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穿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高等学校点火的阴谋: 胡锡奎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

　　现在我就高等学校中反右派斗争的问题发言。

　　今年的5月、6月、7月，是充满着斗争的不平凡的月份。在这短短的三个月里，一个是党的整风，它一开始就取得了党外广大人士的善意帮助，这对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改进工作，起了重大的积极的作用。另一个是资产阶级右派利用党整风的机会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引起了广大人民无比的愤怒，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

　　我们知道，高等教育界曾经是右派和我们搏斗得十分激烈的战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一开始，那些妄想趁火打劫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把向高等学校进攻看作是普遍点火、造成天下大乱的第一步，章伯钧召集的以曾昭抡为首的臭名远扬的六教授会议的阴谋诡计，就是首先在这条战线上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展开猛烈的进攻。

　　右派之所以选择全国各大学作为自己的“擂台”是有原因的：第一、教授、副教授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长期还动摇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而多数高级知识分子还没有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右派认为在这里，他们会有一批助手和可以争取的同盟军。第二、目前大学生中，出身于剥削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约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其中大多数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思想；其中极少数还是被杀被关的反革命分子的子女，他们有一部分人尚未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这些有着思想毛病而又缺乏实际斗争锻炼的大学生，右派对他们是很感兴趣的，他们满以为在这里可以找到大批的“急先锋”与后备军，可以找到自己繁殖的肥沃土壤。第三、狂妄自大的右派分子一贯认为共产党人是“土包子”，在文化教育事业上是“门外汉”，再加上共产党员在大学的教授队伍中，的确只占一个极小的比重。因此，在右派看来，这里是共产党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右派就选择了高等学校这块地盘，作为他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军首先发难的战场。

　　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右派着手争夺高等学校。当他们在这方面跨出第一步时，立刻就碰到了中国共产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权这道防线，因而弄得这些阴谋家寸步难行。右派觉得非拔掉这枚眼中钉不可，因此，除了普遍点火，对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进行恶毒的攻击外，便集中火力向高等学校党委制展开攻击。早在今年五月十三日，章罗联盟的骨干黄药眠、费孝通、吴景超、陶大镛等右派分子，就成立了一个所谓“党委负责制”的小组。经过六月四日的研究、布置，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取消党委制的纲领，美其名曰“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建议（草案初稿）”，向党委制实行了全面的、公开的、大张旗鼓的进攻。

　　在这个以“建议”作为幌子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纲领的第一部分里，右派对党、对党员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把在高等学校里工作的党员刻划为“不懂政策”、“不学无术”而又“独断独行”的“独夫”。把党委制描写为产生“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东西，右派分子捏造了这些莫须有的罪状，正是为了给从各大学里赶走共产党员、消灭党委制的这个阴谋提供论据。纲领的第二部分，穷凶极恶地干涉了党的内政，擅自规定限制党在各大学的活动范围的清规戒律，甚至限制共产党开会与说话的自由；这种限制有些类似国民党反动派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纲领的第三、第四、第五部分中，右派更是挖空心思地制造了种种委员会，其目的是通过他们的活动，使共产党的领导权化整为零，全部消灭。其中最狠毒的是右派企图设立以教授、副教授占绝对优势的校务委员会，作为高等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表面上是要扩大民主，而实际上他们的校务委员会是不要校长参加的，他们规定“党的校长或副校长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决定持不同意见时，他可以有否决权，但如果这个决议第二次被通过时，则决议仍必须执行”。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否定党委制代之以校务委员会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实行篡夺领导权的明目张胆的阴谋计划。这个阴谋计划是要保证右派可以在高等学校中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把高等学校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地。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地位不是一个所谓“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建议（草案初稿）”所碰得动的。各大学中的广大师生员工的社会主义觉悟，是保证党的领导权贯彻的不可动摇的基础。面对着这铁一般的事实，老奸巨滑的右派分子就决定在提出他们取消党委制“建议”的同时，袭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

　　当然，右派猛攻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革命学说，还不只是为了打垮党委制而已。稍有点革命常识的又都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的理论基础。这个唯一科学与革命的学说不断的掌握了工农群众的结果，是大大的加强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以便进一步消灭右派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切可能。而且这个唯一科学和革命的学说，也不断地推动了一切进步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一同前进，使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改造，因而大大地缩小了右派滋长与活动的地盘。由于这个原因，右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痛恨入骨。首先他们咒骂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必须“消灭”的“教条”，诬蔑它从恩格斯逝世后就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一八九五年的地方，成为只有几个条条的僵死的过时的东西。说它是一百多年前产生于西欧的，不适合于我国国情。一句话，这些野心家想借此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

　　总之，他们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旗子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说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都过时了，再谈这些就是教条主义，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妨碍独立思考，思想改造使思想僵化，他们还说什么应该放宽眼界，向资产阶级学者吸取一些滋养料，还利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一句话，美其名曰“种牛痘”，其实是向人民散布毒素。第三，他们在曲解国家的宪法与“百家争鸣”的精神的前提下，主张政治课改为选修或干脆取消，借口是只有这样才符合“争鸣”的原则，符合宪法中的人民有信仰自由的条文，说设立政治课，就是用行政的方法，强迫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说穿了，他们取消政治课的目的，是为了用资本主义思想来俘虏全部大学生，为右派造就“人才”。第四，他们极端痛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员，尤其是他们之中的党团员，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政治教员，是知识界的新血液，这批政治教员除个别的局部的情况外，绝大多数经过这次斗争的考验，已经成为右派在高等学校中所碰到的劲敌之一，是一种不可战胜的新生力量。右派很害怕他们，因而就骂他们是“老教条”、“小教条”、“教条主义的子孙”。这种不顾事实的谩骂，正是说明了右派的一种歪曲和无理取闹。其实他们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而装得似乎他们真正是反教条主义，比共产党员和非党的进步人士还要关心一些，这不是开天下的大玩笑吗？最后，他们集中了一部分火力，攻击了中国人民大学，说它是必须“摧毁”的“教条主义堡垒”、“教条主义大蜂窝”。原因不外是，中国人民大学是党团员占绝大多数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培养社会科学专业干部和政治理论教员的大学。因此，在右派心目中，不消灭这个大学，是死不甘心的。阶级斗争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们，敌人欢迎的事，我们是绝对不应该干的，敌人所害怕的事，我们就偏偏要干到底。右派分子既然害怕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我们在今后就必须在各大学中大力开展对广大师生员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现阶段必须通过分析、批判右派的言行，生动活泼地进行，通过这种教育来达到既彻底粉碎右派的阴谋诡计，又达到提高我们的政治思想水平的目的。

　　进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是紧密联系的。在破口咒骂马列主义的同时，右派把资产阶级社会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都捧上了天，并着手准备在各大学中开设社会学系，在全国建立他们一手包办的社会学学会。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在章罗联盟的骨干人物曾昭抡、钱伟长掌握下，早已以中国民主同盟科学规划小组名义，提出一个所谓“对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反动纲领。在这个“意见书”里，叫喊必须“改变对待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态度”，并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同时，在“意见书”中，又竭力攻击党和政府的指导科学研究的方针，颂扬分散和自发的进行的“好处”，反对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科学研究，目的是为了便于右派分子俄运资产阶级的货色。第二件事，配合着这极端反动的“意见书”在六月九日开了所谓“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个会议有费孝通、吴景超、李景汉、吴文藻、陈达等人参加，会上私自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旧社会学者比较集中的大学里，着手建立社会学系。会上吴文藻鼓吹应该首先在北京大学“恢复”社会学系，而吴景超又力争社会学系必须先建立在中国人民大学，原因是吴景超、李景汉、赵承信早已阴谋控制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研究室，使它变质，以成为复辟旧社会学的据点之一。费孝通也准备招兵买马，在中央民族学院安下另一个据点。在这个会上，又内定只要北京的社会学系“再生”，就任命吴文藻担任系主任，由吴景超担任社会学基础课的讲授。同时，会上又决定正式筹备成立“中国社会学会”，总会设在北京，全国各地设立分会。这个社会学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登记过去教社会学的教师和社会学系毕业生。从这些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右派分子的目的，正是为了反对马列主义，扩大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夺取思想阵地；为右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在文教界的领导地位扫清道路。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夺取高等学校这一首要步骤，除了以上三部曲外，还有分析形势与任务的6月6日六教授会议。右派还派出他们的大将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吴景超、黄药眠、陶大镛、钱端升、李伯球……等人到处点火，并且以文汇报、光明日报为喉舌来吹号擂鼓，加以配合。以反共反苏起家驰名的谭惕吾勾结以杀人不眨眼著称的黄绍竑，更直接串通高等学校的学生到处点火。

　　谭惕吾说她被林希翎（即程海果）利用了，这在政治上是最无耻的一种狡辩。事实是：谭惕吾积极支持林希翎。她把林希翎介绍给黄绍竑。有一次，黄绍竑和林希翎在密室内谈了五个钟头之久，给林希翎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文件，和林希翎谈广西省的灾情，自称是他首先发现的。此外还讲到法制和其他的问题，鼓动林希翎反党、反社会主义。当中国人民大学展开对右派分子的批判时，谭惕吾又把林希翎叫去，给她以反党的思想武器和子弹（材料），为林希翎火上加油。谭惕吾还鼓动林希翎，她说：“党对坏人、好人分不清，把卢郁文这样的人当了好人，却不认识我们这样的好人。”说什么中央是忠奸不明。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出来后，她又叫林希翎回校散布“党小题大做，妨碍鸣放”的谬论，并煽动和启示她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提出抗议。林希翎在整风期间表现这样猖狂，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表现这样顽固，谭惕吾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她们之间并不是谁利用谁，而是互相利用，狼狈为奸。

　　谭惕吾勾结黄绍竑，不光是在人民大学学生中点火，而且在很多学校的学生中点了火。他们与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谭天荣、刘奇弟、崔德辅以及街道上的反动分子有联系，当中国人民大学在6月24日开会批判林希翎后，艾林等通过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在26日发出一封信，支持林希翎，用威逼和利诱要和林希钢订攻守同盟，信中说：“海果（即林希翎）：知道了你在西郊人民大学六千人的大会上，将谭先生和黄先生交代出来了，我们担心你要做投降将军。我们支持你，一万个支持你！说句实话，如果你真的坐牢，我们一定给你送牢饭。”又说：“关于谭惕吾先生和黄绍竑先生，希望你不要再提。当然，如果你害怕坐牢，害怕这六千人、六万人，把责任推到谭、黄二先生身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这是小人之辈的勾当，是很可耻的。我们相信你不会这样做的。在昨天上午十点钟，我们会见了谭先生，她认为你‘口松’，说话有‘引子’。你是一个青年学生，一切的责任你都担负起来，问题还不会太大，如果把谭先生和黄先生都拉出来，把一世纪前历史上的问题都拉出来，那就非常麻烦。希望你不要再拉谭先生和黄先生。”信的最后说：“你需要什么，都告诉我们，我们一定给你买到。我们可能还会见到谭先生，请你今后不要直接到谭先生和黄先生那里去，有事我们转达，和黄先生有什么事，也告诉我说，我可以派新闻记者去访问黄先生，顺便把你的话转达给黄先生。等待你的吩咐。”

　　在那么短的时期中，这些野心家们搞得各大学里黑云密布、飞砂走石，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猛扑。他们这种猖狂的进攻，也曾经在一部分人，尤其是在中间分子当中引起了波动，致使有人晕头转向，摇摆不定。但是这阵“妖风”维持没有多久，社会主义的正气就压倒了资本主义的邪气，现在是广大中间分子与左派联合起来了，右派陷于孤立，纷纷溃退，一败涂地。这只是就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总的趋势来说的。直到目前为止，有一部分右派分子确实已经表示愿意改悔，这是好的，但还没有从思想深处挖掘根源，因而检讨是不够认真的，还不能令人满意的。还有一部分右派分子负隅顽抗，拒不交代，或躲躲闪闪，企图蒙混过关。也还有一部分右派分子试探风色，伪装进步或中间分子，指桑骂槐，自欺欺人，自以为不露头角可以掩蔽下去，这都是企图坚持错误，不肯老实交代的表现。我们对于第一种人，希望能进一步深入检讨，取得自我改造的成果。对于第二种或第三种人，希望他们憣然悔悟，迅速交代，交代得越快、越彻底对他们就越好，时间不能再久等了，如果仍然执迷不悟，那就是自绝于人民，无可挽救了。

　　代表们，为了进一步巩固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地位，扩大反右派斗争胜利的战果，我们必须继续战斗下去。长期坚持，一直到取得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胜利为止。

　　最后，我希望参加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右派分子赶快站出来，向到会的代表实行老老实实的交代，切勿自绝于人民，何去何从，决定于右派分子自己，但由于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关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因此，我们人民代表有权利要求右派分子认真地彻底地交代，不要企图蒙混过关，否则我们北京和全国人民都是不能容忍的。

　　 来源:《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 北京出版社，一九五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