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四十九)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 ## 目 录   湖北省二零一厂组织生产新高潮的经验 ……………………………………………(1)   四川省委批转交通厅分党组关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集中整改情况的报告………(5)   天津市卫生系统争风运动情况………………………………………(11)   贵州省各县四级干部会议开展粮食、合作化和工农关系等问题辩论的情况………(15)   贵州省各县四级干部会议讨论生产的情况…………………………(19)   福建省关于开展农业发展纲要大辩论情况的综合报告……………(21)   福建省龙溪专区四十二个乡对法制辩论的…………………………(29) ## 湖北省二零一厂组织生产新高潮的经验   湖北省委于一月三日转发了二零一厂和一沙场源于组织生产新高潮的经验,并指出这两个场的经验证明了:企业初步整风的初步胜利是新的生产高潮的最重要的基础,争取整风运动的全胜,是生产高潮全面高涨和深入持久的主要动力。整风运动和生产高潮互相促进的规律是:鸣放越是深透,整改越是彻底,社会主义教育越是深入,生产上的奋斗目标和组织工作越是具体,职工群众的心情越是舒畅,生产上的积极性创造性就越是高涨,新的生产高潮形成就越是迅速、顺利。另一方面,生产高潮越是全面的高涨,政治思想工作、生产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上的薄弱环节,将会进一步得到暴露。这又将推动整改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因此,省委要求各地党委应该看到生产高潮的深远基础,因势利导,争取整风运动的全胜,促进生产高潮的全面高涨。兹将二零一厂的整风运动与生产高潮互相促进的经验摘要如下:   二零一厂的生产高潮与整风运动是同时存在的,并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 (一)深入进行整改   首先是加强了对整改工作的组织领导,采取了领导亲自动手,发挥各级组织作用,大胆依靠群众的作法。他们在党委的带领下,由厂长和组织部长具体负责整改工作,按业务性质成立了生活福利,生产管理、方针政策等三个专业改进组,各车间、科室按行政系统有领导干部负责成立了改进小组,并选举职工代表参加各级改进组织,全场共组成了二十二个改进工作小组,已形成人人动手,群众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新局面,掀起了全厂性的整改高潮。其次是坚持了优先改进生产关键和与生产直接有关的管理工作问题,及时有力的推动了生产。如第一批改进了三百十八项,其中有关生产管理的就占百分之六十七,再次是通过整改改进了领导作风,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如技术监督科长把办公桌搬到车间去办公,随时解决换活中的质量问题,深受工人欢迎。在整改中重新认真研究,采纳了工人高亚男在一九五五年就提出用离合器代替小马达的建议,补发了奖金,结果他三天内主动把全厂流水线上的接触点都改为齿轮,解决了长期没有解决的生产关键。   为了保证改进工作的彻底,他们又发动群众对整改工作进行复查。(1)查三勤原则:检查已经改进的工作是否符合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持家的精神;(2)差撤底:检查整改工作是否撤底,应该实现的是否实现了,群众意见有无遗漏;(3)差规划,检查车间、科室和个人规划是否确实可行,通过复查(湖北省委注:在整改过程中,各企业都要无例外地,大张旗鼓的进行全面复查),不仅教育提高了群众,而且也查出不撤底和遗漏的问题一般二十四件。   目前,该厂正在进行紧宿机构和干部下放,全场十五个科室,精减为九个,脱产干部为三百七十人,减少到二百十五人,下放百分之四十八。干部下放受到广大职工的欢迎,并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热情,许多工人都说:“干部都直接下放参加生产了,我们应该把生产搞得更好些”。 ## (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   社会主义大辩论,在厂里已经形成高潮,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人积极参加了辩论,许多问题,如工资、粮食、物价、生活福利、医药费等,经过辩论后,基本上都得到了解决。   辩论的做法:首先是根据工人在鸣放中所存在的和需要通过辩论解决的问题,逐个加以排队,然后一个个的辩。辩的方法,则是由本车间、本小组的具体问题辫起,逐步提高到中央提出的五个方面的问题上去。辩论形式多种多样,有小组会、座谈会、工段会、大字报、展览会和相声、对唱、话剧、看电影等各种文艺形式,力求生动活泼。辩论的原则是:讲真话,摆事实,互相帮助,以理服人,明辨是非,严防扣帽子和压服的作法,辩论中领导注意启发了诱导,及时向群众提出了“四比一找”的口号,效果很好。所谓“四比”是:(1)今非昔比:比比究竟是解放前好,还是解放后好?有忘本思想的人这一比就恍然大悟了;(2)内外对比:如在生活福利问题上,和周围公私营小厂比,和农民比,和六亿人民比,再有过高要求对不对?(3)利害对比:如在生产和生活,个人与整体问题上发生矛盾时,比比利害关系,究竟对谁有利?怎样才是准确的?(4)典型对比:每个车间都拿出好、坏两种典型人物,介绍他们在生产、劳动纪律和思想觉悟方面的表现,用典型来对比自己。“一找”就是联系自己找思想根源。每个辩论告一段落后,还选择认识转变最好的典型人物,组织社会主义报告团,在各车间巡回报告,以具体人物的现身说法和领导干部做辩论小结相结合的方法,使大家认识更提高一步。   在辩论中,坚持了辩论与生产结合,骨干与群众结合的原则,首先辩论阻碍生产的问题,如裁断车间有四十名青工闹情绪不愿当辅工,他们就抓住“辅工到底有没有前途”的问题辩论。通过辩论有三十四名辅工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其余六名也开始有了转变。又如保全工人,较普遍的要求是每人每年发两套工作服,而且现在就要发新的。以后经过发动骨干和老工人,把全场五十六名保全工集合到一起,把现有的工作服拿到会场上摆出来辩论,有的老师很激动的说:“我在旧社会工作了几十年,也没有看到工作服是什么样子。”有的还说:“说这样衣服不行真是忘本。”这样要求过高的人也没话说了。   经过这一段的大辩论,干部队伍和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反映在生产工作上,积极性、劳动热情都更加高涨。 ## (三)大力宣传、广泛发动群众,掀起生产新高潮   1、为了迅速普遍掀起新的生产高潮,他们做了如下工作:   充分利用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形式。正整风以来,该厂先后召开过五次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和解决有关整风或生产上的重大问题,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都采取一竿子到底的方法,吸收全厂党、团、工会组长和及其他生产骨干参加,这样对动员掀起整风和生产两个高潮很有好处。在最近一次大会上,主要是分析全厂开始出现生产高潮的情况,同时针对全厂全面大换活的关键,讨论如何保证产品质量的问题。这次会议及时的给群众指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使生产高潮成为职工群众更加具体的行动了。   2、广泛动员与具体发动相结合,先后召开了老工人、青工、女工、保全工、检验工等六个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组织生产高潮的建议,并提出生产上的问题向他们请教,通过这些座谈会不仅是领导掌握了各类人员的思想情况,明确今后的工作方向,同时也做到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密切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   3、通过工会和青年团的组织,广泛开展多种多样的竞赛活动,如在整风中除了坚持正常的竞赛活动以外,有根据生产要求,开展了换活竞赛、换货工序竞赛、杜绝漏检品竞赛、先进经验选拔赛、互助组竞赛等。青年团组织青年广泛开展突击队,手等独立活动。使各种竞赛上下左右纵横交错,非常活跃,特别是小型竞赛,时间短既好组织,解决问题又及时具体,形式生动活泼,最受群众拥护。在整风期间,生产互动时减少的情况下,吧推广先进的工作化整为零,利用中午。晚上整风活动的空闲时间,采取有三个推三个来两人学两人的办法,因此,推广的经验也月月增多,整风以来,群众共提出合理化建议一共一百零七项,也都得到及时处理,采纳率达百分之七十以上。   4、围绕搞好产品质量和节约原材料为中心环节,组织群众性的节约检查和质量监督。这是依靠群众解决审查关键客服浪费最有效的办法。具体做法是(1)工人生产时间要做到“自作自查”,上下工序互相检查。(2)每天早、午上班前,进行本组的民主检查。(3)工段内几个小组、有关科室及工厂党政工团负责人共同进行联合大检查,并将检查资料纳入竞赛评比条例。现在这些已经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因而,保证了产品质量逐月提高,全面超额完成计划。   5、吸收整风大字报的经验、创办了生产大字报。由生产副厂长和工会副主席负责领导,聘请了技术人员和各车间部分工人为通讯员,每周出刊一次,及时报道高潮中的新人新事,介绍交流经验,并结合国内外形式进行了宣传鼓动。如迎接“全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十五年之内赶上英国”,“农业大跃进”等,这些振奋人心的口号,都鼓舞着职工们的劳动热情和工作生产两方面的经验信心。   6、培养典型,交流经验他们在运动中随时注意发现和交流整风推动全面工作和生产两方面的经验,推动全面工作。如在整改阶段,交流了机电科三级规划的经验,在全面展开辩论以前,在染场和五车间摸出和推广“四比一找”的辩论经验,在生产方面,以五车间为重点,会经交流他们挑。应战,建立推广先进经验学校、发挥车间工会生产工作委员会的作用等经验;最近有组织了他们领导与促进生产新高潮的经验,从而推动了全厂规模新的生产高潮的普通出现。    (摘自一月七日湖北省委转发的文件) ## 四川省委批转交通厅分党组关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集中整改情况的报告   四川省委批语:四川省交通厅在召集三级干部会议上,充分揭发了该厅领导上三个主意和交通企业管理上所存在的问题。他们集中群众的意见,针对企业管理所存在的问题,拟出了二十八个方案交群众充分讨论和辩论,并对交通企业内部存在最大而群众意见最多的工资、福利、奖励、组织机构以及上、下、左、右关系的协调等问题,根据“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精神进行了调整和修正并规定了新的制度,因而会议收效较大。特将此报告印发各地参考。 ## 四川省交通厅分党组关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集中整改情况的报告   在全省交通运输部门整风运动全面开展的情况下,为了充分揭发三个主要和交通运输管理上所存在的问题,我们于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五日,召开了直属部门的三级干部会议。到会的有:各运输公司经理、车队队长、中心车站站长、公路工程局长、养路段长、测量队长及部分单位的党委书记、支部书记。在鸣放中,为了更广泛的征求意见,又吸收了驾驶代表五人、技工代表六人参加,参加开会人数为一百一十八人。会议共经过二十五天,已于本月五日结束。   这次三级干部会议,共经过了三个阶段:   一、大鸣大放,揭发三个主意。汇钱,我们即通知各地准备材料、收集意见,思想准备工作较为成熟。因此,经过大会动员和半天的酝酿,就形成了提意见、贴大字报的热潮;少数有顾虑的,通过思想工作,也打通了思想,积极参加鸣放。在鸣放中,除大字报和各种会议鸣放形式外,我们又利用各种场合,积极鼓励鸣放,欢迎批评。经过多方启发诱导,到会干部信心很高,劲头也大,不少同志还从家里寄来了新的大字报。因此鸣放比较深入,问题暴露得也较彻底。   大鸣大放阶段,共八天。在此期间,共贴出大字报一千二百四十一张,意见二千零二十一条,平均每人十点五张,意见十六点二条。鸣放的显著特点是:大胆直率,言路广开,意见尖锐。提出的问题,牵涉到工作的各个方面,从领导作风到党的政策,从生活福利到企业管理,无所不有。这些意见,基本上反映了交通部门职工的意见和要求,揭露了交通部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关于生产管理和业务工作:这方面意见比重最大,共有五百六十八张大字报,八百四十四条意见,占总意见数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七六。主要表现在汽车运输管理、技术领导、公路建设与养护,以及计划、财务和材料供应上,都存在着很多问题,甚至企业管理在某些地方还较混乱,同时,还暴露出,厅局在业务管理上不灵活、管的死、集中的多,下面继续办的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   2、关于组织机构和人事工作:共二百四十九张大字报,四百五十五条意见,占总意见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五一。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目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情况,要求精简、下放。   3、关于工资、福利、劳保、奖励工作:共一百九十三张大字报,三百八十七条意见,占总意见数的百分之十九点一四。主要意见是:现在福利多,奖励面宽,不够合理。   4、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意见:共一百七十一张大字报,二百四十一条意见,占总意见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九二。许多大字报批评,厅领导指示与布置工作,有时“朝令夕改”,特别是深入基层不够,指导工作不具体;领导机关的作风也很拖拉,“一个交到厅里,不能及时批复,甚至有的公文要一个月左右才能批下去”,给基层的生产带来了一些困难。   5、其他有关方面的意见,有六十张大字报,九十四条意见,占总意见书的百分之四点六五。   通过大鸣大放,暴露出我们交通运输部门,在修理与营运部门之间,运输站和汽车队之间,学徒和老工人之间,驾驶员与技工之间,新工和测设间,新工和养路间,工地需要和物资供应间,运输部门与公路部门间,以及国营运输和企业机关汽车运输之间,由于业务联系上配合不够,制度不全,或存在着本位主义,以及生活待遇不同的影响,存在着一些矛盾。这些,都是交通部门带根本性的问题。也是这次会上需要集中解决的问题,通过大鸣大放,都撤底的揭发出来了。   二、学习文件,提高思想,统一认识,从思想上解决党的方针政策,并转入一般整改,着是会议的第二个阶段。   鸣放中提出的问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正确的,但也有部分是不明确或误解的,有些意见本身是正确的,但已失掉时间性,或纠正也不必要的。在鸣放出一千多条意见后,有部分干部产生了“我放完了,你们去改”,“现在看领导的了”,对整改不负责的思想。这种情况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广泛鸣放的基础上,立即抓紧一般整改;结合整改,再组织鸣放;特别着重学习讨论了周恩来同志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劳动工资、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及“从六亿人民出发”“勤俭建国”等人民日报社论,并教育干部认识到:整改工作,必须群策群力,大家动手,出主意,这样提高了到会同志的思想认识,也使得鸣放更深更广,推动了整改工作的开展。   在此基础上,将群众意见进行分类排队,凡纯业务性,或涉及面不广,厅、局、处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采取“分级归口处理”的办法,有业务处、局根据问题性质,一批一批的去改。凡是有条件改的,就立即改正;该明确的,明确;该说明的,说明;该检查的,就作检查。最后都写成材料,再发到小组讨论、提意见,然后再修改。这样,根据“先易后难”的精神,在短期内,就把最直接的、大批的问题改了,对于鸣放出来的问题,做到了“件件有交代,条条有着落”。到会干部对此很表满意,感到领导上重视他们的意见。这一阶段共占了五天。   三、专题集中整改,制定新的方案。着是会议的第三阶段,时间共十天。   集中整改,是会议的最关重要的一个阶段。鸣放出来的重要问题,如权利下放、技术管理、鼓励办法等。为了改的好,改的全面,都采取民主讨论的办法,走群众路线,在全体人员中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进行大争大辩;同时整改中并结合鸣放。因此讨论形式是多样的;大会于小会相结合,小组会讨论与大会辩论相结合,会议整改与机关鸣放整改相结合,是问题暴露的更突出,也更便于改的深、改的透。如货车短途附近搭旅客办法,因为奖金高,产生了些弊病,但有的同志就主张根本取消这个办法,双方意见争执不下,就进行大会辩论。辩论后,大家一致认为:全省每天最少有一千辆货车附搭旅客,每天每车搭三人,一月搭九万人,一年就是一百零八万人,可弥补一百多辆客车不足的困难;并在不增加油料等费用开支的原则下,一年为国家积累资金一百五十多万元;特别是给了一百多万群众以很大的交通方便。如果取消,只解决了运输部门小的管理上的麻烦,但又会增加群众和国家之间的矛盾。辩论后,认为货车附搭旅客办法是好的,应该坚持执行,只是奖金可适当降低,由原百分之十降到百分之五(按每辆货车一天附搭三个旅客,每个旅客按三十公里算,票价为二点七元,驾驶员按百分之五提,只提成一角三分五),较为合理。从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奖励办法。   对于揭发出来的主要问题,为了慎重的研究整改,采取了“领导亲自动手,层层分口负责”的办法,由有关处局组成六个专业小组,认真研究讨论,本着勤俭建国的精神,拟出改进方案,交由群众讨论,提出意见,再加研究修改。这次会是确定的方案,都是经过小组几次反复讨论修改,取得一致意见,最后写成办法。会上共制定了二十八个方案。其中属于技术性、业务性,涉及面不大,本着边整边改精神,有十三个方案已在会上决定马上执行,这些方案,基本上解决了会上反映出来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意见;对于带有政策性,涉及几个部门,如技术管理、计划、财务管理、工人工资标准与奖励办法,机构精简等十二个方案,决定带回去,在整改中组织群众讨论修改后再执行;另外,干部管理职权划分的两个意见和机关企业车管理暂行办法,需要与有关部门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后才能执行。   总的说来,这次会议开得是适时的,也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基本上贯彻了勤俭建国的精神,贯彻了省委一届六次扩大会议精神。通过会议,对于进一步在交通部门,揭发和克服三个主义,进行大整大改,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以及贯彻勤俭办企业的方针,都将有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提高了各级干部的思想水平,对于厅的领导来说,也是认真的学习时间了一次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会议的收获是很大的。   1、精简机构和人员下放:是会议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到会的干部对精简机构,认识上是相同的,但也有少数同志,对此问题认识不足,如有的想减少,个别想不减,还有要人的。经过学习彭真同志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及其他文件,展开辩论后,一致认为目前普遍是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如泸州运输公司原有一百四十人只要七十七人就够了;内江养护段管一、二百个道班工人,就有四十七个干部。交通管理站的干部,大都无事可做,只好看娃娃书、下象棋,无聊时还长吁短叹,埋怨工资低、福利少等等。   初步的意见,全省公路与汽车运输单位,共精简四千二百四十二人,占现有职工人数(三万二千五百六十九人)的百分之十三点零二。其中:   汽车运输部门现有职工一万二千五百六十五人,平均每辆车定额为四点三七人。拟精简二千五百四十八人,占现有人数的百分之十九点五六。精简后的人员定额,平均每辆车位三点五一人,管理人员占生产人员的百分之十二。   六个修车厂、翻胎厂:现有职工一千九百八十六人,精简三百零六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点四。   公路建设与养护部门:现有职工一万八千零一十八人,拟精简各类干部七百四十六人,占现有干部数的百分之三十点八四;处理老弱残废工人七百三十二人,占工人数的百分之四点七七。精简以后,管理人员占生产人员的百分之九点一三。   由于会议中,对养路部门抓的不紧,因而讨论的还不深透,精简也不够狠,精简后管理人员还占生产人员的百分之十,是偏高了。格局实际需要与养路费超支的情况,会后,我们又给段长们补了一天课,决定精简到百分之五左右。   精简人员中,除了下放干部,处理四类分子,安置老弱残废的以外,对于去年招收的一千九百六十多名学徒,根据生产需要,最多只能留百分之十—二十,其余全部动员回乡。在国务院关于学徒待遇的办法公布后,有些已主动要求回家,估计阻力可能不大。   2、会上,我们还特别强调了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和勤俭持家的方针,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这一点在运输企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目前,交通系统职工福利总的情况是:福利多,管的松,且有很多不合理的补助规定,部分单位的福利费使用,超过行政部门,也超过了其他企业。仅成都运输公司,除免费洗澡、免费乘车外,还有十二种补助,如剩余补助、缺奶补助、营养补助、镶牙、配眼镜补助等,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其次,运输部门奖励制度上,主要是金额大,奖的面宽,过多地强调了物质鼓励作用,对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做的不够,并且有苦乐不均和浪费现象(驾驶高,技工低),有些奖励办法制定的也不全面,形成一面亏耗,一面得奖金(如油料奖,节约了全奖,亏了只扣百分之五十)。由于福利多,奖励多,职工收入高,因而助长了部门职工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也使一些家属流入城市,好逸恶劳,生活脱离群众。如仁寿反映:个别驾驶员家属,生活特殊,吃鸡只吃鸡汤,不吃肉,群众称之为“洋婆子”,影响很不好。   以上问题的存在,也在部门之间、工种之间,造成了一些矛盾,相互比收入、比待遇;技工不安心,要开车,原由驾驶员提拔的干部,有些也说“当干部还不如工人拿的多”。   这些问题,在整风运动中,各车队均已展开了大辩论,职工的政治觉悟都有提高,所以这次会议上讨论也较顺利。根据省委扩大会议精神,经过群众讨论后,决定将生育补助、老干部探亲补助、家属来探回家补助、缺奶补助、子女春秋入学补助、营养品补助、医药补助、镶牙、配眼镜补助、家属死亡补助等九种不合理的补助费,及免费洗澡、免费乘车、免费和半价理发、托儿所补助等规定,全部予以取消。困难补助费,今后也要本人申请,经过群众讨论,最后由领导批准,适当加以控制。其余炊事员工资负担、取消家属半价医病、公费医疗新的规定、房租提高和取消房租补贴等规定,都按照当地党委的规定执行。   运输企业的生产奖励办法,也作了修改,较原标准降低百分之五十九。且办法规定也比过去更为完善。   对于工资、福利和奖励,做适当调整或降低的意义,到会干部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明确了:下马不是降低职工收入,二是对不合理部分进行调整,工人生活不能过高于农民。但也有部分同志表现急躁、过左,想取消一切奖励,我们及时发觉,作了纠正。   3、关于人权、财权、计划权下放的问题:过去厅管的过多、过细,会上确定:今后汽车调度和四定指示,除总的定额与大的调度,由省管理外,一般调度及行驶新修路线和完成特殊任务的指标,均下放各运输公司制订;各项年、季度计划由厅掌握下达,属于月度的,由各单位确定执行;企业奖金,除厅集中调剂的百分之十五外,余均由企业自行支配,各项费用的批准权限,也作了适当下放;人事管理上,各养路段副段长、车站站长以下的干部,及工人管理,均下放至各运输公司、公路局和修车厂,以发挥基层生产的灵活性与积极性。   4、关于参加体力劳动问题,决定成为经常性的制度。养路段、车队、每周应有一至三天;工程局、工程队每周应有二至三天;公司、厂每周至少有一天,参加体力劳动。今后厅、局、处的干部到基层工作时,在五天以上的,即参加该单位一次劳动。   5、为了贯彻中央“关于严格管理外国货物经由西藏流入内地各省区的指示”,从交通运输部门赌赛漏洞,对于驾驶员教育和运输制度上,都作了一些规定,严禁车辆私搭商人,发现有走私行为,立即协同有关部门处理。会后,我们还准备专门研究,制订出管理办法。    (一月六日四川省委通报) ## 天津市卫生系统整风运动情况   天津市卫生系统参加整风运动的共七千一百二十二人。自去年如月开展运动,经过大鸣大放、反击右派,十月中旬以后转入着重整改阶段。由于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为内部的整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整改工作进展相当顺利,至目前已取得初步的显著效果,出现了不少新气象。现将反右派斗争及整改工作情况,分别报告于下: ## (一)   天津市医务界的右派力量较大(卫生系统共揭发出右派分子一百二十二名,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一点七。其中主治医师以上的右派分子四十三名,占主治医师以上人数的百分之五点二);中间群众所受欧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也很深,大多数人并与右派分子有师生、同学、老同事、老朋友等密切的私人关系;左派力量弱、水平低,有些新入党的高级医务人员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等思想也相当浓厚。因此,开始反击右派时,斗争很不起劲,许多人对右派分子还以“老师”、“老前辈”等相称,揭发批判都没有火力,象劝解、调停一样。因此,我们认为斗争胜败的关键,系于对左派的武装、提高和对中间群众的争取、团结、教育。必须从医务界内部培养出力量来打倒右派,否则斗争不可能取得全部的撤底的胜利。在作法上,除分批(医务界上层及十余个领导力量强的大医院为第一批,其余单位为第二批)开展斗争外,采取了以下几点:   一、把医务界的九十四名上层人士、著名大夫和大医院的领导骨干组织起来,形成中心战场,对医务界的右派首脑和影响大的极右分子展开斗争。同时与中心战场的斗争相结合的,在这些右派分子所在的基层单位发动对他们的背对背的揭发批判;在有关的民主党派中也组织对他们的斗争。以便于加强领导,集中使用左派力量,更好地贯彻区别对待的方针,首先突破医务界上层的右派,并进而利用医务界上层斗争的迅速展开和胜利发展来带动、开展整个系统的斗争。   二、由远及近、由浅入深地进行斗争。先从讨论反右派斗争的意义、批判全国性的右派分子入手,逐步引导到对本系统、本单位右派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对本系统、本单位的右派分子,又是先斗暴露明显、影响恶劣的极右分子,取得初战胜利,再斗其他右派分子;对每个右派分子又是从明显、突出的易为群众认清的反动言行入手,层层剥皮、逐步深入;以便于符合群众思想发展的规律,在斗争过程中一步一步地提高左派和争取教育中间群众,逐渐集聚成强大的力量,撤底打倒右派。   三、边斗争边训练左派,边教育中间群众。强调每次斗争会前后,骨干和群众充分进行准备和及时总结收获及经验教训,在对骨干和群众进行斗争的指导和帮助上,开始时,特别注意要具体,以便把斗争迅速开展起来,少走弯路;但当斗争已经开展起来以后,则强调独立思考,尽量让骨干和群众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打倒右派。通过这些办法,充分发挥反右派斗争对骨干和群众的锻炼和教育作用。   四、切实贯彻区别对待的方针,大力加强对右派的分化瓦解工作。由于医务界右派力量较大,我们在斗争中特别强调区别对待有准备地选择斗争对象和妥善地安排斗争次序。因此在中心战场上,只斗了五名右派首脑和影响大的极右分子,而其中又首先斗了暴露最明显的右派首脑杨济时、张纪正;对一般右派分子暂不触动,并争取他们对杨、张等进行斗争。以便减少开展斗争的阻力,集中火力对付首要敌人,并通过对少数右派首脑和极右分子的斗争来震动、教育一般右派分子,再经过细致的争取工作,促使他们投降、起义。   事实证明,这些做法的效果是良好的,不仅是撤底打垮了右派,而且深刻地教育了群众。许多人转变了立场,如方先之本是一般右派分子,素称杨济时是“杨大哥”,但是起义以后向杨济时说:“你的问题铁证如山,除低头认罪别无出路”。并成了反右派斗争的积极分子。许多人靠拢了党,他们说:过去觉得党是“后娘”,“和新社会格格不入”,现在觉得党是“亲娘”,“如果不是党及时开展反右派斗争,挽救了自己,自己现在可能也是右派了”。许多人迫切要求学习政治、改造思想,他们说:“过去认为有技术就能吃饭;现在看,没有政治就很危险”。凌兆熊说:“最叫我心惊的是个人主义。过去以为它只是影响进步,现在知道它也能发展成右派,真使我不寒而栗”。在思想提高的基础上,医务人员的工作责任心积极性普遍增长,对整顿作风、改进工作普遍关心起来,这也就为整改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二)   卫生系统于去年十月下旬转入着重整改阶段。首先与全市其他单位一道,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广大群众热烈地响应了党的号召,各单位一般地在两三天之内,报名申请参加劳动生产的即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接着,各单位领导干部根据群众所提意见,作了公开的思想作风的检查,发动了第三次鸣放高潮,群众提出四万二千多条意见。根据群众意见,着重进行了以下几项重大的整改工作:   一、实行门诊三班制。至目前,全市市立医院和五十个基层门诊部、联合诊所都实行了门诊三班制。据十六个综合医院的统计,门诊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个别医院增加了将近一倍。大大发挥了医务界的潜力,便利了病人,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二、挖掘潜在的人力、物力、扩充病床。至目前,四个医院在不增加人力和设备条件下,增加了一百二十五张病床;七个医院增设了九十一张简易病床。   三、扭转“只重病房、轻视门诊的思想”,院长、科主任、名大夫带头深入病房、看门诊,并且定出了他们定期看门诊、差病房的制度。这样,不但发挥了医务界的潜力,而且提高了医疗质量,鼓舞了一般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更利于培养青年医务工作者。他们深入病房和看门诊的过程中,也发现和解决了许多医疗工作和医院管理上的问题。   四、在财务制度上,实行了对各医院的开支定额补助的办法,以发挥各院财务工作的主动性和责任心。同时,又在重点医院试行了统一收费等简化财务手续和收费手续的办法。   结合上述几项重大问题的改进,继续发动群众鸣放,抓紧一般整改工作。截止一月上旬,群众先后鸣放出将近七万条意见,现已解决三万五千余件,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中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改革,如中医医院打破了过去的许多清规戒律,增加了住院病人收容量,改进了护理制度;工人医院合理地改善了住院病人的生活起居时间表和饮食质量,病人反映:“这真是知冷知热的人民医院”。此外,对改进体制机构、老弱病残人员的退职退休、贯彻中医政策以及加强科学研究等重大问题,也已作了研究,有的并已订出方案,正在准备动手解决。   卫生系统的整改工作进展较快,而且比较顺利地解决了一些重大问题,主要是由于在反右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认真贯彻了“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 大胆地改、坚决地改、彻底地改”的方针。在贯彻这一方针上,特别注意了采取以下几点作法:   (1)领导干部根据群众所提意见,虚心、诚恳地向群众作公开的思想作风的检查,并抓紧进行整改工作,及时解决问题。以这种实际行动来表明领导决心,打破群众顾虑,鼓舞群众的积极性和热情,掀起大鸣大放和整改的热潮。   (2)及时把群众经过反右派斗争激发出来的积极性引导到改进工作上去,趁热打铁,解决重大的工作问题。特别是充分发挥了高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发动他们下病房、看门诊,对于广大的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起了很大带动的作用。   (3)在实行重大改革时,充分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深入解决思想问题;同时也认真研究解决遇到的实际困难问题。例如实行门诊三班制时,有些人思想不通,怕增加劳动强度、怕出现忙乱现象、怕影响医疗质量,经过开展专题鸣放、专题辩论,摆事实、算细账、群众共同分析研究想办法。结果算出在保证八小时工作制(教学和科学研究时间在内)的原则下,仍可挖掘出三分之一的潜力,如果安排得好,完全可以不增加劳动强度,不出现忙乱现象;而且由于门诊时间延长,门诊拥挤的现象可以缓和,赶时间、赶任务的现象可以扭转,反而可以提高医疗质量。此外,各院也考虑了本身的具体条件,在实行门诊三班制上分别采取了三种不同的作法:一种是二十四小时连续门诊;一种是分早、中、晚三班,夜里不开门诊;一种是变更或拉长上午和下午门诊的时间。同时,对医务人员的饮食、休息、学习的时间也作了妥善调整。这样,就解决了群众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使门诊三班制顺利推广。   (4)重点示范,以先进带动落后。门诊三班制,首先在全市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试行。这样,不仅使领导取得了经验,而且事实胜于雄辩,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试行成功对其他医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院纷纷仿行,两周之内即在全市推广了。   卫生系统的整改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1)在解决重大问题的同时,对一般整改抓得不够紧,因此一般整改进展较迟缓;(2)各单位进展不平衡,少数单位落后,解决问题在百分之四十以下,需要加强检查督促,迅速帮助他们迎头赶上。计划最近召开院长、科主任会议,传达全国医院工作会议决议,总结前一段整改工作,再次推动整改工作的深入。   此外,全系统在下放干部时,共下放了六百四十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行政人员和勤杂人员,但在浪潮中也下放了六十名需要锻炼的不称职或新从学校毕业的医士护士等一般医务人员。根据中央指示的医务人员不下放参加劳动生产的指示,我们准备过一段时间,根据医院发展的需要,把他们陆续抽调回来。    (一月十八日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 贵州省各县四级干部会议开展粮食、合作化和工农关系等问题辩论的情况   我省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在充分鸣放的基础上,转入专题辩论和对少数有严重错误而又坚持错误的人开展批判。到十二月底,除个别县外,都已辩论结束。   辩论的方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从批判坏分子入手(这是个别县,如毕节);一种是从批判对粮食工作、合作化等错误言论入手(这是多数县)。从辩论的情况表明,后一种方法较为适当。   在开展辩论以前,一般都做了这样几项工作:第一,对到会人员的政治态度、思想动态以及鸣放一家进行分类排队;第二,依靠积极分子,团结中间群众,组织辩论队伍;第三,整理辩论资料。   在转入辩论以后,到会人员有不同的表现。大部分人积极,少部分人有顾虑。据安顺地区的估计,起初大约有百分之二十到会人员有顾虑,被批判的重点对象顾虑更大。这部分人比较普遍地认为辩论就是整人,后悔不该提那么多的意见。有的推翻过去提的意见,或者多方解释。有的一反过去“粮食统购统销不好”的说法,而加以赞扬,有些则是消沉不发言。有些人还说“统购任务已经完成,用不着辩了”。有些还装病睡床不起,甚至不辞而别。关岭县新桥乡到会的二十一人,就有十一人装病。安顺地区将近有三十个到会人员私自跑回家去(全是社干部),其中贵筑县就跑了十七人(六个重点批判对象)。福全县的一个干部还写了一份“诀别书”,佯装自杀。凤岡县法院有一个干部因平时作风不好,这次鸣放又有些错误言论,被作为批判的重点,他就偷盖了两张有法院公章的空白信笺,交给他的一个朋友,说:“要是我被劳动教养,你用这个信笺写信给劳改部门,就说是错判了”。岑巩县有一区委委员在这次鸣放中有些错误言论,看到批判别人,就用一种黄药涂在身上,要求领导准许他到专区医院治疗。这些顾虑,经过领导上一再动员解释,个别谈话,情况有所好转。经过辩论,被批判的对象,除少数仍坚持错误,抱着“怕的不来,来的不怕,硬脑壳硬到底”,顽抗硬顶,或者软拖应付,企图混过关去的外,大多数都能检讨错误,有的甚至痛哭流涕,表示要痛改前非。总观各县会议的进展基本上是顺利的,正常的。   这次辩论集中地解决了这样几个问题:   1、粮食问题。开始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多的反映留粮食不够吃。紫云县到会的一千二百多个积极分子,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说四百五十斤不够吃。该县六区到会的一百三十五个积极分子,说这种话的就有一百二十二个,占百分之九十。平塘县马场乡到会的六个乡干部,说留粮量够吃;七十八个干部中,有五十五个说不够吃;三百六十七个农村党员中,有三百一十五个说不够吃。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言论也很多。会议针对这个问题采用算三笔账的办法解决到会人员的思想问题,这三笔帐是:解放前后吃粮账;全国人口吃粮;人口增加需粮账。并且举到会人员亲眼所见的实例进行教育,收效很大。金沙县龙里乡算账结果,解放前该乡只有十二户地主、富农吃到四百五十斤粮食,现在又百分之八十的户能吃到四百五十斤粮食。经过辩论,思想不通的通了。以紫云县为例,该县到会一千五百八十八人,原来说留粮量不够吃的有三百三十三人,不表示态度的有六百九十七人,辩论以后,说留粮量不够吃的下降为三十三人,原来不表示态度的全部向左转,反映留粮量足够。毕节地区六个县经过辩论,报出过去隐瞒的一千六百多万斤产量。安顺,兴义二县有六百零五个社瞒产,经过辩论批判,有三百九十三个社基本上报实了产量,共报出的隐瞒产量达六百零五万斤。有的人在辩论之后,立即托人带信或打电话回去嘱告本社或家庭卖足余粮。   2、合作化问题。开始有不少人反映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镜屏县有些社主任说:“合作化以前过年有余粮,现在过年还欠债。”开阳县社主任陈德富说:“在新政府跟过去就政府差不多,过去说旧政府卡的紧,给地主卖力,生活还不成问题,真正没有裤子穿,要一条还有人拿。人民政府头几年还好,能贷款还有;现在不为说不贷,还逼到还款。像这样搞下去,过那样社会主义生活。”还有人说:“办社前胡子短,办社后胡子都要长些。”开阳县,一个社主任说:“上级说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对社不满,我看百分之五十也不了”。该县还有人形容合作社是“锁金龙,不如林间自在啼”(不自由,象笼中鸟)。辩论中,主要以解放后的生活对比进行教育。镇远县算了一个账,该县高级合作化以前,每人平均收入六五点一四元,一九五七年则达到八十五元,高级合作化以前的播种面积是三十一万四千五百八十六亩,一九五七年在这个基础上扩大了百分之十二点七。该县联盟社百分之八十二点五的户在银行有存款,存款总额达到一万一千五百元。这样一算,不少人的思想澄清了。有些县还举办了实物展览会,生动的说明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许多人参观以后,连称“合作化的道路确实是拔穷根,栽富根的道路”。   3、工农关系问题。鸣放阶段中,有些人反映“工人工资高,生活好,农民生活苦,不合理”。说“共产党偏心,工人、农民不一样看待,太不公平”。紫云县有人说:“工人老大哥是好,农具不能用,粮食抗走了”。独山县有人说:“工人吃白米,供应得多,还说那样工农联盟哟”!开阳县党员陈德说:“农民像条牛,干部肥出油”。该县县机关干部康和论快板说:“社会主义百花开,蜜蜂娘子采花来,有福彩的花心蜜,埋头苦干花不开,肩挑背磨穷不脱,缺吃少穿还说自己不节约……农民干得手脚酸,留粮只有四百三十”。天柱县基层党委委员杨再全,说:“县级干部楼上楼,乡级干部吃苦头,合作社干部赶山头,农民眼泪往下流”。会议中,通过对工农联盟的意义和城乡差别,劳动差别等方面的讨论,基本上解决了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认识。   4、结合辩论对少数犯有严重错误的人进行了重点批判,对揭露出来的一些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和坏分子进行了斗争。批判和斗争的面,多的县占到会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少的占百分之二至三,一般的占百分之八左右。据安顺地区十六个县的统计,批判的七百八十九人中,县、区干部一百五十七人,占百分之十九点五,乡干部一百七十九人,占百分之二十二点六;社干部四百五十三人,占百分之五十七点九。这些人大部分是新、老上中农。他们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本位主义、个人主义严重,带头闹退社,闹缺粮,瞒产私分,投机倒把,高利剥削,或者肆意攻击党的领导,反对和抗拒社会主义制度。经过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进行批判以后,多数人有了转变,表示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据晴隆、龙里两个县和贵州县党武区统计,重点批判对象一百一十五人,在批判后,有七十九人的思想问题解决的深透,占百分之七十;二十六人基本上解决了思想问题,占百分之二十二;十个人的思想问题较大,甚至还有抵触,占百分之八。据了解不少的县在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和坏分子中,有些是县委委员,有的在会议中进行了斗争,有的需要在会后进一步揭发斗争。详情以后再报。   除上述外,有些县还辩论了在生产、党的领导、地方民族主义等问题上的大是大非。   各县会议批判重点对象,除了坚决地依靠了积极分子,争取了中间群众,抓准了中间群众,抓准了重点对象以外,一般还注意掌握了这样几个问题:   (1)对具体人具体事进行具体分析,抓住重点对象的思想要害,集中地批判一、二个突出的典型问题,主要是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右倾思想以及抗拒抵触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一般的思想作风问题则没有放在主要地位上,特别注意防止了追历史,追男女关系,而影响批判的深度。据安顺、福泉二县统计,重点对象一百四十五名,其中属于粮食工作的一百零一名,属于合作化方面的十七名,属于带头闹神闹鬼以及其它方面的二十七名。因此,一般都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批判,这对其本人和大家的教育都较深刻。   (2)坚持摆事实,讲道理。首先把重点对象的错误事实充分揭露出来,逐步深入,进而分析指出其危害性和思想根子,提高到立场观点和政策原则的高度。同时允许被批判者进行反驳,之真理越辩越明,彻底驳倒论谬论。特别对那些以农民利益代表者自居的人,要彻底揭穿他们的反动面貌,使大家与他们划清界限。有的县由于对被批判者的错误事实揭露的不充分,或者只是就事论事,分析批判不够深透,被批判着者不但不易做到口服心服,而且对大家的教育意义也不大。   (3)领导上既要克服温情主义,不能动摇,又要本着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精神,防止简单生硬,态度粗暴,并应与批评者个别谈话,帮助其认识和改正错误,指明出路,解除顾虑。对那些悔改的要热情欢迎,不能歧视。开始时,少数地方在批判中也会有扣大帽子的现象,对呗批判者谩骂,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要枪毙全家”,以致起“顶牛”现象。发现之后,都作了纠正。   (4)各地的经验还证明,领导上尤其是区、向领导本身有错误的,要决心引火烧身,主动下楼,以便挺起腰杆对错误倾向开展斗争。   目前,绝大多数县的会议正在讨论生产规划和整社工作,最近两三天即可结束。    (一月六日贵州省委整风领导小组“整风情况汇报”) ## 贵州省各县四级干部会议讨论生产情况   各县四级干部会议后期,均对农业生产问题进行了专题鸣放和辩论,进一步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以革命的精神制定了生产计划,为今年生产大跃进打下了思想基础。   各县四级干部会当中,通过对粮食、合作化等问题的鸣放和辩论,虽然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在具体讨论和规划生产时,任暴露了一些右倾情绪,表现在:1、对历年来的生产成绩估价低,对缺点看得多,如认为,“千斤粮,万斤肥是主观主义”,在推广新式农具、试验田等方面,看失败的多;2、强调自然条件差,工作基础薄弱,对增产缺乏信心。有的还编了打油诗说:“增产打空炮,办不到,开玩笑;我区潜力少,肥源、水源找不到;妇女是小脚,商人狡猾多,劳力到处跑,管不了;丰收到顶打死也增不了。”有些山区则认为山树上没搞头,并有:“山区水少,田少,肥料少”三少之说;3、片面群众观点,不顾整体,如有些人增产指标订高了统购任务大,群众不接受,难做工作,在兴修水利等基建方面,强调要政府出钱;4、也有些历年来生产较好的地区,有生产到顶的思想,认为是“肥肉上不能添膘”,还说“水利已修完,肥料已足了,先进技术已推广,没搞的了”。各地对上述思想问题,首先都通过对上级有关指示的学习和组织典型经验的介绍、高额丰产的事实,并具体运用了算账、对比、摆事实的办法,进行了具体生动的批判和教育,黔南地区仅据六个县的统计,一九五七年已超过八百斤的社,就有五十个。又据九个县的统计,一九五七年已达当地富裕中农生产水平的,就有九万六千五百六十二户。这些大量的增产事实,有力地批判了那些认为不能增产的右倾保守思想,因而扭转了对山区生产的消极看法,树立了增产大跃进的信心,具体总结和制定了增产措施。金沙县农里乡通过“三找”(找典型、找漏洞、找经验)“一挖”(挖生产潜力)“两算”(算增产账、收入账)的办法,找出全乡三百一十一亩千斤田,和五百六十五亩八百斤的田,并总结了十二条成功的经验,最后,他们提出一九五八年农业上增产百分之一零七。郎岱县六支区提出“三改”(改干田为水田,改瘦土为肥土,改坡土为梯田)“一建”(土地基本建设)“五变”(变水害为水利,变低产为高产,变一季为两季,变单做为套作,变荒地为用地)“一管理”(管理好田间小季),通过这些具体措施,该区计划在一九五八年成为八百斤的区,增产百分之三十一点八。   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基础上,依据积极可靠的原则,制定了规划指标。全省七十九个县(市)均订出了远景计划和一九五八年的具体计划,据初步了解,今年各县自报计划亩产达到八百斤以上的有二十五个县(市),占百分之三十一点六四。其中遵义市计划达到一千斤。从增产指标看,一般均在百分之二十左右,高的如镇宁达百分之五十五点八,沿河达百分之五十,低的如罗甸、紫云等,也在百分之十二以上。从各乡、社所订计划来看,都比县的指标要高,比黔东南全州三千三百二十四个社中,计划一九五八年达亩产八百斤的即有二千零一十一个社,若以社的计划来算,全州今年平均亩产就可达到八百斤以上。又据安顺地区七个县的统计,今年即有八百斤的社三百八十四个,乡六十六个,区九个,还有千斤乡九个,社七十九个。翁安县完成今年增产计划后,每人平均均产量又达一千一百八十三斤。生猪发展问题,各地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般计划每户三头左右,最高的如铜仁、天柱等县,计划今年每户七头以上。另外,各地对于水利和积肥、造林、除四害等问题,均做了研究,一般都超过了原在省四级干部会议上提的指标数。各地在制定计划时,都提出了“干部技术化”的问题,安顺地区还提出区搞高产亩五十亩,乡搞三亩,社搞十亩,具体要求是:粮食达千斤以上,红苕万斤。计划中还贯彻了勤俭建国的精神,依靠群众办事,如金沙县原计划修水利二十五万亩,要求政府贷款一百万元,现计划修四十万亩,只要六万元即可。   通过生产问题的鸣放和辩论,到会干部思想问题解决的较好,据黔南地区统计,到会干部右倾保守思想解决较好或基本解决的约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在制定规划指标中,多数地区是积极的、先进的,且有具体措施保证计划的实现,但也有少数地区出现了指标不切合实际、措施不具体的现象。    (一月十五日贵州省委整风领导小组“整风情况汇报”) ## 福建省开展农业发展纲要大辩论情况的综合报告 ## (一)情 况   我省农业纲要四十条大辩论,是在社会主义教育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省委在十一月上旬布置后,各地都召开会议进行了贯彻,并做好试点,总结了经验。继省委十一月下旬宣传农业发展纲要广播大会之后,四十条大辩论在广大农村全面铺开。据十二月十日统计:在全省四千五百十一个乡中,已开展运动的有四千四百五十九个乡,占总乡数的百分之九十八点八七;其中除三千二百四十六个乡正在辩论,八百一十九个乡已辩论结束外,还有三百九十二个乡正在组织干部学习和大张旗鼓的进行宣传。由于当前农村工作任务繁重,秋收、冬耕、冬种、粮食征购、分配等都挤在一起,而且这些工作又都带有很大季节性,因此,四十条大辩论除结束较早的一百六十个乡已转入重点的整党整社外,一般将要推迟到十二月下旬才能全部结束。   从已结束或正在辩论的乡、社所反映出的思想情况看,虽都经过了合作化优越性、两条道路等社会主义教育,分清了大是大非,划清了界限,提高了思想认识和生产积极性,但和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并在这次农业生产建设辩论中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对四十条的辩论有某些错误思想和抵触情绪,认为秋收、冬种工作忙,大辩论是找麻烦,累死人,甚至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认为四十条可有可无辩不辨反正政府要农民搞生产据是了;另方面对四十条本身的看法上,较为普遍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右倾保守思想,认为生产已经到顶。一般沿海平原地区反映生产潜力已经发挥,再要增产有困难;大部分山区喊叫土质不好,山高水冷,劳力缺乏,八百斤是说大话,顾虑报实产量后,怕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征购任务;同时在部分富裕农民种,说什么发展农业成本大,不合算,不如搞副业;有的单纯依靠国家支持,认为要增产除非国家大量贷款修水利,发机器,给肥料;此外,还有靠天吃饭的思想,认为增产是人人都盼望,不知老天爷肯不肯。总之,从干部到群众主要是对发展农业生产方针和先进思想与保守思想的斗争。同时也是继续贯彻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贯彻农业发展纲要的主要思想障碍。也丰富了大辩论的中心内容。   各地根据这一情况和生产特点,一般辩论了以下几个问题:1、农业生产是否已经到顶?有没有增产潜力?十年之内亩产八百斤,三、五年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和收入水平有没有可能?2、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和农民有什么关系?靠谁来实现?如何实现?要不要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3、贯彻以粮食为主全面发展生产的方针,对国家对自己有什么好处?4、要完成明年增产计划有什么办法?现在要做好哪些工作?5、劳力有没有全部发挥、如何做到各尽所能?都有事做、都有报酬?6、山区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农林畜牧生产有没有前途、如何发展?有社统一经营好或是个人经营好?此外,渔区辩论如何加强对敌斗争?侨区辩论华侨应不应该特殊等问题。   在大辩论方法上主要采取:边宣传、边鸣放、边辩论、边规划、边行动、层层发动,步步深入的做法。其工作步骤大体经过以下过程:   一、结合安排当前生产,组织学习,大张旗鼓的进行宣传,训练骨干,为大辩论做好准备。宣传内容:1、大力宣传发展农业、开发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意义;2、宣传四十条的主要内容和精神;3、宣传两年来执行四十条的成绩和经验,以及进一步辩论四十条的目的和要求;4、宣传以粮食为主全面发展山区生产的方针。宣传方式,除会议讲解外,各地并利用黑板报、广播筒、民歌、快板、实物展览等多种形式配合,做到家喻户晓。对于准备工作主要做好调查研究,在总结执行四十条的成绩和经验基础上,摸清以下几个底:(1)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情况底;(2)历史上都做有那些生产和生产的潜在力量底;(3)劳力有没有全部发挥的劳力底;(4)农村有没有闲散资金和资金的来源底;(5)当地的富裕中农生产和收入水平底。在掌握这些材料之后,即大体有个方向,思想上有个初步规划轮廓。   二、发动组织全民大辩论,一边辩论,一边规划。辩论形式多以生产队为单位,一种是:逐条宣读,逐条讨论,对那一条兴趣大的多讨论,兴趣不大的少讨论;一种是综合讲解概要,进行讨论,并征求修改意见,初步订出生产规划。   三、进行总结,充实规划内容,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最后订案公布。以上步骤在具体工作中。又是紧密结合穿插进行,并通过召开各系统小型座谈会,发动寻找生产潜力,提合理化建议,对生产规划都起到很大作用。 ## (二)主要收获与问题   通过一个月来“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中心的生产建设大辩论,不仅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方向,制定了一九五八年全面生产规划和远景规划,而且掀起了冬季生产高潮,并对各项工作都有很大推动,使整个农村出现了新的面貌,基本上达到了中央指示的:“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的要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认清了方向,奠定了信心,涌现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巨大力量。在方向明确后,单干农民也积极要求入社,据南平地委七个县统计,有五十八个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又据十六个县的统计,单干户入社有三千二百七十八户。“四十条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已成为群众的舆论中心,许多农民把四十条比作“照路明灯”,有了四十条农民就有了奋斗目标,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已在广大群众的思想上建立和巩固起来。据南平专区十二个县群众的思想情况站队:通过辩论,方向明确,信心较大的,由六千二百一十五人,占总人数百分之四十六点一激增到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五人,占百分之八十七点七;消极保守的由三千四百九十三人,占百分之二十六,减少到九百七十人,占百分之七点二;观望等待的由三千一百八十人,占百分之二十三点六,下降到五百九十二人,占百分之四点四;有严重保守和资本主义思想的由五百八十六人,占百分之四点三,降低到九十二人,占百分之零点七。另据惠安县九个区对到会干部八千一百八十六人的思想统计:信心大、劲头足的有五千五百一十六人,占到会人数的百分之七十六点六;虽有信心还有顾虑的一千五百九十五人,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八;信心不足的仅有五百五十一人,占百分之七点六。这充分说明了,绝大部分农民是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的,是关心国家建设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部分农民虽有保守思想,对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有无穷忧虑,这主要由于历史根源所造成,是可以理解的,但经教育和辩论,明确了方向后,即显示出无穷的力量和智慧,仍是生产战线上坚强的战士。由于不顾从事凝噎生产或有意破坏的,毕竟是极少数。   二、克服了保守思想,进一步提高生产积极性。通过具体事实的教育,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到,合作化制度的日益巩固,特别是经过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等有利条件,批判和驳斥了认为农业投资大、收入小,不如高副业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论调。在他们认识到错误,明确了发展农林业生产的重大意义和关系到自己子子孙孙的幸福前途之后,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并以实际行动结合“三动”、“三爱”开展冬季生产,在兴修水利上,不少群众提出:不让政府贷款,只要政府在技术上加以指导,群众凭自己的双手即可完成,如福清县四边乡水利工程需要十七万元,坚决自己筹集资金,安排劳力,不要公家一个钱,已在动工修建中。群众的反映是:“事是人做出来的,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人人努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由于热爱劳动的空气已经形成,大部地区掀起了生产高潮。辩论好的乡、社,生产上随着发生了巨大的跃进,历来秋收后歇一歇的老习惯有了改变,不少社提出的行动口号是:“把农闲变农忙,缺粮变余粮,旱地变水田,荒山边森林,田野边战场”。并根据这些口号,结合辩论进行了五八年的生产规划和远景规划。据南平专区二十个县市的四千三百二十八个农业社规划的结果,在限于哦生产已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单干时的生产水平的一千八百九十一个社,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六七、生活水平的二千零七十七个社,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九的基础上,到五八年赶上生产水平的一千零二十六个社,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三七,赶上生活水平的九百四十一个社,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八;到五九年在生产上再提高百分之十八点二八,收主上再提高百分之十八点二三;六0年基本可以全部赶上或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各地不仅作出具体规划,同时为保证这些规划的实现,提出了养猪积肥、兴修水利、改良技术等措施,并实际行动起来。据十二月中旬统计:全省生猪已增养到三百五十九万二千六百四十八头,已超额完成一九五七年年度计划三百五十万头的指标,比去年同期实绩增加九十八万多头;积肥两亿多担,不仅满足了冬种需肥量的要求,又为春耕生产作好了部分肥料准备,目前仍在大力积肥中。兴修水利方面,全省每天在场民工共有五十多万人,现已完工或正在紧张施工的大小水利共计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三处,增加灌溉面积八十九万余亩。群众说“没吃没穿也要把水利修起来,苦一年是为了万万年”,把兴修水利当作永远的幸福,确是历史以来少有的。此外,秋收、冬耕、冬种亦较往年快,而且好,单秋收一项,由于农民精打细收,全省即多收稻谷三千零五十余万斤,为早日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创造了有利条件。据全省五十一个县的一万四千零八十八个农业社的初步统计:五七年内已有五千零四个社,占百分之三十五点五,在生产水平已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单干时的水平;有四各一百零九个社,占百分之二十九点一,在收入水平上已经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单干时的收入水平。这些具体事实给大辩论和生产高潮有很大鼓舞和力量,并对各项工作的开展起到极大的推动。截至十二月二十日为止,全省粮食征购入库现粮二十万五千零十五万斤,完成计划数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三一(其中公粮完成百分之九十九点六二,收购完成百分之七十八点零八),比去年同期增加四万九千四百二十七万斤。另外,对归还贷款和公债的完成比任何年都好。   三、改变了轻视农业劳动,不愿上山、下乡的旧风气,树立了劳动光荣的新气象。由于四十条宣传的深入人心,辨明了农业发展的方向,对认为种田没有前途、“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论点作了批判,不安心于农业生产的现状起了深刻变化,曾在妇女中流传着:“住在大市场,没吃没穿也闻香,要吃大河水,不嫁小溪人”的说法也开始转变,“宁作城市狗,不为乡下人”的论调也听不到了,由于安定了农业生产情绪,原来想搬家进城的人也不搬了,已搬到城市的也陆续不断的还乡生产。沿海晋江等地不少农民已自动提出去开发山区的要求,目前据不完全统计,申请到山区安家落户的志愿劳动者将达六百五十多户,第一批打前站的已有二十五户六十八人。特别是结合机关整改,大批干部纷纷申请到农村去,到山区去的实际行动,给广大群众极其深刻的印象,不仅增加了农民搞好农业生产的信心和决心,同时鼓舞了青年学生和复员军人等对开发山区的力量和热情,一贯游手好闲的懒汉也积极参加生产。群众对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评论说:“满山摇钱树,遍地产粮田,只要男女齐勤俭,不怕社会主义不上山。”   四、通过四十条大辩论,不仅成为群众的实际行动,并引起群众极大兴趣,对四十条提出了某些有益的补充和修改意见。现就各地报来材料,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属于补充方面的意见:(1)山区每年野猪对农作物危害很大,纲要内对消灭野猪应规划一个指标。(2)山区由于地广人稀,既有大量生产潜力,又有现实利益,要求向山区移民具体列入规划。(3)沿海地区提出,对发展林业生产项内应增加发展海底红树森林一条。(4)关于十七条最后应增加“加强防火护林,消灭山林火灾”一句,因几年来烧山不断发生,被烧面积比造林面积要大,所以要加以强调。(5)樟树、棕树应列为经济林。(6)对第三条内应补充:“亿 政府帮助农业社建立畜牧防疫急救站,以防牛、猪、鸡、鸭的病疫流行”。   第二,属于修改方面的意见:1、四十条中除四害、打麻雀,应不分城市和农村,要同时消灭,不然农村消灭了,城市麻雀还会飞到农村(主要是郊区)去。2、农村广播网、修大道、消灭疾病等,应提早实现。3、对第一条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中,“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间内,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应把“争取”二字改为保证,把“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一句删除,理由是现在农业社基本是巩固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可以保证巩固。   从以上几点说明,将近一个月来的四十条大辩论,成绩很大,但也不能忽视运动中还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问题,应切实引起注意,并普遍的进行一次检查,该补课的进行补课,有偏差的予以纠正。存在主要问题和缺点是:   1、部分地区对四十条辩论过程,即是先进与保守斗争过程,也是生产过程,又是今冬明春农业生产大动员过程认识不足,未把辩论四十条和生产规划结合起来,孤立的进行辩论,而抛开了规划,或抓了粮食统购放松了生产和辩论,顾此失彼,某些农业社辩论结果,生产还没有个规划,致使生产进展缓慢,冬种任务完不成,形成互相脱节的现象。   2、由于时间比较短,进度不平衡,在辩论的深度和广度上也有悬殊,一般是工作基础较好的先进地区,或者是在养猪、积肥、水利等主要问题上辩得较透较好,但对解决落后乡社以及林业等方面辩得不透,甚至还有五十三个乡对四十条的辩论尚未开展,应加强领导及时的赶上去。   3、部分地区由于对大辩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劲头不大,对辩论的掌握上简单粗糙,个别社从宣传、辩论到规划三个晚上即告结束,赶时间,赶任务,不去充分发动群众,而以工作组和几个乡社干部代替群众路线的方法,因此保守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克服,对八百斤以及三、五年内生产、收入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水平缺乏信心,有的在毛猪生产上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按户分配饲养任务,遭到群众反对,这些必须检查纠正。   (三)几点经验   一、辩论四十条首先必须解决干部、党团员的右倾保守思想,调动一切积极性,这是贯彻和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开展农业大生产运动的重要关键。解决右倾思想必须通过学习,提意见、提问题、提经验、挖潜力的办法,使干部明确认识农业发展纲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行动纲领,是照耀着农村一切工作的灯塔。发展农业,开发山区,就是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中心内容。其次,必须了解工农业的关系,工业是农业的领导力量,发展农业又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农业发展得快慢、好坏,不仅关系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也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也就是说国家的工业化以及每个人的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农业,从这些道理教育干部认识到学习和辩论四十条的重要性。同时要明确辩论四十条的主要目的和要求,通过辩论,达到中央指示的:“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的要求。在提高认识,方向明确,信心坚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动总结生产经验,挖掘潜力,为生产规划作好思想准备。但由于四十条内容丰富,包括各个方面,既解决群众的眼前利益,又解决长远利益,既实事求是的指出增产的可能性与可行的办法,又指出了农业发展的光明前途,而事实上,积肥、修水利、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正是农民当前的迫切要求。但必须指出的,实现这一伟大事业,是艰巨的,不是坐享其成的,而是要经过艰苦奋斗,人人努力,才能实现。同时必须明确四十条的大辩论,与前段合作化、粮食问题的大辩论又不完全相同,它不只是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而要解决方向、具体规划和实际行动的问题,因此必须弄通四十条的精神,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达到辩好辩透,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并积极的行动起来。经验证明,辩论过程就是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过程,也是规划和行动过程。据南平专区十八个县一千一百八十六个乡的初步统计:已订出三个规划并掀起生产高潮的一类型有五百六十一个乡,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二;虽已掀起生产高潮,但只制订一个到二个规划的二类型乡有四百六十九个,占百分之三十九点六;辩得不深不透,只订了五八年规划,但不具体的三类型乡有一百五十六个,占百分之十三点二。以上一、二两种类型即占百分之八十六以上的乡,都彻底批判克服了右倾保守,打破了“增产到顶”思想后,动脑筋、想办法、挖潜力、找窍门,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新的面貌。   二、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全民大辩论。辩论前必须大张旗鼓的作好宣传工作。宣传形式,除一般会议讲解辩论外,应以小型座谈结合个别访问,并利用黑板报、广播商、民歌、快板等多种形式配合,切实做到家喻户晓,使四十条深入人心;在辩论方法上,必须掌握不同对象和重点,属于全民性的问题,发动群众普遍辩论,属于专业性的问题,组织专门辩论。如手要业辩论实现四十条和自己的关系,如何支持四十条的实现等,同时对兴趣大的如养猪积肥、修水利、技术改革等充分讨论,对农村关系不大的如气象等,只作一般宣传,不必讨论,这样通过提意见,摆经验,挖潜力,边宣传、边放鸣、边辩论、边规划、边行动,当工作结束时,也完成了生产规划,加以整理、充实由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定案,并根据计划指标算出总产值,以每人平均增长收入进一步发动群众,启发群众生产积极性,掀起生产高潮,这是完整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三、宣传和辩论中必须紧密结合生产,使四十条变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必须明确辩论和生产是互相关系,互相推动,而不能分刈的。辩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明确方向,坚定信心,鼓足劲头,搞好生产。所以生产搞得好坏,是辩论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只有作好生产对实现四十条才有物质基础,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才能更加巩固。因此,运动中必须明确分工,具体安排,抓住当前生产的主要环节与辩论紧密结合,齐头并进,如辩论纲要中的增产措施问题,可与各种计划、养猪积肥、改良土壤、兴修水利、改进耕作制度等结合讨论,该补充的补充,应改进的改进,既不能墨守常规,也不要硬搬硬套,实践证明,凡结合得愈好的地区,群众生产劲头就愈大,辩论情绪也越高,反之,个别地区把四十条与当前生产对立起来,孤立的宣传四十条,甚至有的认为生产忙,不敢向群众进行宣传,结果走了弯路,生产也搞不好。   四、生产规划的制定,必须坚持以粮食为主全面发展生产的方针。应实事求是的结合各乡社的具体情况,既要抓住生产的主要环节,也要注意小的生产项目,即是收入不大的也要进行规划,对粮食生产一般根据国家计划,首先要保证国家征购任务的完成,其次参照社内基本口粮、种子、饲料的需要进行规划,除这些应保证完成外,再考虑经济作物和其他方面,防止与粮田争地,影响到粮食的增产。对于劳力的安排,为了解决沿海人多地少和山区地广人稀的矛盾,各地都对劳力作了安排,沿海乡社除栽培果树,发展畜牧业,解决了一部分的劳力出路外,还规划出每年派出若干劳力,到山区开荒建立分社,山区由于劳力缺乏,对全半劳力进行分别规划,达到各尽所能,都有事做,都有报酬,同时结合规划进一步贯彻“三勤”、“三爱”和民主办社的方针。在生产规划上,部分以富裕中农为首的资本主义思想,由于前段没有暴露或暴露了批判不够,这次辩论中又一次的进行了严肃批判,同时也坚决打击法办了部分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保证了运动的顺利开展。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福建省委整风办公室“农村大辩论情况汇报) ## 福建省龙溪专区四十二个乡对法制辩论的情况   继粮食、合作问题辩论之后,龙溪专区先后已有四十二个乡(占总乡数的百分之六点九七)一百零七个社(占总社的百分之五点九四),在秋收大忙前进行了法制问题的辩论。辩论的时间大致是一星期左右,最长的为十二天。做法一般都是从检查前段辩论入手,综合整理前段放鸣中有关法制方面的论点和问题,进一步摸清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的活动情况(特别是从今年五月份到现在这一段的活动情况)和其他违法现象。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各种会议说明辩论法制的必要性和辩论的方法,解决干部、群众中的一些糊涂观念;然后正式组织辩论,分清思想认识上的大是大非,最后才进行地、富、反、坏分子的评审工作,处理其他需要处理的问题(包括搞斗争等),制订公约(多数乡未做)。   各地都是根据群众放鸣出来的论点和乡里存在的各种问题,用群众的语气提出辩论的题目。虽然这样提出的具体辩论题各地都有些不同,但从总的精神上看,一般都符合省委提出的内容即:第一,新旧法制的对比;第二,民主要不要集中,自由要不要纪律;第三,守法有什么好处,不守法有什么坏处;第四,肃反和专政的重要性。在整个辩论中去结合宣传了治安条例。   这些经过法制辩论的乡,都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收获:   第一,进一步暴露、揭发了敌人的反动言论和破坏行为。比较突出的,如华安县的龙峰乡尖峰村(十六户),一个贫农检举了一九五0年该村反动甲长林进成等隐藏黄雨定菲部四人,暗杀准备向政府告发的妇女黄氏的事实,使漏网的反革命分子终于受到法律的制裁。南靖六安乡揭发了一个解放初期参与杀害我农会代表的反革命分子和几处来历不明的嫌疑分了。龙溪颜厝乡伪保和杨进才以“密植是政府派特务来破坏生产”的谣言,破坏增产运动。伪保长颜聪海借教戏为名,拉拢九十多个青年,与支部和合作社对抗,凡是搞中心运动时,他就故意增加教戏时间吸引群众到他那里,从而破坏工作的开展。该乡属州村亦检举了一九五0年杀害我农会干部、民兵案的凶手。   第二,批判了在法制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论点,加强了群众的法制观念,提高了政治警惕性。“成分好的可以不怕犯法”,这是广大群众在法制问题上的主要糊涂观点。如大放大鸣时有些群众就反映现在是:“地主说错要劳改,富农说错要斗争,中农说错要批评,贫农说错没事情”,因此,农村中一些“大法不犯,小错不断”的分子和违反集体纪律、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长期没有得到批判制止。在法制问题上的另一个主要糊涂观点则是认为:合作化后,地、富和农民都成了社员,是一家人了。诏安深桥乡团支部书记林铁龙竟然让富农分子给团员上团课。类似这种现象几乎乡乡皆有。通过这次辩论,这种糊涂观点都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如南靖县的六安乡在辩论法制中有二百零一人(占成年人总数的百分之十八点四)检查了偷东西,破坏公共财物等违法或损害集中利益的行为(所偷和破坏财物的价值值七千五百三十八元)全乡平均每户要损失十八点四元,对一些情节较严重的(如有个惯偷从合作化后到现在已偷了六十次以上,一个公认的坏分子在村里共有偷鸡抓鸭,讲破坏话,调戏妇女等二十三条坏行为),则在群众大会上进行揭发、批判,把他们彻底搞臭;原来经常接受管制分子礼物的治安主任亦做了检查;全乡二十七个地、富和反革命分子,被群众检举的有十七名,揭发的事实有反攻倒算,造谣破坏,搞黑市等四十八条违法行为。经过辩论,这个乡的群众共同总结了辩论法制有五大好处:1、能更好地监督和专政敌人;2、人人懂得了法律,能够遵守法律;3、能更好地保护国家、合作社和个人的利益不受损失;4、能减少和阻止违法行为的发生,进一步树立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5、能教育违法分子明确方向,改造自己。龙溪大寨乡经过法制辩论,有三百六十三户(占全乡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三)检查搞粮食黑市买卖和偷拿合作社公共财产,据不完全统计,黑市买卖的粮食有大米七千六百三十斤,谷子三万九千五百八十斤,麦子、地瓜、花生等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五斤,交出偷自合作社的篾、粪箕、谷达、岸刀等大小农具、家俱一千零二件。   其他类似“严官府出多贼”、“肚饱万事好,现在是肚饿才当小偷”、“现在的法律没三寸气,嘴硬屁股软”等等错误论点,亦都受到了批判。   第三,进一步澄清了基层组织中存在的问题,为下段整党、整社打下了基础。邵安县深桥乡群众揭发了党支书高振坤(下放的区委),长期向党隐瞒参加国民党的历史事实和贪污行为。龙溪颜厝群众已检举了党支书曾清溪在临解放时,曾参加反共救国军,当土匪抢过两次人,解放当天,解放军追残刘匪汝明兵团时,几个解放军路过颜厝,在其家做饭时,他曾企图杀害解放军,后因部队大批赶到,阴谋未遂(尚在继续查清中)。平和县玉溪乡新店村十二个社干部,这次法制辩论中,有七个人被检举有贩毒、聚赌、搞腐化等各种问题。   以上所列举的各乡辩论法制中所取得的主要收获,充分说明了在广大农村中进行一次法制辩论是完全必要的。   从前段各乡的辩论情况看来,在法制辩论中必须注意:   一、严格分清两类性质的矛盾。这除了在时间安排,辩论的次序上加以注意外,特别需要严格区分重点批判对象和斗争的对象,对于批判和斗争的形式也应有所不同。华安县封锁曾发生在斗争地富的同时,让表现不太好的中贫农“陪斗”的现象,这是极其错误的。斗争敌人和批判群众中的错误言论绝不应相提并论,不能在一个会上既关键敌人,又批判群众的错误言论。   二、做好地、富、反、坏分子的评审工作。据此次已评审结束的漳浦、华案两县十一个乡的统计,评审地、富中,提为正式社员或候补社员的二十三人,降为候补社员、管制生产的三十八人,新划地主五人,富农二人。以上评审的结果说明,总的情况是:降的多,提的少,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过去从干部到群众较普遍地存在着右倾麻痹思想,因而一方面合作化高潮中规划地富入社时,掌握的过宽,致使一些不该改变成分给改变了(据检查,仅华安高安乡就有十三个不够标准的地富给规划入社了,南靖六安乡也有五个);另一方面则是在合作化后放松了对地、富、反、坏分子的监督管教,使得一些原来表现不好的没有受到改造,一些改造的不够的也故态复萌了。但这次也发现有个别地区重新评审地富时在执行政策上有偏激情绪。如龙峰乡将三户富农,不分年龄大小,一律划为富农分子,对已改变成分当泥水匠的富农林芋鉴,也以不搞农业为理由他再戴上富农帽子,这种作法是不能分化瓦解敌人的。详审地富、反、坏,应该:1、政治态度;2、劳动生产表现;3、服从国家政策、法令,服从国家计划;4、服从社、队领导;5、大辩论中的表现等方面去进行考察。严格掌握,勘正做到省委所提出的:1、正确贯彻政策,体现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精神;2、打击对象要少、要精,材料要核对确实,要切实依法办事,不乱斗、乱罚、打人,做到打准、打狠;3、政法部门的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三、制定切实可行的公约是一种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办法,是社会主义社会限制个人主义,改变旧的风俗习惯,形成新的风俗习惯的重要方法。大辩论以前不少地区也都曾订过一些公约,也起了不少作用。但由于发动群众不够,加上公约内容有些不够妥当,故在农村整风中都给反掉了。因此,这次各乡经过法制辩论之后,都应该切实注意做好此项工作。但据目前了解,已辩论完成制的乡,大都没有进行这一工作。就是已订出公约的乡,也存在一些缺点。例如南靖县六安乡,制定的公约过于简单,类同合作社的劳动纪律;邵安县深桥乡却又订的过于复杂,有些在治安条例中已有规定的,也重复抄入,严同国家法律。这两种做法都不好。应该注意:1、制订公约必须是在群众认识一致自觉要求的基础上进行,公约一经制定之后,虽然带有强制的性质,但仍然应以教育群众,自觉遵守为主,不能片面地以此为武器,作为整群众的工具,否则势必产生不良的后果。2、公约的内容,应根据本乡、社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应根据法制辩论中反映和暴露出的问题具体制定为好。在公约的条文中,应贯彻“三勤”“三爱”的精神,治安条例中已有明文规定的不必重复,公约制定后,应在执行过程中,根据群众的意见,不断修订补充,使之更加完善。   根据全区冬季各项任务繁重的情况,和省委对整个冬季工作的安排看来,在当前讨论四十条制定生产规划(也就是整社工作的第一步)和即将全面开展的以大生产为中心的整党整社之间,已经没有条件采取类似秋收前已经辩论的这些乡,用七至十二天的专门时间,作为一个单独阶段进行的作法。因此,就必须采取另外一种既要达到法制辩论的目的,又能够和生产、整社、整党密切结合起来的作法。一般说来,比较可行的作法是在整社中,把新旧法制以比,人民守法的好处,不守法的坏处,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以及制定公约等等,将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穿插进行,同时辩论解决。属于敌我矛盾的问题,如要不要专攻,专什么人的政;要不要肃反,肃反是不是彻底(揭发坏人坏事)等,则放在整党整社基本结束时,和评审地、富、反一起进行。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三日福建省委整风办公室“农村大辩论汇报”)   · 来源: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