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六）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

## 目录

　　各省、市委电话汇报（七月十日到七月十二日）………………………（1）

　　化学工业部一个右派分子写了一篇反动文章……………………………（41）

　　高级党校一学员在整风学习中提出的问题………………………………（45）

　　华南工学院右派分子直接向部队进攻……………………………………（47）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又出现反动大字报…………………………………（48）

## 各省、市委电话汇报

## 七月十日

## 天津

　　民主党派的情况：总的说来，群众已经初步发动起来，大部分人积极要求把右派分子的问题搞清，感到民主党派内出了右派分子是很不光荣的，过去认为是小题大作的人也转变了。问题是民主党派内的领导骨干较弱，如民盟副主委胡毅动摇不定，另一副主委李何林虽是老民主人士，是一新共产党员，但有些认识也比较糊涂，农工民主党七个筹委中，主任委员因病不在天津，其余的是一人出国，一人不参加会，一人有顾虑，一人很糊涂，只有一个是骨干，在支持。

　　民盟搞王大川，现在处于顶牛局面，王本人坚决不承认和章、罗有关系。在七月八日的会议上，追问了王大川的组织活动，对王有压力，使他不得不交代他在鸣放时曾到基层活动等一般情况，但却隐瞒了具体活动，企图蒙混过关。会上李何林有急躁情绪，让别人揭露。王大川的两件事：（1）王曾拉拢四十中学的民盟支部负责人。（2）王大川曾拟通过浦熙修介绍徐景星（市民盟组织处长、左派）到文汇报作记者。这样作是不够策略的。另外，会上还对胡毅的不积极，提出了批评，胡已有所转变。

　　农工仍在搞杨济时、吴孟辉、侯玉桓。市农工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揭发了吴、杨等积极发展组织的事，批评了市农工不该支持医学院农工支部的错误，也批评了市农工对反击右派上不力。杨、吴等则狡赖，但也不封口。会上产生了急躁情绪，有人提出停止杨等人的职务，结果在会上就作了停止杨济时、吴孟辉、雷爱德、郭世绂等人在农工党内职务的决议。

　　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最近市委工业部分析了国营工业系统的情况，认为绝大部分的单位反击右派的斗争已开展起来，并且已逐步深入了。问题是：（1）有的单位勇气还不足，斗争不紧张，对于这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及这一斗争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如邮电局。（2）有的单位缺乏周密的计划，策略性不高，抓枝节问题多，抓本质问题少，打不中要害。如交通局和铁路工程学校。（3）有些单位对运动要达到什么目的，搞到什么程度，还不明确。（4）生产与反击右派如何安排？市委工业部已确定：凡参加第一期整风的单位，要集中力量反击右派，领导同志分一下工，有人专门照顾生产。凡是第二期整风的，现在一般不搞反击右派，集中搞生产，但若发现了右派，也可适当搞一下。当前的工作是：（1）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检查一下劲头不足，方法不当的问题。（2）在党内反复讲一下反击右派斗争的必要性。（3）组织交流经验，推动落后单位。（4）加强争取中间分子的工作。

　　 （天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钧汇报）

## 安徽

　　一、全省五个民主党派（民盟、民革、民建、九三、农工）的成员共有二千九百十一人，其中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后参加的，有一千四百人，约占一半。这些党派中的右派分子假借帮助党整风为名，企图在学校、文化艺术及某些企业部门抢夺领导权，其中以民盟、农工表现的尤为突出。在我反击后，对右派分子一般采取的斗争方法是：由远到近，由外到内，由事到人，由一般到重点，由上层到中层，逐步开展。现将各民主党派在整风前后的活动情况简报如下：

　　民盟：在今年四月，曹震球（副主委）、吴伯民（常委、组织部长）、童车王（常委，宣传部长）、王心仪（妇委主委）、王晋斋（侯补委员、文委副主委）等由京回皖后，表现兴高采烈，到处吹嘘章伯钧“是了不起的人物，气魄大，政治风度好”，要大干一下，说摸到了盟中央的气候。童在省常委汇报时强调说：阶级斗争已结束，知识分子作用很大，要大放大鸣。并强调“自由、平等”、“对党监督”。在分头传达中又积极组织向我提意见，王晋斋还说章伯钧曾有三大保证：（1）政治上保证不受报复、打击；（2）经济上给予援助；（3）工作上给以支持。童、王二人又曾暗中找各机关、学校中的盟员召开座谈会，原打算要召开十六个座谈会，后为统战部发现制止。在省话剧团内拉共青团员收集材料，并通过其右派分子宋枫在内制造混乱，企图夺取领导权。吴伯民公开主张“对党提意见不必实事求是，下面基层搞错，我们也要撑腰”，“对他们（指我党）要打得准、狠、稳，不要有小辫子被他们抓去”。童号召“吐苦水，泄闷气，鸣不平”。王晋斋说：“我们要用主观能动性来改变气候，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革命”。对知识分子进行煽动：“现在知识分子是鸟语花香的季节，民盟要代表知识分子说话，要有况钟（十五贯）掼纱帽的精神”。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童、王二人大放厥词，说：“老年知识分子现在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积极分子不起积极作用，只起消极作用，不是起助手作用，是起打手作用，与国民党打手无异”。他们还利用主委陈荫南昏庸的弱点，说服陈向我进攻，要求成立监察机关，保证盟员不受打击。另一副主委李则纲污蔑卢郁文收到的匿名信可能是共产党员搞的。就在这些人带动下，民盟内部的其他右派也发表了不少谬论，左派陷于孤立，有些积极分子也不敢公开去统战部。在反击后，通过左派先批判了章、罗，现转入批判陈、曹、童、王等人。陈荫南只是认识模糊，准备划为中间，适当批判就行了。李则纲是中右，在其进行深刻检讨后，拟让其过关。曹震球是中间分子，但有些错误言论，拟适当批判后，也让其过关。重点打击的是童、王、吴。现民盟内部已成立以左派为主的整风领导小组，并已宣布停止童、王、吴三人的职务。

　　民革：主委余亚农是左派，在整风刚开始时，他就曾对其成员表示要端正态度，实事求是地帮助党整风。在右派向我猖狂进攻时，民革的右派曾包围过余，也为余拒绝，所以民革中的右派分子还未充分暴露。至今暴露出来的只有吕荫南（常委、组织处长，文史馆员）、储文朗（组织处副处长，叛徒，历史特务）、张节（委员，省农业厅长）、余亚奎（委员，政协副秘书长）。吕、储二人开始以组织处的名义召开基层干部会议，鼓动向党进攻，他们的方针是：“理要壮，事要争，气要平”。他们鼓动机关中过去的肃反对象和对党不满的分子，向我提意见。储还到基层点火，并放谣言说：“四川在整风中已逮捕不少共产党员”。吕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曾对三反、政府工作和积极分子进行攻击。吕、储二人还收集了材料要余亚农讲话，遭余拒绝后，就威胁余说：“你不能代表群众，不能代表民革的合法利益”。现民革已建立整风领导小组，召开以揭发吕、储的反动活动为主的座谈会，并在文史馆、农业厅也对他们进行反击。对余立奎准备在其深刻检讨后，就放其过关。

　　农工：在安徽仅有合肥市工作委员会，代行省级机构的职权。李湘若、吴建东自农工中央四月会议后，就积极发展组织，调整组织，原拟在全省发展成员五千人，建立六个市级组织，在铜官山、马鞍山二矿地也想建立组织，并计划逐步发展到县、乡。李还亲自在医学院布置发展任务。同时，他们执行章伯钧的指示：“以第三党老党员为骨干”。在人事上派李的心腹金伯描去蚌埠，章的心腹章叔湖去淮南，调师范学院张云青至合肥，排挤委员兼组织处长曹竹友。在整风运动后，邀请非农工人员参加座谈会，鼓动大鸣大放，说帮助党除三害。李在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大发谬论说：“以党代政”，“有职无权”，“共产党内有封建等级制度”等等。后来李、吴又为章伯钧辩护，说章是有功之人。经报上会上对他们进行批判揭发后，李、吴二人已承认自己是右派，也初步揭发了有关章的一些材料，但对自己的问题还是躲躲闪闪。农工内部现已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吸收了部分基层干部及其他党派中的左派加强力量，继续揭发李、吴与章的关系。

　　九三：原没有组织，全省仅三人，去年秋季开始发展，现已有七十余人。副主委赵伦彝对发展工作既不与统战部打招呼，又违背了“以进步为骨干”的方针，所以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混了进去。现在省筹委会内九个委员中，就有六个是右派分子；农学院六个右派分子中，九三的就占三个；矿业学院中七个右派分子，有五个是九三。委员沈文辅片面强调“组织独立”，“政治自由”，不让九三的专职干部向统战部反映情况。发展的范围从科学技术部门中的上层直到下层，医院的护士也发展了。整风运动开始后，赵、沈积极活动，要取消党委制，提出教授治校，进攻积极分子。赵还想篡夺农学院的领导权，想当副院长。反击开始后，九三内部开过两次会，对赵、沈只是轻描淡写地批评了一下，还通过了停止赵、沈职务的决议。现在九三内部已成立以左派为主的整风领导小组，进一步展开斗争。同时，鉴于左派力量少，而右派人物在这些单位又有实职，所以准备在各单位内分头来搞。

　　民建：在大鸣大放中，有张东野（副主委）、潘锷璋（主委、工商联主委）、黄梦飞（副主委）发表了反动谬论，其中尤以张东野为突出。潘与黄都同意章乃器的谬论，黄还吹嘘资产阶级的“进步性”。现张已搞臭，潘、黄正在继续被揭发中。

　　二、全省各民主党派的省级委员与候补委员分类排队情况：

　　省级委员与候补委员共九十五人，其中：左派二十三人（六个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二；中间派四十人，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一；右派三十二人，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七。

　　各民主党派省级委员与候补委员目前排队分类情况与一九五六年排队分类情况的比较：

　　（1）民革：三十二人。一九五六年，左派六人（共产党员一人），占百分之十八点七五；中派十四人，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七五；右派十二人，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现在，左派七人（共产党员一人），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八七；中派十五人，占百分之四六点八八；右派十人，占百分之三一点二五，其中以吕荫南、张节为最坏。

　　（2）民建：十五人。一九五六年，左派六人（共产党员一人），占百分之四十；中派六人，占百分之四十；右派三人，占百分之二十。现在，左派一人（共产党员一人），占百分之六点六七；中派七人，占百分之四六点六七；右派七人，占百分之四六点六六，其中以张东野为最坏。

　　（3）九三：九人。一九五六年，左派一人，占百分之十一点一；中派八人，占百分之八十八点八九。现在，中派四人，占百分之四十四点四四；右派五人，占百分之五十五点五六，其中以赵伦彝、沈文辅、刘钧为最坏。

　　（4）农工：五人。一九五六年，左派一人（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二十；中派四人，占百分之八十。现在，左派一人（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二十；中派二人，占百分之四十；右派二人，占百分之四十，其中以李湘若、吴建东为最坏。

　　 （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许健生汇报）

## 山西

　　总的情况是，民主党派、大专学校、工程技术人员、机关和部分中等学校等五个方面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已经全面展开。省级机关、大专学校和太原市的反右派斗争开展的较好，其他几个省属市也已开展了一些。民盟和民革的上、下层也都动起来了。省报已点名的右派分子有二十三个，其中包括上述五个方面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掌握的材料也比较多一些。正气已占优势，邪气已在下降，但运动还不够深入，只有个别的单位已经走向深入。

　　省委已对电话会议上小平同志的指示，作了讨论和研究，并根据指示的精神拟订了一个十天的战斗计划。预计在这十天中，把运动再向深入推进一步。在报上点名的右派分子拟由二十三人增加到四十人。

　　运动中的几个问题：（1）对已经点名的右派分子的批判还不够有力，掌握的材料也不够丰富。原因是准备工作不足。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比较简单急躁的办法，在会议上形成单纯质问和要求人家交代组织问题。如我们曾开了两次会，追查王文光同章、罗同盟的关系，但因没有掌握更多的材料，结果反被王倒咬了一口，说：“今天有三十多人参加会，你们说我有小集团，那你们揭发吧！”而我们揭发不出来，反而使他嚣张了，斗争的收获不大，并且对参加会的人的情绪也有影响。在工学院和师范学院也有类似情况。（2）中等学校的教职员中，按照中央的指示是暂时不搞的，但省委考虑到在鸣放前搞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时，他们中间即暴露出不少的问题，在大鸣大放时，又放出了一些问题，因此需要搞一下。同时，还考虑到对应届毕业生的升学就业问题的正确处理，也与此有关，因为有些右派分子是支持学生中的不正确观点的，搞一下还可把他们的气焰煞一煞，对解决中学生的升学就业问题也有好处。省委也考虑到下面的力量问题，因而不是普遍进行，已同各地委商量让他们量力而行，力量来不及的就算了。要搞时，时间也不应太长，用半月到二十天的时间，简单地先过一下，不要求有更大的收获。（3）省、市两级机关中，提出的问题不少，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因此边整边改就显得很不够，只是零碎的做了一些。计划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但感到力量不足，有点顾不过来，照顾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对这方面的注意就较差了。（4）工学院一个图书馆职员自杀未遂，已无生命危险。此人我们根本没有斗争他，是自己吓坏了。

　　 （山西省委秘书长史纪言汇报）

## 陕西

　　省委常委分别于昨天上午、下午传达了小平同志在电话会议上的指示（传达到各机关的支部书记），今天上午正在召集新闻界和领导民主党派工作的同志传达布置，今天下午向各大专学校的党委书记进行传达。

　　反击右派斗争的总的情况，变化还是不大，七个斗争重点人物还没有低头，曲伸、王捷三、亢心栽、刘不同等人还在进行顽抗。各单位中较小的右派分子在表面上顽抗的不多，而是采用了另外的形式：（1）积极起来反击其他右派分子，写文章，表现的俨然左派一样。（2）对自己的错误言论，表示接受批评，承认错误，并作了检讨，但内容空洞，极不深刻。（3）抓住我们改正迟缓的空子，继续从“善意批评”的角度向我们提意见。这些意见，也确实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整风开始就提出了，而我们未能及时注意改正，现在右派分子则继续抓住这些问题批评，表现的很“诚恳”、“善意”。他们这样做很能影响人，很容易掩盖起自己右派分子的实质。前些时候进展迟缓的单位，经过省委的检查，已经大有改进，落后的状况有了转变。但经过一阵热闹之后，没有斗争对象的单位又有些搞不下去了。开始批判社会上的一般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还很有劲，但因本单位无右派对象，发言均是一边倒，语言一致，争论不开，结果是讨论一阵之后，情绪又低下来了，象这样的单位应如何办？还是一个问题。

　　民主党派中的排队情况：民盟：领导成员中、左派占百分之三十一强，中间派占百分之四十一强，右派占百分之二十一强；一般成员中，左派占百分之二十，中间派占百分之六十三强，右派占百分之十六强。民革：领导成员中，左派占百分之二十一（其中有百分之八是共产党员，除党员外，实为百分之十三），中间派占百分之三十九，右派占百分之三十四；一般成员中，左派占百分之二十五，中间派占百分之五十，右派占百分之二十五。农工民主党：领导成员中，无左派，中间和右派各占百分之五十；一般成员中，左派占百分之十，中间派占百分之六十，右派占百分之三十。民主促进会：领导成员中，左派占百分之五十九，中间派占百分之二十三，右派占百分之十七。（上述数字只是大体数）

　　 （陕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白瑞生汇报）

## 浙江

　　一、省级各机关刚开始转入争鸣，从领导到群众都处在准备阶段：组织学习主席和总理的报告、“事情正在起变化”和人民日报其他有关的社论；对左、中、右派进行分类排队和整理群众意见；对党团员进行教育；做了一些中间分子的工作等。这方面工业和交通系统搞得较好。前一时期，省级各机关集中较大精力搞干部下放的工作（有八百到一千名干部下放），所以有一些单位未大鸣大放起来。因此，有的单位就认为问题不大了。省委曾在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五日两次开会研究，准备七月十日下午再召开会议研究。

　　二、到现在为止，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已被在报上点名的有二十名：民盟的宋云彬（副主委）、姜震中（主委，司法厅长）；农工的李世豪（主委）、蔡一鸣（副主委）；民革的吴惟平（委员）、马文车（常委）、杜伟（常委）、江天蔚（常委，杭州市副主委）、叶芳（常委）、何柱国（委员）、施有光（委员，农学院教授）；民建的徐祝超（杭州市委员，杭州工商界政治学校副校长）、范尧峰（中委、林业厅长）、沈九如（杭州市委员）、詹国宝（市常委）；民进的任铭善（副主委，师范学院副教务长）、施亚夫（农学院讲师）；九三的陆定之（农学院讲师）和共青团员陈柏林、无党派人士麻健（农学院讲师）。

　　从全省来看，民盟领导部分的左派还未形成。民革除批判吴惟平外，还揭发出马文车、杜伟、江天蔚、何柱国等人的小集团活动：企图先夺取民革的领导权而后向党进攻。马已承认此事，并揭发出以宋云彬、姜震中、蔡一鸣、马文车等人组成的另一集团。这一集团据马称是在一九五三年开始形成的，借学习为名，每两周聚会一次，主要是“统一对党的认识”。马说宋云彬最近从北京带回一些秘密文件及资料，都曾送马阅读。农工继续揭发李世豪勾结宋云彬向党进攻的事实，揭发李、蔡与省内其他右派分子的关系。蔡交代了一些问题，但内容空空洞洞。从已有的材料来看，李的野心较大，企图把省内各民主党派都抓起来，还拉拢一些各界的代表人物如叶熙春、陈过（都是卫生厅副厅长，前者是中医，后者是西医）。

　　到今天为止，民革搞得较好。省委研究后，认为民革成员多半是政客，都是依靠我们吃饭，都想在运动中表现一下，所以揭发的问题较多。而民盟多是知识分子，拉不开情面。省委认为民盟主要是搞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动活动，在方法上采取大会套小会。民革是搞清马文车等人的小集团。民建则攻其三个堡垒，即缫丝业民建支部、工商界政治学校和青年资本家俱乐部。农工主要是揭发与章、罗的关系。以上都以争取内部分化和发动群众揭发相结合的办法来进行。为了加强领导，省委作了分工，确定由陈伟达同志（常委）管民盟、九三、民进，吴宪同志管民革、民建、农工。

　　三、高等学校中，农学院进展较快，已开过几次辩论会，大部分较好，但也有准备不充分，火力不集中，发言无力等现象。另外，浙大和工、医、师范三学院，刚初步开展，主要地在做准备工作（排队，研究材料，解决党内的右倾思想）。大部分群众同意战斗，部分积极分子有顾虑，怕斗后领导不处理，而后再来一个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检查，感到吃不消。中间分子尚有不少人怀疑动摇，同情右派分子，强调斗争方法方式要注意。右派分子则沉默，或者以假检讨等准备逃避斗争。

　　省委的领导小组已开过三次会议，研究与部署工作。江华同志已亲自审查排队的名单。

　　 （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钟儒汇报）

## 江西

　　省委关于反右派斗争的布署：

　　本月六日，省委召开了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由整风领导小组莫循同志作了报告，首先分析了当前斗争的情况。在参加省内四个座谈会的六千多人中，已暴露出六十多个右派分子。在这些右派分子中，少数人的反动言行暴露的比较彻底，多数人则是暴露了一部分，隐蔽了一部分。右派中的反动集团和纲领也开始有所发现。从最近的斗争情况来看，右派分子处于溃退状态，少数有悔改之意，多数想蒙混过关。因此，在报告中强调了不能麻痹松劲，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这段时间内，左派分子的情绪高昂，中间分子大部向我们靠拢，但中右分子还在观望，而我们有的领导干部有草率收兵的思想。

　　全省反右派的斗争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右派向我进攻阶段；（2）我们反击阶段；（3）决战阶段。目前大都处在第二阶段。

　　关于反右派的斗争同整风的关系，省委指出，反右派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整风是思想斗争，两者性质不同。强调要在反右派的斗争中锻炼我们的战斗力，提高政治觉悟，并应根据鸣放中所提出的正确意见积极改进工作，使反右派的斗争同整风适当地结合起来。因此，既不能把反右派的斗争同整风混淆起来，也不应使两者截然分开。在确定右派分子时，必须严格掌握两条原则：一是反对党的领导，二是反社会主义制度。但其表现形式往往是多种多样的，因此要认真分析，要看问题的本质。主要是看本人在这次运动中的表现，过去的表现只作为参考。在划分中间偏右和右派时，更要严肃、慎重，打击目标要准、要狠。并根据不同的类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作法：

　　第一类：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鸣放的重点，斗争的重点，也是领导的重点。要求在现有基础上挖右派分子的根，在他们中间找出可能存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但在斗争中要注意如下三点：（1）上下结合，着重在基层了解其小集团的活动。（2）发动群众揭发右派骨干分子平时的各种反常表现和秘密活动。（3）争取右派内部起义，对右派小集团和单个的右派分子，对顽固分子和容易起义的分子，要分别对待。

　　第二类：一般工作人员和高等学校的青年学生（主要是青年学生），考虑到他们都很年轻，特别是暑假快到了，不可能搞得太细致。所以要求在短期间内，集中力量解决一些重大问题，要求孤立右派，争取团结大多数，使大多数人能够划清同右派的界限。如果某些问题搞得不透，可留待下学期再搞。

　　第三类：机关干部。目前在机关中暴露的问题较少，要继续暴露。要求：（1）把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和大放大鸣结合起来。（2）注意组织一些单位派代表到鸣放好的单位去参观。（3）总结介绍一些典型经验。（4）培养一批骨干分子，以带动群众。

　　对右派的批判，可以从批判本单位的右派反动言行出发，也可从批判全国右派反动言行出发，但要具体，要联系自己的看法和态度，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同右派划清界限和提高自己的目的。

　　关于划分党内右派的标准问题，原则上是根据上述两条标准，但还须注意三点：（1）同情右派，与右派有共同语言；（2）向右派分子泄露党的秘密；（3）领导群众反党。

　　在机关中划出的左、中、右派，除了点名的以外，一律不宣布，只在内部掌握。

　　在工厂和农村中，应继续贯彻稳定的方针。适当地进行反对右派的正面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使他们认清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

　　目前在反右派的斗争中，要注意抓住下列几个关键：（1）加强党的领导，克服麻痹思想，领导干部适当分工，作到整风、工作两不误，整风办公室的工作要进一步加强。（2）在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等学校学生的反右派斗争中，当前一项重要的任务是要用各种适当方法争取中间分子。因此，领导干部必须多和中间分子接触。（3）必须根据群众的意见，真正改进我们的工作，这对发动群众，争取中间分子，有着重大的作用。

　　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时间，大体规定在七月底结束，但可根据情况的发展，适当地伸缩。并且指出反击右派的斗争，在今后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邵明才汇报）

## 上海

　　一、主要右派分子的情况：

　　1、陆诒。一般地说，他的问题，已交代了，可称为起义将军。但在交代关键问题时，还表现有些顾虑。

　　2、陈仁炳。在复旦反陈仁炳、王造时、彭文应、杨兆龙的大会上，作了一些自我批判，也批判了王造时，说王和他是同一性质，是右派分子，是反社会主义的。后又作了一次书面交代，还揭发了一些人。承认自己是右派，已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企图破坏党群关系，夸大党的缺点，污蔑党。并承认自己是罗集团在上海的首要分子，从一九四九年起就参加了罗集团。他说罗集团的纲领有三条：（1）结集一班将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放在人民利益之上的人，在民盟内部进行抓地位、抓领导权的勾当，和靠拢党的进步分子对抗。（2）公开或隐蔽地反苏，反对学习苏联，反对教学改革和各方面的进步措施。在一九五三年总路线公布后，则反对总路线。（3）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而实际上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对待新鲜事物和新制度；对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采取修正主义的态度。

　　陈仁炳揭露了在上海的小集团中有彭文应、赵文璧、孙大雨、孙斯鸣、曹鸿翥、万鸿开、赵旺（反革命、已被捕）、韩鸣和周永德等十四人。还有其他一些次要分子，虽不属于这一小集团，但有特殊关系的，如陆诒；对党不满，积极支持这个集团的，如吴茵；和这一小集团关系不很密切，但有联系的，如徐铸成、许杰（徐是由罗隆基直接指挥的）；虽非这一小集团，但关系密切的，如王造时，夏高阳。

　　陈仁炳承认在上海八年中，除了夺取民盟的领导权外，还利用整风对党进攻，到处放火，目的在扩大势力，夺取整风的领导权。

　　此外，他还交出了一些支持他的信件，其中有画家白也的信，内容很恶劣。

　　3、孙大雨。现在闭门不出，工人、学生到他家去质问，他也闭门不理，后有人假称送钱给他，才让进去。他现在怕要他搬家，怕把他送医院（因他伪称有病），常和王造时来往，电梯工人问他报上登的关于他的问题时，他说他的问题中央知道，解放日报登了，人民日报就没有登。

　　4、王恒守。经过十次以上的斗争，已经低头认罪。市委认为已可适可而止。

　　5、许杰。经过四次斗争，在群众的压力下已低头，承认自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是坏分子，但未交代他和章伯钧的关系。下一步拟在作协斗他。

　　二、民盟的情况：已组成以左派为首的领导核心，原以沈志远为首的五人小组已撤换，将沈拉掉了。现在由陈望道、苏步青、张江树（党员）、廖师承、沈体兰、苏延宾、寿进文、谈家桢、傅于深、夏炎和蒋学模等十四人组成整风领导小组。市委希望陈望道早日回上海去主持。

　　三、市委认为在这次斗争中，利用民主党派内部的左派，团结中间分子，孤立打击右派分子，是最好的办法。过去是党直接出面，这次由他们内部搞，可以加强他们左派和中间分子的团结，巩固左派的领导优势。市委认为加强中间分子的工作有重大意义，自从向各系统的中间分子作了报告以后，已收到效果，中右分子已表明态度、立场，中左分子已积极参加了斗争。

　　四、外国语学院发生自杀二起，逃跑二起。七月八日一年级学生陈侩自，他父亲是反革命，判九年徒刑，陈对此不满，鸣放中说了不少怪话。在班上斗争他后，乘看护他的人去吃饭时，用剪刀自杀身死。此事发生后，有些人认为这不合和风细雨的原则，有些积极分子表现束手束脚。又有一工友，历史上有问题未交代，鸣放时企图组织工人委员会，经过三次大会斗争后，喝了滴滴涕，未死，可能是装自杀。二年级有两名学生因怕斗争而逃跑，其中一名下落不明，一名已找回。

　　 （上海市委办公室戴新民汇报）

## 河北

　　自从传达了彭真同志的报告以后，省属六市都对反右派斗争重新进行了部署。邯郸市原拟不进行反右派的斗争，在传达以后，也已进行了部署。目前各市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几类：（1）领导抓得较紧、指挥具体、准备充分的单位，已经开始了反右派的斗争，而且进展迅速。如：保定农业学校对俞天游的斗争，学校广泛发动了教职学员，运用各种方式，根据充分的事实向俞展开说理。这样，左派就越斗越强，中间派迅速向左靠拢，右派完全孤立。（2）另有一些单位，虽也开始斗争，但因准备不够，斗争无力。如：石家庄民革组织对宋天祥和胡影光的斗争，一连开了四次会议，中间分子始终采取观望态度，揭发出来的材料很少。如保定市工程局对高春方的斗争，一连两次都失败了。在一次斗高的会上，组织了七个人发言，其中竟有两人的发言实际上是支持了右派。（3）有些单位仍在进行摸底、排队，还未展开斗争。这些单位中，有的是由于领导干部存在着右倾思想，对反右派的斗争抓得不紧。（4）没有发现右派分子的单位，只进行了一般学习。这些单位中，有不少干部表现麻痹大意，对反右派的斗争漠不关心。

　　目前各市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问题：（1）有些领导干部表现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有的认为对右派分子不应进行斗争。有的则由于自己在三反和肃反中曾斗错了一些人，引起了人家的不满，因此，在反右派斗争中不积极，强调要稳，甚至把自己应作的反右派斗争的动员报告，也推给别人去作。有的对反右派斗争缩手缩脚前怕龙，后怕虎。如所谓对右派斗争有三怕：一怕斗不垮；二怕右派耍无赖，没办法；三怕对右派斗争过火，往后不好相处，有的看见右派分子哭哭啼啼就心软了，背地向右派分子说好话，安慰右派分子，以至向右派分子献计说：只要承认错误，就可不再斗争。（2）个别单位在反右派的斗争中，发生了粗暴行为，不能以理服人。如张家口下花园发电厂，在斗争张培瑚时，因张气势很凶，蛮不讲理，工人非常气愤，工会主席甚至动手推张，结果引起少数工人也动手了，一时会场混乱。（3）有的单位群众发动很差。如：唐山市工商界政治学校的二百四十九名学员中，到现在还有一百零五人对章乃器表示同情，并同意章提出的资本家和工人已无基本区别的说法，开滦林西洗煤厂技术检查科，共有十六个干部，除了一个党员科长以外，其余十五人都同意储、葛的意见。其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领导干部对发动群众重视不够。其次，是有的领导对群众所提出的问题解决得不够，甚至企图借反右派的斗争来完全否定群众所提的意见。如石家庄工农速成中学校长等负责同志和市公安局的十二个科长，就都有这种表现。（4）少数右派分子仍很嚣张。如：说李康年撤消定息二十年的意见是软骨头；说罗隆基对平反的意见和毛主席的意见没有区别；讥讽积极分子说：“肃反时你们积极，现在你们又积极”；说反右派斗争是故意整他，要求退出整风。（5）根据初步完成排队工作的三十六个单位的统计，在二千一百八十五人中，左派为四百五十人，占百分之二十点五；中间派为一千四百九十四人，占百分之六十八点三；右派为二百四十一人，占百分之十一。在已排定的右派分子中，各市提出要在报上点名的共三十一人（邯郸市没有）。在排队中发现的问题是：有的地方对划分的界限弄不清楚，乱扣帽子。如邯郸市曾将违法乱纪的党员和要求增加工资的媬姆划为右派分子（已纠正）。对初步排出结果的单位，急需进行检查。如唐山市民盟、民革、民建、九三等四个民主党派共四十三个委员，没有排出右派分子；但在工商界六十一人中，即排出了二十一个右派分子。

　　省委已于九日晚召开各市的电话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央电话会议上的报告。要求各市根据报告的精神，检查和改进反右派斗争的工作。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李玉琪汇报）七月十一日

## 天津

　　市委领导小组于九日开会，结合小平同志在电话会议上指示的精神，对本市反击右派斗争的发展状况和今后的作法作了研究。当前运动发展的情况是：反击右派的斗争比前一阶段有了发展，逐步走向高潮，走向深入。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均已开展了斗争，但有的好，有的差，有的还有问题。斗争开展好的单位，是由于领导亲自指挥，准备工作充分，群众发动的广泛深入，斗争方式灵活，因而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这样的单位大体有三分之一。多数单位的反右派斗争，是近几天才开展起来的。这些单位的群众虽然己经发动起来了，但还不充分；队伍虽然已经形成，但战斗力还不强；经过初步战斗，右派分子虽然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但因批判的不够有力，打的还不狠，右派分子也未完全孤立。少数单位的反右派斗争还有问题：有的是领导思想界限不清，斗争了中右分子；有的有急躁情绪，方式简单粗暴，企图用压力来解决问题；有的队伍不纯，让右派分子当组长，斗争开展不起来；有的则不负责任，任意胡为，使肃反对象和中右分子联合起来，斗争有不满情绪的党员；有的还有报复情绪。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单位还没有发现右派分子，他们主要是学习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报告，结合本市的右派分子的言论进行讨论。问题是领导上抓的不紧，学习不够深入，有些疲塌情绪，对于反右派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缺乏认识，关心不够。

　　市委认为目前机关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在领导思想上，对反击右派的重要意义和这一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抓的不紧，满足于一般号召，缺乏艰苦细致的工作，斗争不够有力，打的不狠，有温情主义。同时，对缺点也改正得不够。（2）许多单位群众发动的不广不深，缺乏细心耐心的争取中间分子的工作，群众还没有紧紧地靠拢我们，对右派的斗争表现软弱无力。（3）分化右派和争取右派分子起义的工作，作的不够好，还未普遍引起注意。

　　根据上述情况，市委确定：（1）召开各单位领导小组会议，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结合本市的情况和今后的作法，由市委同志作一报告。各单位再根据报告进行详细的讨论，把本单位前一段的工作加以回顾，作一检查，并提出下一步的计划。（2）把右派分子的名单重新加以审查、核对、订正，定出斗争每一个右派分子的作战计划。另外，对争取右派分子起义的问题，加以具体研究。（3）高等学校教职员中的反右派斗争，在放假后仍然继续进行，不要半途而废。由学校中的各民主党派建立联合小组，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领导这一斗争。（4）中等学校教职员中，虽未大鸣大放，但也不是根本未放，而是半鸣半放，不搞一下也不行，所以准备在暑假期内集中搞十天左右，把突出的右派分子斗争一下。另外，还可通过这一斗争再了解和掌握一些材料，以便于以后正式开展反右派的斗争。（5）没有暴露出右派分子的机关，应在学习的基础上对本单位的一些右倾言论和错误思想，进行一般的思想批判，以提高干部的思想。（6）加强对文艺、新闻界的反右派斗争的领导。（7）市委拟在本周内，召开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的座谈会。对于右派分子，也要在适当时机，进行个别谈话。

　　 （天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钧汇报）

## 河北

　　省直二十七个单位初步摸底和排队的结果，共排出右派分子五十二人。这些右派分子，一般在鸣放中暴露得比较明显。各单位对这些右派分子的确定，一般都比较准确。在这五十二个右派分子中，初步决定准备在河北日报上点名批评的有六人：李同伟、任天放、高振声、车懋树、笑波、王寿昌；准备在本机关点名批评的共十一人；其余计划只由领导掌握，拟不指名地批评他们的错误观点。在这五十二个右派分子中，有共产党员三人——于山（河北日报副刊部副主任）、高学志（公安厅科员）、苗钧韬（物资供应局秘书）；共青团员八人；民革九人；民盟五人；九三学社二人。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二十五人。具有大专学校以上文化程度的共二十三人。工程师（邬传球、高其德）、技术员九人；大学教授（刘旭初、贺维彦）、讲师、助教六人；干部业余学校、商职学校教员四人。

　　省直各单位在完成初步摸底和排队工作以后，近几天来已先后开始对右派进行了斗争。斗争的情况，一般还没有达到中央所估计的那样深入。只有少数单位，斗争刚大体展开，正在转向深入。如：农学院的四个右派分子，有两个已经过大组斗争，并已作过初步检讨。民革对李同伟的斗争，僵局已经打开，李所领导的卫生协会，也已开始向李进攻。另有一些单位，右派虽也明显暴露，但因各种原因，还未正式展开反右派的斗争。如：城市建设局设计院的邬传球，由于邬与上海调来的十多个工程技术人员联系很紧，而该院对这些人的使用又有缺点，在生活上对他们照顾不够，在肃反时也斗争过火，因而很难组织对邬的斗争。该院准备先解决这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在工作、生活和肃反问题上所提出的意见，然后再组织对邬的斗争。除以上两类单位外，其余许多单位至今还未发现右派分子。如省直党群系统和军区系统至今就未发现一个右派分子。这些单位应怎么办？是否可以重新发动鸣放？当前实际情况是表现观望，并发生了松懈的现象。

　　省委根据以上情况和七月八日中央电话会议的精神，于七月十日对省直反右派斗争作了如下的部署：（一）省级以民革为重点，以统战部为主，组成作战指挥小组，加紧斗争任天放，特别是应该组织旧军人充分揭露任背地的活动。（二）凡以排出右派分子的单位，应迅速制定作战计划，要真正做到一个一个的研究对策，力求尽快形成高潮。领导要亲临战场。第一炮一定要打响。（三）尚未发现右派分子的单位，如估计可能隐蔽着右派分子，可以重新发动鸣放；如估计可能没有右派分子，也可以发动群众与右派言论划清界限，或写文章来驳斥右派言论，以期提高群众的认识。（四）由于反右派斗争时间的延长，希望各单位特别要在整风中抓紧改进工作。

　　 （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李玉琪汇报）

## 湖北

　　一、大放大鸣和反右派斗争在农村中引起的反映

　　（1）曾经引起地主、富农分子得意忘形。武昌凤凰乡的地主看到报上登载的反动言论后说：“时机来了，我们要解放了。”当社干部向他索还股份基金时，他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向我要钱？！”另一个被镇压了的地主的家属对儿子说：“你好好读书，把斗争过你父亲的人名记下来，到了出头的日子好报仇。”清潭乡曾作过国民党连长的林金龙刚劳改回来，就讲“共产党要垮台了，国民党要来了”，并召集乡村中的坏分子开会，准备谋杀乡党支书和乡长。黄冈县三台河乡富农雷启元看到葛佩琦的发言后说：“这个人真了不起，他一定下过乡，把我们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有的地主疯狂到随便动手打社干部。有些乡到处传播着“毛主席同蒋介石讲和了，蒋介石回到了长沙，人民政府已经改成联合政府”，“美国兵打到三江口了（湖北境内），共产党要垮台了”等谣言。松滋县有人造谣说：“县里成立了退社办公室，可以随意退社了。”老中农李继元（本人是单干户，已两年未卖余粮）串联了十八户农民到乡支部书记门口喊：“打倒共产党，反对毛主席，推翻合作社”等反动口号。

　　（2）曾引起农民的愤慨。湖北师专的右派分子煽动学生闹事吋，当地农民写信抗议，说“你们再闹，我们就不给你们粮食和菜吃”，有个农民看到右派分子“向省委开炮”的漫画后，便回去动员了一百多个农民到学校去抗议，说：“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你们要打倒共产党，我们可要打你们扁担了。”并且强迫学生把标语漫画都撕了下来。接着又来了五、六十个农民来同闹事学生讲理，他们指着学校大楼说：“这里过去是一片荒地，现在盖了洋楼，有了自来水，这学校是用我们工人和农民增产节约的钱盖起来的，你们不好好读书，对不起我们；再闹事，我们就要打你们扁担了”。襄樊市长弓乡农民对市委宣传部长说：“北京有右派分子，武汉也有，襄樊也会有的，倘若他们胡闹，你就赶快通知我们，让我们来对付他们。”有的农民曾质问湖北日报前些日子尽登反动言论，替反革命宣传，应当检查检查报社有没有坏人？黄冈专区召开了反右派的座谈会后，许多农民都表示要争取多打粮食，多收棉花，用实际行动来反对右派分子。

　　（3）曾经在部分干部、积极分子和群众中造成了一些错觉。他们不摸底，不知道为什么报上天天在反对共产党，有的农民到党的负责人那里去挂号，准备同共产党一块去打游击。鄂城县杜山乡的一百五十六名共产党员中，有十名党员听到美国兵打到三江口的消息后，惶惶不安。武昌县大桥乡红旗社的积极分子听到一个学生造谣说“学校已经派代表去欢迎蒋介石”，回到家中就收拾东西，准备跑反，有的把存在银行中的钱赶快取回来买成实物，有的则偷偷地把界石埋到自己的地里去。

　　（4）引出了一些农村的右派分子。嘉鱼县干部（审干中被重点审查的对象）何凤山说，乡内农民有百分之九十五是被迫入社的，社主任反驳他时，他说社主任是“拍共产党的马屁”，他接到要他去县里开会的通知后，用了三天的时间专门收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准备大放大鸣，结果县里却不放，他便说：“北京、武汉有青天，我们县里没青天。”

　　（5）反右派斗争对农业生产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农民说：“大放大鸣时，‘有理菩萨’跑到人家（指右派）那里去了，如今有理菩萨还是在我们这边。”黄皮县有一百零三个落后社，大放大鸣中派干部去工作，谁也不愿去，但反击右派开始后都争着要去，说：“这样才有个搞头，出了口气，真过瘾。”中间农民说：“不能再乱跑了，要跟着共产党走。”贫农说：“这一来可好了。”

　　二、机关中的情况

　　省委将中央七月八日电话会议的精神作了传达。温情主义和简单粗暴的偏向在某些单位中都存在。

　　温情主义。手工业管理局斗争了右派后，局长派秘书科长去安慰右派，副局长也同右派分子谈话安慰。右派分子第二天就讲：“领导上向我伸出了友谊的手，我体会到了领导的温暖。”他们所以这样作是怕“过火”，局长本人有严重的缺点，怕惹火烧身。卫生学校党的负责人看到反击右派的漫画就扯下来，说：“这样搞不得了，非乱不可。”劳动局的负责干部强调对右派分子要和风细雨、与人为善，对右派表示姑息。

　　简单粗暴。政法干部对右派分子进行摸底的办法是：“边打边看，边摸边明确。”开始确定六个右派分子，随后就扩大到十七个。有的打击面过宽，茶叶公司本来没有右派分子，但听到领导上批评别的单位有右倾情绪，回去就把几个不是右派的人确定为右派分子。有的在大字报中指出右派分子面前只有两条路：活路和死路。

　　有个别右派分子仍然非常猖狂。武汉XX管理学校财务管理员吴殿山（共产党员），不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会议，说：“臊他妈，老子不去，看他怎么办！”经别人劝说他到会后，指着会议主持人说：“你也贴过大字报，为什么还斗争人家？”又说：“我什么都不怕。”支书问他还要党不要时，他说“我不要”，并跑到主席台前打毁暖水瓶和电扇，高呼：“国民党万岁，右派分子万岁，共产党我臊他奶奶”。

　　此外，在对右派的排队工作中问题不少。据初步检查，许多单位都排的不准确，省委正在进一步抓紧这个工作，这在目前非常重要，若不抓紧，就会出乱子。

　　 （湖北省委整风办公室主任梅白汇报）

## 湖南

　　关于高等院校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一、全省共有农学、医学、师范、土建、矿冶等五个学院和一个师范专科学校，截至七月六日止，这六个学校排队的结果是：共有右派分子三百零二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九十五人，占教授、副教授和讲师总数的百分之十四点三；助教十八人，占助教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一七；职员四十六人，占职员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五三；学生一百四十三人，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一七。在三百零二个右派分子中，有极右分子六十九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二十四人，助教九人，职员九人，学生二十七人。

　　但估计以上情况，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还可能发生变化。

　　二、从六月二十四日开始反击右派到现在，已斗争右派分子一百三十八人，其中助教以上的教师三十九人，职员十三人，学生八十六人。最突出最猖狂的极右分子，多数已经斗争，或者正在斗争中。

　　（1）从已被斗争的右派分子的情况看，他们的反动言行，一般地已被揭穿，作为个人来说，他们在群众中也已经搞臭了。例如，师范学院的右派分子李石静（教授），已先后被斗争十多天，他的反动言行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但是，对右派分子揭得还不够彻底，挖得也不够深。主要表现在对右派分子的反动政治论点，反驳得不够细致和深入，因而在提高群众的觉悟方面，还显得不够。如对农学院教授李宗道（该校九三学社的支社主委），我们将他在鸣放中点火、阻挠反右派的斗争和学术上的欺骗行为，已揭发很多，但对于他的反动论点和政治活动，则批判和揭发的不够。

　　（2）对有些右派分子，还没有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的程度上加以斗争。如矿冶学院教授蔡承云（农工党员）、冶金系主任赵天从等人，是该校反动社团“解冻社”的支持者，并在全校内散布了很多反动的言论，但对他们只在系里进行了斗争，还没有在全校范围内进行斗争；矿冶学院院长陈新民（民盟）和该院选矿系主任胡为柏（民盟）都是右派分子，但现在还没有点他们的名。

　　（3）在运动当中，我们已摸到了一些反动小集团和各民主党派相互间的活动联系，以及教师和学生间阴谋活动的关系，其中有的已被揭发出来，有的已被群众打垮。例如：农学院部分学生搞的“鸣放筹委会”，矿冶学院的“解冻社”和“融冰社”，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熊克立（民革）、副教导主任王果（民进）为首的“党派联席会”，以及以该校学生邓斌为首的“八个人秘密会议”等。但是，还有许多小集团和阴谋活动，我们只是摸到了一些线索，还没有挖出它们的核心和幕后人。

　　三、根据上述情况，必须继续彻底打垮右派分子，不仅要把它的反动言论彻底驳倒，还要把它的神经中枢打烂。因此，今后的斗争还是艰巨的复杂的，必须全党动员，各方面密切配合，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把运动推进一步。

　　（1）为了限止草率收兵的思想和简单粗暴的作法发生，在基层领导的思想上，还必须进一步明确认识反右派的目的和要求。首先，总的是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提高思想觉悟，与右派划清界限。其次，要充分暴露右派，将右派分子打垮搞臭，特别是要搞垮它的神经中枢，目标是民主党派，重点是民盟。同时，要通过这次斗争，树立各民主党派内部左派的领导权。再次，党团组织和党团员要在运动中受到锻炼。准备在学校放暑假时，将党团员留下，加以整训和鉴定。在运动当中，还要锻炼一批积极分子，准备发展一批党员。

　　（2）进一步具体地研究左、中、右派的情况和动态。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争取中间分子，分化、瓦解右派。对各种人要了解他们的真实的思想动态，分别情况，确定对策。

　　对左派：要分析那些人是自觉的行动，那些人是响应号召，那些人是随风而倒，那些人是表面上反右派而实际上思想不通。针对不同的特点，分别进行工作。

　　对中间派：各院校都已分别召开过左、中分子座谈会，省委拟于七月十五日召开各院校的左、中分子会议。除此之外，还须强调通过多和他们个别联系、个别谈话，以及在运动中交给他们一定的任务等办法，争取和团结他们。

　　对右派：现在已经掌握了一般材料，但是具体地专人专组地研究不够。当前必须加强这一工作，要找出右派分子的基本动向和活动方法，从而确定那些是极右分子，必须大斗；那些不是极右分子，小斗即可；那些主要是进行思想批判；那些明知是右派，但现在没有材料，只好以后再斗。

　　（3）由于反右派的斗争是复杂的艰巨的，因此，在斗争形式和战场配合上，就不能简单化，各种方法要灵活运用。广泛的发动群众，发现线索材料要和大小型的会议斗争相结合，民主党派的内部斗争要和外部的群众斗争相结合，一般的会议斗争要和个别的分化瓦解相结合。同时，要注意从教师和学生两方面相互揭发和提供材料。目前，对学生中的极右分子已进行了一段斗争，今后要注意在斗争中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以及从学生方面揭发教员的材料。

　　在运动向深入发展当中，必须坚持说理斗争，既要防止逼供信，又要反对假交代。

　　最后，必须进一步加强集体领导，防止和克服个别干部当中可能或已经发生的骄傲自满情绪。

　　 （湖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张瑞洁汇报）

## 上海

　　一、市委书记处研究了如何使反右派的斗争深入一步的问题，认为长期在报上和右派分子顶牛，不是好办法，因此，准备组织力量，从揭发右派分子的历史罪行或劣迹以至其理论观点进行系统地批判。斗争的方法是，将了解右派分子情况的人组织起来，上下夹攻，内外夹攻，分工包干。具体分工如下：

　　（1）对罗隆基集团的分子的斗争，由市委统战部负责，组织民主党派内部的左派力量，以民主党派的名义进行斗争。

　　（2）在政法方面（王造时，杨兆龙等），由魏明、雷经天等同志负责，许建国同志指挥，以法学会的名义进行斗争。

　　（3）对夏高阳、徐仲年等（农工民主党的右派分子）的斗争，由市委统战部，师大、上海工学院、第一医学院等党委负责，从学校到农工民主党轮流斗争。

　　（4）对许杰的斗争，由作协党组负责，师大党委协助。

　　（5）对张孟闻、王恒守、孙大雨的斗争，由复旦党委负责。

　　（6）在电影、新闻出版及其他单位，由各单位的党组负责。

　　二、现已在报上点名的右派分子有三十人，按上海的情况来看，太少了一些，主席也谈了这个问题。现在拟再点名三十人，这三十人拟分两批登报，每批十五人。在各单位批判的右派分子，全市共约七百人。

　　三、关于右派分子的标准问题，市委书记处的初步意见如下：主要根据主席讲的六条标准，如只违反其中一条，情节并不严重，又承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就不算右派分子。

　　市委对划分右派分子的具体标准，拟了如下七条：

　　（1）言论和行动一贯地有意地扩大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丑化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拉拢群众，挑拨党群关系。

　　（2）在这次运动中，串连群众搞非法活动；或者幕后阴谋策划，操纵某些组织，向党进攻；或者聚众包围行凶殴打党员或积极分子。

　　（3）写反动文章，有反动言论，发表反动谈话，带头张贴煽动性的大字报和标语。

　　（4）在运动中虽无反动言论，但直接支持和为反动言论辩护的人，应划为右派分子。但有的人因为认识模糊，在短期内同情或支持过反动言论，而在反右派的斗争展开后已转变，就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贯对党仇恨，或者家庭被镇压、斗争，平时表现不好，在这次运动中，虽没有明显的反动言论和行动，仍应划为右派分子。但有些肃反对象或在其他运动中被斗争的对象，在这次运动中却表现老实，确实没有向我反攻者，不算右派分子。

　　（6）过去的老右派，在运动中表面上也批判过右派分子，但却不联系自己的问题作深刻地批判，这种人仍算右派分子。但是，他如果在这次运动中，能够深刻的检讨自己，揭发别人，那就不算右派分子。

　　（7）过去表现较好，平时和我们合作，但在这次运动中积极向党进攻，泄露党的机密（包括党团员在内），也应算右派分子。如果情节轻微，没有泄露秘密，只是一时动摇，表现畏懦，可不算右派分子。

　　四、对右派的分类和打击程度问题。全市性的右派分子共六十人，可分为以下三类：

　　（1）全市性的右派首领或骨干分子约有二、三十人。对这些人，不但要在本单位揭发批判，而且要发动各方面的群众围剿，在报上大张旗鼓地，反复地进行揭发批判；不仅揭发批判他们在鸣放中的言行，而且要把他们历史上的罪行、劣迹，彻底揭露，彻底搞臭。

　　（2）全市有影响的右派代表人物，他们对党的进攻不如第一类猖狂，如沈志远、张孟闻、鲁莽等人。对这些人，是在本单位围剿，报纸上批判其言论，但不在全市范围内围剿，不去发动各方面的群众斗争，不在报上大张旗鼓地搞，不登头条消息，不反复地搞，搞几次就算了。

　　（3）一个单位或一个系统的右派首脑或骨干分子，但是他们的思想有代表性，或对全市有影响，如吴茵等人。对这类人，在本单位批判围剿，在报上发表批判他们的消息，但不登大标题，或者在登前二类人物时带一下。

　　五、市委提出的反右派斗争的八项注意：

　　（1）凡是要在本单位围剿或批判的右派分子，必须经本单位党委集体讨论或批准。凡在全市性报上批判的右派分子，必须经市委批准。

　　（2）凡是要批判围剿的右派分子，必须有确实可靠的材料作根据。没有的应迅速查明后，再展开斗争。

　　（3）不准逼供讯，打人，骂人，乱喊口号，用轰的办法，报纸电台不得登载和广播这些做法的消息。

　　（4）不要对右派分子限期交代，更不能限时限刻。

　　（5）不要热于揭发右派分子的私生活，特别是对青年教师和学生中的右派分子。

　　（6）弄清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不要热于追查右派分子的动机。

　　（7）不要热于追查右派的组织联系。追查时必须要经本单位党委讨论，报请市委批准。

　　（8）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应从他们的言行和历史罪行、劣迹着手，不要硬戴右派的帽子，应在事实弄清后，再戴以恰当的帽子。

　　六、昨天召开各大学党委书记会议，由陈丕显同志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并讨论了排队和右派分子的问题。

　　在二十个大专学校中，十七个学校已开展反右派的斗争，只有中医学院、化工学院和交通大学还未开展反右派斗争。预计各校在二十五日前，可初步告一段落，复旦在十六日前可告一段落。

　　现在排队中发生面过宽的现象。教授中前一时期右派分子约占百分之十一，现在为百分之十四多；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则为百分之二至八不等。

　　斗争方法上，已有不同程度的粗暴苗头。如外语学校已发生四起自杀、逃跑事件；复旦也是大会较多，喊口号，不许右派分子坐下，不许抽烟，等等。另有几个学校也有类似情况。

　　七、机关整风情况。运动发展不平衡，有的已搞透，有的正在放；工业管理部门前些时候搞工厂，未放，现正开始放。排队工作正在进行，有三个问题：

　　（1）标准不明确，特别是中右和右派的界限不明确。

　　（2）材料不多，有些右派的话讲了现在不承认，也无法证明。

　　（3）个别单位领导有右倾思想。

　　市委布置：

　　（1）抓教育，抓思想活动，统一党内认识，克服麻痹思想。

　　（2）作好中间分子的工作，特别是中右分子的工作。

　　（3）要有充分材料，不充分不斗，先斗思想，不戴帽子。

　　（4）一星期内完成初步排队。

　　（5）由统战部通知各民主党派，如各机关民主党派的组织要整风，我们可以协助。

　　 （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戴新民汇报）

## 四川

　　一、上周各机关反右派的斗争，到七日已达最高潮阶段。对于个别历史上有劣迹、现在反动言行又比较突出的右派骨干分子，有控制有准备的进行了大会斗争，给反右派斗争造成了声势，基本上达到了打垮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锻炼了队伍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目的，对下一步更细致的从论点上粉碎右派，打下了基础。在运动过程中，各部门对右派和右派骨干分子，都注意了反复排队。全省参加运动的有十万人，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三，右派骨干分子占参加运动人数的千分之六。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人数的万分之六（这是现在点名初步控制的数字，以后可能还要增加）。这些右派骨干分子，均是这次鸣放中暴露出来的反动小集团的骨干，是思想立场突出的反动分子。右派分子中多数有很深的阶级仇恨，据成都八个大专学校四十五个学生右派骨干分子的统计：其中直系亲属被镇压、判无期徒刑和畏罪自杀的有十六人；家庭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官僚的十九人（他们的家庭多是在各种运动中被斗争被管制的）；其余十人，有的本身有政治问题，肃反中被斗争过，有的一贯对现实不满，个别的是生活上很堕落。群众发动方面，中间分子已基本上向我靠拢。如铁路第二设计院，多数工程师都参加了这一运动，其中副总工程师王道源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一个人即出了三十张大字报。但还有一部分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据财经学院几个系的检查，约有百分之三十的群众对参加斗争不积极。在这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斗争中，由于省委第一书记直接掌握，并且强调了坚持说理原则和排队控制名单的办法，因而运动发展的正常。只有一个学校发生过群众给被批判的右派分子戴纸帽子，呼口号叫他跪下；另一个单位发生一个女青年打人的现象。但这些都及时进行了纠正。

　　二、自八日中央电话会议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又向机关学校重新进行了部署，并且强调了反对温情主义和防止简单粗暴的现象。具体布置如下：

　　（一）学校方面：（1）各学校根据具体的情况，把批判转入小会的形式，进行更为细致的批判。下一步要继续把已暴露明显的右派分子搞臭，或使其缴械，把各种小集团彻底打垮，把运动搞深搞透。在小型会议揭发批判中，如发现必须开大会者，在斗争将要结束时，经过批准可以召开一次大会。为了把运动搞得深透，学校放假延至七月底。（2）组织领导方面，根据四川大学的经验，学校领导小组下面，以党支部和系的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学校领导小组加强具体指导。（3）组织力量方面，各学校可组织对右派分子帮助小组（一方面帮助改正错误观点，另方面防止发生意外事情）、材料搜集整理小组、对反动观点的研究小组等，以吸收更多的人参加斗争，使他们得到教育和锻炼，也可使各方面的准备更加充分。（4）在斗争方法和策略方面，以说理斗争为原则，采取对右派骨干分子进行揭发和批判，对一般右派分子启发作自我检讨，并对其反动观点进行系统地批判。在策略上，要注意分别主要的和次要的、顽抗的和容易缴械的不同对象，对顽抗的右派骨干分子，要彻底揭发其反动言行及其历史上的所有劣迹，必要时可邀请校外了解其劣迹的人参加批判。四川师范学院，对那些直系亲属被镇压而对镇反不满的右派分子批判时，邀请身受其父兄陷害的人参加，揭发其家属的罪恶，收效很好。对稍有进步的右派分子，应及时予以鼓励，以促使右派分子分化。（5）学生放假后，将党员留下进行为时二周的整风，并发展一批党员。发展党员的重点主要是教授，学生中有把握发展为党员的积极分子也留下来，吸收他们入党。

　　（二）机关方面：机关中反右派斗争的时间可放长一点，如工作忙的时候，则可减少一些整风的时间。但机关中应下定决心进行改正缺点错误的工作，由省监委、组织部和检察厅组织检查组，对机关改正缺点错误的工作进行检查，每周在报纸上报导一次。

　　（三）党内突出的右派分子，除和党外的右派分子一样予以揭发批判外，对个别最突出而又很恶劣的右派分子，拟于适当时机在报上公开批判。确定首先揭露批判的是重庆市作家协会的文田丰和工业厅的范硕密。

　　三、民盟四川省委候补委员雅安市主任委员罗西玲，在民盟会议上经过三天的揭露批判后，于七月十日下午二时跳河自杀身死。罗现年五十二岁，一九二四年参加国民党，一九二五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二七年参加共产党，一九三〇年叛变。历史上和特务徐元举、李世安关系密切。前在西康中学教书时，曾强迫学生参加三青团。今春以来，他在民盟中所说所行同赵一民所交代的是一致的；他是雅安农学院学生闹事的积极推动者和支持者。据雅安地委说，在鸣放初期，张志和给他写过信，内容不详。九日民盟会议上，揭发了他历史上的劣迹，并追问和赵一民的关系及张志和来信的内容，十日，在民盟通知他开会时即跳河自杀。

　　 （四川省委秘书处长贾光厚汇报）七月十二日

## 黑龙江

　　据齐齐哈尔日报编委会反映，浦熙修在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联合视察哈尔滨市的机会,到齐齐哈尔日报社去过一次,召集报社的组长、编辑、记者共十一人举行座谈约三小时。座谈中该报社的人员提出了有关文汇报的组织机构、工作方法、业务学习等问题。她就谈了起来，谈的很多很广，这个座谈会主要是听她讲话。她的谈话，除一般情况外，还有如下三点：

　　（一）吹嘘自己。数次提到她很早就认识周总理，说：“在南京时，她常访问中共代表团，和周总理很熟。”并说：周总理曾劝她树立新闻事业心。接着,大谈其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做记者工作的困难，以及她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采访新闻的迅速。

　　（二）吹嘘文汇报，传播资产阶级观点。她说：“文汇报所以办得好，是因为把旧人（即旧新闻工作者）都调回来了。”她主张新闻工作在干部问题上要有“自由市场”。强调实行“馆外编委”制度，就是要请“社会名流”当编委，定期开会，这就是“依靠群众”。她吹嘘文汇报的工作人员比中央各大报纸都少，但办得却好，言外之意，就是说文汇报都是“精兵”。并说人民日报邓拓曾因为看到文汇报版面好，要求调几个“熟练编辑”到人民日报，她没有同意。当齐齐哈尔日报社的同志们提出，报纸的群众工作如何做的问题时，她张口结舌地难以答对。原来她根本不懂得报纸与工农群众联系这一条无产阶级报纸的工作原则。

　　（三）别有用心地鼓吹报纸要暴露人民内部的矛盾。谈到报纸的经济宣传工作时，大家都感到我们报纸的经济报导常常是干巴巴地不吸引人。这时她乘机说：“今天我听到别的代表讲，他们去造纸厂视察，厂党委书记和厂长在介绍情况时都说没有问题，一切太平，可是当代表们上车回来时，就有许多工人把他们包围起来，提出了很多意见，并流露了很多不满情绪。这不是很好的新闻吗？经济报导要抓这一些好新闻就吸引人了，并要加紧宣传，还应连续报导。最后浦熙修又在座谈会上断章取义的念了一段毛主席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大家都没有听过传达，是否被她曲解了也不知道。

　　 （黑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周瑞琪汇报）

## 天津

　　一、高等学校的情况。除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学院和医学院外，最近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反右派斗争也展开了。天津师范学院对聂国平的斗争已告一段落，对其反动言行已揭露无遗，现已转到对杨思慎的斗争。中文系的潘世雄揭露出杨思慎的如下材料：（1）我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以后，杨在民盟支部会上布置工作时，强调民盟在历次运动中的作用，并说主要是民盟监督党，并提出民盟要大发展，发展时不必要征求党的意见。杨并向潘说：我们要把矛头指向党（2）在鸣放期间，杨把民盟的小组合并成两个小组，一个由聂国平领导点火，一个由他直接领导。杨曾布置潘在老教师中进行工作，来攻击中文系的党员系主任；由杜凯负责做青年教师中的工作，来攻击中文系的党员系秘书。潘、杜在杨的指挥下，提出了成立系务委员会，来管理系的工作；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教授治校。（3）反击右派开始时，杨又向潘说：“我讲的话比你讲的历害的多，不要害怕”，以鼓励潘的斗志。最近，杨还向另一右派分子杨从仁说：“现在有些积极分子想拍着我的肩膀向上爬”。此外，我们还掌握着杨的一些材料：（1）杨和王大川及外贸局的右派分子张兰生（历史特务）的关系很密切。斗争聂国平后，王大川曾向杨了解斗争的情况。鸣放时，张兰生的发言稿杨思慎曾经看过。（2）杨在解放后曾包庇、掩护过从台湾来的反革命分子，将其放走了。杨的家庭成分是大地主，父亲被斗。（3）杨在原津沽大学时，就曾主张共产党只主管思想工作，而由民盟主管教学。解放后，杨曾向徐忠杰（右派，教授）说，他是秘密共产党员。徐将此话向我反映后，杨、徐的关系即不睦，但最近在反右派斗争中，他们却和好了。河北师范学院对王麦杆的斗争，还无大进展，王从七日起即不参加会议，并说：“我要讲的已讲过了，别人说的我也听了，右派的帽子也给我戴上了，现在就听候组织处理吧。”另一右派分子也表示：“你们这样斗下去，假若将来发现被斗的不是右派，那你们将如何办？”根据这一情况，拟将对王的斗争暂放一放，再作些准备工作。现在先转向对符镇寰的斗争。符曾发表过十大谬论，如说“党的上面是把头，下面是奴才”等诬蔑党的话。此外，河北师范学院还发现有些急躁情绪，要求对右派分子进行组织处理。医学院的雷爱德，除前已交代的一些问题外，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南开大学在十日批判了李保震，主要是四个问题：（1）批判其同王大川的关系；（2）打击党员副教务长的问题；（3）请光明日报记者去参加他们反对党员副教务长的会议；（4）利用民盟打击党。李已承认打击党员副教务长是他搞的，但说是受了王大川的利用。天津大学正在斗争关西普（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退团分子）。关有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观点，如攻击党是政权中的政权，领导上的领导，这样下去将使无产阶级变质。同时，对另一右派分子项子刚，也开始了批判；项污蔑肃反是血淋淋的双手。

　　二、工程技术人员中的情况。在工程技术人员方面，多数单位已进入斗争的高潮。铁路局工程学校的教员曾交代了一些问题，昨天又推翻了。建设局还在搞王华棠的问题。第三设计院经过一段休整之后，本周内又开始了斗争，先在各小组进行，但右派分子郭仲兴还未低头。在国营系统中，仍有领导劲头不足，斗争无力的情况。

　　 （天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钧汇报）

## 广东

　　各民主党派反击右派的情况。

　　（一）民盟方面：最近几天以来，由于北京揭发了右派分子李伯球的活动，影响到民盟省委内部互相进行攻击。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梁若尘、黄大锵等都很活跃，他们认为郭灿然（民盟省主委，原划为左派）与李伯球的关系很密切，因而积极要求检查民盟省委的领导思想，并且要求郭灿然交代他和李伯球的关系。自反右派斗争以来，郭灿然揭发的右派分子情况不多，而且在北京揭发李伯球是右派分子以前，民盟省委内部没有一个人揭发过李到广东时的活动情况，北京揭发李伯球以后，郭灿然于最近才谈了一些有关李的情况。另外，几乎所有已经暴露出来的民盟中的右派分子，在检讨当中都埋怨民盟省委的领导，他们质问民盟省委在鸣放当中究竟有些什么阴谋活动？师范专科学校的一个右派分子说：“过去你们要我们大鸣大放，并且给以政治上的保证，这是为什么？”究竟梁若尘等为什么攻击郭灿然，他们为什么攻击民盟省委的领导，民盟省委过去是否有过阴谋活动，郭灿然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都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来，以郭灿然为首的民盟省委领导者可能和章罗联盟有关系，他们有组织活动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但是，我们现在暂时不拟表示态度,叫他们互相攻击一个时候，看能否暴露出什么问题来。

　　（二）农工民主党方面：在北京揭发右派分子黄琪翔、李伯球以后，农工党内部也开始揭发了李伯球到广东去的一些活动。但是从反右派斗争开始到现在，该党省主委丘哲一直还没有表示过任何态度。据了解，丘哲和黄琪翔、李伯球的关系很密切，黄来广州时，先找丘，丘到北京时，也住在黄的家里。因此，黄与李的活动，丘不会完全不知道，也不会完全没有参与。同时，该党省委在北京揭发黄、李以前，对黄、李也是毫无揭发和批判，在北京揭发黄、李以后，他们又马上召开了会议，揭发了一些一般材料。这些情况都是值得注意的。

　　（三）罗翼群于七月六日回省后，我们把他冷了几天，从七月十一日开始，省政协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继续揭发、批判罗的反动言行。值得注意的是罗翼群与黄绍竑的关系问题，罗和黄是一九四九年在香港联名起义的。解放以后，黄、罗之间的来往亦十分密切，黄来广州时，他们十分亲热，一起吃饭、照像，罗到北京时，也要找黄。他们在散布反动言论上，亦相互呼应。黄在北京为反革命分子喊冤，罗即在广东搜集材料也为反革命分子叫屈。如白崇禧的儿媳陈宗珊和中统特务有密切关系，去年被我逮捕，后陈患癌症，保释医治，在回家的途中病死。黄绍竑知道此事后，就叫罗翼群到处大喊大叫，为“历史清白的人叫冤”。今年年初全国政协开会时，罗曾将香港寄来的一封信给黄看（信的内容不详）。从上述种种迹象看来，罗翼群与黄绍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有联系，需要进一步追查清楚。

　　 （广东省委整风办公室郭晓东汇报）

## 山东

　　七月九、十两日，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由夏征农等同志分别向省级各单位，济南、青岛、淄博市委和济南各高等院校党委，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在七月八日电话会议上的指示。十一日下午，省委领导小组又召开了会议，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的精神，初步研究了今后如何更好地开展反右派斗争的问题。

　　省委整风领导小组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符合我省的情况。按照中央对运动开始走向深入的估计，对照我省当前运动开展的情况，我省的运动还只能说是群众已经行动起来，已经认识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貌，运动已经趋向高潮，有些右派分子已经孤立，有些右派分子尚未完全孤立，但还不能说运动已经深入了。根据这种情况，领导小组确定，目前我省总的做法应该是集中力量，进一步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使右派分子的真正面目在人民群众中暴露无遗，以便更好地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分子，改变某些人怕搞错了因而犹豫观望的态度。具体要求是：在机关中要造成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高涨气氛，把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尽量地加以揭露，然后对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逐个加以审查排队，根据每个具体对象，具体情况，订出明确的作战计划与要求，组织和整顿好队伍，开展深入的斗争。高等学校方面，拟在七月二十日到二十五日以前进行这一斗争，力求把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揭发出来，再放暑假，等开学以后，再继续斗争。现在斗争已经开展的有省政协、民革、民建、民盟等几个单位。但是，鉴于这几个单位几乎是天天开会，进展不快，因此确定今后采取停一停，斗一斗的办法来进行。抓紧斗争间隙对每个对象进行具体的分析，查对一些必要的材料，提出对每个右派分子斗争的目的与要求，制订具体的作战计划。对左、中派的队伍，要加以整顿。要求今后每开一次会都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充分揭露事实和说理，给右派分子以狠狠地打击。

　　 （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黎昭汇报）

## 陕西

　　各大专学校反击右派的斗争，已经走向深入，搞的很热闹。群众已发动起来，中中分子甚至中右分子也已敢于起来同右派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对右派批判的说理性增多了，简单急躁的做法正在逐步纠正。如西北大学最近批判刘不同时，会议开的很好，完全是说理批评，在这样情况下，刘已开始低头，表示要作检讨，并已初步承认自己有反动思想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立场，是想趁机发泄私愤而到处点火。西北大学学生中对霍力攻、黄国湘、朱伯成等三个右派分子的批判也很成功。西北工学院由于党委领导思想上有右倾情绪，运动进展迟缓。经过省委文教部长亲自帮助，作了检查，经过一段准备之后，七月份以来，运动进展迟缓的情况也已转变过来，进入高潮。中间分子已撕破情面，揭发右派分子，甚至过去同右派分子私交很好的人也起来揭发了，因而右派分子已处于孤立的境地。

　　几个问题：（1）简单急躁的方式还要注意防止。前一时期不少单位发生所谓短兵相接式的单纯追问组织关系和追查历史的作法，要注意改正。（2）由于群众已发动起来，运动走向深入，搞的很紧张，整天忙于开会，左派的人会议更多，因而对学习主席和总理的报告及报纸上的其他材料，来武装自己，注意不够。我们同志看东西还不如右派分子，这也影响了以理服人的说理斗争的开展。（3）关于大学的放假问题。省委考虑到反右派斗争是长期的斗争，因此还是按过去确定的时间（七月十五日到二十日左右）放假。在放假前，将一些主要的反动言论基本上予以澄清；对一些最突出的右派分子如刘不同、王捷三、王尊一等的斗争，应基本上告一段落。至于其他可在下学期开学后继续进行。

　　 （陕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白瑞生汇报）

## 湖北

　　武汉市反右派的斗争比省里搞的较晚，六月三号才开始大放大鸣，反右派的斗争也就稍晚了一点。

　　一、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1）有点僵持状态。现在看来，要把一个右派分子搞臭很容易，但是要把他的阴谋活动全部搞清楚，把思想问题彻底加以解决，就比较困难了。

　　（2）主要的头子都搞臭了，现在要成立整风领导小组，物色个人物都很困难；民盟最近勉强的成立了个整风领导小组。省委已告市委要有意识的保留几个右派分子。

　　（3）市民革的一些负责人都同北京的右派头领有密切关系。如肖作霖、宴春普和陈铭枢的关系甚密，宴春普承认陈铭枢不久以前有信给他，但已烧毁，内容不宣；宴和程潜也有关系，程很相信他。

　　（4）目前要在民主党派中找右派很容易，但找左派则很困难，因为他们之中不是右派分子就是中间分子，而我们对中间分子的工作又做的很不够。因此，要在民主党派的委员会内部开展斗争甚为困难。目前的斗争，主要是依靠这些民主党派的机关下层力量来进行。

　　（5）民盟在中、小学校的力量很大。在中、小学教师中，各民主党派（民盟最多）的成员加起来，比这些教师中的共产党员还多。市委的意见，暑假期间，通过各民主党派的组织把教师留下来进行整风。

　　二、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反右派的斗争搞的比较深入，但党内、外暴露的思想问题也比较复杂。这样看来，要在文艺界把右派分子的堡垒彻底打垮和摧毁，特别是把党内某些同志从右派思想和右派分子的影响中解放出来，还需要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

　　三、机关的情况：主要是党内的问题暴露得比较突出。长江日报社党内也有一部分人要办“同仁报”，走文汇报的路线。该社的钱烽（科级干部）就是个十足的修正主义者，他说：“我把铁托同志的文章看了十遍，越看越有味道”。

　　政法部门的情况：法院院长梁站强（老干部），相当右倾，市委政法部长批评他右倾时，他当即就吵起来：“我不贪污，不腐化，不乱搞女人，怕什么。”法院党员罗辉反对案件由党委审批的制度，说这是“违反宪法”。有的党员针对老干部的“弱点”，提出培养和挑选干部的四大标准：“德、才、智、体。”他们对这四个标准的解释是：

　　德：是共产主义道德，但不是阶级斗争的道德，不是立场问题。说老干部包括中央的负责同志在内，都是陈世美，并画了一张漫画，画的陈世美很老，却抱着个年纪很轻的女人，而旁边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女人在哭泣。在说明上写着“走遍天下也找不到包公。”。

　　才：不是阶级斗争的才，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科学的才能。

　　智：文化、技术、科学知识。

　　体：身体好。

　　他们认为自己所主张的正是老干部所缺乏的。

　　四、在当前反右派的斗争中所存在的问题：

　　（1）最主要的问题是对中间分子的工作作得很不够，中间分子迫切要求明确政策界限，明确斗争性质和斗争方法，要求对右派展开彻底的斗争，但害怕又搞成“三反”、“肃反”的样子，害怕错斗和错伤了人。

　　（2）对积极分子的工作，主要是如何避免简单粗暴的斗争方法，也就是如何教会他们运用说理斗争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第一，不善于说理，材料掌握的少，自己懂的东西少，对右派分子放出的反动言论所依据的材料的来龙去脉不很清楚，报纸看的也不多，所以发言干巴无力，明知对方的言论不对，也讲不出反对的理由来。第二，习惯于“三反”、“肃反”的斗争方法，沿用扣帽子用压力去压服等方法，不去找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有说服力的论点。

　　（3）工作多，任务繁重，情况紧张（如群众闹事等），领导精力不够集中，有些领导干部未亲自动手，有些情况抓不起来，如排队的情况就未很好的抓起来。

　　（4）有些真正危险的隐蔽的敌人，在大放大鸣中并未鸣放，并未暴露。如设计院有个政治问题的人，同香港、台湾经常有联系，曾几次要求要去香港、台湾，并找过英国代办，但他在鸣放中一言未发。这说明危险的暗藏的敌人并不那样容易暴露。

　　 （湖北省委整风办公室梅白汇报）

## 辽宁

　　一、对目前全省反右派斗争形势的估计，总的看来，斗争正走向深入阶段，但发展的不平衡，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情况：（1）斗争开展比较好的地区，如沈阳、安东、营口等市。主要的特点：群众发动起来了，右派已遭到痛击，有的被打得体无完肤，完全孤立。主要原因是，领导抓的紧，能及时规划出作战的布署，具体帮助基层指挥作战，争取中间分子的工作做的较好。（2）斗争刚接近深入的地区，如旅大、抚顺二市。主要的特点：右派暴露了一些，但大鱼还未捉到，后台未挖出来；已经暴露的右派分子没有完全搞臭，中间分子也没有完全靠拢过来。右派多是市一级会议上暴露的（如宣传会议，市政协会），而基层搞的不迅速，劲头不足，有些上动下不动的现象。原因是：基层领导干部存在的右倾思想、温情主义，没有得到严格的批判，市委对具体作战单位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不够。（3）斗争开展比较迟缓的地区，如鞍山、本溪、辽阳等市。主要特点是，右派未充分暴露，敌情不明，斗争才开始，中间分子还在观望。原因是，除鸣放较晚以外，从上到下的右倾思想还未很好克服；市委和基层单位的不少主要领导干部，没有亲自上战场指挥作战；有的市委还没有全面的作战部署，指挥作战的机构（如整风办公室）还未很好地建立，因而指导无力。从地区看如此，从一个市的情况看也是如此，如沈阳市的反右派的斗争，有些学校搞的较好，有的单位搞的较差。

　　二、根据沈阳、安东、营口等地反右派的斗争情况，综合有以下几点经验：

　　（一）要取得斗争的胜利，首先领导上要有决心，主要是：（1）能摆脱日常事务，不让其他工作拖着领导精力；（2）肯拿出力量，并作好组织分工，第一书记亲自上战场，整风办公室有专人掌握情况；（3）斗争中不为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能坚决斗争到底；（4）每次战斗前，必须具体进行战斗布署，本单位负责人要掌握情况，直接指挥。

　　（二）做好左、中、右派的排队工作，经常注意掌握左、中、右派的动态，这是取得斗争胜利的关键，只要中、右派划分清楚，斗争即不会发生大的偏差。对左派要及时交代领导意图，战略布置，有关的政策，有的还要供给“子弹”。对中间分子反复说明斗争性质,交代政策，使他们划清界线，解除顾虑。对右派活动的花招，要及时在群众面前揭发，教育群众。

　　（三）每战必备，不打无把握的仗，战斗前对敌情要作充分的估计，具体研究这次战斗的目的和要求，组织好力量训练队伍，并要确定战斗指挥人，有党员的由党员负责，无党员的由积极分子掌握，领导上派参谋帮助。工作准备不好，会议可以不开，总之，不打无把握的仗。

　　（四）对较大的顽固的敌人，要采取联合作战方式，在客观上要造成四面围攻，八面夹击之势，如安东市斗争一个右派分子（资本家）时，以民建为阵地，配合工厂、工商联、报社、广播电台等各方面的力量，一齐围攻，结果一战取胜，使狡猾的右派分子很快低头。

　　（五）要很好的掌握斗争策略，注意对右派分子的分化工作。要分清重点攻击对象和非重点攻击对象，对右派骨干要猛打穷追，对一般右派分子可采取：（1）有的可通过打骨干分子时，捎带打一下，点点名、扫扫脸；（2）有的可采取连打带说服的办法；（3）对主动投降起义的分子，不必逐个斗争，有的可通过学习文件，对他的错误观点加以批判。

　　（六）反右派斗争的会议，一般是先揭发结合批判，进而以批判为主揭发为副（主要是对右派暴露不明显的），因为事实揭发越多，越容易把右派驳倒、搞臭。对右派批驳时内容要集中，重点要明确，抓着右派分子的一个或几个论点进行深入的批判，不要贪多，不要面面俱到，而减低斗争的效果。

　　（七）斗争开始时要放手，领导上主要是掌握政策，防止偏差，在会上要允许右派分子争辩，不要怕左派在斗争中受点小挫折，这样不仅可以使群众看到右派分子的诡计、狡猾，更能锻炼出坚强的战斗员。

　　三、当前斗争中存在的问题：

　　（一）斗争开展的不平衡，三类地区和部门的情况需要扭转过来，省委已作了具体布置。

　　（二）斗争已进入深入的阶段，领导上须作更多、更细致的武装思想的工作。目前，不少单位的战斗员思想武装的不够，会上批驳无力，有的同右派辩论中有错误。如省建设银行一党员在批驳右派分子诬蔑我肃反中打了好人时说：“肃反虽然打了好人，但总比匈牙利强。”沈阳有的学校打了些无准备的仗，浪费了时间，疲劳了群众。省委已指示各地在斗争前一定要作好准备工作，要全面规划作战部署，注意队伍的休整。

　　（三）有的提出党内划分右派的标准，省委认为，对右派的标准已有规定，对党员的要求更应严格。如一贯对党不满，一有时机就发泄，或者是无条件的同情右派的言论的人，都应算作右派分子。

　　（四）各地尚未注意对右派分子的分化工作。

　　（五）旅大市的报纸在刊登个别右派分子的言论时,有夸大的现象，如右派分子说：“整风虽是和风细雨，但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人也要杀几个。”而报上说成是“对共产党只有杀”。中间分子对此事很不同情。

　　 （辽宁省委办公厅戚长广汇报）

## 江西

　　七月十一日下午省委领导小组召集了各个战线上的领导人，汇报了反击右派的情况，并研究了一些问题。

　　一、党群系统有三类情况：第一类是经过鸣放以后，有了比较明显的右派分子，有待于批驳；第二类是虽有右倾言论，但还不是右派分子；第三类反动言论不多，只暴露出一些工作中的一般问题（如省委办公厅和农村工作部等单位）。原因是开始鸣放的时间较迟，没有放出来，也可能是这些单位本身就没有多少问题。因此，在党群系统，应根据这三类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对第一类，要马上进行分类排队。这类单位群众情绪很高，有的单位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已经动起来了。第二类单位中，虽然有些人的言论很恶劣，应该批判，但这些人是属于中右分子，是群众内部的问题，因此在批判时应与对右派的斗争有所区别，可当众进行批评教育。第三类估计以后也不会再暴露出多少问题了，准备提出一些问题（如什么是右派，为什么在今天会产生右派言论等），从远到近地组织群众进行讨论，逐步提高认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1）普遍感到右派分子不好划，原则虽然有了，但结合具体情况还有困难，如右派分子的言论和不满分子的言论的界线就很难分。经研究后，认为可以用走群众路线的办法，对具体对象进行具体地分析，如发现目标后，领导小组可吸收群众中的骨干分子共同研究，单由领导确定不一定好。对一些未彻底暴露出真面目，但可能是右派分子的人，在斗争中应采取“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办法，不要先戴帽子。（2）在领导方面，有些单位比较细致，有些单位则仅停留在一般领导上，而对这一斗争的具体布置、具体研究、具体组织都作得不够，因而对右派的批驳没有力量。这些单位的运动需要继续深入—步。（3）运动的发展一般还比较正常，但也有个别单位打击面过宽，有达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的。这种情况现已被制止。（4）运动比较深入的单位，已发现个别右派分子用自杀来进行威胁。如省广播电台右派分子曹涤尘在七月十日下午用小刀在身上划了五刀，伤势很轻，已送医院治疗。经了解，电台领导上在反右派的斗争中并无偏差，估计曹涤尘自杀可能是故意威胁。省委领导小组已重视了这一情况，要求运动比较深入的单位普遍向右派分子交代政策。

　　关于确定右派分子的批准权问题，省委规定：省委管理的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领导成员及登报点名的右派分子，要经过省委批准，一般右派分子由各个战线自行批准。

　　二、反右派斗争的主要战场——民主党派座谈会的斗争，目前十分尖锐。民盟经过最近两周来的围攻，已搞出了一个“合作社”，揭露了一些内幕，但还未挖到根，还没有彻底暴露。对省民盟主委许德■（和罗隆基关系甚密，据说是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的斗争，才开始放枪，还未发起攻击。许很顽强，但我们对他和章罗的关系已掌握了一些情况，准备下周开始围攻。民革是个“互助组”。目前右派分子的情况是：个别的已开始动摇，但大部分仍在耍死狗，有的拿头来打赌，有的拿挖心来打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右派分子企图转移目标，想利用各种办法把火烧到左派身上。今后的作战部署是：（1）民盟要继续把小集团的面目彻底暴露出来，集中力量捕捉大鲨鱼（许德■）；农工、民革还要继续追击。（2）上述目的达到后，这个月的仗基本上就算打好了，下一个月准备放松一下。（3）现在中派和左派有急于求成的思想，这种情绪需要转变一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多做右派的工作，交代政策、争取起义。

　　三、文教系统鸣放开始得早一些，反右派斗争也开始得早一些，但斗争并不彻底，群众已开始表现出疲惫状态。有的单位到现在还没有排好队，力量也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有的单位斗的较乱，进一步深入有困难；有的则想草率收兵。因此，还需要向党团员做工作，鼓励他们继续战斗。这个战线都是知识分子，问题比较复杂，过去在三反、肃反中被斗的分子不管斗错与否，在这次运动中普遍进行反攻，他们的言论特别容易得到中间分子的同情。因此，如何做好中间分子的工作，目前在文教系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关于高等学校的问题：大部分学校在十五日左右放假。学生中的右派分子我们准备也让他们回去。但准备将他们的表现通知当地党委和他们的家长，以避免在社会上发生不好的影响。学生中的部分右派分子很害怕开除，群众也普遍要求开除他们，有的已开始悔过。各学校现正在对群众做工作，说明放假不等于结束战斗，开学后还要继续搞。对右派分子暂不开除，最坏的可留校察看。要求右派分子在假期中好好反省，回家的也可以和学校取得联系。教授和讲师现在都很疲倦，打算从左派和中间派中抽出一些人来主持考试和看卷子，另一部分人去庐山备课和休息，右派中去一些人，每星期开一次反右派会，但主要是搞备课和休息。

　　 （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王介方汇报）

## 河南

　　七月八日中央电话会议后，省委于九日召开常委会进行了讨论，十日召集各地、市委书记和省级机关各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会议，一方面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另方面结合本省情况，再一次作了动员。十日和十一日的上午，省委又组织各地、市委书记和大专院校党委书记，汇报了情况，讨论了报告，解答了问题。当前运动的主要情况和问题如下：

　　一、自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后，较普遍地出现了将右派面扩大化的偏向。对此，省委已通过严格控制审批手续等措施进行了纠正。目前，除极个别的单位外，已经使这一偏向得到改正。

　　二、团结中间分子的工作，一般地已引起重视，并且获得了很大成绩。当前的主要问题有三：（1）少数单位说的多，做的少；（2）斗争的初期很重视这一工作，但在群众起来后，就放松了；（3）过去一段时间对中中和中右分子的团结争取较好，对中右分子较差。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右分子的思想情况较复杂，顾虑较多，另方面，有些同志也确实想从中右分子中挤右派，因而未能大胆认真地对他们进行争取工作。

　　三、我们的战斗队伍，一般都是情绪高涨，斗志旺盛，战斗力有提高。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较普遍地发生了简单急躁情绪，讲理不够，单纯依靠压力。省级机关发现教育厅、手工业管理局、省工会、郑州师专和水利厅的工程局等单位，在斗争右派分子时，拍桌子、打板凳、让右派分子站起来，低下头，以及呼口号等现象。新乡地委有的单位对右派分子采取站岗、放哨，甚至想叫右派分子搬到集体宿舍住等办法，进行监视。洛阳专署手工业管理处斗争右派分子刘炳如时，在小组会上动手动脚，拉来拉去。该专区医药公司在斗争右派分子李健民时，有的同志把大字报贴到他的背上。开封卫生局副局长申德义骂右派分子郭廷亮说：“你有困难公家救济，现在你反起党来了，还不如养一条狗哪！”结果反被郭廷亮咬住不放，搞的我们非常被动，并且引起群众不满。信阳地委直属机关一单位对右派分子采取疲劳战术，整夜斗争，不让其休息。焦作市有的单位将大字报贴在右派分子的宿舍、门口、墙上、蚊帐上、办公桌上，甚至有的积极分子等右派分子上街时，偷偷地在他背上贴条子，以丑化他。这些，都引起了一些中间分子的不满，有的找领导上提意见，说我们“过火了！”有的右派分子的家属看到大字报就大哭起来。开封市和南阳地委等地方，还发现有些单位在右派分子狡猾抵赖和我说理斗争跟不上时，形成顶牛、僵局状态，因而要求将右派分子撤职、开除、法办，企图用简单组织处理的办法来代替思想斗争。洛阳市工人群众自发地质问右派分子梁中康，由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人、几百人，打小旗、呼口号，质问时并发生讽刺漫骂，人身攻击的现象。河南省中医院在斗争右派分子周耀宗时，不让其发言，一个工人在气愤之下，打了他一个耳光。恰巧，第二天郑州市召开工人大会，并且通知该院职工参加，周听到这一消息后，以为是斗争他，于是当天晚上就服毒自杀了。新乡师范学院对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张昕，接连开全院大会进行斗争，使其感到无出路，于本月十日晚上投井自杀。

　　总之，斗争方式的简单粗暴已不是个别的现象，今天上午省委已发特急电报指示各地纠正这一偏向。同时，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也对此问题进行了座谈，估计此次会议后，这一偏向当可停止下来。

　　其次，关于边整边改的问题，一般地已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也有成绩。问题是当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后，又有些放松。省委要求各单位对边整边改问题进行一次检查，作出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最后，关于时间安排问题，在中央没有新的指示前，大专学校方面：于七月二十日总结一下前一段的斗争情况，而后放假。在放假期间，领导上继续准备材料，下学期再战。各民主党派方面：反击一段，体整一段。在这一党派和那一党派之间也可以有间隙，如前一段民革搞的较好，下一段则着重组织民盟反击。时间方面以搞彻底搞透为原则。同时，在他们的省级组织与专、市组织之间,还应互相支援调配力量。省地、市直局机关方面，首先打破原定的七月二十日前结束斗争的计划，待这一段高潮过去以后，大体上于本月二十日或本月底暂时告一段落，总结一下，休整休整队伍，准备好材料再战。在运动的时间放长后，省委指示各地要注意防止产生松劲情绪。

　　 （河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副主任高维汇报）

## 化学工业部一个右派分子写了一篇反动文章

　　化学工业部勘察公司保卫科科员阎义采（预备党员）于七月五日写了一篇题为“两党制适合中国国情”的文章，全文如下：

　　“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本来是应当受到人们的欢迎的，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大多数人还是不敢鸣、不敢放，原因是怕围剿、怕受打击，这是因为有一些自命为不凡的批评家们向当权者溜须拍马，躺在马列主义的圣经里选章择句，向那些敢于大鸣大放的人放冷箭、扣帽子，无情的打击，以达到个人向当权者献媚的目的，我认为这种人是最不道德的，这种人的灵魂是卑鄙的，可是共产党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人物，共产党把这种人称为香花，这种人是共产党的执政资本，也是共产党的狗腿子。曾国藩是满清政府的一棵香花，是满清政府的忠实走狗，他残酷的镇压了当时的革命运动，得到了满清政府的赏识。这些批评家们也同样得到共产党的赏识，在三反、镇反、肃反当中也确实起到曾国藩的作用，屡次运动中有很多人含冤被斗、被关、无辜的遭到身败名裂、妻离子散。孙中山在满清政府的眼里是一棵毒草，遭到满清政府的贵族们百般谋害，因为贵族们知道这样的人举手一呼就会天崩地裂、就地涌现出万丈巨浪，浸没了那封建王朝的万年帝基。如今这些敢于大鸣大放的人，遭到围剿、遭到打击的原因也是如此，这些人在共产党的眼里也是一棵毒草。我认为敢于大鸣大放的人，不要怕围剿、不要怕受打击、应当鼓起勇气，坚决的开展一个破天荒的“思想解放运动”，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政治愿望告诉人民，是会得到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的，即使遭到围剿、遭到打击也反而愉快，也比苦水闷在心里强得多。认识是客观环境的反映，而客观环境的暗影绝不会仅仅映射到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脑海里，所以一个人的认识总有它的代表性，关键问题在于敢鸣不敢鸣，敢放不敢放。在我们面前存在四类不同的典型人物，这就是：第一类的人是敢于大鸣大放，不怕围剿、不怕打击、富于勇敢性，能坚持真理，认为正义的事情不干就不干，干就干到底，这类的人有较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有政治远见，是社会进步的响导；第二类的人对现实也不满，但是不敢鸣，不敢放，胆小怕事，恐怕树叶落下来打破了脑袋，这类的人在技术人员中间占数不少；第三类的人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一些新型的曾国藩和一些现代社会的贵族们，他们闭着眼睛不愿意正视现实，对一些正直的人采取了打击、镇压的手段，这类人是社会前进的障碍，是革命的敌人；第四类的人是工农大众，他们绝大多数认识水平低，思想简单，墙上的草随风倒；谁要给他们麦包吃，就能向谁喊“万岁”，但是这类人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共产党取得了天下主要是农民的力量。

　　综上所述，第一类的人是真正的革命者，是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大无畏者，是人民的希望。第三类的人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应当把第二类、第四类的人看做是革命者的两翼。

　　为了真正的达到思想解放、畅所欲言、提高认识、提高觉悟的目的，我想任何问题都可以摆出来大家讨论。譬如化工部门口贴的大字报，登载许多人签名要求开除姚书楼的团籍，原因是姚写反动标语。“美国万岁”，“蒋总统万岁”，我想，要求开除姚书楼团籍的人未免性情过于急躁，应当允许姚书楼谈谈美国和蒋总统对待中国人民有那些好处，今天共产党给中国人民一些什么好处，比较一下，才能达到提高认识，辨别是非，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并没有规定有可鸣不可鸣，有可放不可放之分，因此我认为讨论一下也没有违犯宪法，美国我没有到过，蒋介石时代我还是小孩子，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里，我倒是虚度了十几年，在这些年代里，由军队到学校，由学校到机关，到处周围的环境冷冷冰冰的，度日如年，如坐针毡。有人说，美军在中国横行霸道，强奸妇女，我倒没有看见，苏联的军队拉走东北的机器、强奸东北的姑嫂姐妹，我倒亲眼看到的事实，也是东北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实，有的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为了躲避苏军的奸污，被迫落发，当了家庭的老尼姑。有人说蒋介石也能建设社会主义，我认为有些根据，蒋介石在台湾也在进行经济建设，他也号召大陆上的人们去台湾参观。

　　共产党说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这是向工人阶级灌迷汤，其实工人阶级还是同样的处在饥寒交迫的奴隶地位，这是毛泽东的一套手段，蒋介石没有这一套手段，在大陆上失败了，由此可见毛泽东比蒋介石聪明一些而已。知识分子的遭遇尤为可怜，他们的工作是小心翼翼的，唯恐一旦不小心，出了差错被扣上一个“利用技术、制造破坏事故”的帽子。共产党对待农民是采取了“拉完了磨杀驴子”的政策，战争年代有上千上万的农民子弟为共产党打天下当了炮灰，遭到家破人亡，农村里出现了大批的青年寡妇和失去天伦的儿童，到处叫哭连天，怨声载道，咒骂共产党。当共产党取得天下以后，又向农民实行经济上的战略进攻，把农民的土地、粮食、牲畜抢劫一空。

　　我认为民盟章伯钧先生提出在政治上向美国学习，在中国进行“两党制”的主张，对人民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只有“两党制”才能真正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那时候，粪堆上也会生长出鲜花来，草木迎风也能发出轰雷般的巨鸣，任何政党不代表人民的愿望，就会被赶下领导舞台。要实现这个政治目的，需经过艰苦的斗争过程，必须大力向人民群众宣传，变成人民群众的愿望。拥护这个理想的人们，应携起手来，筑成坚固的思想长城，组织新的统一战线，勇敢的向第三类的人提出挑战”。

　　堪察公司有七个一般干部（其中党员一人，积极分子六人）看了这篇文章后，非常义愤，于七月七日自动访问了阎义采。下面是访问时的谈话记录：

　　问：文章全部是你写的吗？

　　答：是我写的，全部是我写的。

　　问：你的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这些反动论点，根据是什么？

　　答：我……（支吾了半天）今天到化工部看了一下，大家对我的文章没有提出什么问题，不过扣上叛徒等大帽子而已，我准备答复大家提出来的全部问题。

　　问：你在文章中污蔑苏军的事实，是否你亲眼见到的？

　　答：是，苏军的确在东北姦淫妇女，抢走机器，那时我在军队上，到处听到老百姓讲苏军姦淫妇女之事。至于六十岁的老太太，剃光头的事，我好像是见到过……拉机器我是亲眼看见的。

　　问：现在你要打倒共产党，那么你以前为什么要入党呢？

　　答：我入党那时还没有这种思想，在一九五六年冬思想才开始转变的。

　　问：你为什么反党呢？理由是什么？

　　答：……（长时间的说不出话）我在一九四五年就参军，入党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对党有埋怨情绪，别人参加革命二、三年就入党了；过去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人，都当了科长、处长，而我今天还是小小的科员。

　　问：你号召成立新的统一战线，是为了什么目的？有那些人参加？你想怎样行动？

　　答：成立新的统一战线是为了打倒共产党，当然是反对共产党人参加的。但因为共产党现在还有一套手段——军队、监狱、法院、保卫工作，不能顺利实现这个“两党制”，因此拥护这个理想的人们必须长期的艰苦奋斗。

　　问：你这个“两党制”是否包括共产党，如果包括，那么另一个是什么样子的党呢？

　　答：包括共产党，至于另一党，那就看民主党派中谁在人民中有威信。现在民盟的力量虽然很大，其实呢？民革的力量更大了，我看这两个党有希望。

　　问：你所分的那四种人，第一类和第三类人是指那些人？你是属于那类的？

　　答：第一类人，是指章伯钧等人，第三类人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党的积极分子，我是属于第一类人。

　　问：你发出了成立新的统一战线的号召，以后准备怎样行动？

　　答：如果有人拥护我就干。

　　问：怎样干呢？

　　答：先找领袖。

　　问：那么这个领袖可能是谁呢？

　　答：章伯钧，因为两党制是他先提出来的，我是响应他的号召的，我已经把那篇文章寄到人民日报去了，表示响应章伯钧的号召，同时也是向全国人民表明态度，章伯钧可以在报上看到我这封信。

　　问：在你看来，那些人能够响应这个号召？

　　答：在化工部就有很多人。

　　问：到底是那些人，有多少？名单能公布吗？

　　答：我想在下一篇文章里全部写出来，这文章将在这星期内发表，而目前还保密。

　　问：你下一步的行动怎样？有纲领吗？

　　答：现在纲领还不成熟，我想在下一篇文章中详细论述。

　　问：你既然反对共产党，你还承认你是预备党员吗？

　　答：不要了，我还准备发表声明。

　　问：我们明天想请你到勘察公司地质科发表演说，听一听你的全部行动纲领、计划，等等。

　　答：没有必要，我已经说过，将在下一篇文章里全部写出来。

　　 （摘自化学工业部的文件）

## 高级党校一学员在整风学习中提出的问题

　　高级党校普通班学员、财政部司长齐佩轩同志，在整风学习中，对有关一九五三年财经工作问题的处理、三反中个别问题的处理提出如下意见：

　　（一）一九五三年财经工作的错误，薄一波同志担起来了，但不同意把所有责任都由薄一波同志负，应有具体分析，分别负责。

　　（二）一九五三年财经工作错误的处理上，对戎部长的处理有不同的意见。这一错误总的是薄一波同志负责，下边是吴波付部长负责税务局工作，戎对税制应负之责较少。薄受批评，吴也作了检讨，但受处分的是戎部长（由第一付部长降为第三付部长）。这事是邓小平同志来后处理的，因此，使人很难信服邓小平同志。邓对戎的批评态度也不好，如在一次总结会上说：“有人认为：离开他们财政工作不能作”等，我认为戎在会上说明真相，分清责任是正确的（当然他也有不够虚心的地方），他在财政工作上也确有贡献，从建国后一直负责，工作实为繁重，但主要的犯错误的同志都升了，戎为了说明问题反而降了。邓小平同志在这一问题上作的不够合理，应该承认下边同志坚持意见是好的，应实事求是地加以听取，同时，这一问题的处理上打击的人也不少，影响不好，小平同志应吸取教训。

　　（三）原石家庄市财政局长郭辛光同志的问题，定案结案不积极，也不合理。郭是一九三一年的老党员，三反中打成大老虎，判刑二年，开除党籍，最后调查结果，贪污仅六百元（实际是属于公私不分的问题）。压了两年之后，党内和行政处分仍不变，现在是二十四级，郭拟向中央提出申诉，石家庄市委不准，后因血压高，要求到北京治病也不许，八大后才到北京找中央监委刘澜涛同志，因他忙，见一处长，处长说：“你这一案不算贪污，也不应处分”等。但石家庄市委通不过，至今还未解决。郭要求“深刻检讨，留在党内”。这一例子在党内并非个别，说明中央不能毅然决然地处理问题。同时，这也显然是宗派主义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中央监委的官僚主义严重，因复审时仍批准了处分不变的决定。

　　（四）财政部应有专职部长，财政部是综合部门，工作紧张，分量重，政策性大，是国家的总务处。其他部都有专职部长，财政部加一个专职部长也有好处。

　　 （摘自七月四日高级党校的报告）

## 华南工学院右派分子直接向部队进攻

　　华南工学院（广州军区空直通讯枢纽部驻其附近），在六月十四日下午六时广播：“军官拿钱多，一个少尉一月七十、八十元，士兵拿钱少，一月只七、八元，士兵起来吧！”“战士们起来吧，我们支援你们！”“军官抱老婆！”等等，挑拨部队官兵关系。该院大字报上还有一张讨论裁军问题的稿子，其中有一段说：“裁减一个战士，可供给一个大学生，许多人念不上书就是因为军队多了！”上面这些话，许多战士都听到，并已有传闻。大多数战士对此都表示愤恨，认为这是煽动性的反动言论，但也发现三个新战士在一起私语：“他们说我们一月七、八元，实际我们才六元”。

　　此外，还发现有些地方高等学校，通过有线广播、朋友交往和请部队人员到学校参观等方式，将鸣放情况向临近部队中传播。

　　 （摘自七月二日总政治部“简讯”）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又出现反动大字报

　　苏共决议发表后，右派分子又活跃起来，北大右派分子陈奉孝昨晚以“如此伎俩”为题出大字报。黄友钊出大字报说：只有我们是最有生命活力的，我们完全拥护苏共决议，过去不相信共产党可以从上面把教条主义反掉，现在看到苏共决议，相信可以从上面把教条主义反掉，刘奇弟、谭天荣今天也出大字报。清华也出现两张大字报。

　　 （摘自七月六日北京市委“整风简讯”）

　　· 来源：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