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定一同志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引起了农业合作化的突飞掹进，而这件事就引起了一串的“连锁反应”，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前进了，手工业的合作化迅速前进了，工业的发展加快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加快了，五年计划将要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这次会议上我们所讨论的两个问题，十二年的农业发展规划，实际上将要决定在今后十二年中我们的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可以用什么样的速度来发展。而知识分子问题，将要决定我们的国家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先进的国家，和在多少长的时间内才能使我国成为先进的国家。为要使我国成为先进的国家，就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发展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我们已经知道要建设最新式的工厂，采用现代化的技术。但是，今年的最新式的工厂，隔了不多几年又不是最新式的了，人家又跑到前面去了。因此，必须在发展工业、采用现代化的技术的同时，努力发展科学的研究，必须掌握了现代科学，才能使我国真正成为先进的国家。科学研究事业，又与学校不同，学校里的学生，是要从头学起的，但科学研究，需要迎头赶上，即是从世界科学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做起，而不应浪费时间，从头做起。因此，必须把最有学问的人放在科学研究工作的岗位上，并使他们能够有很好的工作条件。我们有了苏联的帮助，是可以在比较短的期间内使我国的科学研究接近和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的。把科学研究事业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事情，甚至认为是“脱离实际”的事情，认为我们用不着去化很大的力量发展科学研究事业，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保持我国的落后状态，所以是有害的。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中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全面规划，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们讲到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并不是简单地为对待知识分子而对待知识分子。看看历史，就可以知道，对知识分子有各种各样的对待方法，问题在于什么人统治，和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了使我国变成为先进的国家，而来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这样，我们全党有了一致认识，就能努力以赴。

　　今后，同志们将要更多接触知识分子的问题了，我想在这里谈一谈在知识分子的工作中的体会，供同志们参考。

　　一年多来，中央宣传部在中央的领导之下，对知识分子进行三种工作：第一，展开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斗争，第二，展开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第三，展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要求到1962年止，全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能够懂得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这些工作，都是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一年多来，思想战线上是很热闹的。

　　在文学艺术工作中，有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有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有对俞平伯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有对胡适、杜威的实验主义和反动的政治思想和反动的教育理论的斗争，有对梁漱溟的反动政治思想的斗争。

　　在卫生工作中，有对贺诚、王斌的思想斗争。

　　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对反动的植物学家胡先骕的思想斗争。

　　在建筑学方面，有对梁思成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思想批判。

　　过去，如果进行这样规模的思想斗争，就常常会引起另外一种副作用，学术讨论就会比较沉寂，怕犯错误，不敢发表意见。这一次的情形有所不同，学术讨论也是比较热闹的。如果翻翻“学习”，“经济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等杂志，就可以看见，那里正在展开着对于许多学术问题的讨论，其中包括“过渡时期的经济法则”，“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很重要的问题。

　　经过了斗争，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是欣欣向荣的而不是枯萎下去了，团结是增强了而不是瓦解了，新生力量是生长了而不是被压制了，知识分子的觉悟是提高了，是更加靠拢我们的党了。

　　文艺界党员最多，应该是好办事的，可是那里的事情向来纠纷多，棘手难办。把胡风反革命集团打掉了之后，把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这个盖子揭掉之后，出现了新的气象。文艺界的党的组织中有了党的气息，思想上比较一致了，纪律观念比较加强了。从前所谓“创作枯萎”的悲观论调已经破产，很多有希望的青年作家开始被发现了。

　　卫生部门，进行了对贺诚王斌的思想斗争之后，党在医学方面的方针政策能够贯彻执行了。像合作化立即就提高了农业生产一样，中西医团结立即就提高了我国的医学水平。例如乙型脑炎，西医对它没有办法，中医却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几的治愈率。这类宝贵的医学财产，过去被毫无心肝地埋没着，现在开始重见天日了。过去，我国的医学水平总是落在别人后头，现在，连外国人也佩服我国的某些医学成就了。

　　总结我们的经验，基本上是两条：

　　第一条，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在领导科学、文艺、卫生、教育、工程技术等工作中，必须要抓政治问题、思想问题。这里包括教育，也包括斗争。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也是为了教育。以为无须斗争，是不对的。以为可以不要分寸地乱斗，也是不对的。政治问题、思想问题解决了，会有伟大的动员作用，其余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虽然有困难也容易克服，而且还会出现意想不列的成绩。非政治化，言不及义，不抓政治问题和思想思想，这就是右倾保守思想的表现。

　　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党内党外知识分子中都还有这样一种人，强调自己工作的特殊性，反对党的领导。搞文艺工作的，对党闹独立性，说党不懂文艺工作，并且不支持文艺工作，因此不能领导文艺工作。搞卫生工作的，说医学是专门学问，党不懂得医学，因此不能领导卫生工作。搞教育工作的，搞科学研究工作的，搞工程技术工作的，也有这种现象。在党内来说，据我们所得到的消息，有些党员的高等学校校长闹不团结，不听党委的领导。山东大学的华岗在不听党的领导这一点上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在党外，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傅鹰，公开发表文章说党不懂化学，也不当化学家，不能领导化学研究工作。这种不要党领导的说法，是不能容许的，我们必须进行严肃的批判。党员知识分子，应该有好的党性，听党委的领导，为社会主义的事业而团结一致，这样来影响党外的知识分子。

　　党是可以、应该而且必须领导一切的。党对于文艺工作、卫生工作、教育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工程技术工作，也必须加以领导。领导，这就是要根据全国的全面规划，决定工作的方针，注意从政治上思想上团结工作人员，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进行政治教育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鼓励工作的发展，而不是去干涉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

　　必须有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抓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

　　第二条，对每个具体问题和具体的人，必须仔细分析，区别问题的性质，对不同性质的问题作分别的对待。不要把问题的性质混淆不清，因而采取错误的对待办法。

　　常听人说，知识分子的问题复杂得很。这是由于没有分析或不会分析的缘故。分析起来，知识分子中的问题不外乎是四类，即1、政治问题，2、思想问题，3、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和学术性质的问题，4、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等问题。前两类问题，是党所必须抓紧解决的。第三类问题，是必须放手发展讨论，不应该不适当地加以干涉和限制的。第四类问题，是必须加以解决以满足知识分子的实际需要的。

　　政治问题也要分析，有一般的政治问题和反革命的问题。反革命分子又有现行的反革命和历史的反革命的分别。例如胡风，这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这种反革命分子是应该逮捕审判的。再例如梁漱溟，这是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政治上反对社会主义，思想上有一套反动理论，我们就对他坚决进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对胡风，我们曾经把他的30万言书加了按语和附录公开发表，并把三批真凭实据的材料发表出来。这样做法，所谓“鲁迅弟子”“左翼文艺家”的假面具就拆穿了，大家对于胡风是反革命分子这一点就没有怀疑了。对梁漱溟，我们曾组织科学界举行学术会议，讨论批判梁漱溟的文章，并要梁漱溟自己亦来参加。我们并把这些文章陆续发表。我们这样做，就得到了广大的同情，也不致引起好人的惊慌。有些人，一时弄不清楚是思想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或者是显然有政治问题但还有用处的人，可以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先做思想上政治上的说服工作，弄清情况，或给以自动改悔自新的机会。

　　对于并没有政治问题，但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要坚决进行思想斗争，但要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包括等待）。例如梁思成，政治上是拥护我们的，但在建筑学思想上有很顽固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思想，这种错误思想已经影响到建设工作。我们在彭真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组织了批判他的错误思想的文章，其中只有少数几篇指名批评，大部分文章都不指名。我们把这些文章给梁思成自己看，请他参加讨论这些文章的学术会议。这些办法使梁思成很感激，病也好了，并说要决心检讨。再例如俞平伯，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人。

　　学术性质的问题、艺术性质的问题、技术性质的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展严格区别开来），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带大帽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我国学术、艺术、技术的水平，并且使新的一代也能得益。为了发展自由讨论，又必须与党内党外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门户之见进行适当的斗争。主要是要党员模范，并对党外知识分子做说服工作。有少数党员，在党的面前以专门家面目出现，宣称党不能领导他，同时却在非党知识分子面前，用党的牌子来压人，不许别人批评自己，只许别人称赞自己，并且打击那些与自己见解不同的人们，粗暴地干涉自由讨论，这样来建立自己宗派主义的统治，这种现象是不许可的，是必须同他们进行斗争的。

　　知识分子需要有一定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这在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中已经详细说到，我完全同意。

　　我们这样做，就不会在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上成为“瞎子”，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成为“盖子”。

　　上面听说第一第二第三类问题，在实际生活中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但在处理的时候，必须全面观察，加以分析，确定问题的性质。这里就有困难。困难常常是界线划不清。有时把政治问题思想问题放过去了。有时又是相反，把学术性质的问题、艺术性质的问题、技术性质的问题不适当地“提到政治高度”。前者的例子是很多的，如“武训传”电影，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没有把它作为政治问题思想问题来对待，这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后者的例子，也同样的多。例如，有人对苏联出版的某一本教科书有意见，就说他是“反苏联”；把中医叫做“封建医”，把西医叫做“资本主义医”；朱冼先生研究“无性生殖”，本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研究，却一度被称为“脱离实际”；钢铁学院有一个教授提意见，认为领导上应该注意规划学校的仪器和设备，不应去化费时间考虑什么人坐什么凳子，这本来是正确的意见，却因而被认为是“反领导”；等等。划不清界线，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坏人故意把问题混淆起来的，有的是好人无意犯了错误；有的是一贯的，有的是偶然的；有的是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或缺乏知识，有的是由于宗派主义的思想。但是，如果不学会分析问题的性质，不学会划清界线，那么，结果必然是既做“瞎子”，又做“盖子”。对政治问题思想问题的“瞎子”，对学术、艺术、技术发展的“盖子”，两者的本质是一个东西，就是政治上的右倾，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组织路线上的宗派主义。“瞎子”和“盖子”常常是同时表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一身而二任焉”。我们应该要力求不要做“瞎子”和“盖子”，办法就是多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努力增加知识，仔细分析，集体讨论，请示上级，请示中央。对一时划不清界线的还应该耐心等待。化时间把问题弄清楚。这样就可以把错误减少。这是在知识分子工作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以上就是我要说的两条经验。

　　现在说一说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问题。（略）

　　最后，说一说组织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问题。

　　农业合作化的成绩，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12年的农业规划，5年计划的将被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些震动世界的大事，必然会使广大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多么正确，多么必须学习，以毛泽东同志和中央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光明的、伟大的、正确的政党。完全可以设想，在知识分子中将会掀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高潮。1955年所规定的在8年内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经过学习懂得辩证唯物主义，这个任务也有可能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

　　必须完成这个任务，因为不能设想，我们的国家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还可以让知识分子中绝大部分或很大一部分保留着资产阶级思想，原封不动。

　　完成这个任务，将使我国人民的思想面貌发生根本的改变，因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如果帝国主义要打仗，人民思想的一致就有利于争取战争的胜利。

　　现在，我们在组织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这个工作方面，保守主义是严重存在的。“小脚女人”，“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戒律”，这些批评对我们完全适用。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打破这种保守主义的时候了。我们要求大家对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提出批评。我们同时也要求各省市委和所有到会的同志，一致努力来克服困难，把事情办起来，并把它办好。以往最困难的是教员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要用另外的眼光看待，不能光光仰赖于少数几个培养教员的学校，而应该大部分由省市自己从群众中解决。6年以来，在学校学习过马列主义课程的人是不少的，还有不少人自己读了书，这些人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并有一定理论知识，都可以动员起来做小先生，一面教书，一面学习。

　　党内理论教育的规划（略）

　　· 来源：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统战政策文件汇编》（1-4册），1958年（内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