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唯有革命者，才能作革命作家: 批判刘绍棠的反动立场和狂妄自大的极端个人主义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杨海波>

　　一年半以前，同是在这个礼堂里，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举行过包括刘绍棠在内的近五百位青年文学创作者的会议。在那次会上，他们受到了党和人民最亲切的关怀。当时，也包括刘绍棠在内，对于那次大会所提出来的：文艺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青年文学创作者必须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不倦地从我国和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中吸取丰富的养料；并且特别强调一个青年在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以后，要在这条道路上永不掉队，就起码要：一，不要把文学当作敲门砖；二，不要翘尾巴；三，不要文人无行。这些意见，大家都是同意的，刘绍棠也是同意的。但是事隔一年多，情况竟起了这么大的变化。当时参加大会的人，大部分跨着坚强的步伐，按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前进了，一部分就地不动，在为了集体和为了个人的关系上动摇起来了。一部分背着党的方向干起反党的勾当来了，刘绍棠就是这个变化中代表着反动倾向的代表者。他完全违反了上面自己所同意过的原则，因此我们不得不再来召开一次大会。这次大会是为了批判刘绍棠的反动思想。他反对工农兵方向，反对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把文学当作个人的敲门砖，翘起尾巴，干起文人无行的勾当。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是刘绍棠一个人如此。所以批判刘绍棠，也就是要和文艺界青年中的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同时帮助那些动摇的、有错误的人不再动摇、克服错误；使那些忠实于党的文艺路线的文学青年接受教训，奋勇前进。

　　一部分文学青年所以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外乎这两种情况：一种是始终坚持原来的剥削阶级立场，留恋过去的特权地位和剥削生活，对新社会对党怀有极深刻的阶级仇恨的敌对分子；另一种是狂妄自大、极端个人主义者。对于前一种人我们不必多说。当然，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如果坚决抛弃剥削者的立场，和人民站在一起，人民是不会歧视他的。但一贯和党怀着势不两立的人，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对愿意改造的人是有用的，对不愿改造的人，或者说要反过来改造马克思主义的人，是没有用的。

　　对后一种人，我想多说几句。目前，知识青年包括文学青年在内，由于我党的长期工作和中国革命实际进程的教育，这些人是有接受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纲领的一面，另一面，由于他们大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上资产阶级在各方面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绝对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往往在这部分青年中有广大的市场。这部分人在没有真正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就是在不接受改造或没有改造好之前，要他们无条件地跟着党走，把人民的利益、集体的利益放在前面，做到“甘为孺子牛”，是极端困难的。他们总想站在别人之上，站在党之上，以便顽强地“自由地”表现自己，向党向人民要他所要的一切。刘绍棠正是这种类型的人。

　　象刘绍棠这样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既没有经过艰苦斗争的锻炼，没有作过什么实际工作，懂不了多少马克思主义，又没有看过多少书，也就是不了解工农劳动人民的利益，不知道革命的艰苦，不懂得人民的喜怒哀乐，不了解社会主义事业的天高地厚，却大言不惭以“新生力量”“革新者”自居，口口声声要革别人的命，革老干部的命，革工农兵文艺路线的命，甚至要革共产党的命，这不是狂妄之至反动之极吗?今天，文学青年究竟是先革自己的命，改造自己适应新社会的需要，还是坚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用自己面目去革工农的革命党的命?我们认为这是我们这次大会应该得出的一个最普遍的也是最主要的结论。这是关系到我们的文学青年要不要进行严格的思想改造的问题。

　　鲁迅在三十年前，就曾经提出：“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需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因此，我们要从事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首先要使自己成为革命者，而要成为革命者，首先又要革自己的命。一个灵魂腌臜的人，是写不出高尚的形象来的。

　　那么，刘绍棠的堕落，给了我们什么重要的教训?

　　第一，就是要树立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共产主义思想，坚决克服资产阶级极端丑恶的名利、享乐、个人主义的思想。刘绍棠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就缺乏明确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在他内心深处，始终保持着资产阶级名利、享乐、颓废、虚无主义的脏东西。并随着他在写作上取得的一点成绩，一步一步地滋长了起来。他对于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没有什么兴趣，象谈论商业行情的市侩一样，津津乐道的，无非是合同、稿费、吃喝、买房子等等事情。尽管刘绍棠已经在银行中存了一万多元钱，他还不满足，还要为积蓄三万元而奋斗。

　　名利思想严重的人，往往又是十分狂妄自大的，这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没有群众。刘绍棠在写作上取得的一点成绩，都是在党和老作家的帮助下取得的。但是他却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己的“才华”，以为自己是“神童”“才子”，好象是文曲星下了凡。自己吹嘘，似乎他已经形成一个“鲜明的独特风格的”“北京派”，他以为自己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本”，可以向党的文艺方针和党的文艺领导进行挑战。我们要问一下：如果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没有新社会和共产党，没有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没有党对新生力量的培养，没有老作家的无私帮助，能有你刘绍棠“青年作家”出现吗?

　　资产阶级思想在生活上的必然表现，就是享乐腐化。刘绍棠提倡的所谓“文人性格”不过是文人无行的代名词，享乐腐化的遮羞布。他认为“文人”一定要多愁善感，经常喝酒，谈论女人，讲些低级下流的事情。他在写作上感到兴趣的所谓描写妇女的“曲线”，只不过是“田野落霞”等作品里的一些庸俗的、色情的东西罢了。这种创作上的危险倾向，难道不是由于作家在思想道德上已经开始败坏了吗?难道还能不加以警惕吗?

　　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总结大会上，陆定一同志曾经作了一个很深刻的比喻。他说：作家的职业，象战场上第一线的哨兵一样，是光荣的，也是危险的，容易被敌人俘虏。这个比喻对于青年人特利有教育意义。每一个文艺青年在踏上创作道路以后，要随时警惕这样或那样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袭击。新社会要求文学艺术要忠实地反映人民的现实生活，但是有着资产阶级立场、观点的人，他们的作品就会象哈哈镜一样，把人民的形象弄歪曲了，把是非弄颠倒了，因此，我们希望青年作家同志们都能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加强共产主义的品德修养，确立全心全意为工农服务的思想，自觉地提倡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艰苦奋斗，勤俭朴素，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的好风气，做一个光荣的工人阶级的文化战士。

　　第二，就是要积极参加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和工农兵结合在一块。毛主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这就是说，一个革命者永远也不能离开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但是刘绍棠却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他认为农民没有文化，思想落后，能从农民那里学到什么呢?即使偶尔下乡几天，也是抱着“作客”思想，单纯为了去收集创作材料，而且要在北京家里蒸好了一篮子白面馒头，带到乡下去吃。据刘绍棠故乡的干部揭发，他经常十天半月不下乡，回来时住上三五天，就又上北京去了(大概是馒头吃完了吧!)。就是下乡的时期，他往屋里一扎，白天晚上都不出来，在村的会议上、在社员的家里，在田野的劳动大军里根本看不到他的影子，和他家乡的群众也没有共同的语言。很明显，这样蜻蜓点水式的接近群众，根本不可能真实地、深入地接触群众的斗争和生活。

　　我们知道法捷耶夫所以能在二十七岁时写出“毁灭”，正是因为他从十七岁起就参加了革命的地下斗争，十八岁就参加了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工农游击队。同样地奥斯特洛夫斯基所以能写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正是因为他在革命的实际斗争中是一个英勇的共青团员，是一个年轻的革命战士。在抗日战争时，不是有很多革命的作家经常地放下笔杆，就拿起枪杆来和敌人战斗吗?可见对一个年轻的作者来说，生活锻炼决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象刘绍棠把自己说成是“各方面都相当成熟的党员作家”，“写一两个长篇中篇，一二十个短篇都不成问题”，其实是自欺欺人吹牛无耻之谈。事实恰恰相反，对文学青年来说，最迫切的是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改变自己原有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确立工人阶级立场、阶级感情。一句话，确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否则就会象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任凭你有多大“天才”，是什么样的“神童”，也创作不出真正有益的作品来。才华是从群众中来的，而一个人的才华只有不离开社会主义，不离开党的领导，不离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才能做出好事。否则，反而会变成坏事。这种“才华”，不如没有的好。象刘绍棠那样，躲进了大城市，脱离工农，脱离实际斗争以后，他的思想就愈变愈坏，创作的源泉也就愈来愈涸辙了。他只能从“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玉堂春落难逢夫”中去求得启发。脱离政治、离开群众生活、过早“职业化”的道路，就是葬送一个青年文艺工作者的一条死路。

　　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时期最大量的、最基本的实际斗争就是生产劳动。而青年知识分子又恰恰容易自以为读了几本书，就大摆其知识分子的架子，轻视体力劳动。因此，他们到体力劳动中去锻炼几年，去吃几年苦，过几年朴素的生活，这对自己思想意识的改造，取得丰富的创作材料都是有绝大好处的。我们希望一切有志气的青年文艺工作者，都能够响应党的号召，愉快地、分期分批地到工厂矿山去，到农村去，在那里安家落户，首先使自己取得工人、农民的资格。即使是工作关系不能长期地参加体力劳动的同志，也应抽出一定的时间去从事体力劳动，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并且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总之，我们要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应当在劳动和斗争中得到锻炼，得到教育，得到滋养，得到鼓舞，去学习群众的丰富的语言，去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如果在青年作者当中树立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好风尚，这对今后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三，文学青年要永远接受党的领导，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刘绍棠荒谬地鼓吹“党根本不必领导文艺”，“党妨碍了文艺的发展”。事实又是怎样呢?据不完全的统计一九五○——一九五六年，全国文学艺术书籍共出版二万八千三百七十种，印行五亿三千六百七十一万一千册。这些书籍教育了我们整个的年轻一代。这些成就难道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吗？党对青年作家的培养也是不遗余力的，去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的近五百名文学青年，又有哪一个不是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怎能说党的领导妨碍了文艺的发展呢?刘绍棠自以为羽毛已经丰满，希望党少管他些。他埋怨现在党对文艺“干涉过多”“清规戒律太多”，要求做个“自由鸟儿”。实际上，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人只要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是有充分的自由的，只有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才认为我们的社会缺乏“自由”，处处感到格格不入。拆穿来讲，刘绍棠所追求的“创作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呢？就是要给他“为所欲为”地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歪曲我们生活的自由，毒害我们青年的自由以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因此，他不要党领导，就是要资产阶级来领导。摆脱党的领导，摆脱政治(即刘绍棠的所谓“教条主义”)，实质上就是要求资本主义有复辟的自由。

　　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共青团是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一个坚决拥护社会主义的革命青年，必定是热爱党、团组织，真心诚意地接受党的领导的。那些入了党、入了团的青年同志更应该把自己置身于党、团组织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刘绍棠等认为组织上的教育和监督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只要依靠自我完成，也可以改造好思想。实际上，离开了实际斗争，离开了组织和群众，进行思想改造只不过是句空话而已。正因为作家是教育人的人，而且他们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得到的报酬又较一般劳动者为优厚，他们较之其他的青年更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所以对他们思想上、政治上以至生活道德上的要求就要愈加严格。这种严格的要求，实际上是对青年最好的关怀和爱护。

　　刘绍棠反党变质所给我们的教训是很多的。但是集中地说起来，就是一个立场和路线的问题，这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做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还是做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我们今天批判刘绍棠，并不是批判刘绍棠当作家不好，而是批判他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立场，批判他资产阶级的狂妄自大的极端个人主义；我们反对一本书主义，并不是反对写书，而是反对把写书当作个人猎取名利的手段；我们批判有些人“先专后红”“只专不红”的思想，并不是批判大家不要“专”，而是批判“不红”和“后红”实际上是不要政治的错误想法。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作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如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家，那么这种作家愈多愈好。我们不但不反对青年写一本书，而且希望我们的青年能写出两本、三本、十本、一百本书，如果我们确实能够写出无愧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作品和论著，那么，这种书写得愈多愈好。毛主席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要反对知识分子，反对“专”，而是说，要大家做到又专又红，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我国这一代青年应当有这个志气。是知识分子但没有受到工农劳动锻炼的，应当加强锻炼和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工农知识分子；是工农，而还没有现代文化知识的，应当努力学习，提高自己，使自己成为有知识的工农。这样，我们就能象毛主席所期望的那样，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这个任务。

　　还应当指出，刘绍棠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自己，自绝于人民，一条是真诚悔过，向人民低头，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下决心进行长期的锻炼和自我改造，把自己变成一下真正的革命者。我们希望刘绍棠选择的是后一条道路，这是一条宽广的光明的路，回头是岸，人民欢迎那些彻底改造自己，坚决抛弃反动立场，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党和人民也希望所有的文学青年都从刘绍棠堕落成右派分子的事例中，吸取教训。

　　 来源：“文艺报”一九五七年第二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