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活动: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在全国妇代会上的发言

　　<许广平>

　　现在我介绍一下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问题。

## （一）

　　丁玲、陈企霞集团在文艺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他们长期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１９５５年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揭露与批判了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活动。两年来他们不但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并企图在整风中翻案。这个反党集团，是以丁玲为首的文艺界中的一爿黑店。没有丁玲的挂帅，陈企霞的大旗是摇摆不起来的。丁玲住在北京多福巷十六号，围绕着她居住的还有这个集团中的人。有人称多福巷十六号为“裴多菲俱乐部”，从这里经常吹起一股黑风。某人党性强，他们就说“这个人是为做官”；某人靠拢党，他们就说“这人拍马屁”；谁公开骂领导，他们就说“这人有胆量，敢说话”；谁因为条件不够不能入党，他们就说这是“党的关门主义”；甚至有人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而受到党的批评，他们就说“这人家庭生活没有幸福”。

　　这个集团的活动方式是十分卑鄙的。他们对人宣传说要讲友情，讲道义，讲诚恳；但是他们对党无情，不讲道义，不讲诚恳。他们讽刺靠拢党的人是“拍马屁，往上爬”，反党的却是“英雄”；在会上公开发言是“卑鄙无耻”，在背后攻击党、骂人，反而是“光荣”；他们进行反党的勾当，说“工作是光荣的”，但别人做些正当的工作，就说这是“往上爬，假积极”。为了达到反党的目的，他们不择手段。从这次揭发出来的材料看，他们利用一些同志对他们的真相不清楚，而冒充好人；利用党在某些工作中的缺点对党进行攻击，却扬言他们是在为真理而斗争；利用有些人对党不满而贩卖他们的所谓同情；利用有些同志的温情主义来找寻对他们的支持；利用同志们在工作中一些正常的不同意见来制造不和；利用有些人对他们的好心爱护而作为进攻党的资本。他们明拉暗扯一些臭味相投的人，鬼鬼祟祟，在一起言不及义——言不及社会主义。这个集团中的一些走卒，为了拉拢别人，使用的手法达到令了人作呕的地步：你要是画家，他就说你画的好；你要是作家，他就说你写的好；你要是青年，他就说你有前途；你要是老年人，他就说你有修养。总之，他们一心一意的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反党的勾当，企图分裂文艺战线的统一和团结，破坏文学的社会主义方向，阻碍党的方针、政策在文艺界贯彻执行。从地方到北京总有那么一条线，在和党的方针、政策对抗。以前大家不清楚是什么道理，现在才明白原来有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这个反党集团在作怪。我们必须粉碎这个集团，保卫文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巩固党的领导。

## （二）

　　丁玲是这个集团的头子。我在这里向大家报告一下她的反党言行。

　　她是一个名作家，但不是以文艺为武器、为工具来为人民服务，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而却是提倡“一本书主义”。她主张“一个人有了一本书，便有了一切，谁也打不倒他。”有人没有机会出国，她便挑拨说：“不叫你出国，因为你没有一本书。”谁觉得没有被领导重视，她便说“因为你没有一本书”。她也曾对我说：“你就是做了很多工作，算得了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就这样她到处宣传一本书主义，叫人家不要勤勤恳恳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好好去工作；却叫人家专为个人的名利进行写作。

　　丁玲极端骄傲，目空一切，虚伪、骄横、个人征服一切的反动思想渗透了她。在文学讲习所里，挂她个人的照片，在她家里，她把托尔斯泰的照片和自己的照片并排挂在一起。自封为世界上的伟大作家之一。她自己向人说：在苏联、外国朋友不愿见周扬而愿见她。她曾向别人表示，苏联有一位著名作家拿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两本小说相提并论很不应该，好象这样就使她受了侮辱，她曾在自己编的文艺报上发表苏联同志讨论她的作品的消息，借以为自己捧场。她对我们党内外作家都看不起。对郭沫若、茅盾、老舍这样的大作家都不尊重，对赵树理同志很看不起。她一再对人说“为什么老把赵树理压在我的头上。”其实，从来也没有任何人把赵树理压在她的头上，倒是她想尽方法来打击赵树理同志。她不但拿文学当个人获取名利的资本，而且拿它来作反党的工具。她在自己负责的如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里搞独立王国，在这个王国内，不允许任何人批评。在她主编时期的文艺报，经常和“人民文学”唱对台戏，常常借故批评“人民文学”，破坏两个编辑部的团结。１９５４年，有人匿名写文章攻击赵树理、周立波、刘白羽等，把这一匿名稿同时投给“人民文学”“文艺报”，丁玲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高兴地说，“如果他们（指人民文学）不发表，我们就把它当法宝抛出去”。同是在党领导下的刊物，而丁玲竟恶意的看待它。

　　丁玲是一个党员，但在她的思想里却没有组织，没有纪律，公开提倡“骄傲是美德”。她曾向青年人说：“你们骄傲一点不算什么，我年青的时候，比你们还骄傲呢！”她的作品任何人都不能批评，有人曾经写文章批评了她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就无中生有地说这个人是“周扬的高足”，是为了打击她。经过这次揭露证实这个人还是跟他们在一起密谋筹办“同人刊物”的，那里是别人有意组织文章来打击她呢？她骄傲自满，目空一切，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彭真同志略为批评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就对彭真同志非常不满，见了彭真同志都不愿打一个招呼。她心目中还有党吗？

## （三）

　　前面说过，丁玲在文艺界，培植个人势力，建立独立王国，１９５５年秋天，作家协会党组举行扩大会议，把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盖子给揭开了。但是自从去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特别是今年整风以来，他们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又卑鄙的阴谋进行翻案勾当。这个反党集团的成员，到处制造谣言，准备翻案。说什么“丁、陈事情的发生，是由于丁玲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到了斯大林奖金，有了国际声誉，因此别人嫉妒了，才整她的。”企图用攻击个人的方法，达到反党的目的，用淆乱黑白，混淆是非的方法来模糊群众的认识。

　　整风开始以后，丁玲有步骤、有计划的先派遣她的党羽在党组会上放炮，然后看到时机成熟，便亲自出马，猖狂地对党进攻。

　　她先向到会同志诉苦，她说：“戴了反党小集团的帽子，不敢走出多福巷，不愿参加会议，如人代会、妇代会、学习会等”。这是一种污蔑，是一种歪曲，１９５５年党虽然对她进行了批评，但并未限制过她的任何活动，相反的倒是对她很照顾，她要到那里就到那里，要见什么人就见什么人。她到过四川、云南等地，许多学校还请她讲演，许多报纸还请她写文章，这怎么能说由于“戴了反党小集团的帽子”就没有自由和地位呢？至于人代会、妇代会、学习会等，是她听信冯雪峰等人的教唆，故意不来参加。难道这不正是表示了她对党的抗拒态度吗？

　　丁玲是一个作家，她懂得“被迫害者”这种字眼容易打动人的心弦，容易博得人们的同情。因此，这次她口口声声伪作委屈的诉说她是“贫雇农”，她是失无可失的无产阶级，她是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仿佛她既然是“贫雇农”、“无产阶级”、“被迫害者”，那么党就成了“地主”、“资本家”、“迫害者”了。多么恶毒的词句啊！她一再地说：“我是刚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能有工作条件就行，个人绝不追究责任。”好象党犯了什么错误，她却宽宏大量不再追究责任了。其实，她的威风却真不小呢？在一次会议上，她问：“党组都是那些人？”人家一一告诉了她以后，她马上转身说：“陈明记上”。她气势汹汹，想要一个一个的来整他们呢，请看，这不是威胁党是什么呢？

　　她自己觉得她了不起，搞反党集团有资本，因此，对一位党组负责同志威胁说：“不团结我这个人，把我踢出文艺界，把我搞得很臭，不要紧。但文艺界总要团结，党总要团结的。”仿佛没有她，文艺界就不能团结，党就不能团结，地球也不能按照规律来运动了。

　　不是党要把她搞臭，倒是她要想尽方法企图把党攻倒。她组织反党集团，在这个集团中间，她活象一个武则天，有军师、有文臣武将、有打手，又有通讯员和联络员。有自己的“作家”、“理论家”、“诗人”、“杂文作者”……那么一大堆。他们的思想里都有浓厚的阶级异己分子的敌对思想因素。他们专讲个人第一主义，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擅长小广播，播送流言蜚语，找各种机会来对党进攻。

　　丁玲的反党活动，是打着所谓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来进行的。她曾经说，她要“通天通地”，所谓“通天”就是指向中央告状，所谓“通地”就是指发动群众。因为照她说来，文艺界的领导同志是“瞒上欺下”的，中央和群众都受了他们的“蒙蔽”了。从这次揭发的材料来看，这完全是一派谎言。有的同志指出，你说中央不了解文艺情况，那么武训传问题、红楼梦研究问题、胡风问题、草木篇和“电影锣鼓”等问题不是中央提出又是谁提出来的呢？而且丁玲口口声声说她只反对个别领导同志，那么她写的“三八节有感”与发表的“野百合花”也只是为了反对这些个别领导同志吗？再说你要发动群众，为什么你们用阴蔽的鬼鬼祟祟的方法来对付党呢？为什么胡风害怕“公家人”，而你共产党员丁玲也害怕自己的所作所为被公务员知道呢？实际上他们反党言行已经公开暴露无遗了，他们的党羽李又然曾对陈企霞说：“我要杀人！”陈企霞说：“我真想放火！”李又然又说：“我现在才体会到打渔杀家中的一句台词‘要杀他的全家，方消我心头之恨’的情绪。”请看，这只是反对个别领导同志吗？

　　丁玲不但在党内进行活动，而且勾结文汇报，企图里应外合向党夹攻。她做好圈套，先使她的党羽柳溪到文汇报去泄漏所谓“丁陈事件”的底，然后等文汇报浦熙修和姚芳藻来了以后又故意说“这事你去问邵荃麟他们，他们党组知道。”企图用这办法来对党将一军，迫使党在人们眼睛尚未擦亮以前向社会上宣布所谓“丁陈事件的底”。用心之险可谓毒之极矣！

　　丁玲曾经说“自己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什么也不想了，只想到桑干河上过一辈子算了。”这是真话吗？不是的。她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就是准备在今年１０月间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上提出所谓“丁陈事件”对党进攻。如果失败，她就声明退出作家协会，妄图在国际上发生不良影响，对党造成不利。

　　丁玲由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不是偶然的，这从她的家庭出身和她的长期的反党的思想实质都可得到证明。

　　“丁玲出身于封建大地主家庭，她的父亲阔绰到这般程度：他看见人家骑马姿势好看，就派人重金买回许多白马，每匹都给配上白缎绣花马鞍，然后要人们骑着，在他面前奔驰取乐。她的母亲在自己的花园里专门架起一座秋千，来打着消遣。就在这样的家庭里，再加上颓废享受文学的影响，使丁玲的思想里，深深的打上这个阶级的自私、骄傲和绝望的烙印。”在１９２２年，她加入过无政府主义党，后来凭着小资产阶级狂热参加了革命。１９３０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１９３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３年被捕自首变节。

　　丁玲对敌人是这种态度，对党却是壁垒森严、戒备很深的。１９４０年她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一本小说里这样写道：“每个人一定有着某些最不愿告诉人的东西深埋在心中”，这次整风当中她又这样说道：“我得警惕一些，他们（指党）是很会整人的。”就这样，她把叛党的事实，一直欺骗党，不向党交代。她到延安以后，任弼时同志、陈云同志、李富春同志都审查过她的历史，但是她丝毫不作交代，一直隐瞒了七年之久。

　　丁玲在延安时期，不但没有向党立功赎罪，而且继续干着反党活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她自己写了“三八节有感”，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恶毒地向党进行攻击。

　　当时，除发表反党文章外，她还和坏分子萧军搞在一起，和党闹对立。萧军因为有丁玲的支持，所以很猖狂，到处咒骂党，为王实味辩护，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解放以后，丁玲担任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讲习所所长，先后主编过“文艺报”和“人民文学”，还担任党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可以说，党几乎把文艺方面的领导权都交给了她。但她还说党不信任她，不重视她，专门纠集一批坏分子和党闹对立。

　　同志们，对这个阴谋企图，我们不能轻视。他们搞反党集团，秘密组织同人刊物，进一步分裂文艺界，这是我国当前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与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斗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术界的江丰，也准备在今年１０月间要搞一次分裂活动，如果我们把问题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不能忽略这个问题的严重意义。这次揭露和粉碎丁陈反党集团是有历史意义的。从左联时代起，三十年来，由于他们这些人反党言行，影响到整个文艺界。这次斗争的中心问题是保卫文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巩固党的领导的问题，并解决文艺界党内长期存在的一个反党活动的问题。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分清大是大非，维护党的原则，为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从这次揭发丁、陈集团来看，在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内，一个人如果他要离开共产党，甚而至于反对共产党，那么，不论他是党员也好，非党员也好，一定会碰得鼻肿脸青，头破血流的。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教训，也标志着在党正确的领导下是无往而不胜利的。

　　这一小撮反党的敌人必须彻底交代，向人民低头认罪。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