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胡绳>

## 一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群众中，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中鼓吹“个性自由”、“个性解放”，宣扬“绝对民主”、“绝对自由”的观点。他们是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来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的进攻。

　　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统治者的思想武器。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崩溃，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就用这种思想来和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对抗，借以达到破坏社会主义而使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思想，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决不是尊重一切人的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的社会。资产阶级右派为了诱惑群众，在宣扬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时，把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对比作了完全歪曲的说明。照他们说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利益是完全被抹煞的，个性是完全被否认的；而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是十分美好的社会，似乎在那个社会里，人人都有充分的自由，都能充分发展。对于这种欺骗，我们必须加以揭穿。

　　当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初兴的时候，它用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的口号来反对封建主义。这个口号在历史上是起过一些进步作用的。封建制度下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和人格隶属关系妨害着资本主义的自由生长，所以资产阶级就在自由平等的口号下把各种受封建压迫的群众动员起来，反对封建制度。资产阶级口头上说的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但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是保障资产阶级的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少数的资产阶级剥削着统治着大名数的劳动人民，资本主义越发展，社会财富就越集中在一小撮人的手里。这少数人有钱有势，可以为所欲为，不待说，他们的个人利益是得到了最充分的保障，他们享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充分自由，而他们的“个性”可以无拘无束地任意发展。但是对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说来，事情恰恰相反。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面，他们注定了只能过贫穷的生活，经常受到失业和饥饿的威胁，那里谈得上个人利益的保障?他们的命运实际上是被亿万富翁所操纵着，那里说得上有什么个人自由?例如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表面上承认人人有选择职业和受教育的自由，但实际上一切自由都受着财产的限制。饥寒交迫的劳动人民那里有充分享受文化教育的自由呢?他们为了温饱只能被迫地接受他们所可能找到的职业，又哪里谈得上选择职业的自由呢?在这种情况下，“个性自由”对他们也只是空话，他们那里有可能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呢?

　　总之，在阶级剥削社会中，享有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发展个性，都只是剥削者的特权。在这点上，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其实并没有根本的区别。现在有些人，特别是知识青年对这个道理是不大清楚的。例如在职业问题上，有人就以为在旧社会是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的；他们不知道在旧社会里，不仅工人农民并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就是知识分子，也何尝不是如此。最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在他的发言中就叙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亲身经历，他是留美学生，回国后想从事棉花研究工作，为我国棉花改进事业贡献一分力量。但是他的满腔热望在那时根本不能实现。他说：“我在国民党时期，混了十九年，曾经失业过七次，调换工作十三次。在一个单位工作时间最长是四年，最短的只有两个月，平均一年半就得调换一次工作，而且常常不让我做棉花科学工作。有一个时期，我竟在基督教青年会当干事”。我们可以设想，当时这位棉业专家所做过的十三项工作，都不是什么人分配给他，而是他自己“自由”地找来的，但这难道是真的自由吗?难道这样的“自由”值得羡慕吗?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既然只是极少数的大资本家的利益统治一切，而广大劳动人民没有自由，也谈不到个人利益，那么，资产阶级为什么又要在群众中宣传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呢?这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统治者要用这种思想来为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享有特权作辩护，并且用来证明他们应当有发展他们的剥削事业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完全合理的，是不应当受到任何干涉的。他们企图使人形成一种错觉，好像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能自由发展，而他们的有权有势并不是靠了别的什么，而只是由于个人努力，自由竞争的结果。大家都可以自由发展，自由竞争，粗看起来，似乎很公道，很合理；但是很明显的，在占有一切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之间，按照资本主义的轨道来进行所谓“自由竞争”，其结果一定是前者永远过着豪富的生活，后者永远不能摆脱受奴役和受剥削的命运。

　　资产阶级宣扬个人主义、吹嘘“个性自由”，目的还在于破坏无产阶级的团结，瓦解无产阶级的战斗队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除了依靠组织的力量，把千百万劳动者组织起来之外，是不可能打破资本主义的锁链，摆脱被压迫奴役的地位。资产阶级深深了解这一点，所以便大力传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毒素，腐蚀无产阶级的思想，涣散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

　　资产阶级宣扬个人主义，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要影响小资产阶级群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过着小私有者、小业主的生活的人，在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过着完全独立自主的生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生活。他们竭力想要保持这种自由自在的地位，同时又向往资产阶级的前途，以为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爬上去。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实际上还是掌握在那些大资本家手里，他们的经济地位远不是稳固的，他们的那一点产业受不住较大的资本的倾轧排挤，随时都有破产的危险，爬上去成为资产阶级的可能实际上是很小很小的。但是终究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感到有这种爬上去的可能，所以小资产阶级的人们往往对资本主义制度抱着幻想。资产阶级统治者也就极力向他们宣传资本主义的福音，以便把小资产阶级群众牢牢地吸引在资本主义方面，使他们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拥护者，使他们相信，只要依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就可以找到他们个人的美好的出路。

　　应该指出，资产阶级统治者也并不老是在人民群众中宣传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当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阶段的时候，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资产阶级统治者就会实行法西斯主义统治，抛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旗帜。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拿起这种旗帜，本来不过是实行欺骗；当这种欺骗已经不能收效的时候，为了实行统治，他们就要另换一套工具。现代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垄断资本家往往公开地反对谈什么个人自由，而要人民一切顺从国家的利益，这所谓国家的利益其实就是一小撮垄断资本家的利益。这就赤裸裸地表明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自由只是极少数的富豪的专利品，而广大人民则只是供剥削、供驱使的材料而已。

　　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面目虽然不同，但是在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用来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维护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工具。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更富于欺骗性罢了。

　　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对于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以至个性发展等等采取什么态度呢?

　　右派分子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取消了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个性发展。——这是不是事实呢?当然不是事实。

　　右派分子又向我们提出主张说，对于任何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个性发展都应当加以尊重，给以保障。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当然不能。

　　任何社会都不能同时保障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和自由。社会主义社会是要使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自由得到保障，所以就必须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剥削制度，消灭剥削阶级。资本家和其他剥削者的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当然不能得到保障，而必须根本取消；占有生产资料借以过剥削生活的这种在以往的社会中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当然不能再继续保持，而必须加以剥夺；资产阶级的损人利己，靠剥削人、压迫人来发展自己的那种个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当然不能受到尊重，而必须受到压制。

　　旧社会中的小资产者，小私有者，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感到他们的利益和自由在某些方面受到了限制。这是因为，如前所说，资本主义制度虽然并不能真正保障小资产者的利益，但是却承认他们可以有发财的“自由”。而社会主义制度却断然否认这种自由。小资产者再不可能像在旧社会里那样，以自己的一点小产业为根据，一步步地为上升到资本家而努力了。小资产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养成的那种紧紧抓住一点小产业，一心一意向上爬的那种个性也就必须改变了。就这方面说，小资产者的自由的确受到了限制，这就是说，小资产者的资本主义趋向受到了限制。

　　由此可见，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取消了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个性发展，那么它所取消的只是以私有制度和剥削制度为基础的利益、自由和个性。我们既然要消灭剥削制度，当然就不能不消灭建筑在剥削制度上的东西。另一方面，正因为消灭了剥削制度，使全体劳动人民从一切剥削制度下面解放出来，也就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使劳动人民的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真正得到保障。这里面也包括原属小资产阶级的城市和农村的劳动者。他们从小私有者走向合作化的道路，虽然好像是失去了一点东西(所失去的是小业主的地位和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但同时也摆脱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朝不保暮，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破产的那种不稳固的经济状况。现在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使他们开始在集体的经济生活中真正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就是对于小资产阶级群众说来，也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中间才能真正得到个人的根本利益和个人的真正自由的保障。至于说到个性解放，那么，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正是广大劳动人民个性的解放必要的前提。社会主义制度使广大劳动人民的才能、智慧和在劳动中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旧社会中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压迫下面解放出来，而能在共同生活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竞赛时曾说，社会主义“吸引真正大多数劳动群众来参加这种使他们能显现自己身手，能发挥自己能力，能表露出自己才干的工作，而才干在民众中乃是取之不尽的泉源，可是资本主义把这才干成千成万以至成百万地压抑、蹂躏和窒息了”(见列宁作“怎样组织比赛”一文)。

　　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否认一切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但我们明确地宣称，什么人的个人利益和自由，什么样的个人利益和自由和什么样的个性解放能够得到保障；并且公开宣称，什么人的个人利益和自由，什么样的个人利益和自由，什么样的个性解放是不能允许的。这样我们才能驳倒右派分子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来空谈一般的“个人利益”“个性自由”“个性发展”，旨在攻击和破坏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

## 二

　　从上面说的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我们来看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如何了解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

　　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没有什么公共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统治者总是把剥削者的利益诡称为“社会公共利益”。这种“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因为不消灭剥削阶级，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产生了真正的社会公共利益，这种社会公共利益是同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在根本上一致的。

　　对于在旧社会中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说来，这事情是很清楚的：只有首先解放群众，才能解放个人；如果不用集体的力量使群众一起得到解放，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同样的，对劳动人民说来，这事情也是很清楚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首先谋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才能使个人利益得到保证；如果不用集体的力量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提高社会生产，那里会有什么个人的利益呢?如果认为重视了社会公共利益就会妨害个人利益，那是不对的。刘少奇同志在关于我国宪法的报告中曾说：“我们的国家是充分地关心和照顾个人利益的，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不能抛开个人的利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不能离开个人的利益；我们的国家充分保障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正是满足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的基础”。报告中又说：“人民群众是否因为有了集体主义，尽了对于社会、国家的义务，就会丧失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呢?当然不是的。在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能够体验到国家与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不可分的，是一致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虽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这中间并不是在任何情形下不会发生矛盾。个人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一般说来总是和社会公共利益相一致的，而个人的暂时的、个别的利益，有些是同社会公共利益一致的，或者并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也是为社会所容许的，但也有些可能会同社会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比如国家把一个本来在大城市中工作的干部调往边远地区，而这个干部由于某些具体条件宁愿留在大城市中工作。这就发生了一个矛盾。但这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解决这种矛盾的原则应当是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而在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个人利益可以得到适当的照顾。

　　我们说社会主义并不抹杀个人利益，当然绝不是意味着任何个人利益都应当得到照顾。如果所要求的个人利益是反映了剥削阶级的利益，那么这种个人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公共利益之间就没有一致性，这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对抗性的矛盾。右派分子就是这样的。在这里，且不论右派分子的反对社会主义而使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目的，即使只就他们中的许多人的个人野心来说，那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所绝对不容许的。有些右派分子本来担任着国家机关中的负责职位，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他们不但要求更高的职位，而且要求在他们所担任的职位上能够个人专断，为所欲为，不必受集体领导、群众监督、国家计划、工作纪律等等的约束。一句话，他们是想当资产阶级国家中的大官，只有那样，他们才觉得个人利益得到了满足。用不着说，我们国家是无论如何不能对于他们这种个人利益作任何让步的。

　　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手法之一是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加以挑拨和夸大。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有时发生的矛盾，也是右派认为可以利用的一种矛盾。这种矛盾，像前面所说的，本来并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如果人们拒绝按照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原则来解决这种矛盾，却坚持个人利益，要求公共利益反过来服从个人利益，那么本来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也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右派分子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到处装出关心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的样子。他们在这里“关心”工人的利益，在那里又“关心”农民的利益，忽而“关心”干部的利益，忽而又“关心”学生的利益。其实，他们那里是真正关心这些人的利益?他们不过是企图乘机贩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煽动人们把个人利益看得比公共利益更重要，使人们不顾公共利益而一意争取个人利益，从而达到破坏人民内部的团结，制造混乱的目的。

　　（这里还要说一下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是个人和群众的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

　　右派分子有一种论调，说是凡属于个人的一切事情，国家都不应当管；经济生活，在他们看来，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应当让人们自由处理，国家不应干涉。右派分子的这种论调是资产阶级对国家的一种看法。资产阶级建立的国家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他们的国家当然不会对于社会经济生活实行任何不利于资本家的干涉。资产阶级统治者宣布说：人们可以完全自由地过自己的经济生活，这些人自由地发财，那些人自由地失业、破产，这些人自由地当百万富翁，那些人自由地挨饿挨冻，这一切都是人们个人的事情，与国家完全无关。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所以资产阶级统治者的这种国家不干涉个人经济生活的论调不过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国家是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这种实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有时又强调国家应当控制一切经济生活，那其实就是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公开地用国家的名义来控制一切。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时以不干涉个人经济生活为标榜，有时又公开要控制全部社会经济生活，无非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利益而决定的。

　　用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国家不应该干涉个人事情的论调来攻击社会主义国家，这本来是多年来资产阶级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老调。现在的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是如此。照他们说起来，我们的国家管的事情太多，个人的利益都被国家所吞灭掉了。

　　社会主义国家在本质上和资产阶级的国家不同，它是代表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意志，对人民负责任的。凡涉及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事，国家就不能推开不管。它应该管多少事，怎样管法，完全以人民的利益来决定。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负担着镇压国内反动势力和防御外部敌人这样的根本任务以外，还负担着按社会主义原则改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使整个社会生活从已经有了几千年历史的私有制度的轨道上转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轨道上，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国家就必须对于全部的人力物力统筹安排，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确，我们的国家所管理的事情之多，之广，是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国家远不能相比的。我们的国家切实地管理着全体人民的衣食住行。对于青年，国家不但认真地筹划他们受教育的问题，而且认真地安排他们在学校毕业后的出路问题。农民已经种了几千年的地，但向来剥削者的国家只是伸手向农民要东西，只有现在的国家才真正是多方面来照管农民的劳动生产，照管他们的经济生活，并且为他们安排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有利条件。我们的国家按社会主义原则来管理这么多的事情的结果就使得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消灭，并且再也不可能重新恢复起来，向往于资本主义的人当然会感到自由愈来愈少了。但是在一切诚实地从事劳动的人看起来，事情恰恰相反。因为有这样的照管着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国家，劳动人民才能够免于在旧社会中所免不了的无穷忧虑和担心，因而才真正能够过着自由的生活，个人的利益也才真正能有保障。右派分子把我们的国家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的说法不过是表现了他们所要求的个人利益并不是什么别的，而只是资产阶级剥削者的利益。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利益并不是在人民的利益以外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同时又充分地关心和照顾人民的个人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按照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正确结合的原则来管理有关人民经济生活和人民福利的一切事情。例如我们国家根据某些主要物资的生产和供应状况而实行了统购统销、计划供应的政策，这在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对个人利益有所限制，但实行这种政策是保障了国家的经济建设，也保障了全体人民够吃够穿，所以人民接受这种限制，正是使个人的利益真正得到保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国家利益，这就是能否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相结合起来的标志。我们反对把个人利益摆在国家利益的上面的个人主义，我们也反对把某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团体，一个合作社等等)的利益摆在国家利益上面的本位主义。

## 三

　　从前面所说的，已经可以看到，在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分析各种不同的自由，弄清楚什么自由是我们所要的，什么自由是我们所不能要的。

　　有各种各样的自由。在阶级社会里，各种自由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例如粮食商有囤积居奇的自由，但人民因此就失掉了购买粮食的自由，吃饱肚子的自由。人们或者是为了达到个人发财的目的而拥护囤积居奇的自由，或者为了使人民都能吃饱肚子而主张人民有反对囤积居奇的自由。同时拥护一切自由是不可能的。历史上，人民常常为争自由而斗争，但自由归根到底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中国人民过去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自由，是因为取得这种自由，人民才能按自己的意志建设新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但是现在资产阶级右派向社会主义争自由，其目的是要恢复资本主义。这和人民的自由根本是两回事。

　　抽象地看待自由，把自由当成目的，认为只要是自由就是好东西的那种论调是骗人的鬼话。实际上主张剥削者的自由的人往往用这种鬼话来使人迷惑。在解放以前，有些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受了这种抽象的自由的说法的影响，当他们生活于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时候，实际上感到这种反动统治的束缚，所以向这种反动统治争自由，这当然还是好的。但是因为他们所设想的是抽象的、绝对的自由，他们不是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来确定应当争取什么自由和如何争取自由，而是完全从他们个人的利益出发来考虑，所以就在那时候，他们也会走入错误的路上。他们参加了革命组织，到了解放区，可是不愿意遵守组织纪律，把人民群众在共同生活和从事解放斗争中所必要的组织和纪律看成束缚个人自由的东西，那无疑是很错误的。

　　我们所赞成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就是说要消灭剥削。列宁说过，“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可是我们的纲领声明：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见“列宁全集”二十九卷中文版三一五页)事实已证明，消灭了剥削，就使劳动人民取得了最大的自由。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高谈自由口号的时候，把自己装成是有高超理想的人，说什么人不仅要吃饱穿暖，还要求有精神上的自由。照他们说起来，社会主义只能使人吃饱穿暖，而不能使人有精神上的自由。他们竟把千百万从来受压迫受奴役的劳动人民现在能够吃饱穿暖这样的事实看成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事，这岂不正是剥削阶级意识的充分表现么?大家都知道，广大劳动人民是用自己的斗争来争取得吃饱穿暖的条件的，在斗争过程中，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人民逐步冲破以至彻底粉碎了剥削阶级用来麻痹被压迫者的精神镣铐，所以人民在物质上争取解放的过程也就是人民在精神上取得自由的过程。人民如果不能摆脱一切阶级剥削制度加在自己身上的锁链，是谈不到精神上的自由的。现在广大人民正在按照自己的意志建设社会主义，并将把它推向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正是人民最大的精神上的自由的表现。

　　所谓社会主义不能给人精神上的自由，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来说，倒也不是毫无根据的。社会主义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只要他们放弃了剥削，也让他们能够吃饱穿暖。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这种条件下的吃饱穿暖是不满足的，他们不但怀恋着解放前远比一般人吃的好穿得好的光景，而且他们还深感到他们的资产阶级的“精神生活”因为失掉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物质基础而非常的不自由了。他们所要争取的就是这种精神自由。为要恢复这种精神自由，他们就必须反对广大人民能够吃饱穿暖的状况，而使劳动从新回到资本的压迫下来。当然，人民是不能容许他们有这种自由的。

　　在这里，我想再来谈谈许多右派分子所高喊的个性解放问题。他们硬说在我们社会里人们的个性受到了束缚，所以应当争取个性自由。这种说法难道有什么根据吗?在我们新社会中，一方面，劳动人民是真正组织起来了，以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形成了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奋斗目标，就这方面说来，真正是“万众一心”。同时，在另一方面，解除了一切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是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能够自由地表现和发展他们的个性，能够像俗话所说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的新社会虽然还只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但人们已经看到，许多普通的工人农民变成了劳动英雄，变成了国家生活和集体生活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许多一辈子做牛做马的老年人开始感到做人的尊严，有些向来在任何场合开不得口的童养媳一跃而成为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人们再也不能把劳动人民说成是愚昧落后，而必须承认，在他们中蕴藏着的无限才能和智慧。开始得到了发扬。一方面，“万众一心”，一方面，“各显神通”，这就是社会主义下的集体主义和个性发展的结合。人民群众的这种个性的发展当然并不是同社会主义的集体生活相抵触的，恰恰相反，是丰富了集体生活，使集体生活具有了蓬蓬勃勃的活跃的内容。就是以知识分子来说吧，在旧社会中，许多知识分子，像前面所说的，为求一个糊口的机会，不得不东奔西走，被迫地放弃自己的工作兴趣和志愿，那里能有什么个性自由?社会主义使知识分子真正能发挥所长，为人民工作。可是，右派分子偏偏说，社会主义制度束缚了个性，这岂不是胡说吗?原来右派分子所说的个性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个性，他们所说的是资产阶级的损人利己、只顾自己发财、不顾别人死活的那种腐朽、丑恶的个性。这种个性在新社会中的确受到了压抑，而压抑这种个性正是解放劳动人民个性的前提条件。所以，我们谈到个性解放问题，首先就要问，是要解放什么个性，是要摆脱什么束缚。在历史上，初兴的资产阶级提出个性解放的口号，是为了从封建的束缚下解放资产阶级的个性，这曾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但那时的资产阶级所要解放的不过是全社会中极少数人的个性，而且这种个性解放是以继续压抑广大劳动人民的个性解放为条件的。社会主义是要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下解放全体劳动人民，所以资产阶级反封建的个性解放虽然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比起社会主义解放事业来，那就简直是十分渺小不足道的了。而现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叫喊的个性解放，很明白的，只是要从社会主义制度下“解放”资产阶级的个性，企图用资产阶级的个性来对抗劳动人民的集体主义和劳动人民的个性解放，这就是一种彻底反动的口号了。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挑拨知识分子说，现在的知识分子“不敢说真话”，这就证明个性是受到了束缚，没有自由。他们的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有许多知识分子过去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他们原来的思想是在资产阶级世界观支配下面的。按照这种世界观，他们对一切问题本来都有自己的一定的看法，例如他们看不起劳动人民，看不起工农干部。经过在新社会下几年来的生活，经过逐步的思想改造，他们已经感到旧的世界观的错误，因而开始接受新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但是他们还不能做到完全用新的世界观来代替旧的世界观，所以他们的思想常常发生矛盾。例如，一方面虽然也承认劳动人民的伟大，另一方面，至少有时还不能摆脱轻视劳动人民的观点。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应当是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不断地用新的、正确的、进步的思想来克服旧的、错误的、落后的思想。而右派分子却乘这机会向知识分子说，你们的“真心话”其实是轻视劳动人民，所谓劳动人民伟大不过是从外面学来的“假话”，你们应该敢于“说真话”，否则就是个性受束缚，就是精神不自由。右派分子是要在“个性自由”的名义下使知识分子拒绝思想改造，停止自觉地接受新的世界观，而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胡风一派人曾鼓吹什么“真诚”的“个性”，也是同样的用意。至于右派分子自己，本来就是两面派的作风，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说些假话来掩盖自己的真面目。右派分子当然要因为新社会使他们不能够自由地说他们的心底话而感到“痛苦”。他们的号召“说真话”，就是要使反动思想的宣传获得合法的地位，他们的号召“个性自由”，就是要“解放”他们的反动的世界观，这是很明白的事情。

　　谈到自由的问题，我们又必须谈到自由和必然(客观规律)以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和纪律的问题。

　　对待自然现象，大家都知道，人们并没有任意违反和改变客观规律的自由。人们必须认识客观现象发展中的自然性，认识客观规律，这样人们才能够利用客观规律，也就有了自由。所以说，服从必然才有自由。不仅对自然现象是如此，在社会生活领域内也是如此。人们只有认识和适应社会规律，才有社会生活领域内的自由。在社会主义的共同生活中的规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制度、法律、组织纪律、道德标准等等都是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的反映。我们国家中的各种制度、纪律好像都是人为的，但这个“人为”不是凭空规定的，而是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客观需要，反映了当前社会生产力情况下共同生活的必要条件的。试举右派分子非常不喜欢的保密条例来说吧。保密条例当然是人们规定出来的。但这是人们任意规定的么?难道是喜欢这样定就这样定，喜欢那样定就那样定么?当然不是。既然国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蒋介石匪帮还窃据台湾向大陆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国外还有帝国主义的凶恶的势力，那么我们就必须根据这种客观情况来规定我们的保密条例。因此，我们的各项工作制度，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规定，随着有关的客观情况的变化是要有所改变的，而这种改变当然也不是任意进行的。

　　有人认为，遵守人为的规则，那就是不自由。这是一种极端粗暴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需要分别两种不同的人为的规律。反动的统治势力企图违反社会客观规律，挽救自己的必然死亡的命运，于是制定合于他们需要的法律、纪律、规则等等，强迫人民遵守。人民要打破这种反动统治者的囚笼以争取自由，这是完全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根据共同生活中的客观需要而规定的各种制度和纪律，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人们的自由不在于破坏这种制度和纪律，而在于遵守这种制度和纪律。好比对于赛球，我们也规定了许多必须遵守的规则，如果认为这就是不自由，那是极端荒谬的。

　　遵守一定的制度和纪律是不是一种限制呢?是的，这里包含着限制的意思。我们认为，绝对无限制的自由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我们自觉地遵守社会主义的共同生活中的各种制度和纪律，而并不认为这种限制是妨害了自由。因为这种限制是符合于人民的利益的。在这种限度内的自由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自由。任意地破坏制度和纪律，那当然也算是一种自由，但是我们不需要那种自由，因为那是和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的。

　　主张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人都否定一切组织纪律的必要。他们宣传没有阶级性的自由观念，宣传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他们不赞成用国家的强力镇压反动派，也不赞成在人民内部实行必要的组织纪律。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就是利用这种观点来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破坏我们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同生活，以便造成条件，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

## 四

　　总起来说，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没有个人利益，没有个人自由的社会，但也决不是只讲个人利益的和所谓绝对自由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有民主又有集中、有自由又有纪律的社会，是在发展公共利益的基础上保证个人利益，使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相结合的社会。

　　右派分子用“绝对自由”的名义来反对我们的集中和纪律，用“保护”或者发展个人利益的名义来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公共利益，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剥削阶级的自由和利益，这是很明白的事情。

　　在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中，也有不少人虽然并不是立意为剥削阶级效劳，但是他们程度不等地受到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他们就会感到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同社会主义集体生活发生抵触，并因而成为右派分了煽惑的对象。

　　在这里是一个立场的问题。明明是千百万劳动人民从旧制度获得了空前未有的解放，明明是我们国家生活在广大人民的蓬蓬勃勃的无限的活力的推动下向前地发展，但有些人一遇到个人的利益稍有不满足的时候，就对这样伟大的现实几乎视而不见了。个人的一点小打算掩盖了一切，他们就会欣赏起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滥调来了。他们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站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知识分子如果不努力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用劳动人民的眼睛来看事情，是不能够正确地解决有关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以至个人解放、精神自由等等问题的；也就不能够摆脱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毒菌的侵蚀，而同资产阶级右派彻底划清界限。

　　在任何情况下都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以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可以为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最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为了彻底战胜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我们就应当学习这样的精神。

　　 一九五七年九月(本文是由作者的一个讲话纪录稿整理、补充而成。)

　　 ---- 原载《中国青年》1957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