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生在中央组织部、宣传部联合召开的初级党校工作座谈会上的报告

　　<康生>

　　二月十二日我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听到主席报告，三月初参加宣传工作会议，参加了上海、天津、高等五个小组会，阅读了一些文件，听到了会议上二十三位同志的发言，参加了主席召集的六个座谈会，最后又听了三月十二日的报告。从这一系列的下面的党内外的反映及上面的指示，思想上有很大启示，知道了许多不知道的问题，下面同志的发言，对自己有很大的启示。但这样大的会议，这样多的内容，还未能掌握中心精神，如何掌握中心，需要学习。我曾在小组讨论时提出了一些不连贯的不成熟的肤浅的意见，今天再提出来与同志们交流意见。

　　主席三月十二日报告中，提出我国正处在大变动中。这是极其深刻的变动，各种思想的表现都是大变动的反映，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未巩固，但可以巩固，应该看到巩固的前途。

　　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两次革命的胜利，应该说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是和党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分不开的。去年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一年，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年，也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发展的一年，这种估计是否妥当?请同志们考虑。

　　仔细回顾一年来的事实，这种估计有一定的理由，去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关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提出了今后十二年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解决了工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巩固了新条件之下的工农联盟。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论”，在讨论斯大林的错误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矛盾的问题。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主席就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提出了十大关系，也就是揭露了、分析了并解决了十大矛盾问题，这不仅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意义，而且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发展有重大意义。同一会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我们的科学、文艺发展的方针。六月二十一日发表了陆定一同志的文章，在国际国内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九月召开了“八大”，少奇同志报告总结了两次革命的经验，(14)在今后建设的问题上，进一步发挥了主席的十大矛盾的思想，在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小平同志的报告中进一步发挥了群众路线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这两次革命的经验作了重要的说明。周总理的报告，具体地贯彻了十大矛盾的精神。最后通过的决议和新党章，都在理论与实践上有重大的意义。十月十日至十五日二中全会，主席讲话中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主席报告中在论述国际形势及匈、波事件时指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现在和将来还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主席指出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会有矛盾、还会有革命。在论述中苏关系时指出是团结一致的，如十个指头九个一致，还有矛盾，一个不一致。主席说对立的东西才能统一，看问题不能一点论，应该两点论。在论述大民主小民主时(大民主是别人谈话中提出来的)指出：有个司长级干部要大民主，这种提法缺乏马列主义思想。民主是个手段，我们也欢迎大民主，但是对敌人，对地主、对官僚资产阶级，但也可以对付那些脱离人民反对人民的人。看人民闹事，应该看到两方面：一方面暴露矛盾就要解决矛盾。有些党员以为得了天下就可以横行霸道、高枕无忧，这种人非改造思想不行。学生、工人上街是好事，四川某地工人请愿，对官僚主义很必要，必要时我们应允许工人罢工，以改造官僚主义，改进工作。我国现在县委以上干部有十八万人，这些人有成为特权阶级的危险。打骂群众的人应该为群众推翻。我们这里搞大民主，首先民主人士怕推翻，我们也有人怕大民主，大民主是对敌人的，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对官僚主义者。在论述整风时指出：要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明年要进行，今年先发一通知，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半年左右，先给人家有思想准备，给他们有下楼的梯子。用小民主，凡人民内部、党内的事情应该用小民主，和风细雨，治病救人。我们的办法，第一，保护，第二，批评。首先保护，然后批评，因为不是反革命。对资产阶级也是如此，对斯大林如此，对死人也如此，对孔夫子也如此。总之，在十月二中全会上，主席着重指出了社会主义矛盾及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如何对待这些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的问题。十二月二十九日“再论”在国际国内起了巨大的影响，它指出了立场问题，指出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对斯大林的估计，看问题的全面辩证方法。指出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结合，加强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指出了在两条道路及五条革命的普遍真理，以及人民内部矛盾存在及转化问题。今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省市委书记会议，主席在会上反复强调加强思想工作和加强马列主义学习的重要性，如何对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问题。经济方针指出在农村贯彻价格政策问题。二月二十七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继续发挥及说明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紧接着召(15)开全国宣传会议，三月十二日主席又作了报告。

　　这就是一年来党的思想领导和理论建设的简要叙述，从这些事实可看到：中央及主席运用马列主义解决国内外问题，保卫马列主义的纯洁，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在新条件下，解释、发挥马列主义方面有巨大的成就。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以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大变动的健康发展与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所以说上述看法是有它的理由的。

　　新的环境与条件下提出许多理论的新的问题，给我们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开辟了广阔的远景。但是这样新的问题，这样大的、这样多的方面，如何学习，如何抓住中心，并且实践是不容易的。所以我的意见是不成熟的意见。有些同志参加会议听到传达，并没有把这些问题加以深思熟悉，甚至在思想上否认它的理论意义，看成普通的会议，因而对这些重大的问题轻意放过，未加很好的研究，另一方面，有的同志重视了，但在研究过程中感到不容易，不会从许多问题中掌握中心。

　　到底这些理论问题，什么是它的核心?用一条什么样的红线来贯穿呢？从各种文件、报告、会议中有一个最关键也是我们不熟悉的而又是红线的问题，我认为是社会主义的矛盾存在和转化的问题。这是贯穿各种文件、会议、报告方面的问题。这个意见未请示中央，提出来与同志们交流意见，也可能把非本质非主流的看成本质、主流。但这是我们很不熟悉，很无经验、也是有些同志认识模糊、学习最差的问题。宣传会议六日至八日三天提出了一百三十二条问题，我分成三个大类，有许多很宝贵的东西。但这些问题大多数与中心有关，同时要求解答这些问题，必须对中心的关键的问题，加以研究才能解决。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争得最厉害，但如不解决社会主义有无矛盾的问题，就抓不住环节。

　　为什么对社会主义、人民内部问题的认识、学习特别差别呢？因为这是一个新的问题，书本上很难找到。主席讲马、恩没有论述过。中国对马、恩著作的翻译还不到百分之四十，但都是主要著作，这里面没有，这也很自然，那时不可能见到这个问题。以后列宁也没有系统的讲过这个问题。列宁的书上也还是少的。中国对列宁的书介绍百分之五十，也未看到，列宁没有系统的论述。主席讲列宁不可能有经验来论述。列宁在一九二一年批评布哈林时曾提到这个问题。布哈林写的《过去时期经济问题》，其中有一处曾说：资本主义体系是对抗的矛盾体系。列宁在矛盾二字上打了叉。布哈林说在对抗中矛盾贯串一切方面。因此，资本主义结果就是对抗的一元性或一元性对抗(一元性也可理解为整体)。列宁在这句话下画了一条线，并针对此点，在旁边注了批评，说：布，“超等的不准确”。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性要消灭，矛盾还会存在。列宁只有这个简单的批评。列宁是在反对布哈林所说：“只有资本主义体系才存在矛盾”。列宁说不对，在社会主义还会有矛盾。这方面虽未系统论述，但简单的、肯定的论述了这个问题。问题发展到斯大林就进了一步。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中，具体接触到了这个问题，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承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从这本书中可以作这样的了解：这种矛盾，通常不会发生冲突，意即如处理不好，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冲突。主席指出：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还讲得不彻底，羞羞答答的。翻一下斯大林的著作就可看出：为什么说他羞羞答答的不彻底呢?因为这句话不是诺特京的意思，而是斯大林自己说的，他在十八次大会时说，苏联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道义上完全一致，意思就是没有矛盾了。以后斯大林虽承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否有矛盾，他没有答复。再进一步说，人民内部有无矛盾，象我们“一论”中具体明确的指出的五种形式，斯大林是不承认的。他虽然未写文章，但从其错误中可以看：“一论”指出斯大林的错误在于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所以在国际国内问题上犯了两个错误。

　　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看法，从上述一年的过程可看到，中央及主席肯定人民内部有矛盾，“再论”及主席报告指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着重指出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存在，主要表现为五种形式。(不只五种)

　　(1)这一部分人民和另一部分人民之间的矛盾。就是象我国阶级斗争虽基本消灭，但内部矛盾仍存在。如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由对抗的转化为非对抗的，但与工人之间有矛盾，知识分子与工农、工人与农民、大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仍有矛盾。

　　(2)党内这一部分同志与另一部分同志之间的矛盾。虽然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是统一的，但在上下级之间、各个地区之间、正确与错误之间、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之间仍有矛盾。党史证明：新党章反映了这个问题。新党章规定对党的决议如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无条件地执行以外，可以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也未规定保留多少时间，意思就是：你不同意，就保留好了。党内也有求同存异。为什么这样规定呢?就反映了党内矛盾，也提出了解决的方法。

　　(3)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我们是人民政府，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它代表人民利益，与人民一致，它本身就是人民。但并不是说无矛盾，而且将来还有矛盾。集中与民主、国家与个人、长远与目前、官僚与反官僚之间等等的矛盾。去年有二十七个学校学生罢课。农民退社就是表现矛盾的存在。主席的报告，着重论述并提出(17)了解决的办法。

　　(4)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周恩来同志在访问亚欧11个国家报告中说：社会主义各国都以马克思主义为共同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在原则一致的情况下，在所有的时候，对所有的问题，都有一致的看法。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原则上是一致的，但不是无矛盾的。

　　(5)这一国党与另一国党之间的矛盾。各国党都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都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南，教育党和人民以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为口号，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都有原则的一致。团结是牢不可破的。但不能因此否认他们之间就没有矛盾存在。在马克思主义正确思想与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在国际主义与大国主义之间长期存在矛盾。主席在二中全会特别提到这点。他说：我们和苏联的关系是十个指头，有九个一致，还有一个不一致。对立的东西才能统一，男女结婚才能生儿子。氢二氧一才能成水。中苏虽然统一，但各有不同。我们有孔子，苏联没有。我们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党的工作，军队工作，都不同。有人不加分析，以为苏联什么皆好。其实，任何一国皆有好坏，任何人皆有优缺点。有些人看人是好，就无错误，错了就没有好处。这不是辩证的两点论。对事物必须善于分析、辩别，不能片面。我们与苏共是一致的，但也有某些不一致。如“一论”出来，我发表，苏联也发表，但苏联删去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的三段。这是矛盾。以后印小册子又添上。同样的，“再论”我发表，苏联也全文发表，印许多小册子，得到苏联极大的称赞。但是不是可以设想：所有的苏联人对我们的文章没有分歧呢?这是不会的。有些人没有研究就囫囵吞下去了。如我们说的两种矛盾：第一种，南斯拉夫不承认；第二种，人民内部矛盾，苏联斯大林不赞成。对斯大林的分析份量、原因、责任、不一定没有人不赞成。我们说，斯大林最主要的问题是思想问题。这一点不仅苏联、西欧同志也认识不足的。这种矛盾也不会不得了，时间一过去，象“一论”一样又添上去了。以后也不会没有，还会有新的矛盾。

　　以上五种矛盾，有一个共同点：非敌我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主席说：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不能混淆。要不混淆，必须先承认这一矛盾才不致把两种矛盾混淆。如不承认这一客观的存在，一旦发生矛盾，必然将第二类作为第一类，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斯大林的错误就在这里。

　　主席指出：两种矛盾不同，新的矛盾存在确是新的问题。马列主义未彻底解决。许多同志过去对社会主义有形而上学的了解，好象辩证法统一的对立，到社会主义就不适用了。大家想一想，过去有没有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心是好的，实际是形而上学的想法。马列主义告诉我们：任何生产关系及其(18)上层建筑，都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我们过去的认识，好象这些规律到社会主义就会失效了。主席的报告，对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主席不仅告诉我们这一个真理，而且还告诉我们：这两种矛盾，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由于中国的特定条件，党的政策处理的好，资产阶级不太勉强的接受了改造。主席指出：不应当把他们放在敌人里面。从第一类转化为第二类矛盾，证明了改造的成功。但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否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列宁在肯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还存在时说，矛盾和对抗不是一回事。列宁说：对抗将要消灭。列宁这话主要是反驳布哈林所说：只有资本主义才是矛盾的。(《列宁文集》九卷或十一卷)在肯定矛盾存在时提一句对抗将消灭，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主席讲列宁未系统的研究，当时也没有条件，斯大林承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承认内部矛盾，更不承认转化。主席指出：这种转化是可能的。他提出一九二七年到现在三十年的经验，可使我们对这个问题进一步研究国内外情况，论述转化的可能。“再论”中说到这个问题：“在特定的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及中共历史上曾出现过，匈牙利事件更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主席指出这一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意义最大。指出这点及时去处理、调节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主席报告后，山东仁丰纱厂老板苗海南，根据他的立场认为他的立场很重要。他说：过去是对抗性的，由于党的政策好，经过三反、五反、对资产阶级改造、公私合营，使第一类矛盾转化为第二类矛盾。去年听到陈云同志报告，说民族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不是包袱，而是财产，工商界很高兴，说是得到了精神财产。但到底定息几年，心里有些七上八下，以后政府和党提出定息七年，这样更放心，物质上得到了财产。但有的人就慢慢骄傲起来，认为和无产阶级一样，不要改造，甚至比无产阶级还好。他说，主席讲转化问题，对我们很重要，如果尾巴翘起来，很可能使第二类矛盾转为第一类。他们从切身利益来认识矛盾转化问题。这种转化，对有思想的人确实认为不利，敏感到这个问题。同样，我们党是否要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呢?是的。我们站在动员一切积极因素的立场上，也要想到稳妥的，及时的处理内部矛盾，对我们社会的巩固，大变动的发展，人民的闹事，有很大的关系。这个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政策上、具体措施上都有重大的关系。

　　主席对处理内部矛盾的有关政策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科学、文艺发展的方针，也可见不同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同志的错误性质。他们恐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他们对社会主义形而上学的了解有关，与他们肯定一切的片面性有关。反之，否定一切也是有害的。“左”右两派都是形而上学的。

　　既承认客观存在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就成为一个问题。主席提出各种办法，特别是延安整风的办法即团结——批评或斗争——团结，把这一方针作为解决内部矛盾的普遍真理，这是很重要的。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这是解决内部矛盾的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认识这一真理不等于解决问题。许多同志知道这一真理，而在实践中常常发生错误或者达不到第二个团结的目的。在党外也有这种情形。侯升芦说：他确实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不到第二个团结又回去了，不如不斗好，斗了反而伤感情。

　　关于第一个团结，主席讲很重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除了少数有意制造党内分裂的人外。大多数同志是从团结出发的。但这个愿望还是单从主观愿望出发呢，还是放在客观基础上，就是是不是以客观事情为根据呢?如果要使主观与客观一致，就要有个前提，即承认内部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第二类性质的矛盾，不要看成对抗性的，同时必须分析揭露这一矛盾，确实承认用解决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不采取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愿望必须同客观事实相符合，统一起来。如果这样必然会产生真正的团结愿望，必然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这一团结的愿望才是巩固的，有客观基础的。反之，愿望只是主观的、与客观不符的、没有基础的，因而也是不真实的。这样虽然从团结愿望出发，也不会达到团结，而会走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结果。

　　关于批评问题。对此问题，除了极严重的自由主义者外，也是大多数同志愿意与错误思想进行批评、斗争的。党经过延安整风及“八大”文件学习，绝大多数同志晓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一种错误政策，《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上指出：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今天，同志的觉悟与延安时不同，但问题不在主观上反对残酷斗争，问题在于你采取什么批评或斗争的方式和态度。如果只有好的愿望，没有正确的政策，是不容易解决的。如果承认矛盾是内部的矛盾，承认解决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如主席说，人民不能自己对自己专政，那就必须采取和风细雨的民主方式；必须允许人家申诉，保证人家保留某些意见；必须用同志的方式，用个别谈话，小组座谈，求同存异，小小民主的方式，采取与人为善，欢迎小小进步，耐心等待的方式。要批评人家，与错误作斗争，还要将人家准备好下楼的梯子，不要使人家下不了台。主席说：新的整风要有半年时间准备，给人家思想上有准备及下楼的梯子。显然的，要得到很好的批评或斗争的结果，解决内部矛盾，不能采取大民主方式，不能采取大会斗争方式，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法，不能采取急躁粗暴的态度。不如此，不采取和风细雨，不正视、不研究、不探索正确的批评方式、斗争方式，或认为不关重要，即使主观上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结果常相违背，  因而达不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或者加重矛盾，或者倒回去。

　　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问题，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同志抱有这个目的。问题在于什么叫团结?什么叫第二团结?新的基础，还是绝无矛盾、绝对的、永恒的团结，还是要承认达到在新的基础上团结本身仍有矛盾存在?有人想，既然是高级的团结，那就不应有矛盾，不应有不一致，因而在达不到这种团结时，就会继续斗下去，这样也确实永远达不到新的团结。因为无矛盾的事物是没有的，即有也是假象，不真实，也不巩固。要达到第二个团结，必须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承认有矛盾存在；即使解决了，在新的条件下，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列宁说：统一是相对的，矛盾是绝对的，由此产生了加强教育、学习，才是达到巩固的、真实的、新的基础上的团结。以上三个环节是互相联系的，有一个环节不对头，就造成犯错误的原因。运用这个公式还要善于学习，善于领会、善于运用，并在不断运用中补充。

　　以上所说的一年来马列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的了解，这些问题是极重要的问题。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对马列主义辩证法还要作说明和发挥。这些问题对我们是新的，没有学好，仅仅开始；这些问题也不是一下子就可学好的，提出来与同志们交流意见，有不正确的地方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来源：选自江苏省委宣传部印发的记录稿，原载《康生言论选编(二)》(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资料室，一九七九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