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公安部政治部关于各地公安机关整风情况简报（第十五号）

　　在反右派斗争中，各省、市公安厅、局都进行了排队工作。截至8月17号止，据四川、贵州、甘肃、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北、山东、河南、河北、吉林、天津、北京省市公安厅局和广州、重庆、成都市局等18个单位的初步统计，已暴露出右派分子308名，平均占上述单位参加整风人数的1.7%左右，单位最高比例为7.75%，最低比例为0.19%。计：四川右派分子12名，占参加整风人数的1.47%；贵州38名，占7.75%；甘肃2名，占0.32%；江苏18名，占2.4%；浙江7名，占1%；安徽13名，占2.69%；福建25名，占3.4%；广东4名，占0.48%；山东18名，占2.8%；湖北4名，占0.8%；河南11名，占2.5%；吉林4名，占0.48%；河北7名，占1.28%；北京15名，占0.19%；天津33名，占1.5%；广州23名，占1.1%；成都22名，占2.9%；重庆52名，占2.6%。右派骨干分子多未统计，仅据贵州、四川、福建、江苏、山东、成都、重庆等7个单位统计，即有右派骨干分子47名。

　　这些右派分子，乘我党整风时机，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相呼应，煽动群众，诋毁领导，向党猖狂进攻。有的右派分子甚至还有组织，有计划，有斗争策略，有政治纲领。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一是肃反运动，诬蔑肃反运动是扩大化，一团糟，是恐怖统治，否认肃反运动的成绩。二是诬蔑党的干部政策，把我党的干部政策歪曲为“唯党唯亲”“任人唯亲”，“凭资格”，“清一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甚至叫嚣以考核选举、民意测验，来代替我党和国家的人事制度。三是丑化领导干部，把党的领导干部比成像封建王朝一样的腐化堕落，诽谤我党党员、老干部是“狼心狗肺”“坏人坏种”。挑拨党群关系，煽动群众对领导不满。四是反对党对公安部门的绝对领导，要求民主人士参加公安工作，甚至有的要到民主人士那儿去申冤告状。此外，右派分子还对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选举、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等各项政策制度，无不进行恶意的歪曲和攻击。总之是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样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从已暴露出来的这些右派分子来看，大部分是解放后或临解放前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据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四川、贵州、北京等7个省市统计，在118名右派分子中，194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有96名，占81%；学生出身的有90名，占76.3%。四川省厅、北京市局有27名右派分子，均系解放后参加工作。贵州38名右派分子中，学生出身的有30名，其中仅高中、大学生就有24名。他们没有经受过艰苦的斗争考验，思想深处仍然保留着旧社会的余毒，他们留恋和向往资产阶级生活，厌恶和仇视社会主义制度；言行极为反动。例如贵州省厅右派分子余昌言（大学生）狂妄地说：这次整风运动知识分子要翻身，四个月时间内全国会搞起大民主来，工厂罢工，学生罢课，农村骚乱，必然会搞“乱”搞“滥”。因此，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准备积极行动，计划先打科长、处长、再拉下谢付厅长，并把蒋介石的像片贴在床头上。湖北省厅右派分子毕霖亚（高中学生），说“共产党比国民党还不如”，说他“几年来生活在一个既无阳光又无水份的暗室里，只好逆来顺受，等待着沉冤翻底，阴暗见天的日子”，思想极端反动，对党仇视入骨。江苏省厅右派分子郝立德（大学生），认为共产党没有领导群众的资格，要缩小专政，减少集中，逐步达到党的灭亡，认为杀反革命太残酷，污蔑斯大林的错误、波匈事件，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鸣放中，他创立民主讲坛，张贴大字报，企图把领导搞垮，把机关搞乱。

　　右派分子同时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据四川、贵州、山东、安徽、北京等5个单位统计，在86名右派分子中，地主、富农出身的有40人，占45.4%；商人、旧职员出身的15人，占21%；中农、贫农出身的23人，占31%。福建6名右派骨干分子中，有5名出身于剥削阶级（资本家出身的2，富农出身的1，华侨商出身的1，官僚出身的1）。他们有浓厚的剥削阶级思想，迄今仍然保持反动的立场。他们之中，更有的亲属被我们打击、镇压，对我党怀有刻骨的仇恨。例如，四川省厅右派分子吴彬，家庭系反动官僚地主，其父是伪十四军军长，解放前夕被我军击溃后率残部潜逃越南，其母于解放前夕携子女6人、黄金五百两及大批财物乘机潜逃香港、九龙，其大伯父被管制，二伯父被镇压，三个堂兄均在台湾效忠蒋匪。吴彩对领导心怀不满，进行小集团活动，谩骂革命干部，散布反动言论，说肃反运动是一把刀子插在她的心上，骂肃反干部是“特务”，积极分子是“政治流氓”，并要“痴恶如仇，痛加歼灭”。广州市局右派分子黄导隆，地主出身，以“屈人”为化名，以“离骚”为借题，吟诗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苍海桑田兮！世途逆乖；风片雨丝兮！让我一鸣。叹世态炎凉若冰雪兮！为人难作；唯杯酒狂歌于闹市兮！聊以自慰。吹拍捧媚“君子”兮！升官进爵！勤苦埋头愚人兮！反受狗斯。冤沉大海复横遭辱骂兮！痛尤未了；孤假虎威还落井下石兮！问君何忍？”江苏省厅右派分子朱建平，家系大地主，土改时全家被斗，其主要社会关系多为国民党军、政官员，有的已潜逃，有的受镇压。朱公开为反革命“喊冤”，呼吁“被蹂躏”的人要翻身抬头。

　　这些右派分子中，还有不少是本身历史复杂，肃反、三反中被斗争、被审查的。仅四川、贵州、江苏、浙江、安徽、北京6个省市厅局统计，在96名右派分子中，在肃反中被斗争过的即有46名，占42.4%。浙江7名右派分子中，有6名在肃反中受过审查和斗争。这些人怀恨在心头，和我党结下了深仇。例如，四川省厅右派骨干分子李一痕，原名李一衡，因三反中被关押，将“衡”字改为“痕”字，以记仇恨。李曾将藏民歌颂解放军歌词中的“共产党来了人民喜洋洋”，改为“共产党来了藏民遭了殃”。别有用心地撕毁了两分对犯人判刑有重要根据的档案材料。他主张在公安厅成立民主党派支部，自己要参加民主党派。并与罗澄波等结成反党联盟，他们的目的是“打倒领导，推翻共产党，使资产阶级复辟”，他们的组织路线是“联合左邻右舍，发展对象，从中考验积极分子，成立记者站，广收消息”；他们的斗争策略是“进行摸底排队，打击党的积极分子，拉拢对党不满、有历史问题和幼稚无知的青年，煽动大家，‘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安徽省厅右派分子周平（旧职员，大学生），曾历任国民党县指导委员、宣传部长、安徽“皖”报主笔、安徽伪教育厅秘书主任、三青团分队长、军讯团长等伪职。肃反中被斗争。他说“三反”“肃反”都是宗派主义，说“蒋介石并不坏”，并无耻地说“烈女不嫁二夫郎”，以表示他对国民党的忠贞。他曾妄想跑到台湾、香港去，把他的“遭遇”发表在香港报纸上。北京市局右派分子李澍泖（群众，大学生），解放前曾写过不少反共、反苏文章。1953年申请退团，肃反中被斗。他认为“肃反”、“三反”“五反”都是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斗争、运动一来，宪法、法律就不起作用了。污蔑肃反有四大恶果：一是破坏了法制；二是制造了敌人；三是伤害了团结；四是浪费了人力物力。他公开宣布坚决不参加共产党，主张公安部门应为民主党派开放大门。山东省厅右派骨干分子倪黄河（毕业于浙江省立联师），肃反中被斗，对组织极度不满，辱骂公安厅的领导干部“无德无才，得利在先，吃苦在后，靠党吃饭”。诽谤肃反“是在人家健康的皮肤上挖了一块好肉”，说公安厅是一个“碉堡”，“杀气腾腾”。他赞扬西方国家生活，说我国的民主选举是形式主义。

　　这些右派分子中，也有少数是参加工作时间较久，出身较好的，但这些人多系犯过错误，受过处分，或染有反动阶级的思想毒素，与组织对立，对党离心离德的分子。江苏省厅18名右派分子中，有7名是1945年以前参加工作的，其中有3名是犯过错误受过处分；3名曾经脱离、叛变过革命。山东省厅18名右派分子中，有7名出身于中农、贫农家庭；有5名是1945年以前参加工作，其中1名曾叛变投敌，3名犯错误受过处分。山东省厅右派分子徐少山，中农出身，1938年入党，1939年参加工作。三反中犯错误受过党内警告、行政撤职处分。他攻击、污蔑领导说“劳改局执行政策是一团糟”，谩骂政治处负责干部王××是三反起家，制造冤案。说组织上对他的审查是陷害，把他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天津市局右派分子刘广礼，虽然出身于贫农家庭，因曾在伪军、政机关工作过，解放后未放弃反动立场，仇视党的各项政策。说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与他所听到的不一样，农民参加合作社并非自愿，而是变相压迫，生产量并未提高，而是降低了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并主张成立由“群众”组织的“监督委员会”和“援助农民委员会”企图取消党的领导。

　　各地暴露出的右派分子，不仅有一般干部和非党群众，而且有领导骨干和不少共产党员。据四川、贵州、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河北等8个单位统计，在124名右派分子中，有党员61名，占41%；科长30名，占24%。江苏18名右派分子中，有党员12名，占66%；有正、付科长5名，占27%。贵州省厅38个右派分子中，有党员16名，占42%；科长14名，占37%。贵州右派分子程华堂（18级的党员科长），恶意地把镇反办公室比作阎王殿，把贾付厅长比作凶神恶煞的阎罗王，把蒋处长比作肥头大耳、手持勾魂笔的判官，把镇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比作宣读生死簿的小鬼。他画了一幅“指鹿为马”的漫画，把厅长比作荒淫无道的秦二世，把处长比作献媚讨好、陷害忠良的赵高，极尽污蔑、辱骂、丑化领导干部之能事。河南省厅右派分子史培初（党员付科长），诽谤我领导干部和政治工作，骂我提拔干部是“黄鼠狼生老鼠，一窝不如一窝”，并在题为“生死簿”的大字报上写道：“政治工作是工作的灵魂，主管灵魂的是生死簿，人的命运决定于阎罗，阎罗的唯一参考资料是生死簿”。江苏省厅右派分子方玉泉（党员、科长），认为肃反的成绩不是基本的，为镇反检查作准备是党的虚伪作法，是党对民主人士的宗派主义。他还把公安部门极端重要的秘密材料向人民日报上投稿，并要求转交人大常委，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在一幅以“特殊”为标题的大字报上，恶意攻击“省委和国民党一样，就是差一个小老婆和烟枪”。天津右派分子（党员）马世纲竟说“我要是群众，就坚决不参加共产党”。

　　这些右派分子隐藏在我公安部门的各个角落，尤以吸收青年知识分子较多的单位和某些劳改部门为最突出。以上列举的右派分子方玉泉即是江苏省厅办公室资料科科长，右派分子史培初即是河南省厅办公室的秘书科付科长，安徽省厅研究科付科长钱谦也是一个右派分子。广东省厅一处一科科长张梅、广西省厅一处一科科长潘德柜，都是右派分子。广州市局23名右派分子中，仅侦察处就有7名。山东18名右派分子中，仅劳改局就有11名。广东省厅4个右派分子中，有3个出在劳改部门。

　　以上情况进一步表明，在我公安机关内部，不仅确有相当数量的右派分子，而且有许多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是十分露骨，十分猖狂的。各地在鸣放过程中，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把他们挖掘出来了，把他们搞臭了，这是个很大的胜利，无论对于教育广大群众，对于纯洁公安队伍，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但是，目前已经取得的胜利，还不过是一个初步的战果，由于各地公安机关的具体情况和努力程度不同，运动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估计还有一些右派分子特别是活动得比较隐蔽狡猾的右派分子没有被挖掘出来，即使在那些进展较快的单位中，也还会有被漏掉的可能。因此，凡是没有全面开展斗争的单位，应当急起直追，迅速开展；凡是已经全面开展的单位，都应当使斗争深入一步。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和省、市委的历次指示，反对右倾温情主义，防止自满和厌卷情绪。指挥员亲自督战，亲自排队，亲自训练队伍，切实实行具体领导，要下更大的决心，用更大的功夫，力求挖掘出所有的右派分子，保证不漏不错，真正把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搞深搞透。

　　 1957年8月21日

　　· 来源：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