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市机关干部中几个右派分子的典型材料 　　<中共广东省委整风办公室> 　　从前一段省、市一级机关大放大鸣中，暴露出来为数不少的一大批右派分子，其中有一般的科员、办事员，也有科长、处长一级的干部；有一般非党群众，也有相当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据初步统计，机关干部的右派分子中，共产党员占7.6%，共青团员占17.4%）。从这里所辑录的一部分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右派分子丑恶的真面目。不管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借口，采取什么样的活动方式，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 　　这里辑录的几个右派分子的典型材料，是从现有材料中初步选辑出来的。有些单位在运动中也暴露出一些比较典型的右派人物，希望及时的把材料整理送来，我们准备以后继续加以选辑印发。 　　 中共广东省委整风办公室1957年7月25日 ## 目录 ## 省委统战部右派分子黄可夫材料………………………………………………（1） ## 省委讲师团右派分子林鹏材料…………………………………………………（2） ## 省监察厅右派分子项志润材料…………………………………………………（5） ## 省监察厅右派分子陈识材料……………………………………………………（7） ## 省水利厅右派分子许志材料……………………………………………………（11） ## 省交通厅右派分子关中材料……………………………………………………（13） ## 省城市建设局右派分子黄频华材料……………………………………………（16） ## 省服务厅右派分子蓝宗棉材料…………………………………………………（17） ## 广州市公安局右派分子张象贤材料……………………………………………（18） ## 广州市卫生防疫站右派分子罗中浩材料………………………………………（21） ## 一、省委统战部右派分子黄可夫材料 　　黄可夫（党员、工商处处长，家庭成份地主，1935年参加革命，1942年在东江，因与敌斗争不利，组织叫他回家隐蔽待机行动。黄到伪派出所当书记，给一个反共牺牲者写祭文，谩骂共产党，1948年受到党的劝告处分；土改时不依靠大军，阶级立场模糊，对抗领导，不服从组织决定，受党内警告处分。）其主要错误言论是： 　　1.历次运动多是“左”、“靠压”“不能解决问题”，“肃反不是实事求是，是左了，打击面大，对积极分子要重新审查”。 　　2.今年4月间工商联召开家属会议，黄在会议上说：工商联干部对资本家尊重不够，安排使用不当，还说“我认为右倾不是什么错误，左倾才是错误”。 　　3.黄对储安平说国务院12个总理没有一个非党人士，认为值得考虑。 　　4.在6月2日大放大鸣时罗范群副部长拟了一个电报通知全省地（市）委统战系统，指出对民主人士、文教、卫生、科学技术、工商、归侨、小商贩如何掌握大放大鸣。黄后来又拟了一份电报将罗拟的其中一段重要部分擅自删掉，便径送饶部长批发。被删的一段是“发言不要硬性规定范围，放手鼓励资本家大放大鸣，放、鸣与第五次私改会议方针是一样的，放、鸣是暴露我们的缺点、错误，改进工作，也是为了对症下药，更有效的进行工商界的改造工作。”被黄改后的电文，根本就没有什么指导意义。 　　5.他说：在公私合营企业里除政治工作外，不要再说私方代表服从公方代表了，应按副职服从正职就行了。 　　6.罗范群同志从汕头检查工作回来后，说资本家有积极性，但消极方面也有所滋长。黄反对这种看法，在同志们面前公开说：罗副部长在汕头抓到一点材料就随便下结论。 　　7.合营企业工资改革指标规定是3%，黄强调广东特殊，资本家苦，主张放宽一些。 　　8.认为李维汉同志提出的对资产阶级划分左、中、右的标准太空洞，如果按这样划就没有左派了（李提出是以劳动人民立场，积极为人民服务才能算左）。又认为：毛主席的六项标准太高了，按照这样，就没有左派，都变成右、中右派了。 　　9.资本家林永孚调到工商联当副秘书长时，黄擅自对工商联邓文钊说要提林为14级（林在江门市任副市长时17级，调离时已提为16级），并要把林摆在陈坚的前面。此事既未通过部务会决定，干部处也不知道，邓就和林谈了，只好提为15级，现林为全省出名的右派分子。 　　10.黄为工商处整风领导小组组长，对省委关于机关整风提出的要求“分清是非，改正错误，反击右派，提高思想”，在向处里传达时，只说“分清是非”。 　　11.说：西江整队县级干部百分之百垮了。 　　12.该部工商处干事丁身尊曾在整风中发表下列言论：1.同意章乃器对资产阶级的看法，他说“我们强调两面性是有缺点的”。2.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没有什么区别的”。3.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现在搞阶级斗争不够妥当”。他不同意“波、匈事件是隐蔽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说法”。认为是“左倾”。黄可夫表示同意丁的看法。 ## 二、省委讲师团右派分子林鹏材料 　　林鹏，省委讲师团理论教员，中共党员、副科级干部，土改整队、三反、肃反运动中均曾被斗争。鸣放运动中，林鹏又以“陶书记主观主义，干部受灾”和“运动和‘死人’”为题写了两篇大字报，否定土改整队、肃反等运动的成绩，把运动描画得漆黑一团，阴森可怕，认为省委领导主观主义，使“干部受灾”。并说：“在每次运动来潮的时候，总是有那么多吊颈鬼、跳楼鬼、食药（服毒）鬼、割颈鬼、枪打鬼以及其他自杀鬼频频来临”。他认为土改运动中原来县一级干部相当部分垮台了，区一级的干部大部分垮台了，区以下更不必说。“三反”中许多干部被说成“老虎”下台了，不少人受过极刑甚至送了生命。肃反中也有80%是搞错的，错误的原因与省委领导有极大关系。和林鹏一个鼻孔出气的还有中级党校的学员冯华和佛山地委宣传部副科长陆筠等人。 　　现将林鹏写的“运动与死人”“陶书记主观主义，干部受灾”两篇大字报附后： ## （附一）陶书记主观主义！干部受灾！ 　　不可怀疑，这几年来，省委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是巨大的。因为基本上完成了广东二次革命的任务。但不可否认：这几年来省委领导也发生了不少的偏差和错误。可以说：“在基本完成革命任务的同时，也错伤和冤枉了许多革命同志和人民。” 　　当然，蒙受这种冤枉比蒙受斯大林同志的冤枉要好受的多，但应该看到这种冤枉并不好受，有时甚（至）比死还痛苦，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良心上、革命人格上受到创伤。 　　有什么偏差和错误呢？请大家回顾一下吧！ 　　（第一、在土改运动中，原来的干部县一级的相当部分垮台了，区一级的干部大部分垮台了，区以下更不必说了。他们为什么垮台呢？不可否认：他们思想上、立场观点作风上是有些毛病的，但不是“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有的只是极个别极少数的），然而他们那时许多却受到了以上的待遇。） 　　第二、在“三反”中，许多干部被说成是“老虎”下台了，不少的人受过极刑甚至送了生命，其实真正的“老虎”却是极少，大部分则是小毛病而已。 　　第三、在“肃反”运动中，我估计在全部干部中有10%左右的干部被作“对象”来斗争了，被管制了，而结果打出的真正反革命分子，不会到2%，也就是80%搞错了，革命成了反革命，可见偏差是不少的。许多人不应下台的下台了（可以说他们可以和我们现在省委不用下台一样，而不必下台），不应斗争的被斗争了。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偏差呢？ 　　（也不可否认：“革命不是绣花”，一点不过火那是很难避免的，但除此之外，同陶书记的主观主义有极大关系，只有主观主义才会使许多干部受灾。） 　　（陶书记有什么主观主义呢？我没有当过他的随员，也没直接和他交谈过，本无从知道，而且上面所说的偏差亦不是他直接干的，本来也怪不得他的。但关键问题在于领导，特别是从他的一次讲话中我怀疑就是由于他的主观主义才会发生如此大的偏差。） 　　陶书记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讲话呢？那就是1952年6、7月间，在华南分局党校对学员讲话，他说：“我到广东后看出：广东地近港澳，封建势力浓厚，殖民地化最早、最深，过去参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因此我们估计（大概指整个省委）广东的干部地（以）上的全部是我们的，县一级的干部大部分是我们的，小部分是人家的，区以下的干部则小部分是我们的，大部分是人家的（我的理解：我们是共产党，人家就是敌人）。”大家看看，几年来广东工作的偏差很多，干部被打垮，和陶书记的指导思想不是十足十的（疑漏二字——编者）吗？以上所说的现象，不是陶书记主观主义的具体实际反映吗？ 　　陶书记的估计对吗？我说前半段对了一半，后半段一大半没有（讲）对，现在事过好几年了，我希望省委调（查）一下，统计一下，到底当时（1952）县一级干部有多少是人家的？区以下的干部又有多少是人家的？ 　　当然，省委书记对某些问题估计不完（全）对是不足为奇的，谁能百分之百正确？但是这几年来，我从来没有看见书记正视至少是公然承认这种估（计）不对。在这次整风中，我希望，诚恳的希望陶书记及有关的省委检查这种主观主义，并彻底纠正以上的说法。 　　 鸣（即林鹏）1957年6月14日 　　附注：鸣是我的暂时笔名，如果我放的是毒（草），我立即可以公开真名受责。 ## （附二）运动和“死人” 　　（首先说明：我这里说的“死人”不包括地主、剥削阶级、反革命敌特、土匪在内，而指的是劳动人民和革命干部） 　　在过去几年（从1949年至1956年），虽不能说凡是“死了人”都是在搞运动，但运动一来确实是有“死人”，不信，大家想想：不仅土地改革有“死人”，“三反”有“死人”肃反有“死人”，就是粮食统购统销、办合作社、贯彻婚姻法……等等也有“死人”，好象“死人”和运动形影不离似的，在每次运动来潮的时候，总是有那么多吊颈鬼、跳楼鬼、跳水鬼、食药（服毒）鬼、割颈鬼、枪打鬼以及其他自杀鬼等等频频来临。为什么运动总是有死人呢？其中有很多原因，比如，他们经不起考验，丧失做人信心，或者是受坏人的恐吓等等，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的强迫命令和我敌（应为敌我）不分。为什么干部会强迫命令敌我不分呢？当然，这亦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是干部政策水平不高，单纯任务观点，其次，确有些违反乱纪的人，但是这与省委领导有没有关系呢？我认为有极大的关系，这就是：第一、省委主观主义分配任务，第二，从某些方面来说，在过去几年中，是鼓励强迫命令的。有何事实呢？没有充分根据，但从某些现象看来是有理由的，这就是过去几年中省委在提拔干部和使用干部方面往往是越左的人越受重用的，而且对那些违反强迫命法我敌不分的高级干部（原文如此）从来至少是很少没有（没有二字是多余的）批评过的（下级干部确实是处分了一些），比如：最（近）中山大学揭发的龙潜违法乱纪逼死人命的事，省委知不知道，批评过了没有？又比如，在土改时候，西江的×××书记说：贫雇农80%是地下军，土改不搞出地下军不算发动，以致发生了罗勒土改干部用逼供讯的办法制造假案，害死好几个农民的事，这些事情省委知不知道？处分了没有？好象没有，而且上面所说的干部还是升、高升、速升三级？！ 　　所以过去很多干部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想，我想干部强迫命令严重，运动死人和这不能无关吧！在这次整风中，我希望省委要很好的检查这个问题，并希望切实调查一下各次运动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对“死人”应作出适当结论和处理。 　　 再鸣（即林鹏）1957年6月15日 ## 三、省监察厅右派分子项志润材料 　　项志润，男，23岁，共青团员，湖北武汉人，家庭出身小商人，个人成份学徒，1951年参加工作，曾在中南新华书店、中南文化局、广州市文化局工作，1956年7月调省监察厅任办事员。 　　项志润在大鸣大放中在大字报上公开反对肃反运动。他认为：肃反有“严重错误”，还有“不少地方是违反宪法的”，如果有人说肃反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那是“替肃反中的错误进行包庇”。他竟狂妄地提出：“把毛泽东当作敌人来斗，看是否也经得起考验”。肃反的错误，应该“怪中央”，“中央应该检讨，把中央负责领导这项工作的罗瑞卿从部长的位子上挪下来”。 　　他还污蔑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他说：“在现实生活里告诉我们并没有完全享受这个民主与自由的权利”（按：指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并且“常受到一些秘密警察式党员的秘密监视”。他还说，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只体现了集中，而是缺少民主”等。 　　现把项志润所写的“谈肃反运动”，“谈民主与自由”两篇大字报附后： ## （附一）谈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在维护国家利益，保护胜利果实，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个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我拥护毛主席所说：“有反必肃”的政策，可是我们前去年进行的肃反情况如何，我分不清他缺点是主要的还是成绩是主要的，我觉得肃反运动是又有严重的缺点，又有严重的错误，还有不少地方是违反宪法的，事例不必复举，就拿斗错来讲吧！据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单位，斗错的人达90%，有的达100%，斗出来的绝大多数是过去历史上有点污点，这难道不是严重的错误吗？特别是在斗争中对人身的攻击和侵犯人权，宪法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是在肃反运动中对错斗的人进行残酷的斗争，打人骂人，关起来限制吃饭、穿衣、睡觉、通宵战等，我觉得不少地方是侵犯人权，事先没有充分掌握材料，就进行斗争，我觉得完全是错误的。 　　有同志讲，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不可避免，我觉得这是替肃反中的错误进行包庇，难道只看了成绩的一面，为甚么不估量严重错误的一面呢？如果把你，把毛泽东当作敌人来斗，看是否也经得起考验，我们党从来是提倡实事求是的，那么肃反为甚么不实事求是呢？这主要是把敌情估计错了，这种错不怪省和单位领导，而怪中央，是中央没掌握对头，不然全国就不会发生这么多问题，中央应该检讨，把中央负责领导这项工作的罗瑞卿从部长的位子上挪下来，那才叫斗争错了的人甘心。 　　肃反是完全必要的，但对善良正直的人们进行残酷斗争就不必要，是非常严重的错，应该平反，向斗争错的同志道歉。 ## （附二）谈民主与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又规定我们国家是人民民主国家，但在现实生活里告诉我们并没有完全享受这个民主与自由的权利，还有些地方受到人为的限制和其他一些限制，例如，我们的言论，假如你在生活里讲错一句话，或者发过对党、对现实生活不满的话，甚至是批评政府、批评领导，马上就给你扣上反革命、反党的帽子。我们许多言论都常受到一些秘密警察式党员的秘密监视，遇上甚么运动来了就把你斗争一番，进行非法人身攻击，肃反许多地方就体现这样，我觉得只要是每个公民，只要他热爱我们的祖国，拥护政府，就应有言论的自由，人身攻击应受到保护。 　　结社那就更受到限制，有几个知心的朋友在一起谈谈心，或是组织甚么联谊会，就认为是小宗派，你参加甚么群众组织要经过审查批准，肃反运动甚至把所谓单身汉“寡老团”也拿来追查，民主生活在我们国家机关更受到限制，将人分成好多类等级，那类可以看香港大公报，那些人可以知道外国消息，那些人可以出席甚么会议，其实，我看就是我们看香港大公报知道外国消息，假如我们热爱今天的政府，也不会把我看绝的，为甚么对人限制那么死呢！ 　　我们是民主集中制，可是不少地方，只体现了集中，而是缺少民主，群众向领导提好意见，提建议，但官僚主义可以不理采，可以给你集中掉，但是群众就没有集中错了之权，不是么，我们领导上布置许多任务不完成也要完成，你就没有权去否定。 　　甚之，还有许多侵犯人身自由个别例子就不必枚举。 ## 四、省监察厅右派分子陈识材料 　　陈识，省监察厅一科员，群众，家庭出身旧人员，个人成份职员，肃反时被斗过。现将其在运动中所暴露的主要言论，附于后： ## （附一）为罗翼群、云应霖抱不平 　　这篇文章是在6月19日写成准备给南方日报的，后来觉得意见不成熟，所以没有送去。但在思想上对于报纸上对罗、云二人的批判文章有很多是不同意的。我认为这是不实事求是的，虽然我也是不完全同意他们的论点，如罗翼群怀疑税收过重致人民生活苦等论调，我是不同意的。不过至现在为止，所揭发的材料，我认为还不能扣上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同时在历史上的错误（如云应霖），也不能作为肯定他今天言论就是反社会主义的依据。 　　× × × 　　前一时期，报上刊载不少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评，有助于整党和改进今后的工作，其中虽然也夹杂着一些象葛佩琦这样的仇视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但我们对整个情况应该怎样的估计呢？应该采取甚么态度呢？我认为总的情况是很好的，应该继续让大家大放大鸣，对于不利社会主义……言论，要批判，要发动大家来争，以明是非，对于反革命言论行为，则坚决镇压。 　　但是最近几天来，报纸的报导中心，似乎离开了整风，而将矛头转向批判民主党派中某些所谓有错误的言论的人身上去了，“放”和“鸣”是寂寂无闻了，这个转变不能不使人怀疑：党所提出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心是否因为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挑拨，别有用心的人写写恐吓信，大部分人善意的，但也较尖锐的批评而有所动摇了？在现在党报对“右派”“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反击中，使人怀疑党是否继续贯彻言者无罪的方针，继续鼓励人们知无不言。 　　这就是“反社会主义”吗？ 　　罗翼群被扣上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就是他在座谈会上说过：广东人民在解放后大部分生活有好转，但还有一部分农民和城市失业人口，生活未改善，虽无饿死，但因病无钱医或因营养不良而死者，也可以说是接近饿死的边缘。云应霖因为同意罗翼群的论点，也被扣上同样的帽子。到底他们所说的有无根据呢？如果不是闭着眼睛的人，如果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就不能否认这种事实，以广州市失业的××万人民的生活情况来看吧，难道这些人生活都一定比解放前提高了吗？难道这些人就都象报纸上某些人所说的都是原来的地主官僚贵族和资本家吗？不见得吧！从海南岛今春自杀的群众的数字、成分，和原因来看，恐怕也不是都是地主，生活都比解放前好转吧？我们中国原来就是非常贫穷落后的，要在解放后几年内全部人民生活都提高了，这岂不是神话，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既然不能否认确有一小部分人因为失业，因为天灾，以及某些地方领导生产上有缺点，农副产品价格定得不尽合理，因而生活还很苦。有些人提出请党和政府注意，这难道就是“反社会主义”了吗？我想不通，近两天报纸对云应霖的言论补充了些，如说他在人代会上说过海南人民生活太苦了，这点，也应作具体分析，是否苦呢？拿什么标准去衡量呢？从一个最低的生活标准去要求，也可以说确是苦，说这样的话，纵然是笼统含糊了些，但又怎能从这句话得出“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呢？ 　　这不是甚么批评，而是断章取义，是歪曲，是粗暴的压。 　　现在报纸上对罗翼群、云应霖的批判，充满着教条主义“左”倾的论调，处处都出现蛮不讲理，歪曲人家说话的原意，如罗翼群明明是说广东人民大部分生活好转，一部分未好转，有些因病无钱医……也可以说是在饿死的边缘。云应霖同意他这样说，但报纸上批判他们两人的论点“都是无中生有或断章取义”，硬说人家就认为全广东人民都在饿死的边缘等等，如19日南方日报黄树全等就是这样，还有不少工人，部分农民以自己的家庭生活好转的事实来批判人家，这样当然也可以，但却太过牛头不对马嘴了，因为谁也没有说过解放后人民生活都没有改善提高，相反的，被称为“反社会主义”的罗翼群、云应霖反而说大部分人民生活没有好转。批评人家，连人家的论点都不清楚，连人家明明白白的意思都读不懂，岂不是笑话。如果每个人都象现在报纸上出现的论调那样的逻辑来推论，那么，问题就太多了，甚至连南方日报也有可能同样被人扣上这顶“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人家也可以根据关于化县事件的社论来说这样的话：“难道我们久经锻练的伟大的共产党，竟会有这样军阀作风的党员吗？”同时如果大多数优秀的共产党员挺身出来责问说：“我们都是好党员，都是勤恳地为人民服务，你们怎能把共产党说是这样坏呢？”假如真的有人也象现在报纸上流行的教条主义断章取义者那样问到你们以上问题，你们会不会服气呢？你们何以为对？其实只要冷静地看看人家的讲话，就不容许这种不实事求是，不是心平气静的粗暴批评，充满报纸篇辑的，奇怪的是南方日报倒觉得这些文章很合口味。 　　要提防敌人的阴谋，不要上他们的当。 　　整风运动中，敌人一定要来钻空子的，他们的手段也不一定是正面的进攻，很可能从中挑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制造摩擦，一方面可能拉拢一些立场不坚定的人，一方面向党抛出几个烟幕弹，嫁祸于人，造成人民中的紧张空气，我们党是久经锻炼，有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的，当然不会不知道，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对人民内部是非问题，用压是不能说服人的，最多只能使一些不敢坚持真理的人畏缩，使社会舆论消沉，使公开的正面的批评转为暗中的不满，使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怀疑，使党的事业受到损害。这样的做法，什么人欢迎呢？是人民的敌人，台湾和美国是很欢迎我们这样做的。 　　 1957年6月23日 ## （附二）我对肃反问题的看法 　　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后，我对肃反问题理解得还很差，可以说，还有些疑问。最近报纸上谈论这个问题，意见颇多。我愿将我的见解写出来就教于大家。 　　报纸上有些人说，肃反是搞错了，这句话，是很含糊不清的。我认为在讨论之前，要把论点弄清楚，它是指有反革命不应肃呢，还是对这次肃反运动的总评价？前一种说法的人，可以说是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我们是应该群起而攻之；但后一种说法，如果他言之成理，也可以倾听一下，作具体的分析，就不是正确的意见，也应以理服人，主要的是拿出事实来。但翻开报纸来，有些反批评是武断的、粗暴的，甚至有人拿出文化公园捉到那个特务来吓虎人，这种态度是无助于讨论解决问题的。 　　现在批评和反批评双方都没有拿出事实，不作具体分析，一方面认为肃反搞得很糟，另一方面认为搞得很好，但到底怎样糟法，怎样好法，谁也看不清楚，这样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这次“鸣”“放”，是人民内部的“鸣”“放”，应该是站在同一个立场来看问题，分析意见是可以在铁的事实面前求得统一的。判断这次肃反运动是好是坏（当然是从基本上总的情况说）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利多害少或者是害多利少？同时还要看一下当时的客观形势如何，是有条件避免缺点错误，而不去避免呢，还是形势迫着不得不这样做。我不了解情况，不能发言，但就我所接触到的材料看，肃反运动被斗争的人，约有80%左右不是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从我所接触到的事来看，当然是害多利少了。不过全面情况是否这样，那就不知道，所以不能下结论。我认为肃反是必要的，有反不能不肃，问题是如何肃法。这次肃反运动与三反、五反时的形势是不同的，因为三反、五反时，资产阶级向我们疯狂的进攻，谁战胜谁的问题尚未解决，但这次肃反运动，是在反革命分子大部分被肃清，社会很安定，人民群众生活日益提高，而且在机关内进行，条件和过去解放初期镇反不同。我认为这次用运动的形式来进行肃反是不必要的，是完全可以用个别侦查，按照平时对付反革命分子的办法去进行。因为在运动之初，谁是重点，是领导决定的，也就是说，领导上是首先掌握到一些可疑的材料才进行斗争的，并不是领导上甚么都不知道，一定要发动群众起来才掌握材料（群众起来后材料当然更多一些）而且凡是隐藏在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可以说是成了瓮中之鱼，目前，我们社会上对反革命分子来说，是布了天罗地网，既然我们自己先已心中有数，尽可以采用长线钓大鱼的办法，来侦查逮捕。还应该指出的是机关的群众，都是干部，就是不搞这次运动，领导上掌握了反革命分子的材料，尽可以通过其他的形式来发动群众继续揭发，而不必搞运动。这次肃反运动中，对机关中重点的百分比，以及运动之初，雷厉风行的来一个反右倾麻痹的做法，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助长了缺点和偏向。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可以全国统计一下，搞错的多少，对的多少，有多少反革命分子是可以采取个别侦查逮捕的？有多少是根本不知道，一定要搞运动才能肃清的，这样问题是可以解决了。 ## 五、省水利厅右派分子许志材料 　　许志，男，共青团员，现任水利厅水利工程局办事员，家庭成份破落地主。本人曾在伪三师九团当过勤务兵，起义后改编我军。后曾因犯错误受降级（由排级降为班级）处分，复员回家。到局后，工作一贯不负责任，经常散播不满言论，拉拢落后分子，对党抱仇恨态度。其主要反动言行如后： ## （一）党派集团是争权夺利的，工人、农民是木头公仔 　　一百条河流都归大海……什么农工党、“狗工党”，什么党也是为了其集团利益，都是“自私自利”的，……所有党派的“勾心斗角”都是为了“争权夺利”，为了“争官做”，因此不管有能力没有，这个党派要照顾，那个党派也要照顾，水利厅几个厅长，市有几个市长，如果我是某些党派头子，我也会是个什么长，照顾来照顾去，只加重农民的负担，这个长要一、二百元，那个长要几百元，什么党也好都把农民当作“木头公仔”，舞来舞去，对工人也是一样，所以我认为什么党也不要，有了党就有争权夺利，最好是谁有能力，谁就来领导，要就要个“人民党”，为人民利益的党……。 ## （二）党世界 　　共产党99%是自私自利的，只有一个×××不是，工程局党员也是99%是自私自利的，如林明自己当人事科长，自己领补助金，所以党是最大的资本，钱由你管，人事由你抓，你要补助就补助，你要怎样就怎样！房子你要多，单车由你骑，怪不得大家说是你的世界了！ 　　党就信自己的党员，党员可以说你不好，会恨你，你就不能说党员的缺点，总结时有成绩就是党的党员的领导的，有过失就是群众的。 ## （三）农村统购统销搞得很糟 　　农村统购统销搞得很糟，农民有的不卖，但却进行搜屋！解放后，党在农村做了很多工作，如土改……镇反……等，但现在似乎不准农民讲话，只准讲好话，政府对统购统销搞糟了，饿死了很多农民，结果农民起来包围乡府和区政府，有的乡长和区长都被农民打死了，有的被打伤了，造成有的乡长区长不愿领导了。 ## （四）农民市民饿到面黄骨瘦 　　农民生活很苦，政府也不理，农民每天只吃两餐粥，如罗定、茂名、高要等地，好的靓布就在城市卖，每尺只两三角钱的粗布就卖给农村，如罐头好烟专门同工人做生意，农民就无份，我认为工人农民生活相差很多，有天与地之差！ 　　就拿我们茂名来说吧！在统购统销时，也饿死了很多农民，我的母亲就在这时候饿死的，特别严重的，有一次，有一个农民因交不出公粮和卖粮给国家，但乡府不讲道理，和国民党军队一样，当他抗粮罪名，派民兵到他家里进行搜查，没有查到什么就捉他到乡府审查，后来我到了湛江，我亲眼看了很多农民和一些市民饿到面黄骨瘦。 ## （五）土改搞到我家散人亡 　　土改时，我家当地主斗错了，搞到我母亲因此饿死，父母去乞食，我7个兄弟卖了两个，搞到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家破人亡，所以我对这个政治制度和现在生活睇化了。现在我什么都不想讲了。 ## （六）派出所“有贼捉贼”，“无贼做贼” 　　我曾和派出所过过团组织生活，对他们情况很了解，从所长到办事员“有贼捉贼、无贼做贼”，例如解放后几年来，农村很多地主的女子，由于她长得漂亮，有的准备到香港的，但派出所为了这些女人，故意不发给她们通行证，后来只给她们很多钱，有的给她们通奸了，农村来的女仔，派出所利用给她搞户口，找工作的手段，从中和她们结婚了，派出所借口去居民宿舍检查户口，其实进行勒索和搞不正确关系。 ## （七）我有一万八千可以自由自在 　　老实说：如果我许志现在有一万八千的话，混×帐，我要这样辛苦捱批评！？最多你开除了我团籍，开除了我出去，你慌我会饿死？相反的我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今日在广州，明日在天津、上海，总之我愿意到那里就到那里，我有个朋友原来是穷光蛋，给他搞到了两部车床，现在捞起来了，有收音机，生活得很舒适，我许志倒霉，没有捞起来。 ## （八）什么“话”？ 　　曾对一个转业军官说：他们（国民党）有美国帮助，目前又发明了导弹，且导弹部队已开到台湾，英国又侵略了埃及，我看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打起来的，国民党打回来，首先杀的，毫无疑问，是你戴友，因为你是党员，我许志（团员）不会杀的，最多坐几月牢。你虽然是军官，但你没有文化，又没有技术，你有什么了不起，万一机关不要你的时候，你在广州捞捞，看会饿死你的，总之我认为这个社会生活只要你有文化、有技术，就有本钱，什么都行，我见过几个转业的老革命，他们是团长、营长、连长，现在都没有工作，有的只好做手工业，他们官比你大，到底何在呢？可是有些人，过去是大学生、教授，不管他过去做什么，今天共产党就要他，每月还给他钱。（水利厅羊凡、凡牧整理）。 ## 六、省交通厅右派分子关中材料 　　关中，交通厅佛山监理所检验员，在鸣放运动中散布各种反动言论，说：“中国没有共产党，人家不会卖国”，“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好”，极力支持储安平、葛佩琦、章伯钧等人的反动言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其反动言论和一贯表现如下： ## （一）反动言论 　　在鸣放运动中对党的领导极端不满，他说：“目前社会上有两种现象：一种是靠党吃饭，一种是靠技术能力吃饭。靠党吃饭，我什么时候也不同意。现在靠党吃饭的党员科长，叫他们到功勋院去，让有才干的来干。”又说：“局里（公路局）选出的先进工作者，都是不三不四，吹牛拍马的人物”。他还露骨地说：“中国没有共产党，人家不会卖国，蒋介石在台湾，人家也没有卖国。” 　　他说：“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好”，“中国人民都不愿解放，共产党是强加解放”，“统购统销确实有很多问题，如此下去买不到猪肉吃，机关干部面黄肌瘦”“如果公安厅对出口工作放宽，开平华侨全部都要到香港去。” 　　（在运动前，他曾极端露骨地说过：“如果有人给我钱，我什么都干，甚至叫我去爆破。我试车时，如有负责人坐在汽车上，我就把车开到沟里，同归于尽。”这次运动中，他又说：“局（公路局）不要被乐观所蒙蔽，问题多，且严重，如果迫上梁山就难办了。”他说，如果有人打击报复他，就“迫上梁山给你们看”。） 　　他还支持储安平、葛佩琦、章伯钧等人的反动言论。他说：“把胡风和储安平比，使人害怕。人家说话不是无根据的，不能把人家意见当成反动，不应驳斥”。如“国务院12个副总理，无民主人士，都是党员，确实值得考虑，确有‘清一色’思想，统战工作有问题”。象“王首道副部长可提为办公室主任，统几个部，章伯钧为什么不能呢？”他也不满意公路局党的领导，他说：“局确是事无大小都是看党员气色行事的现象”。而“群众对党员有见鬼神而远之的现象。”局里“有些会议我们不能参加，什么也不知，对我们留用人员有怀疑，不相信中、下层干部，只是三心二意的。”他说，共产党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打游击都是偷鸡摸狗，穿破皮鞋，现在才坐小汽车。” 　　他完全同意葛佩琦的言论（只有最后一段说杀共产党，不同意），认为葛的意见可作参考，不同意加以批驳，批驳就不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了。 　　他也同意章伯钧的言论，他说：“我看章的发言找不出什么问题，双轮双锋犁确实错误，浪费很大；文字改革，扫盲确有问题，目前报纸对章等人批评是没有事实的。” 　　他支持章乃器的言论，他说：“我同意章乃器说：党党相护的话，因为许多党员互相对错误包庇。” ## （二）历次运动和平时的思想表现 　　一、历次运动的表现 　　1.三反运动时因参加集体贪污集团，拒不坦白，被迫交待打为老虎，三反后又有贪污，同时对三反结论不满，讲怪话。 　　2.整队时因伪造历史隐瞒参加海军一段历史，本人被迫交待一半，后送公安厅西村集训队，才作了彻底的交待。 　　3.肃反时同情支持斗争对象，散布不满的言论，为对象辩护。 　　二、平时思想表现 　　1.广州解放初期，敌机空投反动传单，关拾到后拿回从化管理所进行宣传说敌人确定在3月3日大轰炸，当被领导发觉立即停止本人的活动。 　　2.解放很久时间，关每次领到的工资立即换为港币，同时号召大家说人民币没保证，港币有保证，替同志们兑换港币数次。 　　3.经常说美国的东西很好，苏联的什么东西都不好。 　　4.下乡抗旱返机关后同大家讲农民对政府不满，基层不巩固三定不能搞，还说该区区委书记，他如果在公路上走我开车先把他碰死，骂监理所长是狗腿子爪牙，什么他都向上级反映。 　　5.诱奸合作社工友吴先球后怀胎，婴儿出生后，关拒绝不负经济上的责任，引起该同志曾一度想自杀。 ## （三）简历 　　关中，原名关士奇，曾用名关脱成、关崇信，广东开平县人，现38岁，家庭成份贫农，个人出身伪职员，文化程度小学毕业，现有初中文化。从37年7月至49年10月达12年之久在伪国民党交通部门担任过助理员、课员、会计员、办事员、事务员、助理监察员、技佐、雇员、站务员等职务。解放后1950年参加工作，在交通部门任过站长、检验员、代理所长检验员等职务至现在。其社会关系极复杂，解放前和国民党一些高级官员有密切来往；解放初期，还和两个国民党现行特务有过来往。 ## 七、省城市建设局右派分子黄频华材料 　　黄频华，男，23岁，广东普宁县人，群众，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1956年7月参加工作，现在广东省城建局标定队工作（试用人员）。 　　运动中暴露的右派言行： 　　一、6月17日在小组座谈会上说：储安平“党天下”的提法我很同意，许多党员存着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思想。“所以我们是领导者，我们有决定一切的大权，你们不能如此，我们说的做的都是正确的。你们一切都该打下问号，自以为高人一等”，这是党天下。认为对储安平等右派分子的批判是“政治压力”会产生收的副作用，妨碍放鸣的发展和违背放鸣的方针政策。 　　怀疑和风细雨是否解决问题，是否广大群众有意见。?过去各个运动都是“狂风暴雨”，今天整到自己（指共产党）就和风细雨，岂不是宗派主义的表现。?“三害”对人民革命事业危害不浅，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加之三大敌人十分顽固，非用猛火不能解决问题，我主张处理这些人要分别情节轻重给予教育、警告、降职、撤职、坐牢、枪毙等不同待遇。 　　二、7月3日下午在小组会上说：共产党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三人我完全相信，其他的共产党员我不相信，因他们都是官僚主义，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会上有人问他，“朱总司令你相信吗”黄答，“我也不相信”。 　　三、6月14日在小组会上说：试用人员是奴隶，是阶级社会等级残余的产物，试用人员的说法是违反宪法的。 　　（6月16日又以题为“不平则鸣”的大字报说：我的意思是试用有雇用之意，实有留与不留、去与不去、试用者与被试用者之分、有治者与被治者、管与被管者、太山与鸡蛋等等级制度之意——坚决反对试用的说法。） 　　（当同志们批驳他上述论点时，他不服，又以“谈忘本”为题的大字报说明，试用人员可以呼之而来，挥之而去，如不服服帖帖听从官僚主义的领导便有回乡生产之危险。） ## 四、6月下旬煽动标定队起来罢工，（因个别同志反对未成）结果，用标定队名义写了28条标语以示反对局领导。 ## 八、省服务厅右派分子蓝宗棉材料 　　蓝宗棉，男性，现年27岁，广东澄海县人，家庭出身华侨工人，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初中毕业。1951年7月由南方大学分配参加革命工作。现在广东省服务厅干鲜果商业处任科员。1950年7月在南大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5年“肃反”期间因入团手续不清，当时结论为混入团内的坏分子，被清除出团。 　　1.一贯来的表现： 　　蓝宗棉参加革命以后，一贯来对组织不满，自高自大，盛气凌人，看不起群众。尤其肃反运动结束后，对党不满表现更为突出。如去年他说“一切事情做坏都是共产党搞的，要想不犯错误，把共产党员都杀掉就好了”等。整风运动开始后，蓝就抓住这个可乘之机，大肆向党进攻，有意制造谬论、辱骂党中央的领导，但同时又装出是一个老老实实帮助党整风的好人，而经常为自己的言论辩护。 　　2.运动中暴露的右派言行： 　　蓝在6月5日座谈会上说：中国共产党既然是马列主义的政党，但为什么会存在“三害”。这与其中成员的作风分不开，党内存在着反马列主义理论是不少的。党对过去的任何运动非搞得过火不行，结果颠颠倒倒，一左一右的。刘少奇同志在广州报告谈到关于城乡生活差别问题时“几乎所有城市的人都吹牛”“几乎所有乡下人都诉苦”的说法不是实事求是的，他没有了解情况。而实际上城乡的差别是存在的。如果农民群众听到此话，会引起什么反映呢？到底刘少奇同志还感到中国有那些人可以相信呢？刘少奇同志以城乡福利补助和救济支出说明城市的苦是不够客观的，他不了解福利救济中存在很多问题，这是违反马列主义原则的。所有这些问题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能找到吗？ 　　我们国家没有法律，宪法不能保障人权。如肃反运动时期，由于没有法律保障人权，单以领导职位来代替法律权力，打人骂人、搜查、扣押等违法乱纪行为层出不穷。肃反运动一开始就走上偏差，所打的大部分是自己人。而违法乱纪分子被认为是骨干积极分子，得到信任和提拔。 　　6月13日蓝又提出书面发言材料，内容大至与6月5日发言相同。首先提出党内存在着反马列主义的理论是不少的，而且这些理论已根深蒂固地存在一部分党员思想中，作为行动指南，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问题： 　　1.唯阶级论。党看一切人，是以他的出身去看的，不是从发展去看问题，把一切看成是静止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人是进步了，但也有一些原来成份很好的人如高岗之流都变了质。 　　2.“矫枉必须过正”，就是“宁左勿右”，这种理论否认了事物的正确性，结果使每次运动出现了不少偏差，宗派主义者和野心家们就用以进行打击报复，将枪口对着自己人。 　　3.不可避免论。一切错误都是不可避免，每次运动后上级党还拿不可避免来包庇在运动中违法乱纪的人。 　　4.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定义理解为批评者可以无事实的诬告，被批评者对批评意见不管是否事实一定要接受。结果违法乱纪的问题，打击、报复的问题越来越多。 　　5.对特殊材料的解释本来是说共产党员应该不怕一切困难，能战胜一切艰苦完成革命任务，但是有些党员说他们是特殊人物。 ## 九、广州市公安局右派分子张象贤材料 　　张象贤，现市公安局九处预审员，原是超龄团员，后退团，男，28岁，广东五华人，家庭出身中农（现已参加高级社），个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大学（在广州大学读过半年）。1949年参加工作，先在本乡政府工作，后调东江公学学习，学完后又调来广州公安局任纠察队员、办事员，现在为九处科员（20级）。解放前一直在五华读书，1948年8月，曾在伪罗定县府当雇员半月，后到广州大学读书半年。1946年在五华县立第一中学读书时，曾集体参加过三青团，为一般团员，本人已交代，并作了结论。但在1955年肃反中，曾有人检举他是三青团分队长，八处政治协理员曾就此问题找其谈话，张表示不满，背地曾说：“如果斗争我，就首先打死我爱人”。后经调查，否定了三青团分队长问题。现家中父母姐妹等9人均在乡参加高级社。其爱人、儿女共4人在本市依其维生。祖父曾任伪保长，现在乡；叔父曾任伪县府征收员，现在乡；岳父是一个建筑商人，现在香港；另2个妻舅，一个在香港，建筑商人，一个在美国，洗衣。 　　张平日工作表现不好，工作消极，有点油条味道。这次整风运动开展以来，仅参加过大放大鸣和争论会一、二次，都没有发言，且半途退场；但是在背地里却发表了许多不满、敌视现实的话。这些材料都是找他周围的一些同志座谈、揭发、对证出来的（一党员、三团员、二群众），现将张在整风开展以来的右派言行述下： 　　整风开始时，他见报上载有民主人士向中央统战部提意见的报告后，即说：“整风是共产党的一个圈套，因为找不到反革命了，让民主党派中计，之后再整一顿”。当他看见章、罗等发表的反动言论后，即表示同意，并且责怪“人民日报”为什么不把全文登载出来，还连连称赞章、罗等这些人“很有骨气”“是天不怕、地不怕”。 　　至看见报上驳斥葛佩琦的反共言论时，他即说：“共产党你们这班契弟，执到人家一句半句，便整人家。杀共产党是对的，共产党做不好应该杀。我同意葛说中国没有共产党也不会灭亡这句话，很对，没有共产党中国还是一样的中国，难道会变为南国？东国吗？孙中山过去搞的也一样是有个中国。又说：“统购统销搞糟了是对的，农民现在只有吃屎了！”看见罗翼群的谬论时，他也表示同意。当广州日报登了一幅罗下乡受到地主、反革命分子的“欢迎”的漫画时，他则说：“这是共产党自己打自己嘴巴，那里有这样的事实！” 　　当看到史良批驳章伯钧的谬论时，他说：“共产党说整风不打击报复是没有人相信的。整风一开头就来一个打击报复”。“共产党整风是一个圈套。现在民主人士狗打狗。史良因为国民党抓去坐过牢，所以反对右派分子，跟共产党走”。“左派是吃共产党的屎，才替共产党讲话，打击右派”。当时，有个同志即反驳他，为什么说是吃共产党的屎？你自己吃谁的屎？张当即洋洋自得地说：“我是吃我双手做来的，谁的屎都不吃”。 　　还说：“葛佩琦现在可能被捕了，因为他得罪了共产党。我看他一生都抬不起头了”！“这种人真的有骨气，的确不怕任何人”。当时，他还指着另一个同志说：“你是左派分子，鬼头仔，如果九处领导知道我在档案室讲这些话，一定是你讲的。……我承认是右派分子。黄忠，现在我们两个左右派来斗斗吧！” 　　最近，张还在其办公室墙上贴了他写的一首诗，诗文如下： 　　岂料世气不古， 　　人欲横流， 　　西子美庄偏遭东邻之妒， 　　凤凰屏羽竟坎鸱鸮之鸣！ 　　整风中及平日，张在其它问题上也发表了许多谬论，说：“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是美国，钢铁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什么都好”。当他说这样，别人指责他时，他说：“你崇苏，我崇美，有什么区别的地方呢”？“半斤八两，还不都是崇外国！”他还认为毛主席报告中驳斥一些人认为美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好的崇美言论不对，是不对的，说：“毛主席为什么不去比一比别的方面呢”？平日也经常专找报上“世界珍闻”中的一些美国科学技术材料，一再向别人宣传，叫大家去看看。经常说香港如何如何好，东西很多，很便宜，说：“共产党光吹牛皮，什么都没有，吃也不好，穿也不好”。看到报上登载有美国经济危机的消息时，则说：“老是经济危机，既然是规律，还有什么必要登这些东西”！又还说：“政治经济学要修改了，过去骂资本主义象臭屎，但资本主义也有很好的地方，反而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是不对了。不然为什么物价老上涨。这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不是矛盾吗”？（原话如此）。 　　还说：“苏联的原子弹不知道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为何不宣传呢？”有人驳他说，毛主席都说有嘛，他说“毛主席说又怎么样呀？” 　　最近，报载我国抗议美帝破坏朝鲜停战协定时，他即说：“人家违反协定，我们就提出抗议；我们违反协定，人家也是一样提出抗议的。不过，我们不登罢了。” 　　有同志揭露他经常到二科去听“美国之音”。并说过：“我主张知识分子自由找工作，我不怕无事干，就去香港都可以找到工作做。”有同志就说，我就不敢去香港，国民党特务机关会杀我们的。他即说：“我就不怕，相反的，国民党欢迎我的。”当场有人指问他这些无立场的话，想去干反革命吗？他说：“我将来会可能去干反革命的。” 　　（又曾说过：“国民党回来我们就无辜了！国民党回来他不明白那个是共产党员，反正看到公安人员就要杀，我们这样的人就执输了。”） 　　当他看到化县事件处理结果时，很不满地说：“杀了农民便这样处分算了！农民心中是死都会记得住这笔账的”！“现在报纸尽是党报，对共产党有利的登了；但黑暗的东西则不登。”又说：“现在的民主，只是共产党的民主，什么民主！国民党统治时，什么报纸都可以看到，现在最多看到南方报、广州日报，都是讲共产党好的，这是什么民主呢？国民党时期讲错都不要紧，现在讲错了，就不得了”。“见到报上登的关于广西饿死人事件的处理时，便在组里指给别人看，说：“你看，毛主席说不饿死一个人，现在饿死5、6百人！处分一下便算了吗？很惨呀！你不死当然不会感觉到”。 　　还有，他最近生了一个儿子，特地写信到香港，请他的岳父（香港一建筑商人）给起个名字。 　　他的爱人，原来是一个比较好的同志，肃反中的积极分子。现在，可能是受到了他的影响，整风以来极少参加鸣放，最近有时来有时不来，也不请假，甚至提出了退团（她也是超龄团员）。 　　整风开始后，他同2个同志和1个肃反被斗过的人关系密切，经常在一起谈私房话；他们的言论看来有互相呼应的地方。 　　最近他看到民盟中央发表关于盟内开展整风指示中提到请求共产党帮助他们整风的意见后，他则说：“这是用猪油来擦嘴巴，你不请共产党其实共产党已经在你内部来整你了。还用你请？这其实是做样子，挂黑面招牌而已”。 　　当全国人民反击右派斗争开始后，他又污蔑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形式，这是共产党处世形式是共产党的法宝，要百家争鸣，为什么又不保证言者无罪呢？现在章伯钧象坐牢一样。台湾一些想回大陆的人，现在死都不敢回来了。共产党这些手法，闻到都怕”。又说：“共产党是骗人的，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结果把人绑起来了”这些被人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都是正直的人，共产党便象钓鱼一样，上钓的便衰。真是笨擦、笨擦（即傻瓜之意）。聪明的人是不愿多讲话的，你章伯钧这样一个交通部长，何必要讲这样多话呢？”7月11日市公安局作反击右派分子的动员报告大会，有同志动员他去参加，他说：“我是例外分子，我就不去听，你奈我何？你们开会来捉右派分子，我就不参加”。 　　 （广州市委整风办公室根据公安局材料整理） ## 十、广州市卫生防疫站右派分子罗中浩材料 　　这是广州市卫生防疫站一个干部罗中浩在大放大鸣中（6月6日）所暴露出来的一份材料，它是通过上书中央领导同志的形式“放”出来的。在这份材料中，罗中浩对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了非常明目张胆的猖狂进攻，对党中央负责同志，对共产党，极尽其污蔑、辱骂之能事。他叫嚣着：共产党“腐烂变质了”，党员都是“为自己服务”、“个人利益第一”的“老妓”，而且由于党、团员“盘踞在主要的岗位上”给“人民利益，带来了无限的损害”；他认为：“几年来农民政策错误不少”，“全国绝大部分农民耕者缺粮食，种豆乏油用，统购统销弄得鸡犬不留，节约粮食搞得猪母杀尽，农民饥肠辘辘，三月不知肉味”，“弄得民怨沸腾，愤声载道”；他认为：“现在的中国是国民党式特务统治的中国”，宪法是“摆个样子”，人代会代表大都是“长袖善舞的可怜虫”，“歌功颂德”或“傀儡式的教条主义者”；报刊是“强词夺理”、“教导人民黑的也是白的”，人民在鸣放前是处在“密不通风的黑道当中”，使得“多少工人、农民、职工、教授、学生、主妇……对共产党……感到怎样的愤慨！”他污蔑毛主席和“古时皇帝”一样，听信“奸臣”、“狗辈”的“谗言”，“遭到人民的切齿痛恨”，这种情况，“今天，连共产党员甚至是你——毛主席——也不会例外”，他非常狂妄地要中央负责同志对“今天的局势”负责和“反省”；他威吓着我们，说什么“再如此下去，激怒人民、忍无可忍之时”什么“社会事件”就要到来，说什么现在我们已经坐在“火药库”上面；最后为了“监督”共产党改正这种“严重之错误”，他呼吁各民主党派对“全国这么普遍的共产党员的错误”不要“置之不理”。 　　这是多么系统的、完整的一套反动言论！这是多么露骨的、恶毒的一副右派面目！对于这样的反动言论，我们必须坚决地毫不留情地对它进行批判、反击。现将罗中浩所写的材料打印出来，并附罗中浩的政治历史简况，以供批判、反击时的参考。 ## （附件一）罗中浩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 　　一样的中国，一样也是共产党来领导，可是，多少人民，却往往高兴缅怀着解放初期的共产党，其实，这也难怪，因为那时的共产党员的艰苦朴素、大公无私、以及关心人民疾苦的优良作风，实在不得不使许多人感激得痛哭流涕！可是今呢！变了！开始腐烂变质了。可不是吗？现在多少共产党员在大喊大叫“为人民服务”“革命利益第一”，可是做出来的却是“为自己服务”“个人利益第一”；目前，全国多少不学无术的党团员（人家说他们是老妓，因为大多数也靠口食饭），盘踞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结果错误百出，贻笑大方，使神圣的人民利益，带来了无限的损害。但是，另方面呢！多少熟悉业务而又不会造反的人，却丢落冷宫、弃之不用或用之不当。多少党员、团员，天天食饭、屙屎、睡大觉，却年年升职封官；而非党团员却任你做生做死，没份！多少党团员犯了错误，是内部解决：“劝”；而非党团员犯了错误，是大张旗鼓：“整”。过去的大公无私、艰苦朴素等品质跑到那里去了呢？事实是如此的普遍，这不是共产党已在蜕化变质又是什么？象这样的共产党人，还可以说得上在“为人民服务”吗？可是，尽管这是事实，还是有不少党组织或成员，在利用各种立场、观点来为他们辩护。难道人民是傻瓜？是瞎子？是聋子？ 　　古时皇席左右，往往少不了有专呼“皇恩浩荡”“天下太平”，另方面又进谗生事、陷害好人的奸臣。该辈为讨好“皇上”，不惜摇尾乞怜，以获“青睐”。待一旦官星显照之后，便免不了鱼肉生灵，甚至祸延灭国。如此狗辈，历代以来，不知遭到多少人民的切齿痛恨，我想，今天，连共产党员甚至是你——毛主席——也不会例外。可是，20世纪的今天（莫忘记：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这些奸臣又还出现。可不是吗？多少长袖善舞、鼻抹白粉之流在昧着良心歌功诵德啊！多少别有企图之流，在搜集“资料”，进献谗言，以祈一朝运到，鲤跃龙门啊！共产党既然也痛恨古代的奸臣，那末对于今日奸臣式的、挟肩谄媚之流又应该如何对待？对于敢说感言之人，又应如何正确估计？是认为专事歌功诵德之人是好人？抑……？ 　　今天，五亿几的工人、尤其农民，还未行到“鸣”的福运（据有人推测：共产党不敢让农民“鸣”，因为几年以来，农民政策错误不小）可是，只此少少的科学、艺术……界鸣的结果来看，已证明这个矛盾不是小的，而是大的，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国性的。党告诉我们：“干部决定一切”，同时，我们也知道：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很强的，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向来是贯彻得很好的，然则那末，对于今天的局势，和国内的上层党政领导——如你，刘少奇、周总理、还有陈云等应否负相当重要的作用？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有，又准备怎样采取正当的措施？ 　　（从我切身的体会，也不容否认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人民的希望。可是，在今天却弄得民怨沸腾、愤声载道（不要以为我夸大事实，请到人民中去听听他们的心声吧！）党、团、群关系搞得如此糟，因此而给人民带来的损失是如此难于估计。那末，（据我了解）负责主要党务的刘少奇同志，有否反省过？正视过？为什么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党员及“积极分子”会如此的普遍？） 　　刘少奇同志在广州对干部说：“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差不多’。他说的是全国占少数的城郊等农民？抑是全国性的？其实，全国绝大部分农民，还耕者缺粮食，种豆乏油用，统购统销弄得鸡犬不留，节约粮食搞到猪母杀尽，农民饥肠辘辘，可惜是“三月不知肉味”，可见农民的生活，还是十分值得忧虑的，怎能比上城市工人最低限度可以吃上饭呢？这些事实，刘少奇同志是否仍蒙在鼓中？难怪他言犹未了，便有些人说：“丢那妈！他（指刘少奇同志）敢到各县去对农民讲，农民不丢他杀我的头”和说“唉！刘少奇同志尚这样说，难怪农民要受苦受难”了！全国报刊反映农民流入城市的根源是什么？ 　　希望国家领导，勿再问道于盲，必须深入了解真象，对农民生活，作出有效的改善措施来。 　　我曾和一位共产党员同志谈过，他虽不能同意，但也少不了“难于辩解”。这就是：现在的全国人民代表，有相当大部分都是长袖善舞的可怜虫或者是傀儡式的教条主义者！否则任你工作得怎样好，也很难当上全国的人民代表。他们在开会时很少（也不敢）讲到人民真正要讲的话，只是歌功颂德或讲些不关痛痒的话多。我看这虽不真，但也不会都是假的。因为从人代会上的发言，可以证明最低限度不会完全错的，人民代表既不能大胆说出人民要说的话来，那末说代表大会能行使人民的权力那不是十分笑话？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看来，这也不过是摆个样子而已，缺乏其真正的意义。不相信吗？到处是：只要说一些反映党的缺点的话，便会有许多“积极分子”反映上去，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大胆怀疑”“追查动机”，最后是“反动”“落后”……的帽子纷至沓来，弄得说话者几乎一世也翻不了身。这样就叫做言论自由吗？有人比喻过现在的中国是“国民党式特务统治的中国”，话虽不恭，但确实有值得研究的价值！ 　　论出版自由吗？也不过报刊清一色，形成“一家独放”，“一家独鸣”。个别不是嫡系的报刊吗？也扣上了“紧捆儿”，只准讲好，不准讲坏，只准歌功颂德，不得反映缺点。甚至今天连鲁迅的杂文体也打入了冷宫，这不能不使人民顾虑马克·吐温的遭遇，将不知何日会降临到鲁迅头上！ ## 当然，我不是要提倡反动言论，但是，不要用“豆腐格”方式来办报刊，不要强词夺理教导人民黑的也是白的呀！要好的也要讲、是错的也要登，要多种多样、不要教条墨守、不要动不动就把大帽子扣死人才能令人心服呀！ 　　其他如集会、结社……吗？更大家知道了！ 　　我实在不禁感慨系之！我们是堂堂大国，而且又是人民真正拥护的领导者，英美人民所痛恨的东西，我们反拾过来当法宝用，而且某些东西还发扬了它，这真难免使人大惑不解！ 　　我们认为：如果那些自由、权利人民是不应该得到的话，那末，便干脆不要登到宪法上去倒还使人民心服些。为何不打开天窗说亮话，反而向人民装出一副慈悲的面孔来，事实上又口惠而实不至呢？！ 　　一个多月来的“小鸣小放”，亦使人民有如释重石，从密不通风的黑道当中，走入光天化日之下之感。人民透大气了，全身细胞复苏了，工作劲头也跃跃欲试了，对未来的希望也感到也实际的美满了。可是，人民看到许多领导人，尤其是许多党报甚至是人民日报，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不愿意“放”或“且放且收”之态，尤其人民还有根据地顾虑着将来不知在那一天，在各种招牌掩蔽之下的形形色色的“整”会否降临到他的身上。 　　我们认为：暗藏几年来的“火药库”（庶我大胆比喻）现在已经暴露出来，揭开库门，拿下雷管已属不难之事。人民需要什么呢？他们的希望是怎样的？人民无限的积极性能否真正解放出来呢？国家工业计划能否按期或提早到来？今日能否妥善处理内部矛盾都有非常重要的关键！要知道：近来还少得非常可怜，并且绝大多数都还是颤抖着“鸣”出来的一些现象，可以说大部分都是人民的“心音”。是且放且收的办法来发扬“心音”呢？还是大放大开呢？是“家丑不外扬”的方式来处理“心音”呢？还是确实用大公无私把人民的利益看作高于一切的眼光来处理呢？我们认为：不让人民说心里话，或者限制着讲心里话，在处理时仍沿用过去极普遍的“自己人”的方式来处理的话，这不仅是对人权的糟蹋而且是对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党纲党章的自我讽刺！ 　　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解放以前，人民多么渴望共产党来救救他们，解放头几年，人民是怎样热爱共产党、感谢共产党！但是，最近几年来呢？多少工人、农民、职工、教授、学生、主妇……对共产党又是感到怎样的愤慨！连我这个在旧社会受过多少苦难、曾立志想做个共产党员，而且在斯大林死时流过多少眼泪的人，最近2年连从小一起长大，亲过手足的某共产党员也疏远掉。这是为什么呢？仅2年之隔，一样的共产党竟在人民心中起了这么大的变化，原因深处，象你们这么重要的人，实有十分值得苦心思索的必要！ 　　现在，社会上一片歌诵声，当然不是假的，因为人民感谢共产党摆脱他们的苦难，欢迎共产党的方针、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可是，能说这些歌诵声都是出于诚心吗？那又未必！可不是吗？社会上多少言行不符、长袖善舞之流，骗着他自己的良心在且歌且舞；多少对共产党员虽然拥护，但又满怀愤慨的人民，由于不呼又怕人家扣大帽子，以致也不得不跟着应付一下。然则这片对共产党的歌诵声，假如说是完全真的话，那就不免太天真了！ 　　“变了”的根源何在呢？除了前面所说者外（当然不见得全面或者都对）还希望做多想多听、不要让“积极分子”把自己的眼睛蒙起来，不要让他们把自己的耳朵塞起来，要到外面去多访多察人民的心声，以便能对症下药，加以解决。否则再如此下去，激怒到人民忍无可忍之时，社会事件一来，并非人民之福， 亦非人民内心的愿望！ 　　当然，共产党有军队，有监狱，不怕他们造反，可是，自己做得不对，竟用这些对付敌人的东西来对付人民，这并不见得是十分光荣的事啊！何况人民本来是感激共产党、热爱共产党的呀！ 　　我自幸生适遇晨，少生媚骨。爱敢将所感所闻，综合上寄，不恭之处，幸纳精华，弃其糟粕，仍希见谅！ 　　另方面，我还将此文，交民盟中央请转发各民主党派，非有他关，实不忍共产党目前如此严重之错误再行发展下去，拟借各民主党派之力，对领导6亿人民也领导我自己之党政领导，实行监督之意也！幸察苦衷，感甚感甚！ 　　谨致 　　（敬礼） 　　 广州市卫生防疫站罗中浩启1957年6月6日 ## （附件二）罗中浩写给各民主党派的信 　　民盟、民革、九三学社、台盟、民进、致公党、农工民主党……等中央负责同志： 　　（你们作为国家政党的领导人，我现在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民，际此国家朝气蓬勃，但又使人民受到许多不应受的苦痛之秋，我代表至少是我作为人民之一的意见向你们讲些话：我认为解放以来各方面的成就是很大的，中国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完全对的。但是不能说人民受了好处，全国这么普遍的共产党员的错误就可以再行置之不理。我现在将送给毛主席的信，顺抄一份给你们，正如信中所说的：“别无他关，乃拟借各民主党派之力，对领导6亿人民也领导我自己的党政领导，实行监督之意”也。谨致） 　　（革命敬礼） ## 广州市卫生防疫站 　　 罗中浩敬启1957年6月6日 ## （附件三）罗中浩政治历史简况 ## 1957年7月13日 　　罗中浩，男，现年31岁，广东兴宁人，家庭出身贫农，个人成份职员。1942年在兴宁高中念书，1949年9月考入东江公学学习而参加革命，曾参加省公安部队教导队学习，市卫生局屠场搞文书、人事工作，现在是广州市卫生防疫站行政管理科办事员，罗中浩在1943年－1946年曾在福建平和县及厦门市东区等处任过伪警员，据该站材料说明，历史经去年审干时作了调查，已基本上搞清楚是一般伪警员。 　　参加工作后的表现：1953年7月以前罗中浩在市卫生局屠场任职曾贪污旧币30多万元，加以和同志关系搞得不好，因此调来市卫生防疫站。到防疫站以后，初期工作尚好，后来和站内工友钟穗英谈恋爱，并发生不正确男女关系，群众意见很多。罗不仅不很好接受改正，反而大发牢骚，不上班，旷工，工作不负责任。当时为了严明纪律，曾给予罗中浩记大过处分一次。在工作上罗中浩是拒绝任何人对他工作提意见的，专横独行，领导上鉴于他工作越来越差，和任何人都合不来，群众意见纷纷，因此在今年4月把他调出去搞卫生运动，但罗更感不满，认为领导上对他是一脚踢开。 　　（比较突出的是在这次大放大鸣过程当中，特别是在6月上旬罗发出了很多污蔑党和仇视党的反动言论，对于报章上当时所登载的葛佩琦、储安平、罗隆基、章伯钧之流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十分赞同。6月13日晚有几个人在图书室阅报时罗即发表其荒谬言论，综合有下列几点：） 　　1.解放初期共产党威信很高，他自己也认为是相信党的，但他说，以后他看到了共产党也和过去历次改朝换代一样，“所谓一朝江山到手就变了质”，说共产党从1953年起威信一落千丈。2.说工人剥削了农民，农民生活很苦，他不同意刘少奇同志在省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3.说解放后党给工人和农民除了三大敌人，但给知识分子以几辈子以来从未有过的损害和侮辱。4.说各民主党派是应声虫，在共产党压迫下不敢出声，他说，他曾写信给张治中质问他为什么不能代表民主党派发表意见。 　　罗说这些话当场有人是不同意的，但他却说，你听就听不听随便，明知你不愿听，但我也要讲。在小组会上罗提出共产党骑在人民头上的谬论，当时一些人起来反驳，但罗横蛮地不许人反驳，说反驳是维护缺点错误者。罗中浩这次写信给中央，写了以后曾经给过5个人看，并公开的在科室内厨房内对着职工宣读。但这些人看了以后没有表示反对。 　　罗中浩在这次学习过程中，非常积极，对于反动言论不但赞赏而且把他认为精彩者摘录出来，等在小组讨论时拿出来加以发挥。 　　· 来源：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