计院仍在批判王桂丘，揭发他过去在学校读书时，就曾出卖过爱国的进步同学。房管局对袁磊的批判也有进展，已开过好几次大会，最近连平日被认为是落后的老工程师也说话了，在三反和思想改造时均被整过的一个老工程师，也对袁磊作了批判，影响很好，许多中间落后的人很受感动。但目前还有三个单位没有展开反击右派的斗争：第三设计院本来已经搞开了，但因准备不足，结果又停下来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准备工作；重工业局和物资筹备处，则由于在鸣放时没有放出什么问题，同时领导上的劲头也不足。上星期六下午黄火青同志已将小平同志的讲话作了传达，估计这三个单位的情况将会有所转变。 　　苏共中央决议公布后，在工业系统的反映很强烈，多数人认为决议的帽子大，内容空，对莫洛托夫等反党有怀疑，认为是思想认识问题，不应轻率地作组织处理。也有人认为，苏共决议对我们当前反击右派会有影响。右派分子则不公开表示意见，有点幸灾乐祸。一个右派分子曾说：“苏联又出了反党集团了，社会主义国家是越来越不巩固了”。也有人说：“这是宗派斗争，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第三设计院有一个右派分子看了报纸后，一言不发，只是笑。 　　 （天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钧汇报） ## 江西 　　（一）目前反右派的斗争已经进入高潮，各单位通过各种会议、各种宣传工具和选派工、农代表到右派分子的家中质问、辩论等方式，向右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大多数右派分子已被搞臭，在群众中孤立起来了。但还有少数干部仍存在着右倾情绪，他们认为反右派的斗争，有少数人讲讲就行了，用不着搞群众运动。有的说：“现在的搞法是小题大作”。也有个别单位发生了左倾情绪，把对工作不满意或说过几句怪话的人，也划为右派分子。如省电影器材修配厂划为右派的干部，竟占全体干部的百分之三十二。 　　（二）根据九江地区的情况，大多数县都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县委制订了学习计划，一般的都在积极学习毛主席的报告和人民日报反击右派的社论。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有一部分干部对整风学习有厌烦情绪，要求立即大放大鸣，检查工作；有的学习制度不健全；区、乡干部的学习也很差，据彭泽县太平区的统计，全区百分之六十的区干部还未开始学习，乡干部则普遍未开始学习。 　　 （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张克浣汇报）七月九日 ## 天津 　　在高等学校教职员中，已开展反击右派斗争的仍是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学院、医学院等三个单位，其他三个高等学校还在准备中。医学院的情况稍有进展，雷爱德已交代出一些问题的线索：（1）李伯球曾到天津市给农工党作过报告，内容是讲天津市农工党的发展状况和今后的任务（详情尚未具体说）。（2）黄琪翔也由杨济时陪同，到过天津医学院。（3）杨济时曾向雷爱德说过毛主席已批准在学校取消党委制。雷已作了初步检讨，承认自己有野心，他之所以发展吕玉印为农工党员，就是为了通过他去发展成员来反对党，因为吕玉印是一向对党不满的。雷对上述各点的交代还是半吞半吐的，具体时间地点等情况均未讲清楚。天津师范学院在大会上批驳了聂国平、并且点了杨思慎的名以后，即转入小组讨论。拟将聂先放一放，集中搞一下杨思慎。其他的人如杜凯和潘世雄等均放在系里去批判。河北师院还是处于顶牛状态。对王麦杆和刘维俊的批驳仍无进展。王还未低头，上星期的会上他即中途退场。在教授中有点厌倦情绪，拟暂停一下，做些工作以后再搞。音乐学院主要是搜集、了解“大开门社”的情况，经过了解，这是一批有阶级仇恨的青年助教搞起来的小集团，主要核心有三人，骨干分子有四、五人。这三个核心分子的简单情况是：社长王振先，二十六岁，家庭是资本家，一九五〇年入团，一九五三年毕业后在民间音乐系任助教，是共青团团委委员（专搞教师中团的工作）。他的父亲在五反时是半违法户，两个舅父，一个是蒋介石国防部二厅的特务，另一个是C·C。王本人在一九五二年实习时曾因挪用公款受到处分因而不满。白国贤，是三人核心中的策略家，父亲是旧军官，大哥是军统特务，现正劳改，二哥是三青团员，姐姐在肃反时被斗，本人是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助教，有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观点，他说：党性和人性是对立的，民主和集中是对立的，立场和客观真理是对立的，美学不能有阶级性，很同意卡德尔的观点。另一人是黄观生。他们是冒用团委的名义，在帮助党整风的借口下组织起来的。开始用大字报的形式批评领导，批评工作，继则访问教授和肃反被斗的人，并组织被访的人写文章。有两个教授替他们写了对肃反不满的文章，另一教授拒绝了他们，他们便对该教授进行威胁。反击右派的运动开展以后，他们就有计划地组织退却。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他们也发表了评论，并提出今后要转向出“中字报”以便于说理。他们并拟搞“罢整”（即不再对整风提意见），想把已贴的大字报都撕下来，或用白纸把它盖起来，等中央有人来检查时再行揭开。以后三人又商量为了退却必须作交代，但不作彻底交代，而要按照党委的意图办事。他们的组织很严密，是单线个别领导，个别联系，在其成员内部很注意思想工作，经常进行个别谈话，以坚定其意志。他们有一套有计划的活动，也很注意策略，如有意识地想分化党委，在某个党委委员面前说他开明，对另一人则说他顽固。并说党委内部有两派：副院长兼党委书记赵枫是先进派，是进步势力的代表；其他委员则是大山，是保守分子。他们很注意团结对党不满的人。目前该组织的一般分子已开始有些分化，但核心分子还很坚决。该校党委中有个别委员还认为他们不是右派。 　　 （天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钧汇报） ## 广东 　　（一）全省的主要右派分子罗翼群于本月六日从粤东返省，当他乘的汽车到达河源县城时，立即被群众发现，大家奔走相告，自发地集聚了三千多人，拦汽车，贴标语，要留下罗翼群讲理（罗原未打算在此停留）。河源县委知道群众包围罗的情况后，当即答应群众的要求，召开群众大会，驳斥罗的谬论。总之，罗翼群这次下乡视察，到处受到群众包围，如果没有武装护送，他就寸步难行。同时，近几天来，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又连续发表了一批揭发罗翼群的社论、文章和材料。因此，罗现在已完全孤立，完全搞臭了，他的各种谬论也被我驳得体无完肤。当罗从乡下返省时，已狼狈不堪，恐慌万状，一见群众，就缩头缩脑，不敢露面。他现已回到广州，表示要休息三天，闭门不见人，记者去访他，亦被他拒绝。我们准备在民革内部继续发动群众，对罗作进一步的批判，并已作了思想动员和材料准备。 　　最近，在兴宁、梅县等地广大工农群众斗争右派的髙昂情绪的影响和带动下，全省各地的农民都纷纷自动集会，声讨右派。 　　（二）近日来，农工民主党省市委员会连续举行扩大会议，揭发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等人的阴谋活动。已揭发出来的重要情况是：章伯钧为了达到反共的目的，计划发展十万农工党员。章伯钧和李伯球曾指示农工民主党省委，为了招兵买马、扩大组织，不管是脱党分子或是经过劳改的人，都可吸收。李伯球去年年底到广东时，在该党干部会议上说：农工民主党中央的机关干部要扩大到四百多人，还要创办“中华论坛”，组织几十人到一百人为特约撰稿人。李在广州还召开过很多座谈会，口口声声要扩大他的组织，并拉拢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郭翘然到农工民主党省委工作，被郭拒绝。 　　（三）在各大专院校的教授和学生中，已开始掀起反击右派的高潮。各校学生凡考试完毕的，都已投入战斗。各校现正集中批判的右派分子如下：中山大学的董美堪（民盟校支部副主委）、罗应荣（教授、无党派）；师范学院的林伦彦（教授、民盟）；师范专科学校的于奋生（副教授、民盟）；华南农学院的林孔湘（民盟）；工学院的吕燕华（讲师、民盟）。 　　（四）省、市机关从七月一日开始反击右派，主要问题集中在对历次运动（如三反、肃反）的成绩和错误的估计上，各机关都有计划地召开了一些座谈会。为了充分讲理，给干部以斗争武器，领导上曾将有关历次运动的总结材料发到党支部。但目前也有些单位（省有七、八个单位，广州市约有一少半单位），由于右派分子没有很好的暴露和领导上对这一运动重视不够，致使反右派斗争没能很好地展开。 　　从目前情况看来，罗翼群、云应霖等主要右派分子在群众中虽已孤立，并且很臭了，但他们不仅没有悔改之意，而且还在继续顽抗。上述各大专院校的右派分子有的态度蛮横，不老实低头交代；有的虽已作了两三次检讨，但都空空洞洞，没有接触到本质问题。因此，今后还须充分组织火力，继续狠狠地打击右派分子。 　　省委现在正根据七月八日中央电话会议的精神，研究民盟、民革内部右派分子有组织的活动情况，以及对右派分子的排队和斗争策略等问题。同时，准备专门组织力量，在机关内部进行反击右派的斗争。 　　 （广东省委整风办公室郭晓东汇报） ## 黑龙江 　　在反右派的斗争中，有些单位在反对右倾思想的同时，出现了“左”的苗头，对此，省委有一指示下达。内容大致是：目前省和市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展开。有的正学习文件，分析敌情，准备战斗；有的已经开始交锋。在运动中有两个问题： 　　第一，有些单位没有细心地研究分析材料，因而目无敌人；或以为只是社会上有右派，是社会上的事，自己单位没有，因而表示不关心。他们学习文件仅是为了增加知识，了解新闻，居于旁观者的地位。有的单位虽然发现了右派，但也缺乏与之斗争的意志和勇气，强调工作忙（大专学校则强调要放假），企图草率收兵。这种对当前严重的阶级斗争认识不足的现象，显然是一种右倾现象。省委认为，必须迅速克服这种情况，才能保证运动的顺利发展。为此，“黑龙江建设”已经发表了评论，请各地研究执行。 　　第二，有一部分单位出现了“左”的苗头，其具体表现是： 　　（1）界线不清，把好人也划入了右派。如工业厅、土地利用局等六个单位被划为右派的二十九人中，就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因为讲了和右派言论相同的话，意见有些偏激、对党有些不满，而被划为右派的。甚至有些人提的意见很正确、很诚恳，也被当做右派分子了。土地利用局被划为右派的十个人中，有五个重点人物，其中除一个党员科长的意见偏激，发了些牢骚外，其他四个人（都是工程师、技术员）提的意见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总工程师沙俊廷说：“党员有党的会，团员有团的会，一般干部只有一般干部会，本部门助理工程师和大学生就有几十人，应把这些人的力量组织和发挥起来，成立科学普及小组。”也被认为是反对党的领导，进行宗派活动，扣上了右派的帽子。东北制材局总工程师张似渊说：“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是顾问关系，政协是顾问机关，民主党派与党是眉毛与眼睛的关系。说共同执政我想不通，我不否认党是执政党，但不说执政而说共存，其实，共产党专政有什么不好？党的八大文件我们都学习，帮助党整风，我们又停止工作来提意见，对民主党派我就不一定这样。加强党的领导是好事。”人民日报批判葛佩琦时，他说：“毛主席不是说不怕毒草吗？为什么马上就批评。”该单位就认为他的这些言论是反对党，说党独裁，不满意人民民主专政，暗中同情葛佩琦，反对我们斗争右派。制材局另一干部张凌说：“既然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为主，统一战线就应该改变名称，在我国，不但工人是主人翁，知识分子和农民也都是主人翁。”就被批判为企图逃避改造，反对和取消互相监督，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其目的是在同党争夺领导权。领导上研究省检察院没有右派，只有四个人的言论带有右派色彩，就把这四个人的言论印发了，群众批判这些言论的大字报出了百余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都给戴上了，弄的四个人的情绪都很坏，有一个人躺倒不上班。 　　（2）方法粗暴简单，不能以理服人。对斗争右派的会议缺乏准备，抓不住要害，讲不出道理，只有喊口号，扣帽子。个别还有谩骂和出口伤人的行为。如说右派是“蒋介石的儿子”、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等。土地利用局沙俊廷，从其言论上来说也不是右派，但在会上就有人说：“我看你就不够格当政协委员”。群众对此很不服气。 　　（3）不认真批判右派的言论，一开始就乱翻历史、出身。有些单位将这一个办法当成斗争的法宝。因此使群众发生错觉，搞不清是肃反还是反右派。 　　（4）个别单位发生借机报复的情况。即将鸣放中批评了领导，或揭发了领导的严重错误的人，划成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由于存在上述问题，因此伤了好人，混淆了敌我是非的界限，使中间分子不摸底，观望不前，不能积极靠拢我们，同真正的右派分子做斗争，使我们不能集中力量，打垮右派。那些积极分子的积极性是好的，应该肯定，但必须正确掌握政策，分清是非，研究方法，才能打垮右派。 　　为此，我们认为，一、要弄清什么是右派，要划的准确，那就是看他是否要党的领导，是否要社会主义。不论他的发言如何尖酸刻薄，只要他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承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就不是右派。反之，他虽在发言中没有表面尖鋭化，但在实际上反对党的领导和不要社会主义，也应当将这样的人划为右派分子。右派分子也还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极右的（右派骨干和思想一贯反动者），一种是一般右的。前者是重点，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将其打垮，在群众中将其搞臭，使之完全孤立。对后者的言论也要彻底批判，以提高群众的认识,至于本人思想仍然不通者，可以让其保留意见。 　　有的人是受了右派的影响和其言论，而带有右派色彩。这些人都是由于阶级立场不够明确，政治嗅觉不够敏锐，存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缘故，因而同情右派，跟着右派跑了一阵，向右派鼓掌喝彩。但他们却不是右派分子，不应像对待右派那样对他们进行斗争，应该团结教育他们。至于其错误观点，可在小组会上讨论批判，只要判明论点，划清思想界限，就应适可而止。领导上不要点名，不要用开大会、出大字报的方法斗争他们，不要给戴右派分子的帽子。 　　有的人根本就是好同志，只是因为过去对工作积累了一些意见，加上政治修养不够，提意见时参杂个人感情、偏见，带有讽刺、牢骚、埋怨，应该认为这是难免的。他们的论点可在以后整风中采取小组会的方式，和风细雨地进行教育。目前一般不必忙于批评这些问题，应集中力量对准右派展开斗争。 　　至于有些意见本来是正确的，绝不能因为右派分子也曾讲过（如党的领导、肃反及工作中的缺点），就对之怀疑，因为这样做势必要伤害好人。这一点应特别加以注意。 　　二、各单位确定右派分子的名单时，要十分慎重。领导要亲自动手，研究材料，实事求是，有几个算几个，不遗漏也不扩大。为了保证这一工作的准确性，省委作了如下的规定：（1）确定右派分子必须经本单位的党委决定，并报各口批准（整风领导各口）。（2）确定各民主党派支部主任委员、省人委委员、政协常委、工程师、讲师、主治医生和非党处级以上干部为右派分子，还须经省、市委统战部批准。（3）确定厅局长、民主党派主委、副主委为右派分子，还须经省、市委批准。各单位对受右派思想影响和言论带有右派色彩的人，也要列一名单，由党委研究处理。 　　三、在向右派进行斗争之前，必须加强领导，认真准备，组织干部学习文件，分析敌情，武装头脑，才能以理服人，驳倒右派言论。粗暴简单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在群众中发现谩骂和人身攻击的现象，应加强领导，说服群众，不要任其发展。 　　四、不要随便揭发右派分子的历史，只有斗争进行到一定程度，即其基本言论已被驳倒，在群众中已经孤立，已经肯定其为右派以后，为了将其搞臭，才采取揭发其丑恶历史的办法。材料一定要确实可靠，经了解对证而不确者不宜采用。对一般右派，已承认错误，愿意改正者，就不宜采取这种办法。必须认识清楚，揭露右派分子的历史只是为了将其搞臭，因而不应把反右派和追查反革命分子混在一起，以免造成混乱。 　　五、在斗争方法上，一般应由小组开始，等时机成熟、右派分子可准确认定时，再召开大会。在所有大会、小会上，都要密切注意团结左派和中间派，多给他们发言的机会，党员也可以讲话，但领导干部不宜过早露头，以免被动。各单位中民主党派的左派分子，一般让他们自己先开会搞，必要时可派适当骨干参加，帮助其整风。群众也可以在小组会上讨论民主党派中右派的言论。只有在各方面都酝酿成熟之后，才可以有目的有准备地召开大会。 　　六、整风领导各口如发现打击报复好人的现象，应立即派人进行检查，必要时应令其暂时停止斗争，重新部署。 　　上述措施，主要是针对有“左”的苗头出现而确定的。有“左”的现象的单位，应按此指示加以纠正。从省、市总的情况看来，还是斗争搞不起来和斗争劲头不足的占多数，所以反对右倾还是当前的主要任务。现在对右派人物应重新排队，重新调整阵容，不要泼冷水，要适当地把运动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总之，应本着有什么整什么的精神，克服运动中的缺点，正确地推动运动向前发展。 　　 （黑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张元亮汇报） ## 河南 　　自接到中央七月一日的指示后，反右派的斗争开始形成高潮。根据各地委、市委和七个大专学校，省直二十五个单位的初步统计，已暴露出右派分子八百二十四名。 　　在斗争中，左、中、右派的动态： 　　一、右派：（1）已有一部分人低头认罪，他们在群众中已经丑化、孤立，完全搞臭。这样的人在各个单位都有，但只是少数。省联社十五个右派分子中有三个，银行六个右派分子中有两个，河南日报三个右派分子中有两个，郑州师专十个右派分子中有两个。（2）多数右派分子的规律是开始极力为自己表功，摆历史上光荣的一面，企图骗取群众的信任，混过关去。继而作假检讨，给自己戴大帽子，而不承认具体事实。再就是只承认小的，不承认大的，避重就轻。最后，虽然事实俱在，但仍狡辩抵赖，或者会上承认，会后推翻。（3）耍死狗，消极抵抗。有些右派分子不管对他如何批判，既不检讨也不解释，一言不发。交通厅运输局右派分子王沼泮（女）逃避会议，在厕所一蹲就是四十分钟。南阳地委有个右派分子以假自杀来威胁领导。（4）逃跑，躲避反击。河南农学院跑了一个讲师，郑州大学和开封师范学院各有两个学生逃跑。 　　二、中间派：在斗争中争取中间分子的工作，一般已引起了重视，省委书记处对十个中右分子分别进行了两次谈话，各个单位一般的负责干部也都作了具体分工，同中间分子交朋友，因而争取中间分子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如省联社在七月一日前有中右分子二十四人，到七月五日即争取了十二人。但目前中间分子特别是中间偏右分子仍有许多思想顾虑，主要的是：（1）多数中右分子仍然担心自己会被划成右派，怕批判了别人之后，会批判到自己头上来。（2）对右派分子撕不破面皮，即使发言批判右派也有些勉强，不发言不好看，发言又怕得罪人，以后不好合作共事。（3）怕右派分子反过头来，咬自己一口，因而不敢大胆揭发（这些人多数在大放大鸣中跟着右派说过一些错误的话）。（4）怕我们斗争过火，认为斗争已经“差不多了”，有的说：“知识分子爱面子，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就算了。”意思是不要追根究底。（5）对右派分子表示怜悯。河南医学院反击右派分子张经武时，有些中间分子担心他身体不好，怕他支持不住，对他表示温情。（6）担心这次运动又要出偏差。认为过去的许多运动都出了偏差，结果要纠偏，这一次要防止将来再纠偏。 　　三、党、团员和左派群众的情况：一般情绪很高涨，斗志更加旺盛，在反击中一般注意了说理斗争，战斗力较前提高了。当前存在的问题是：（1）少数单位发生了急躁情绪，在斗争中采取了一些粗暴的方法。新乡专署建设银行的党、团积极分子在右派分子狡辩时拍桌子，甚至骂对方是“王八蛋”。洛阳专署手工业处的积极分子指着右派分子说：“枪毙他算了”。（2）有的认为斗争“差不多了”，企图草率收兵，有的在与右派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产生了疲塌情绪。 　　四、在排队和审批右派分子的工作中，发现以下问题： 　　1、有些单位扩大了打击面，表现在：（1）有的单位把中间偏右的分子划为右派；（2）有的单位想多划右派多点名，如郑州铁路局党委准备点名的七个右派分子，经过省委审查，只点其中的三、四人为宜；（3）有些单位根据现有的材料本来只能划为中间偏右分子，而却划成“未定的右派，大有把他们打成右派的情绪；（4）有些单位在分析材料时，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有的事实很小，帽子却很大，提得很高，两者很不相称，有的对象反动言论不多，但领导上强调其政治历史不好，想把他划成右派。 　　2、有些单位的领导上确定右派分子时，缺乏认真研究，有的甚至在讨论中意见分歧，没有求得一致，就草率地确定了。 　　3、有些单位对反动观点和一般错误观点的界限不明确，把一般的错误认识和日常生活、工作中的缺点，也作为确定右派分子的根据。 　　4、对什么是右派骨干分子和代表人物不明确，郑州铁路局党委和黄河委员会，以职务的高低作为标准，职位高的就是“骨干”。省联社则按不同思想类型去找骨干，谁能代表一种思想类型就确定谁为右派骨干，结果是有一定数量的思想类型，必有一定数量的右派骨干。这样就扩大了右派骨干和代表人物的范围。 　　因此，为了进一步痛击右派，争取中间分子，必须防止急躁情绪的产生和排队中的右派扩大化。这些是当前必须注意的一个严重问题。 　　 （河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副主任高维汇报） ## 山东 　　目前反右派斗争的总的情况是：左、中派队伍的斗志日益高涨，阵营日益壮大。原来态度不很积极的中派人物，经前一阶段的斗争后，有一些人的认识提高了，表现积极了，因而对敌人的许多阴谋活动，揭发和批判的更深入了。但是有的单位由于未能及时分析研究敌情，有计划地抓住敌人的要害问题，进行突击，因而，虽然已经揭露出了敌人的一些阴谋活动事实，但也未能很好地加以利用，斗争仍处于相持状态。极右分子采取各种办法对抗，有的仍很顽强，且守且退；有的打假仗，互相揭露一些不关紧要的问题，企图蒙混过去。 　　根据上述情况，为了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抓住已暴露出来的极右派分子，进行突击，控制敌人的阴谋活动，逼迫敌人投降。省委于七月六日、八日，分别具体地研究了对省政协、民建、民革及在济南市的大专学校中，对极右派分子斗争的问题。 　　（一）省政协已确定极右派分子为张今铎（无党派民主人士，省政协常委）、章培（无党派，旧军官，章乃器的亲兄）、孔繁霨（民革省委委员，政协委员）。决定首先集中力量突破张今铎，逼其交代他和章培、孔繁霨的阴谋活动。打的方法：（1）整顿左、中派的队伍，将已揭发出来的及我们所控制的材料，交给以左派为中心的积极分子，进行讨论研究。使他们有计划地运用材料，一件件地向张今铎追逼，迫其缴械。（2）省政协副秘书长解方（一般右派），了解一些张今铎的材料。他和张有一定的矛盾，计划对解采取打、拉兼施的办法，促使其揭发张，并准备在适当时机暗示解方，如果他揭发了张，就可以改变对他的看法。估计这样可能达到使解方揭发张今铎的目的。 　　（二）省民建已确定葛兰生（民建省组、宣处长）为极右派分子。苗海南（民建主委、副省长），在全国人代大会回济后，极力掩护葛兰生，究竟其用意何在，尚难断定。现已弄清的是，他们曾共谋赶出民建中的共产党员。因此，拟集中力量突破葛兰生，把他们的阴谋以及苗海南的面目彻底弄清楚。作战方法：省民建参加斗争的三十余人中，左派仅十人左右，声势不壮。计划吸收一部分了解民建内部情况的一般工作人员参加，同时并吸收济南市民建人员一起参加斗争。 　　（三）民革中的极右派分子是范予遂、张向冬、杜云卢。由于过去对极右派分子的斗争方法，是一个个排着打，分不清主次，因而目前仍处于胶着状态。范予遂虽作过一次检讨，但态度极不老实；只承认陈铭枢曾经拉过他，而不讲怎样拉他。因此，确定当前集中力量打范予遂，把他在北京的根挖出来，同时把张向冬，杜云卢也拖出来。 　　（四）济南师范学院反右派的斗争进展较快，工业学院进展较慢，农学院与医学院的斗争表现一般化。斗争起色不大，主要是由于部分领导同志有右倾情绪、温情主义，怕斗错了要平反，怕伤害了感情将来不好共事，怕教授不干了。由于领导上有这种情绪，因而对已经揭发出来的敌人的阴谋（如几个学校均发现敌人企图赶走我党员校长，师范学院并已准备好了右派自己的校长来接替，以及该校九三召开大名湖秘密会议等线索），没有加以分析，抓住不放，深入追究。为此，省委确定由夏征农书记，于最近召开各校党员负责干部会议，解决思想问题，并进一步分析研究作战计划。 　　（五）昨晚中央在电话会议中的指示，省委完全同意，准备于今天下午集体讨论。 　　 （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张子明汇报） ## 湖南 　　（一）过去一段时间内，以民盟为重点的反右派的斗争，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首先是将一批右派首要分子在群众中搞臭了，或者基本上搞臭了，但还未把他们的全部阴谋活动揭发出来。其次，是揭发了许多右派分子阴谋活动的事实材料，并发现了若干可疑的线索，主要是民盟右派分子和章、罗联盟的联系，以及和其他民主党派内右派分子的联系。再次，运动已由打击右派首要分子发展到腰斩阶段，揭发了民盟中层右派分子康中兴、丁国泉、邓泽的阴谋活动，进一步得到某些新的材料。但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要取得彻底的胜利，还须经过更深入、更艰苦、更复杂的斗争。因为到目前为止，民盟上层极右分子杜迈之和康德还未低头认罪，未将他们的阴谋活动全部交代出来。杜迈之在六日民盟省、市委会议上，在群众的压力下，交代了一些他和章、罗联盟关系的线索，但多为一般性的问题，未讲出重要的情况。康德耍死狗，在家装病，不参加会议。再其次，民盟中层的右派分子仍有所活动，有的人被揭发后还不交代。如民盟驻长沙西区（学校聚集地）代表丁皋在基层仍有活动，邓泽宁死也不交代，并写信到湘潭去收集材料，反咬左派分子李鳌，被揭发后即以自杀相威胁，吃了五包火柴后投江，救出送医院治疗时，还拒绝吃药。 　　（二）对民盟上层右派分子魏猛克已展开斗争。他是民盟省委代主委，省文联主任，过去的活动较隐蔽，原划为中右分子，未公开点名。在反击康德和杜迈之的斗争中，进一步发现了魏的活动材料，所以决定公开“烧”他。近几天来，文艺界连续召开座谈会，揭露了魏猛克曾积极参加康德等图谋创办同人报的活动，并在实际工作中，撇开了“新苗”编委会，企图篡夺对文联机关刊物“新苗”的领导权，准备以此作为他反社会主义的基地；同时，他还反对省委对文联的领导，并扬言要告我省委宣传部长唐麟同志的状。其妻周微林（党员、“新苗”编辑部的秘书），是他的低级追随者，也同时被揭发出来了。现在魏已作了空洞的交代，正发动群众，继续追击，要他们两人同时交代，特别要交代他们与杜迈之和康德的关系问题。 　　（三）在民盟机关干部中，对中层右派分子的反击也同时开始，重点是批判民盟长沙市委宣传部长丁国泉的活动。丁是杜迈之和康德反社会主义的积极执行者，一定要他交代出他们的关系来。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更广泛地发动群众，通过全线出击，上下反击，内外夹攻，造成壮大声势，使右派分子在群众的压力下，感到更加孤立和惊恐，使所有盟员感到不揭发右派就对自己不利，在这样的基础上增加压力，进行工作，个别谈话，交代政策，向他们说明只有坦白，别无出路，以促使右派内部发生分化，争取突破一点，使极右分子陷于孤立，将他们的阴谋活动全部搞出来。同时，目前还要加强保卫工作，防止右派分子破坏和自杀事件的发生。 　　 （湖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张瑞洁汇报）补遗六月二十八日 ## 上海 　　一、对龙云仍在人大主席团的反映。周煦良说他很奇怪，为什么总理报告中已点了龙的名，还让他参加主席团，而不让章伯钧参加主席团。薛笃弼猜测说，这表现右派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 　　二、沈志远在民盟机关干部会上作反右派的动员报告时，宣布了九条“纪律”：（1）严格遵守有领导有步骤的原则，不得有任何超越领导的言行；（2）不得有妨害反右派斗争的言行；（3）不得擅自向基层和其他方面收集情况；（4）必须如期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向领导汇报；（5）不得把盟内反右派的步骤和做法，告诉外人；（6）不得擅自用书面向外发稿；（7）不得擅自和报社联系；（8）不得擅自召开会议；（9）违者给以纪律处分。 　　复旦民盟支部开了一个斗争孙大雨、陈仁炳的大会，孙、陈都未出席，会上揭发不多，谈组织处分问题较多。要求撤消孙、陈的教授职务，暂停发给工资，取消他们的高级知识分子的优待等。 　　三、外国语学校英文教授张仲驷（中间分子，原和右派接近），揭发了罗隆基、彭文应、王造时之间的关系。（1）一九二五年罗隆基在美国留学时，曾经组织国家主义政府，自为总统，王造时为内阁总理，彭文应为外交部长。（2）一九三一年王造时、彭文应、陈仁炳和张仲驷都是光华大学的教授，储安平是王造时、彭文应的学生，和张是同学。一九四九年二月，王造时、彭文应曾要张仲驷在英文自由论坛报发表农工民主党宣言。彭文应在解放前搞中外贸易公司时和国民党交通部购料委员会勾通，做美国进口生意发了财，有二万美元存在中国银行，解放后人民银行发还他时，折合一万美元的人民币，彭很不满。一九五五年春，彭不同意中外贸易公司合营，政府又让他抽资一万元。一九五三年四、五月间罗隆基到上海时曾向彭要钱，彭给了他五百万元（旧人民币）。罗隆基在北京搞政治，彭文应在上海经商，他两人狼狈为奸。罗隆基在上海时和王造时关系亲如兄弟。（3）储安平和徐铸成是同学、同乡、亲戚。储和罗认识是王造时、彭文应介绍的。徐和罗认识是储安平介绍的。（4）沈志远和彭文应关系密切，一九五三年沈要房子，彭文应曾到处为他买房。（5）王造时和杨兆龙本不相识，去年杨对评级不满，王乘机和他勾结，王认为自是“政治理论家”，杨是“法律家”，政治和法律联系起来有力量。（6）王造时和彭文应也有矛盾，解放前王领导彭，解放后彭文应自居有功，爬在王的上面，王不满。但王想当部长，彭想当副市长，二人又联合起来了。（7）右派是有组织系统的。罗隆基在北京搞政治，通过储安平抓光明日报。彭在上海搞钱作资本，一九五四年被职工检举偷税漏税后，才不得已从政。王造时则以无党派人士的身分来拉拢无党派人士。 　　四、陈仁炳、杨兆龙还不低头。陈在复旦仍是见人谈笑风生，有人说好久不见你的面了，陈说，你们在报纸上不是天天和我见面吗？杨兆龙对人指着他家中挂的对联“野云低海水，老树饱经霜”说：我现在的处境和这对联一样，我是傻瓜，太幼稚，鸣放初期听李富春说了五个不字（不扣帽子等），又听了领导上的诚恳动员，那知道闯下大祸了。现在整风由党内到党外，好像出于原来的计划。又问：会不会把我当作反革命？胡风就是这样搞的。又说：他们整我是嫉忌我，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也讲不过我，现在要驳倒我，也得我自己去驳才行。 　　夏高阳写了一篇检讨叫“我俯首向人民认罪”，拟在报上发表，已交统战部。承认自己最近二十年的历史，是非常丑恶的历史，表示自己还想站起来，但不知如何站，非常苦闷。 　　五、罗家衡（旧法学家，罗家伦的弟弟）为右派辩护，向统战部一干部说，罗隆基的态度诚恳，不是反社会主义。民盟内有史良、章伯钧、罗隆基三派，罗只不过好为知识分子讲话。说王造时和总理谈话后已对党没有意见了。彭文应在解放前就和中共有联系，但不如史良会钻。章伯钧、陈仁炳也不是右派，没有政治背景。他们是被中共所说的“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害了。罗家衡对没有在报上点他的名，认为是对他宽大，表示感激。 　　 （上海市委整风办公室戴新民汇报）七月一日 ## 上海 　　（一）民建和工商联收到三封匿名信，主要的内容是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改国名为“中华民国”，并说毛主席是“老皇帝”，李维汉是“小皇帝”，章伯钧、罗隆基是“千古不朽的英雄人物”。 　　（二）报上点了沈志远的名以后，他很紧张，有怨言，说：既然让我领导反右派的斗争，又拆我的台。 　　（三）师大各民主党派的排队情况：民盟五十九人，其中：左十一人，占百分之十八·六；中左四人，占百分之六·七；中间二十八人，占百分之四十七·五；中右四人，占百分之六·七；右十二人，占百分之二十。九三三十二人，其中：左三人，占百分之九·三；中间二十五人，占百分之七十八；右四人，占百分之十五·七。民进三十一人，其中：左三人，占百分之九·六；中间二十七人，占百分之八十七·一；右一人，占百分之三·二二。农工十三人，其中：中间十二人；右一人。民革十八人，其中：左一人；中间十四人，右三人。 　　 （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戴新民汇报） ## 舒军在重庆传达民盟全国工作会议时讲话的内容 　　舒军（民盟中央候补委员、民盟重庆市委组织部长）于今年四月在重庆传达民盟全国工作会议时，系统地反映了右派的言论。现将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部分摘录如下： ## 一、关于当前民盟的中心工作 　　（1）要继续作宣传政策，解除顾虑的工作。 　　（2）对教条主义、权威思想者的出现，盟员要站起来仗义执言、要打抱不平，要了解具体事实，何时何地，姓甚名谁，掌握材料，代表知识分子的正当利益，带头破除迷信。 　　（3）盟员要大胆的鸣，要带头争，以过去站在政治运动前列的精神，决心作一个抛砖引玉的人。要有“仁人志士”的精神。章太炎、邹蓉。 　　（4）盟组织要做摘帽子的工作，看见有人被戴了一顶不合头寸的帽子，要帮助他摘下来。 　　（5）盟组织要作解围的工作，看见有人被包围了，出不来，要发救兵。我们主张坐下来谈，不主张以势压人，以力服人。 　　（6）盟组织要作政治保险的工作，只要这人不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在政治上就要保护他。 　　（7）盟组织和盟员要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座谈、报告，培养自由争论的空气。 　　（8）盟组织和盟员在可能的条件下，要开辟争鸣的阵地，出版刊物，组织讲座。 　　（9）帮助盟员解除在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的困难和障碍。 　　（10）盟组织要作一些文化服务的工作，中央准备成立一个文化服务处，帮助借书、买书、索取资料，交流情况，组织参现访问等。总之松土施肥，浇水灌溉的工作都可以作。 ## 二、关于发展和巩固组织的方针 　　（1）把过去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改为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并提出：从发展中求巩固，在巩固中去发展。 　　（2）要把二次全代会提出的适当的发展组织的“适当的”三个字取消，改为要积极的发展（已经中常会批准），过去提“适当”，是因为几年没发展，准备不够，现在已开始发展，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已有适当准备。 　　（3）中央提出了一个指标，五六、五七年的发展数字要相当于五五年底的百分之百，或百分之百以上。在我们重庆，不作硬性规定，但要求原有各支部接近或达到这样一个指标，当然也可以超过这个指标，不过，不要勉强。 　　（4）批准手续已放到市委，不必再上报。 　　（5）三个为主的方针，仍然坚持，但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以中上为主，不排斥中立；以文教为主，不排斥非文教界；以大中为主，不排斥中小。 　　（6）发展范围规定了七个方面的对象：教育工作者，科学研究工作者，文化艺术工作者，新闻出版工作者，厂矿企业技术人员，机关工作者，医药卫生工作者。当然不是上述七个方面都要发展，一是根据需要，一是曾有基础的。 　　（7）上述七个方面的青年人可以发展。 　　（8）今后新盟员不再宣誓。 ## 三、关于宣传文教工作 　　（1）今后要加强时事政策的讨论和学习，民盟的宣传部门将来可以向大家进行这方面的报告，但这不会是主要的方式。很多人都订有报纸、参考消息，把报章杂志上的东西拿来炒冷饭没有多大意思。对时事政策的讨论和学习，主要在于启发和引导大家能大胆的提问题，把问题提出来研究讨论。如有人说：苏联对匈牙利是侵略，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应该学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既有优越性，就不该有两个阵营，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是时事政策学习中很好的讨论题目。在讨论中不要扣帽子，不要对外宣扬，不要群起而攻之，要屏心静气，冷静研究，如果讨论有结果，恐怕比听一次报告的收获还大；如果没有结果，不要急于作结论，可以保留不同意见。像这类讨论的题目，参考消息上很多，可以选择。我们要主张谈国事，但不是过去那种谈法，要根据知识分子的特点来谈，要根据“百家争鸣”的精神来谈。重庆大学在这方面有些经验，可以向他们学习。 　　（2）中央要出版几个刊物，一是“工作简报”，发行范围很狭，主要是些政策性的参考资料。一是“盟讯”，发行到那一级尚在研究，将改变过去的作风，主要是谈盟务工作。一是“争鸣”，是公开发行的刊物，大家不要小看它，现在质量还差，但已有可能成为很好的一个刊物，它不登大块文章，着重不同意见的讨论。胡敦元写过一篇“战后美国经济危机”，曾引起了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注意，因为它有他自己的独立见解。汉字横排，多数人说好，说是科学，顾执中在“争鸣”上写文章就不同意。有人说锣鼓是噪音，但也有人说锣鼓是艺术，不是噪音。总之，“争鸣”上的文章有一个特点，即爱唱反调，爱打官司。能保持这样的特色，对反对目前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形式主义，培养自由争辩的空气是有好处的，对启发和活泼我们的思想也有帮助。 　　（3）学习参考资料将继续出版，做到编印及时，提高质量，增加种数，扩大发行。 　　（摘自重庆市委统战部印发的关于民盟全国工作会议的三十条决议） ## 高级党校学员在整风学习中提出的意见 　　高级党校普通班在整风学习中，有些支部的个别小组和同志对有关生活待遇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1、高级干部休养是必要的，但有些高级干部在颐和园休养不妥当，公园不是休养所，群众已经议论纷纷，也不要带警卫员、爱人、小孩、保姆等这么多人，这是很脱离群众的。 　　2、铁道部门职工每年有十二张免票（数字可能不对，反正是有）。坐车不花钱，这是不合理的。 　　天津铁路子弟学校的小孩“六一节”可以乘专车到北京玩一趟，还美其名曰“进行劳动教育，熟悉客运业务。我们想天津那么多小朋友谁不想到北京玩一趟呢？（参看北京日报今年六月一日第二版）。 　　3、军队干部待遇太高，不合理，团、师级以上干部高于地方干部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百，营级以上干部和地方相差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百，还有许多无形工资——特殊的福利待遇，如商店免税，便宜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坐车、看戏都半价，子女三个以上国家管，服装特殊照顾（礼服二年换一次，皮鞋一年一双，另发冬季皮鞋，衣服鞋子穿不完），还有休假制度。家属看病由公家报销，房租也低。但连、排级干部则比地方干部低，如副排级四十五元，正排级六十元，副连级七十五元，连级八十元，没有地区补贴。如和地方工资总平均比较起来，地方干部区助理员以上平均六十元，部队副排级以上平均七十八元，这个差别可以缩小。应注意军队和地方的关系，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军队特殊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4、现在一方面批判干部的等级观点，另方面又处处按等级办事，不看工作需要，从读文件到开会、坐车、住房、发家具……直至入八宝山烈士公墓，几乎从生到死处处离不开等级，很需要改变一下。有人听说中央设有“奇异的商店”，某级以上干部持证可买到优质商品及市场上买不到的商品，认为应取消。有人建议小汽车应改为因公才准乘坐，应规定制度并公布之；不少同志认为北京医院按等级治病不合理，七级以上干部甚至保姆和非直系亲属都可以去看病，十级以上干部只准本人去看，十一级以下干部虽病情需要也不能治，这种制度亟需改变。有的同志说：国家机关规定，星期六司局长干部可带家属小孩同去和平宾馆看电影，政协常委、人大常委还有汽水喝；有人认为北京民主人士多、首长多、住房也多，一般是每人一幢，占的面积太大，可否两个副部长合住一座四合院？ 　　5、出国人员一切衣物及其他必需品，都由国家负责制办，而接受的礼物亦应一律归公。 　　6、公费医疗制度有取消的必要，几年来给国家浪费较多，也影响了医疗方面的积极性。基本上可采取个人负责制——小病由个人负责，大病由公家补助或改为减免几成的办法，同时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多采取预防措施。 　　（摘自七月二日高级党校的报告） ## 谭惕吾说她有两点错误 　　六月三十日，谭惕吾去人民大学党委，由邹鲁枫同志接谈。谭在谈话中，除多方为自己辩解外，在林希翎的问题上，承认自己有两点错误：（1）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演，有许多党员干部未出席，我就错误地认为他们不同意主席的报告，并随便对林讲，致被林用来进行反动宣传；（2）不应对林说卢郁文品质不好。并说：“林与各方面有联系，不能只追林同我与黄绍竑的联系”。 　　（摘自七月一日北京市委“整风简讯”） 　　· 来源：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