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干部政策问题上驳斥右派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

　　现在在我们的国家内正在进行着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这场辩论的结果将决定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是否正确的问题，就是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正在激烈地进行辩论的问题之一。我们大家都知道，正确地挑选和使用干部，是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实现的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在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段话中，扼要而又深刻地说明了干部问题的重要性。我们不难理解，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以要选择干部问题作为向党进攻的一个重点，这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对党的干部政策进行恶毒攻击的目的，也绝不是只限于反对这个政策本身，而是想通过这一方面的进攻，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干部政策问题上所发表的谬论，必须严肃地加以驳斥。

　　我们党一贯是主张根据“德才兼备”的标准来挑选干部的。就是说，在挑选干部时，不只是要看“才”，而且必须要看“德”；不只是要考察业务能力，而且必须要考察政治品质。右派分子的主张和我们恰好相反，在他们看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干部政策问题上是犯了严重错误的，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重视了干部的“德”，重视了干部的政治情况。右派分子对党的干部政策的污蔑和攻击，主要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内容而发的。他们说共产党用人是“德乱才废”，是“重德轻才”，是“用人唯资”，是“宗派主义”，说共产党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已经过时了，现在是建设时期，用人不该再强调政治条件了。他们的这些说法，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即是在挑选干部的时候，不应该考虑干部的政治情况，而只应该根据干部的“才能”来“量才使用”。显然，这种言论是非常荒谬的。

　　为了反驳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谬论，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德”，什么是“才”，在对“德”和“才”的看法上，我们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是什么。

　　什么是“德”呢?从哪些方面来考察一个干部的“德”呢?“德”就是干部的政治品质。判断一个干部的“德”是怎样的，就要看他是不是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是不是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是不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事业服务。当然，要做这样的判断，不只是根据一个人在口头上是怎样讲的，而是要看他的实际行动，看他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并且不只是要看他现在的言论和行动，而且要了解他的历史情况，有历史问题的必须审查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对一个干部的“德”有全面的了解。

　　有些右派分子反对根据“德”挑选干部的“理由”，是“德无定说”。他们故意把“德”说成是没有客观标准的，他们说，“德”的优劣，不过是领导者的主观看法而已。希望借此来散播用人应该不问政治的反动主张。这种别有用心的说法本来是不难识破的，可是对一些政治上幼稚的人却发生了影响。这些人也跟着右派分子叫喊，说“德”太抽象了，不具体，不好掌握，因此，不应该以此作为挑选干部的标准。我们姑且不必多谈道理，只要说一说眼前的事实就够了。在“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中，每个人都表示了自己的政治态度，有的人坚决地站在右派的立场上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有的人坚决地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坚决地向右派反击，也有的人开始动摇于两者之间，以后才逐渐地认识了右派的反动面貌。这种状况，能够说是偶然的吗?能够说，人们这种种不同的政治态度不是非常具体、非常鲜明的吗?难道能够说，这不是由每个人的立场所决定的，而是由领导者的主观看法所决定的呢?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总是要通过自己的行动不断地具体表现出来，问题只是有些人看不到或者故意装做没有看到而已。

　　什么是“才”呢?从哪些方面来看一个干部的“才”呢?一个干部的“才”就是他的业务能力，就是使他适合于担负某种工作的知识和经验，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要了解一个干部的“才”，最重要的是看他实际工作的结果，是不是完满地完成了党和国家所交给他的任务，而不是凭主观印象，离开实际工作看一个人是不是聪明，是不是有“才华”。这里还必须强调一点，就是不应该抛开一个人的“德”去孤立地看他的“才”。也就是说，不应该抛开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去孤立地看他的能力。如果一个人在政治上是非常反动的，那么，他的“才能”越大，对人民事业的危害也就越大。因为他的“才能”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才能，而是反对人民的“才能”。在这一次反右派斗争中，象这样的例子，应该说是很不少了。

　　右派分子对“才”的看法和我们是有根本不同的。他们把“才”看成为一种与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毫无关系的东西，看成为一个人天生的聪明和才智。因此，他们主张“不拘一格用人才”，也就是说，只要是聪明的，有“才华”的人，不管政治情况如何，都应该一律加以重用。按照他们的逻辑，那怕是地主、恶霸、杀人囚犯、美蒋特务，只要是有“才”，就都应该委以重任。否则就是气量狭小，不如封建社会的“创业开国之君”。有的右派分子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主张，还提出了“才”就是“德”，“有才就有德”的说法。这种说法的用意是不难理解的。他们是站在剥削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看问题的。在他们看来，广大的劳动人民是愚昧无知的，是天生应该被“治于人”的“劳力者”，因此也就是无“才”无“德”的；而他们自己则是天生的优秀人物，是应该“治人”的“劳心者”，因此不仅有“才”，而且有“德”。他们所说的“才”，就是反人民的“才”，他们所说的“德”，就是他们自己的反动的阶级立场。他们说“才就是德”，“有才就有德”的目的，一方面是拒绝我们所要求的阶级立场，另一方面是坚持他们自己反动的阶级立场。从这里可以看出，最反对谈阶级立场、阶级观点的右派分子，其实正是有他们自己明确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的，只是他们故意把它隐藏起来罢了。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才”的问题的反动看法，在那些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中间得到了共鸣，这是很自然的。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们总是不能够了解工人、农民在历史上的作用，总是过于看重自己，把自己的作用估计得过高。当他们看到有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或者文化程度比自己低的人，居于比自己更高的岗位上，甚至是直接领导自己的，心中就愤愤不平了。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认为自己是没有遇到伯乐的“千里驹”。他们所以感到自己有“才”，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认为自己进过大学，拿过大学的毕业文凭，就不该再“屈居人下”。在他们的思想中还没有去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毒素。而右派分子也就利用这一点，对他们进行煽惑、点火。有不少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部分没有经过改造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一个时期内受了右派分子的欺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应该指出，文化、科学、知识，这是非常宝贵的东西。我们的国家所以还落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文化、科学还不够发达。因此，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我们有些老干部，特别是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所缺乏的也正是这一方面的东西，他们必须下定决心，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准备经过若干年的苦学，把自己文化不足的状况完全改变过来。但是，同时必须指出，科学、技术、知识之所以宝贵，就在于它能够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事业服务。一个人的文化程度的高低并不是唯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思想是不是真正经过改造，是不是真正站稳了工人阶级的立场，是不是真正忠实于社会主义的事业。如果一个人虽然有知识，但是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他的知识就不能发挥作用，或者不能全部发挥作用。这不是别人许不许他发挥作用的问题，而是他自己的错误的立场和思想限制了自己。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引起警惕的。

　　右派分子还有一种说法：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已经过时了，过去在革命时期重视“德”是对的，那时候有没有“才”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可是现在到了建设时期，就不应该再继续重视“德”了，现在只有“才”是最重要的了。这种说法的反动性也是很明显的。按照这种说法，革命是很容易的事情，革命时期的干部并不需要有“才”。可是试想，如果当时的军事指挥员没有指挥作战之“才”，农村工作者没有发动、组织农民之“才”，那么，革命战争怎么会取得胜利呢?农村革命根据地又怎么会得到巩固呢?按照这种说法，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则只要有“才”就够了。可是试想，如果用一个聪明的、有文化的但是对社会主义事业漠不关心，甚至是根本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去当工厂厂长，这个工厂如何能建设好呢?

　　由此可见，革命时期也好，建设时期也好，挑选干部的标准都只能是“德才兼备”，想去掉任何一方面，都是错误的。这样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对干部的要求是不是和过去完全一样呢?不是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对干部的要求，从“德”、“才”两方面来说，都比过去更加提高了。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所要求的干部的“德”，主要是能够站稳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立场；而今天就必须要求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为社会主义服务了。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的任务比较单纯，今天的任务比过去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因此，对干部的“才”的要求，也就要比过去提高得多了：不但是要求他们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要求他们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不但是要求他们具有一般的组织领导能力，而且要求他们具有从事某种专门业务的知识。

　　还有些右派分子说：共产党用人只重资历，以“资”代替了“德”、“才”，是“用人唯资”。这种说法，好象并不是反对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相反地，倒是批评一种不合乎这个政策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情。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确实可以找到某些在挑选干部时只着重资历的事例，就正如同可以找到某些只着重了“才”而忽视了“德”，或者只着重了“德”而忽视了“才”的事例一样。这应该说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但是如果把这种现象说成是由于我们党的干部政策而产生的，那就只能说是一种恶意的攻击。刘少奇同志早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曾经批评过这种现象，指出在选拔干部时，首先地并且是唯一地估计他的党龄的长短与资格的高低，是不正确的。全国解放以后的几年来，党更是一再地强调指出，不应该把“资格”当作挑选干部的标准。事实上，最近几年来，这种现象已经大大减少了。那么，右派分子为什么要抓住这样一个题目大做文章呢?把事情说穿了是很简单的，他们的目的实际上还是反对“德”，所谓反对“资”只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中，在提出反对所谓“用人唯资”的同时，对我们久经锻炼的老干部曾经进行了何等的污蔑。他们污蔑我们的老干部是“老油条”，是“德不足以服人，才不足以驭众”，是压在青年干部头上的“石头”，说我们的老干部大部分是不称职的，只是靠老资格吃饭。甚至提出要把老干部“拿开”，要把他们当作“石头”搬走。右派分子对我们的老干部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仇恨，他们对我们的老干部这样地大张挞伐，其目的究竟何在呢?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他们所以要用那样大的力量来反对老干部，无非是因为他们知道老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重要的骨干，如果他们真能够把老干部赶下台去，就可以由他们出来“收拾残局”了。当然，右派分子的这种想法永远是不会实现的。

　　我们党虽然从来没有把资格当作挑选干部的标准，但这绝不是说，我们不重视干部的革命斗争历史。一般地说，斗争历史长的人，所经受的锻炼和考验较多，立场就更坚定，经验也更丰富。但是，现在有些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既没有经过斗争锻炼，又没有取得生产知识，只是因为自己的文化程度比较高一点，就自高自大，看不起老干部。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有些青年干部就因为存在着这样的错误思想，所以在一个时期内变成了右派分子的俘虏。这个教训是值得每一个青年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深切记取的。

　　右派分子在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时，还说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清一色”，“每一个大小单位都要安一个共产党员作头儿”；说我们党用人只问“党不党，团不团”，不问“贤不贤，能不能”。他们的这些说法总起来是一个意思：共产党的干部政策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

　　在我们的干部工作、人事工作中，是不是曾经有过一些带有宗派主义倾向的缺点和错误呢?应该说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是有过的。这也正是我们党在这一次整风运动中所要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必须指出，我们绝不能允许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这样一些缺点和错误来歪曲和污蔑党的干部政策。对于这种污蔑，我们只要举出一些简单的事实，就完全可以把他们驳倒。

　　根据去年年底的统计，现在在我们全国的区以上的干部中，党员干部不到三分之一，非党干部则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即使把团员除外，不是党、团员的干部也还在45％以上。试想，这种情况怎么能够叫做“清一色”呢?在领导干部中党员的比例要比较大一些，但也绝不是象右派分子所说的那样。比如，在国务院所属各部、委的272个部长、副部长(主任、副主任)中，党员干部有226人，占83．1％，非党干部有46人，占16．9％。如果只说部长(主任)，则非党干部的比例还要大一些，在46个部长(主任)中，有16个部长是党外人士，占34．8％。在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三个中央直辖市的市长、副市长192人中，党员干部有130人，占67．7％，非党干部有62人，占32．3％。这又怎么能够叫做“清一色”呢?

　　在“大鸣大放”中右派分子到处叫喊，说我们提拔干部不公道，只有党员干部才能够得到提拔。事情是不是真的象右派分子所讲的那样呢?让我们看一看工业、财政贸易、文教这三个系统去年提拔干部的情况，就可以了解事实究竟是怎样的了。在这三个系统去年提拔了职务的全部干部中，非党干部所占的比例是：工业29％；财贸39％；文教42％。如果除去团员，非党、团员的干部所占比例是：工业20％；财贸19％；文教26％。试问，这怎么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能够得到提拔呢?

　　或者有人会说，虽然非党干部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总起来看，在领导干部中还是党员干部占多数，这是不是也是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呢?这样提问题的人，实际上是把党的领导和宗派主义混为一谈了。既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那么，在它的国家政权机关的组成成分上，也就不能不表现出这个特点来。我们都知道，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因此，共产党员在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员中占多数，这是很自然的。如果把这种状况说成是“宗派主义”而加以反对，那就是无异于说应该取消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了。

　　周恩来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反对宗派主义的，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共产党都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而才形成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又主动地提出了愿意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而它的最终目的又是要实现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使一切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趋于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党同宗派主义是绝不相容的。共产党总是教育党员要时时刻刻注意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绝不容许党员用宗派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党外人士。中国人民大众之所以信任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因为他们根据事实看清楚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政党。”事情是如此的清楚，右派分子妄图污蔑党的干部政策，挑拨党与非党群众的关系，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说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是“重德轻才”，是“德乱才废”，是“用人唯资”，是“宗派主义”，这些都不过是说明他们想用一切办法来取消挑选干部的政治标准而已。为什么右派分子对于挑选干部的政治标准有这样大的反感，要集中火力来反对这一点呢?首先这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情况是经不起考察的，所以他们就拼命地来反对这个政策。但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仇恨。他们企图通过对干部政策的进攻，来取消党的领导，来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我们都知道，干部是我们国家政权的骨干，是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大厦的大小支柱，党的路线和政策是要通过广大的党与非党的干部来贯彻实现的。因此，如果我们放弃了选择干部的政策标准，不是依靠那些对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忠心耿耿的人，而是去依靠那些对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仇恨、不满、心怀异志的人，那就等于把我们经历千辛万苦，用无数生命作代价所争取到的政权拱手送给敌人。这正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盼望的。他们反对党的干部政策的最终目的，就在这里。

　　让我们重复地说一下，挑选使用干部的问题，绝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关系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系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关系我们国家政权性质的大问题。右派分子妄图修改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那只能是枉费心机。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在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是不会有任何动摇的。

　　 ---- 原载1957年9月20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