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转发团中央机关召开右派分子座谈会的情况

　　（上海局，各省、各直属市、各自治区党委：）

　　附在后面的这个文件，可以一阅。

　　各地应当右派分子开会，由主要领导同志去做报告，争取他们。会可以是几十人的，几百人的，几千人的，都应由该单位（例如一个大学，一个部门），该系统（例如文教系统）或该地区（例如一区，一个市；市的右派人数很多时，则选择若干人，例如二千至三千人）最有威信的主要负责人去作讲演。这样，一定能收到很大的效果。

　　（可登党刊）

　　 中央一九五八年三月七日

　　（（附件））

## 团中央机关召开右派分子座谈会的情况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于二月十四、十五两日分别召开了两次右派分子会议（一次是一些原处长以上干部的，一次是一般干部中间的右派分子会议）。耀邦同志在两次会上都讲了话。指出他们的借误是十分严重的，是从根本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但是，只要能真正的低头认罪，决心悔改，前途仍然是光明的。接市面上向他们宣读了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六条办法，说明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指出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党对他们是采取宽大政策的，可以一不按反革命处理，不杀不关，二不剥夺公民权，三大部分不开除公职，给饭吃，经工作做，而且组织还准备诚恳地帮助他们改造。鼓励他们要自已掌握自已的命运，指出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很年轻，来日方长，只要愿意继续为人民服务，还可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不少人还可能变成好干部。

　　这两次会的效果都很好。从会场上的发言、会后给领导上定的信和找部门负责同志谈话的情况看来，许多人都很受感动，有的还流了泪，说：“想不到自己的错误这么严重，党还这样宽大”，有些原来抱有绝望情绪的人，也说“这一下有了希望，有出路了”。宣传部右派分子王济民在会后给领导上写的信中说：“党对我犯了这样严重错误的人，还给这样殷切的期望，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我决心更好地振作起来，用实际行动悔”。联络部右派分子杨堂琮在看到有的群众主张给他劳动教养处分的大字报后，悲观失望，经常蒙头睡觉，会后也马上向别人表示，他还有希望，可以重新做人。原来抵触情绪较大或一直拒不认罪的右派分子，会后也有转变。如秘书处周淑云，过去经过二十多次大小斗争会的批判，终不低头，会后也主动地找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承认错误，说她过去不敢认罪，主要是怕加重处分，现在要好好检查自己的错误。

　　表现不好的有六、七人，约占右派分子五十四人总数的百分之十几。如刘绍棠，当耀邦同志在会上提到五五年曾与他谈过一次话，告诉过他一不要离开工农群众，二要永不骄傲，三要永远听党的话，问他是不是还记得，他只是笑了一笑，摇了摇头，似乎很不以为然。陈绪宗（曾任中国青年报社长）在会后第三天部门里讨论他的处分时，仍强辞夺理地说：“莫洛托夫都没有开除党籍，我更不应该开除”。还说“浙江省见报的几个党内右派分子只沙文汉似乎还够开除党籍”。这些态度表现坏的人一般都是一些品质恶劣，或者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已分子、反动分子、历史上曾多次被斗、怀有旧仇新恨的人。这些人实际上都还没有被批判倒。

　　右派分子在会上或会后的谈话中，曾提出过下面的一些要求：

　　一、原来是党员的，不少人对于自己要被开除党籍表示难过，说按党的原则不能继续留在党内，也希望将来还有可能重新入党。

　　二、要求早些处理，早些分配工作或下乡劳动进行改造。

　　三、要求下乡劳动时，最好不要脱离青年团的系统，如介绍到新的地方去，除向那里的组织上绍外，最好不要向群众宣布他们是右派分子，以免群众歧视。

　　四、要求领导上今后多找他们谈话，多联系，多帮助。

　　五、要求能参加一般的干部会议，能听些报告（职中直党委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

　　六、有个别人要求处理后就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党中央处理右派分子的政策和办法，团中央的干部是普遍拥护的，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左派分子一般地都主张对右派分子处理上要严一些，有的人还误解“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是对待右派分子“先紧后宽”，是“宽大无边”。这些片面的和错误的观点，经过讨论，和看到这几天来处理右派分子的实际结果，已得到澄清，大家认识到，只有贯彻“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才能更好地团结中间分子，分化敌人，孤立极右分子，并且给予一般愿意悔改的右派分子以悔改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同时，我们也发现原来口头上主张处分从严的人中间也有些人并不是完全说的真心话，中央政策事实上正合他们的心意，只是在开始时怕人家说自己右倾，才在口头上来个“宁左毋右”。

　　· 来源：

　　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