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部刘芝明副部长在首都京剧界批判右派分子大会上的发言   <刘芝明>   现在正在全国进行反右派斗争,在我们文化艺术界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我们京剧界和京剧院也在展开斗争,这场斗争是关乎我们国家的根本问题,就是说要社会主义呢?或者是要资本主义呢?是要共产党领导呢?或是要资产阶级来领导呢?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同志每一个人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去年我们进行了三大改造,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加以改变,把私有制度变成公有制度,进行了一次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革命。但是只有这样一次革命,对社会主义是不能够保证的、不能够巩固的,必须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这样的革命,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右派他们是抵抗的,而且乘党整风的时候,他们认为时机已到,企图起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企图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说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政治斗争。当敌人向我们文化艺术界、京剧界、京剧院进攻的时候,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却配合了这个政治上的进攻。他们的企图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样,要取消、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要取消、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把我们拉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去,要恢复资产阶级统治。这一场斗争对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是考验,包括党员和非党员同志,大家都要一道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在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我们要彻底揭发,要彻底打垮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今天我们来讨论叶盛兰的问题。这个问题经过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的讨论,经过文化部党组的讨论,也经过党中央宣传部的讨论,我们认为叶盛兰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们这样提出来,可能有同志要怀疑,要考虑;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共同研究,把真理搞清楚。   叶盛兰在过去,可以说是一贯对党对领导不满的。我们说对我们党,对我们的领导,或对个别领导同志不满意,对工作上提了一些意见,提了缺点,即使夸大了些,或者某些不是事实,我们认为都不是反党,不是反社会主义。但叶盛兰究竟是从根本上维护我们党,爱护社会主义,而批评我们工作上的一些缺点或错误这样一个性质呢?或者是也批评了我们的缺点或错误,但目的是对我们党的领导给以否定呢?要取消我们党的领导,觉得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合他的意思这样一个性质的问题呢?这就需要同志们以及叶盛兰自己都把它搞清楚,因为几年来就存在着这样两个问题混淆不清。我们说叶盛兰在过去可能是对个人有意见,以及对党有意见,但是发展到今年我们党整风大鸣大放的时候,他在政治上态度上有了根本的变化,由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发展成为政治上的问题了。在整风时也有同志提了很多意见,甚至也有对党不满的,但没有发展到象叶盛兰这样严重的程度。如果说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是爱护党,那就不会有他那样的言行。在全国范围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在政治上不是向左转,靠近共产党,而是向右转靠近了农工民主党的右派章伯钧、李伯球等。这就是说不论你过去如何,不管你在口头上讲的如何进步,如何是“无产阶级化”,但是到了紧要革命关头,你却离开了党,离开了无产阶级而投靠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且一起向我们的党进攻,向我们党所领导的文化艺术事业进攻,在进攻中表现最尖锐的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要农工民主党来领导,让章伯钧、李伯球来领导。革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领导问题。鉴定一个人究竟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那就看他拥护什么人来领导。即使这个领导,这个党有缺点有错误,应该是善意的而不是打倒的,应该是帮助的而不是攻讦的。叶盛兰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他是采取了相反的道路。因此,我们说他是长期存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谁也管不了他,一直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政治问题,不是一般思想问题,是敌我的问题,不是朋友的问题。我们必须分清楚这样一界限。我们打个比喻:许多右派分子认为大鸣大放就是匈牙利事件要发生了。假如匈牙利事件真的发生了,那么叶盛兰会站在那一方面呢?他会怎样对待我们的党员呢?他会来捆我们、杀我们,京剧院也可能由叶盛兰领导,那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是政治问题,不是一般思想问题;是叶盛兰向党进攻的问题,不是对马少波同志个人不满的问题。那么马少波同志有没有缺点呢?肯定的说:有。正象大鸣大放时同志们所提出的许多意见,大部分是正确的,对文化部提出的许多意见和批评,大部分也都是对的,我们是要改正的,不改正,同志们还要批评。我们决不是今天对叶盛兰进行什么私人报复,胡里胡涂地拉出来报私怨。如果是那样,共产党员是要受党组织纪律的严重处分的。我们说叶盛兰不是反对某一个党员,不只是反对京剧院哪一级党的具体组织,而是反对整个党,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他说:“京剧院为什么我们不能领导,而要这一堆来领导,”“这一堆”就不是对某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而是对京剧院的党组织。他又说:“领导我们的都是一堆外行,外行就是不能领导。”这就是说我们整个党是外行,而不是说某个人某个党员是外行。就是说党是外行不能领导艺术事业,不能领导京剧院。如果象右派分子所说的那样农业、工业、科学、教育、艺术等等都不能有党的领导,那么党还领导什么呢?这正是要取消党的领导。叶盛兰还认为共产党员“没有人性”,这也不是指某一个同志有缺点有错误,而是指一个人一入党就没有人性了。这是他对整个党的估价和看法,所以他也认为人民日报“护犊子”“文化部官官相护”“国务院的交椅到底该谁坐?”这就不仅仅是局限于京剧院的问题,他从思想情感深处对整个党是仇视的。他得出的结论就是由于党的领导“演员没有解放,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与我们的党越处越觉得共产党不好,越处对党越仇视。所以才从行动上和章伯钧那样要好,认为右派分子能解决了的问题共产党不能解决。这都是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大是大非。大是大非必须弄清楚,小是小非也要提出批评,要改正,凡是不合乎党的原则,不合乎党的生活,对同志对人民有害的,我们都要改,有的不等将来改,现在就要改。但是,首先要把大是大非搞清楚。   叶盛兰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教训。几年来,我们对叶盛兰是十分的照顾、爱护和重视的;但是有缺点,那就是对他过于迁就了。同志们对此都有意见,我们对他的斗争、批评不够,迁就的时候多,我们领导上要检讨;但是并不能说因为这样才使他犯错误,更重要的责任由他自己来负。他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非常突出的,同志们都说他具有“龙性”,谁的话他都不听,天不怕,地不怕,他所要的自由是适合于他个人的,凡不适合他的就是不自由。他是一个突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典型。有了名誉,有了地位,就觉得个人了不起。他的家庭环境也促使了他这方面的发展,只有个人没有集体,没有党的利益,只有个人利益,“名”“利”就使得个人主义者发展到登峰造极,最后谁也管不了他。这种情况在党内也有,如丁玲、陈企霞、江丰也是如此。还有一些青年,一成了名人、国宝、英雄,到哪儿都有人欢迎,请他作报告讲演,以后党就管不了喽!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就是要钱,一千不行,一千五还不行,一千八……,有钱就是娘,就这样发展起来成为右派分子,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有的还要到台湾去,有的公开讲要为人民币而奋斗。那样无耻,灵魂还干净多少呢?就看到“钱”和“名”。如果前几年就说叶盛兰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不合乎事实,发展到今天合乎事实了。他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是要名要利,他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只要给名给利就行。这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了,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艺术家。我们社会主义艺术家的名利是人民给我们的,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劳动。请问如果你坚持个人的名利,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我看你有多大本领恐怕一文钱也不值了。李万春就是个例子,右派分子演戏谁还看?谁去看右派分子演戏?三轮工人都不拉他。资产阶级糜烂我们,使人们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个人的名利曾经不知葬送了多少人。所以我们要在粉碎右派分子向我们进攻的同时,我们要反对这些东西。   我们要对叶盛兰斗争到底,过去我们迁就他,今天我们不能再放过他去。如果对叶盛兰不斗争到底,他今天会检讨,但明天他会推翻,并且说我们对他是打击报复。他过去就这样做过,很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不能放过他去,放过他去,就对我们党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对京剧院不利。我们对他姑息,就是害了我们大家,而且也害了他自己,他的疮疤不弄得痛痛的,他绝不会改悔,他以后不就完了吗?我们所以召开这样的会,就是要他老实交代,交代就是要把所有的脓泡通通挤掉,挤得干干净净,彻底批判,才能认识错误。你们叶家弟兄主要的是叶盛兰、叶盛长(并不是说叶家弟兄都是右派分子)都要受到这个教育,就叶盛章这位同志的思想据我们知道也不好,病了当然要照顾,但一定要参加这个会,也要受到教育。他们过去在京剧界是一霸,现在仍然搞封建关系小家族,散布反党的言论,流言蜚语。我们不是说一般的交往都是反党小集团,而是有实际反党活动的,是封建的。文化艺术界也有反党的反社会主义的吴祖光小家族集团。他们说我们党员“六亲不认”,象他们这样的“六亲”我们是不认:我们认的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新的家庭关系,新的交往关系,新的亲戚关系。我们要挽救他们,要他们知道他们的错误的严重性。我和叶盛兰曾是要好的朋友,可是他不要我们的党,辱骂我们的党,要推翻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那我们就不要他这样的朋友,我们要向他斗争到底!他只要能痛下决心,痛改前非,经过苦痛地挖掘交代,那才有救,才有希望。    来源:《在首都京剧界批判右派份子的大会上的发言》,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