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批转广西省委关于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和整风情况向中央的报告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

　　广西省委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情况交代和清楚，道理说得明白而正确，文字生动而简练，使人看了还想再看。望各地各部门学习用这样的方法来写经验总结报告。广西省委所总结的农村整风的经验也是很好的，全国各地都应当根据当地农村整风运动发展的情况予以推行。这个报告发到县委以上各级党委，并可登党刊。我们希望有成百万的干部看到这篇好文章。

　　 中央一九五八年二月四日

## 广西省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和整风的情况

## ——省委向中央报告之一——

　　全省农村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和整风运动，是从一九五七年九月下旬开始的，到十二月初运动暂停下来，而转入冬季生产运动。前后历时约两个半月。在这一段时间内，地县、委可以说是全力以赴的。

　　全省已经进行和结束了大辩论的乡共六、六六四个，占总乡数的百分之七十五点二二。原计划分两批进行完，由于时间关系，只进行了一批。其余未进行的准备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后再进行。事实证明，这一关非过不行。目前一些水利工作开展不好的地方，多数就是这些还没有进行大辩论或辩论不好的乡。

　　运动进行的过程，如果不把训练县、区、乡干部包括在内，大体分三个阶段：鸣放；整改、辩论。

　　各个阶段运动进行的情况、做法、问题和经验，简单地分述如下：

　　一、鸣放阶段。

　　开始时，不论群众与干部都有顾虑。

　　群众中的顾虑主要有三：一怕挨斗争。如有的人说“别听共产党的话，鸣放会上当，黄绍闳鸣放了，不是大挨斗争”，“叫鸣放，是捉猪进笼”，“鸣放是套狗绳”“装铁猫”（指捕鼠器）。特别是过去也说过一些象地富一样破坏话的富裕中农，顾虑更大，怕也象斗争地主一样斗争他们。也有一些人怕提高成分，怕戴右派帽子，怕当典型，二怕说了干部打击报复。有的说“工作组在还好，工作组一走就该倒霉了”。三怕说了领导上也不改正错误。有人说“过去民主办社，咱提了一堆意见，还不是白塔”，“给共产党提意见，是蛇装在竹筒里，是个值的。”

　　干部怕的主要是：怕把农村搞乱，“过去坏人偷说句破坏话还起很大的作用，现在公开让说坏话，岂不是让天下大乱！”也有些人，怕乱放到自己头上，下不了台。

　　事实证明，所有这些顾虑，都是容易解决的，关键在于领导的决心，也就是一个字“勇”。只要有勇，鸣放在整个运动中是比较容易搞的一段。因为，群众的意见既然是客观的存在，过去不让他们说，他们还偷偷的说；现在教他们说。说的早晚就看领导的态度、决心。

　　鸣放的一般规律，最先鸣放的是贫农下中农，他们鸣放的意见，一般又先提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后提干部作风问题（即先事后要人）；等到贫农下中农劲头起来了，领导上以能沉住气，上中农经过一段观察体验之后就大胆起来，于是也出笼了。这时，毒草也才开始出。有的在开始发言时，故意不说自己意见，总是引用别人别村的话；甚至不让组给他记笔记。但以后脖子越伸越长，连身子也出来了。这时，就畅所欲言。有的甚至没有人给他做记录就不发言，没有上级地场也不发言，一定要“教领导上听听”才过瘾。所以，在鸣放中领导上要善于耐心等待。最怕的是有些领导人，开始听一些一般意见时还沉不住气，表示很民主；一等提出毒草时，就张皇失措起来。愤起而攻，一下打回去。这是最不好的。

　　放出的意见，根据一些典型乡、县的推算，估计平均每乡有一千几百条次，最多的有上万条次的，全省可能有六、七百万条次。鸣放意见大别之，可分为两类：改进工作的（小是小非）；所谓“毒草”的（即大是大非——两条路线的）。其中第一类据一些典型调查，要占整个意见有百分之八十还多；第二类只占百分之十多一些。如横县统计，共提供出八万多条意见，属于小是小非的占百分之八十四，大是大非占百分之十六。在大是大非的意见中，数量最大是粮食统购统销。在小是小非的意见中，又大体可分为这样几类：属于当前生产措施不当的；属于社的经营管理不善的；属于会计帐目的；属于干部作风的；以及属于对供销社等商业部门管理制度的等等。小是小非的意见中，有很多很好的合理建议，是平时难以得到的。大是大非中则有些意见很恶毒，如说：“共产党是黄世仁，农民是杨伯劳”，说“现在的社会是八死、九变、四不自由”。八死是：累死，工分少饿死，学生无钱读书逼死。所谓九变是：肥田变瘦死，干部强迫出工气死，路无人修跌死，干部强迫命令怕死。所谓九变是：肥田变瘦田，光田变草田，勤人变懒人，懒人变更懒，肥猪变瘦猪，增产变减产，富人变穷人，肥牛变瘦牛，肥人变瘦人。四不自由是：吃不自由，穿不自由，行不自由，买卖不自由。有的说合作社是“四绝”。即：竹绝、木绝、牛绝、人绝。这些毒草绝大多数是富裕中农放出来的。

　　各地鸣放时间，一般是半个月左右。

　　二、整改阶段。

　　按照我们原来计划，运动进行的顺序是：鸣放，辩论，整社整党。整改是放在鸣放和辩论中结合进行的。后来，由于运动发展的变化，不得不改变这种顺序。即改变为在鸣放之后，立即转入整改，整改一段，最后再辩论。所以如此，是因为：

　　（一）群众在提了意见之后，迫切要求的是领导上要“兑现”，不兑现马上就表示失望。如有的贫农、下中农说：“鸣放是鸭子吃干螺蛳，是一个空的”。“共产党尽说漂亮话，我说这一次还是放空炮，你看果然如此”。还有人说“话只说半截，看看改不改，不改，后半截我还要留在肚里”。这样，在许多地方就出现鸣放不透，情绪消沉，甚至参加会的人也越来越少起来，运动表现萎缩的状态。

　　（二）提出要求改进工作的意见，既占意见的绝大多数，而这些意见又多是贫农、下中农提的，不先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对运动就会冷谈起来，就有脱离大多数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勉强去进行大辩论，他们也不会积极参加，辩论也一定进行不好。

　　（三）先解决小是小非，便于团结多数，共同对敌，孤立和战胜资本主义思想。于是我们坚决改变原来的计划，甚至连已经开始辩论了的乡，也已过头来搞整改。采取了这样措施之后，运动立即开始了一个新的局面（可说是全部运动最高涨的阶段）。显著的变化是：

　　（一）参加的群众，从过去一般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六十，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九十。

　　（二）群众情绪高涨，积极兴奋。如说：“要早搞整改，农业社减不了产”，“毛主席这次化的脑筋又对了，早搞五个月，我们生产起码多收入十五万元钱”，“这样干下去，明年社办不好，才怪呢？”“共产党说到做到，真伟大，我卖柴火，也要多买几块钱公债。”

　　（三）有力地推动了前一段的鸣放，这中间鸣放出意见，据一些县调查，几乎和前一段鸣放时的数量差不多；更重要的是，质量好，不但好的建设性意见多了，而且毒草也更多了，许多最狡猾的上中农在这一推动下，出头发言了。

　　整改对群众来说，如上所述是十分兴奋的。但对干部，开始时抵触不少。主要怕两点：

　　（一）县、区干部怕把斗争完全引到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方面来，冲淡了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以致会为坏分子及资本主义所利用，这仍然是怕乱的思想。

　　（二）乡、社干部则怕“引火烧身”，特别是过去作风有缺点的人。有的人甚至说这样做简直是“自茧自缚”，“捅黄蜂窝”。这些思想，一方面是用讲道理来打通，更重要的还是用实践来教育。在改一些问题后，证明群众对他们并无恶意，反而更拥护起来，于是干部劲头也就更大起来，顾虑也就打消了。我们干部说“原来自己把群众估计太低了”。

　　整改办法，各地、县一般都是这样做和：

　　（一）地、县委成立了整改办公室，乡成立了委员会或小

　　组，由这些机构专门管理研究群众提出的意见及处理这些意见的办法方案，这些机构的组织成员，包括面很广，党、政、财经、司法都有；特别是商业部门，非有不行，因为群众对他们意见是很多的。

　　（二）先把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排队。一般第一步分为两大类属于大是大非的留待大辩论去解决；属于小是小非的先进行处理。在小是小非问题中也要排队，分清轻重缓急，定出解决的前后次序。凡能先办的一定先解决；不能马上办将来可以办的，教育群众予以等待；确实不能解决的，要向群众交代清楚；由于群众对情况不了解而发生误解的，也加以充分的说明。

　　（三）提出整改方案，交由群众讨论，也采用辩论的方法。最后定案。

　　（四）整改要“上下结合的改”和“四面八方配合的改”。所以要上下结合，是因为有许多问题在下边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要四面八方的配合改，是因为问题是牵涉到多方面的，如果不是四面八方同时动手，光靠党委部门和群众工作的人去进行，取得的效果就很少。在整改期间，有许多事业部门专派一批干部到社里去听取群众对他们鸣放的意见；听取之后能解决的问题就地解决，不能的，带回由领导机关研究解决。这一办法，起了很好的作用；并壮大了整改的声势。

　　所改的问题，主要包括这样几方面：（1）当前农业社生产的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2）分配遗留问题和财务账目问题；（3）干部作风问题；（4）国营商店的服务态度问题（如开门太晚，进货种类不适，油粮票使用制度过死，排队买粮时间过长等）；（5）对社员生活困难照顾不够等。

　　解决问题的广度深度，根据各地反映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约占群众提出问题的百分之五十左右。问题解决后，群众反映很好。说我们的干部现在“才象个人民公务员的样子”，“第三次土地改革又来了”（第二次土改队，系指一九五五年冬季的合化高潮）。象经济部门根据群众的意见，多设立营业点后，排队队的没有了或很少了；早开门晚关门后，群众买东西方便了。群众寻对此就非常满意。特别有些干部，过去作风不好的作了检讨，有点贪污的，主动报出，群众很受感动。

　　干部的整改，在群众中引起什么反映呢？

　　许多地方群众反映说：“干部脱裤，我们不脱对不起人”，“一个巴掌拍不响，事情办不好，双方都要负责，不能光埋怨干部”。于是从干部的改和领导上的改又引起形成双方激烈的争论。

　　（二）辩论开始，最好要有意识地让对方暂时占一下上峰，使他们充分地去发挥他们的论点。因为资本主义思想，无论怎样，他们总是感到立于“不合法”和不利的地位方面，说话口气很不硬。如果不给一种条件，他们很容易被“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降”，那样就辩不好了。等到他们的论点暴露尽致了，广大中间憎也看得更清楚了，而后再来组织反攻。这也就是我们要善于后发制人，不要先了制人。思想炮弹要有计划地发射，但是往往不看中要害和不看中时机，而乱放一气。

　　（三）辩论中要掌握主要是对事不对人的原则，以避免形成对个人的斗争和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压力。但是等到广大中间层逐渐变到社会主义思想方面来，就可将少数最典型最顽固的加以集中批判，这时，这种批判，不仅没有坏处，而且有很大的好处。

　　（四）思想战不同于其他斗争，绝不能简单化，欲速不达，否则会变成“思想夹生”。因此，就必须多打一些回合，经验证明，没有反复的交锋，既不能使对方心服，也不能提高中间与争取中间力量。

　　辩论阶段，各地大体上也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时间。

　　经过这一运动，在农村中引起的主要变化是：农民的觉悟空前提高了，社会主义思想已形成优势；农民内部更加团结了；干群关系进一步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积极空前高涨起来。农民说：“今年冬天有三大喜事：四十条纲要；大生产运动”。此外，还有一个重大收获是，有部分干部已经学会了用辩论的方法来指导工作。当前还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全省还有百分之二十多的乡还没有进行大辩论；百分之十几到二十辩论很不好的乡不须补课；整社整党工作，特别是干群关系，还需要整深入一步地加以解决。所有这此工作，有些是在冬季生产中结合着作一些；多数要放在四月后才能进行。

　　以上就是我省农村整风和大辩论的情况。

　　 中共广西省委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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