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识破袁永熙的右派分子面目

　　<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

　　编者按：这是蒋南翔同志在中共北京市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此次转载时又经作者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我完全同意刘仁同志代表市委所作的工作报告。报告对於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了很好的总结，这些总结对於高等学校的工作是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的。在这次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清华大学党内的右派活动是很突出的问题。现在我简单介绍一下清华党内右派分子袁永熙的情形，因为他是清华党内右派的首领和代表人物，认识和揭破他的右派面目，是清华反右派斗争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

　　袁永熙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初初同他接触的时候，很多人都感到他是亲切和善，平易近人。不但有些党外的右派分子很赏识他，认为他是清华党委干部中最开明的一个；而且在党内也很有一些人被他所迷惑和俘虏；他们认为袁永熙思想灵活，作风民主，经常能够从他那里听到“中央消息”，是清华党内最开明和思想水平最高的领导干部。而袁永熙本人也颇以此自居，以此自负。他经常向校内外接近他的若干同志巧妙地宣传，清华党委其他负责干部如何不行，只有他最熟悉和了解高级知识分子，最能掌握中央的方针，他在担任上届清华党委书记时，他的工作做的如何好，他的报告如何受群众欢迎；清华的工作如何依靠他一个人“独立支持”，等等。

　　袁永熙的巧言令色，把自己美化和装扮成为一个很有修养的共产党员。但是在此次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袁永熙原形毕露了。原来他不是什么很有修养的共产党员，而却是善於玩弄阴谋手段、很有花招的右派分子。

　　袁永熙在整风运动中是怎样来进行他的右派活动的呢?

　　清华大学按照中央和北京市委的指示，在今年五月开始整风，右派分子就乘机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清华大学的右派很多是自负不凡的人，因而他们的进攻也不同寻常，而是野心勃勃，特别凶猛狠毒。他们并不是诚心对工作提什么尖锐的批评或具体的建议，而是从根本上否定一切。右派分子叫嚣说：院系调整错了，教育改革错了，学习苏联错了，“毛主席的太阳没有照到清华园”，清华大学内部一团漆黑。他们说：共产党把清华大学搞糟了，毕业生的质量今不如昔，解放和教育改革以后清华大学远不如国民党时代的清华大学。原因据说就是现在高等学校不以学术地位来讲话，不学无术的人在哇哇叫。他们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这条线太粗”，“党应该让开道路”，“党的存在就是宗派主义”。他们说：应该取消党委负责制，实行“教授治校”或“民主办校”，“教授应有决定一切之权，而无事务之劳”。他们说：共产党统治黑暗，不得人心，有良心的共产党员应该带头揭露党内“黑幕”。他们说：拥护党的主张的人是“唯唯诺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是“歌德派”(只知对党歌功颂德)、“但丁派”(但知钉住党的领导意图)；是“无耻的积极分子”；是“木脑袋”；是“保皇党”!党内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在右派进攻之下投降叛变，同右派分子同流合污，里应外合；或是跟在右派分子后面，随声附和，摇旗呐喊。有相当多数的群众，一时认不清方向，表现了徬徨动摇。清华园内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天昏地暗。

　　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这种严重形势面前感到压力大，睡不好觉，吃不下饭。他们为了防御政治上的洪水泛滥而投入了紧张的战斗。有些真正进步的党外同志，则在党遭到袭击和暂时处於困难的时候，也仍然坚定地和党站在一起，并肩作战。但是清华园内却有两位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对於这一次猛烈的反共攻势，显然感到兴高彩烈，踌躇满志。

　　一位是大名鼎鼎的钱伟长。

　　在大鸣大放期间，钱伟长认为从清华大学的形势看来，匈牙利事件已经来临，共产党已经不能掌握局面，需要钱伟长等人出来收拾残局。他上则直接勾结章伯钧、罗隆基，作罗章联盟在全国文教界发动反共攻势的急先锋，并且发动和参与臭名昭彰的六教授会议；他下则无孔不入地煽动学生闹事，要学生搞六千人的大签名去压高教部，经常得意洋洋地巡视战场——阅看贴遍全校的反党大字报，精神百倍地到自由论坛上发表演说，向来访的学生发表谈话，在教师中进行个别串连，一心以为他是马上就可以完全掌握清华大学作为右派向全国文教战线进攻的桥头堡垒。他是清华党外右派的旗帜。

　　另一位就是好久以来感到在党内“怀才不遇”的袁永熙。

　　袁永熙自从由於历史问题而不能继续担任清华党委的书记或副书记以后，他就一直消极怠工，不肯好好工作。但从整风开始，他认为时机已到，就一反过去的消极疲塌，突然活跃起来。他在会上不正面摆出自己的观点，而在会后却到处暗中点火，拉拢在他领导和影响下的一批干部，配合党外右派分子的进攻。整风初期，袁永熙以党委常委的身分参加了清华党内的领导核心小组，及时听到上级党委有关整风运动的传达和指示，完全了解清华整风运动的方针和步骤，但是他却不是和其他同志团结一致地去领导学校的整风运动，而是同党的组织同床异梦，躲在后面放冷箭!他一方面是屡次托故不参加党委曾议，逃避会议上的正面讨论；一方面却处心积虑地利用各种机会散布流言蜚语，造谣惑众。他恶毒地宣传清华党委违反了中央的方针和市委的指示，根本没有“放”的决心；宣传党委某某人如何紧张，不肯放，某某人有个人考虑，怕撤职，等等，借以动摇党内外群众对党委领导的信任。他无孔不入地到金工厂去参加职工的会议，公然支持肃反时被斗的流氓分子起来向党反攻；他参加教育工会主办的“自由论坛”，为高喊反共口号的人鼓掌助威；他到电机系发电专业学生的班会上去宣扬“民主”，要求大家高高举起“民主”的旗帜；当有人恶毒地辱骂共产党员是法西斯、便衣特务……等等的时候，他竟认为这正是反映了难能可贵的“民主精神”。他极力宣传：“整风就是要整领导”，对於党内外右派发动的反共攻势，表示欣赏和支持，一再说清华的鸣放很健康，没有什么政治问题，问题仅仅在於党委领导无决心和不虚心。所谓无决心，就是说清华党委对於鸣放还没有决心，实际上也就是说清华党委还没有决心放弃阵地，恭请右派分子来实行领导。所谓不虚心，就是说清华党委不体会“群众”的情绪，不虚心检讨自己的错误，不把“群众”所有的要求——不管合理不合理，统统承认下来。在大鸣大放期间，不管右派向党进攻如何猖獗，袁永熙总还是嫌攻的不够；不管学校里已经放的如何乌烟瘴气，袁永熙总还是嫌放的不充分。袁永熙所说的群众情绪，实际上就是右派分子的反共情绪。袁永熙所要求的虚心，实际上就是要求清华党委跪倒尘埃，举起双手，向右派分子缴械投降。

　　很显然，袁永熙这种政治面目和反党活动，和党外右派分子没有丝毫不同。袁永熙是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是党内右派的首脑。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清华大学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所以达到如此猖獗的程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得到清华党内右派的支持和配合。在大鸣大放中，清华大学的第一张反党大字报是党内右派贴出去的；在大鸣大放中，反党活动最肆无忌惮的是党内倒戈、叛变的组织，如政治课教研组党支部、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党委宣传部、电机系党总支等等，这些都是在袁永熙的直接领导或影响下进行的。在整风运动中，清华大学党内出现右派分子比较多，这和在党内领导核心中存在以袁永熙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是不可分的。清华党委中有四个党委委员是右派——袁永熙、郭道晖、周寿昌、吕森，而其中郭道晖、周寿昌、吕森三人，都是在袁永熙领导影响下失足的。

　　这里可以简单摘引一下他们——清华党内三位主要右派人物的一些自白，来略略说明袁永熙在清华党内所散布的恶毒影响。

　　郭道晖说：

　　“袁和党委暗地分庭抗礼，实际上形成了两个中心。

　　“对於袁永熙的反党真面目，我过去是不认识的。由於我有着修正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严重错误，在整风期间我受了袁永熙的利用，在他的欺骗与吹捧拉拢之下，作了他的思想俘虏，对他盲目‘崇拜’，认为他‘有远见’、‘民主’、‘能独立思考’，把袁永熙看成是代表‘正确路线’的旗帜，而他则以‘领导者’的身份，加上前任书记的‘余威’，向我们发出‘权威性’的谰言，贩卖其私货，挑拨离间，使我们不信任党而信任袁永熙。

　　“在常委会上，我听到和接受的是要抓紧思想工作，但回到宣传部，袁永熙却跑来向我们宣布：‘中央精神’还是要‘放!’常委会上我听到的是要强调反对修正主义；会下他却向我说彭真报告是强调整风为主，边整边改!在常委会上，大家都说政治课鸣放得不象话，但会下他却说‘基本健康’‘要体谅’!在常委会上，我体会到的是校长放的决心真大，但会后袁永熙却说‘市委已批评清华放得不够!’等等。会上我公开摆出我的看法与人争论，会后他却说：‘党内斗争复杂，这股习惯势力很大，不要去顶!’凡此种种，使我在会上听到的或已经接受了的党的正确的意见，到会后在袁永熙的恶意歪曲与毒害下，又全部抵消，走向相反的方向。这不正说明袁永熙是在暗地里与党委分庭抗礼么？他对领导核心放出暗箭，对象我这样思想上有严重缺点与错误的人散布毒素，从而腐蚀干部，使干部失足落水，使党的组织瓦解与分裂，造成对党的最严重的危害与损失，袁永熙是欠下了党的债，欠下了受他毒害的人的债的!”

　　周寿昌说：

　　“在整风期间，袁永熙已从个人不得‘志’，幸灾乐祸，发展到趁火打劫，向党进攻，但他的手法却是很隐蔽的。……但是在鸣放时期偶然的一次接触中他却不放过机会向我点火。6月5日上午我和袁永熙在办公室碰到，谈起整风形势，他就说到清华不象北大，没有什么政治性问题，现在主要是整领导，领导上要虚心检讨，象现在这样下去是越放越紧，越搞越糟。最严重的是他还向我说现在各地放得很乱，武汉有学生上街，有人把北大放的情况压毛主席，中央有同志不赞成，‘放’，这和北大抄来的反动大字报‘我们的呼吁和忧虑’中的话又有什么区别呢?他还对我说到彭真同志压工人，原话我记不清了，又根据他和方群同志也谈起认为彭真同志的报告是宁左毋右，可以说明他还对彭真同志代表中央作的报告是不满的。”

　　吕森说：

　　“我个人及电机系受袁永熙的影响很大。过去我对袁不认识，接受了他的影响，受了他的欺骗，做了他的俘虏。在鸣放中，我错误地认为袁是‘最有远见’的，并且为他吹嘘，说他‘做报告学生满意’，‘最主张放’等等。由於他的领导，电机系党总支在这次阶级斗争中严重动摇、瘫痪、瓦解，甚至向党进攻，使党蒙受了极大损害。”

　　从以上所引的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袁永熙是清华大学党内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的右派首领，在清华几十个党内右派分子中间，他是最负责，最有个人野心，最起破坏作用的人。

　　袁永熙曾经极力辩解，他主观上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没有进行反党活动，只是一时认识的错误。他甚至当面撒谎耍无赖，矢口否认同志们揭露他的许多证据确凿的反党活动的事实。

　　是的，袁永熙的活动方式不象钱伟长那样张牙舞爪，他没有到自由论坛上去公开发表反党演说，也没有亲手去贴反党大字报，他向党进攻的手法确实是非常隐蔽的。他曾经对他领导和影响下的右派分子吕森这样解释自己的活动的策略：“现在应该少讲话，以待形势的发展；将来无论运动是‘左’还是‘右’了，都可以批评别人。”他还特别得意洋洋地说：“我就是这样，人家就抓不住我什么!”

　　鸵鸟把头钻进了沙堆，满以为他的整个身子都已经埋藏好了。袁永熙自己不出面唱红脸，躲在背后“摇鹅毛扇”，他满以为他已经找到了可以“左右逢源”，“不陷於被动”的窍门，人家再不会识破他隐藏得很好的真实企图了。

　　袁永熙没有想到，在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共产党员掩盖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可耻的。他没有想到，在狂风暴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究竟自己的屁股坐在哪一边，朝着哪一个方向射击，这是一点不能含糊，怎么也掩饰不了的。

　　袁永熙一向自鸣得意的一套“阴谋狡猾”手段，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他终於无法隐瞒过去，不能不暴露出自己的丑恶的右派分子面目。

　　袁永熙堕落为右派分子，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的。

　　袁永熙在思想品质上最突出的问题是无原则性。

　　袁永熙在政治上无原则。袁永熙一向看风使舵，随风摇摆，缺乏共产党员所应有的原则立场和政治操守。他这种投机取巧的思想品质，使他与修正主义思想结合，和右派分子同流合污，在这次政治风暴中很自然地堕落成为投降叛变分子。

　　袁永熙在组织上无原则。袁永熙的组织观念非常薄弱，对党两条心，有问题有意见不是开诚布公、摆在桌面上讨论，而是背后窃窃私议，进行无原则的小广播和感情拉拢。在整风运动中，他这种无组织无原则便很自然地发展为反党的宗派活动。

　　当然，我们是从共产党的观点来看，认为袁永熙是无原则。从袁永熙的个人立场来看，那他也是有他的原则的。他的原则就是一心一意为个人利益而奋斗。

　　和袁永熙有较多接触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不论什么言行，那怕显然是违反党的利益的，只要不侵犯袁永熙的个人利益，袁永熙都可以谅解、迁就，不予计较。

　　不论什么言行，虽然是从党的原则出发和善意的，只要袁永熙认为妨碍了他个人的利益，他就要顽强拒抗，甚至耿耿在心，暗暗记仇记恨。

　　袁永熙所奉行的人生哲学是：只要求享受一切优先权利，但不愿意承担任何义务。他很想作清华党委书记，但他在上届党委书记任期内，却不履行一个党委书记所应尽的政治责任——回避和放弃一切党的原则斗争。他表示愿意作清华的校长助理，但他只想要校长助理的领导名义，而不愿作校长助理所应该负担的实际工作。他自己工作最消极疲塌，最松懈懒惰，一向不忠於自己的职守，不忠於组织，但他却毫不检查自己，反过来却还埋怨组织不信任他，对不起他。

　　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袁永熙的灵魂深处，是浸透着资产阶级腐朽的特权思想和剥削思想。他思想行动的指导原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杜威、胡适之之流的实验主义。

　　在社会实践中，马克思主义者的真理标准是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共产党人必须准备随时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适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适合人民利益的。”(毛主席“论联合政府”)而杜威、胡适之等人的实验主义，是把真理看作是个人“应付环境的工具”，是帮人作媒的媒婆。“一切科学的定理，一切真理，新的旧的，都是会作媒的，或是现任的媒婆，或是已经退职的媒婆。”“真理所以成为公认的真理，正因为他替我们摆过渡，做过媒。摆渡的船破了，再造一个。帆船太慢了，换上一只汽船。这个媒婆不行，打他一顿媒拳，赶他出去，另外请一位靠得住的朋友做大媒。”(胡适之：“詹姆士实验主义”)

　　很显然，袁永熙对於马列主义的态度，也不过把它看作是媒婆，看作是应付环境的工具而已。袁永熙平时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温文尔雅的态度，并不是反映了他真正的革命认识和革命意志，而不过是他用来作为应付环境的手段而已。因此，如果党的方针、决议符合他的个人利益，他可以接受，如果违反他个人利益，他就顽强地抵抗，特别是从他不做党委书记以后，他就认为清华大学的党委不是他所满意的“媒婆”和“渡船”了。这个媒婆既然不行，所以就应当打他一顿，赶他出去，另外换一个，这就是袁永熙在整风当中配合右派，里应外合向党进攻的思想秘密。“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荀子“不苟篇”)，两千多年前的荀子，可以说是深刻地描绘了投机分子的典型性格，也生动地描绘了袁永熙的思想面貌。

　　过去我本人对袁永熙也认识不足，只看到他在相当长的时间从事学生工作，熟悉高等学校情况，认为他很合适作学校工作，因此满腔热忱地争取他到清华工作，并且推荐他担任上届清华党委书记的候选人，结果使清华党的工作受到了损失，使清华一部分共产党员受到他的毒害，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犯了错误，我有失察之咎。

　　从袁永熙的问题上，有两点很平凡但却很根本的教训值得记取：第一、在干部的选择上必须强调德才兼备，必须首先重视政治品质。对於“言无常信，行无常贞”，不敢坚持原则，只知看风使舵，投机取巧的人，决不能轻信。第二、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党内领导核心的分裂，是党的致命威胁。因此在党的建设中，必须不断加强干部的党性锻炼，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加强党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团结，这是我们工作能够取得胜利的最基本的前提。

　　识破袁永熙的右派面目，并且澈底粉碎了他的阴谋反党活动，这是清华反右派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同时也是对清华全体共产党员上了一次最深刻的党课。

　　（来源：《关于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袁永熙的材料》，“新清华”编辑出版委员会，195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