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部刘芝明付部长在首都音乐界批判右派分子黄源洛大会上的发言   <刘芝明>   在音乐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正如其他文艺界一样,是关於党的领导权的斗争问题,是关於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这不仅就北京音乐界看来是如此,就全国各地看来也是如此。   音乐事业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场尖锐而严重的斗争;音乐事业是走社会主义路线还是走资本主义路线?这也是一场尖锐而严重的斗争。这两个根本性质的问题,由於音乐界的历史和现状,由於有关音乐理论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特别是所谓音乐有它自己的特殊性问题,在许多人的认识上还很不清楚,因此音乐界的反右派斗争就比较复杂。这一特点,从斗争右派分子刘雪庵,特别是斗争黄源洛中表现得更加突出。这些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除了一眼就可看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言行以外,他们还对音乐的特殊性和技术性等等本来是正确的概念,加以歪曲或利用,在这样一些概念的背后,隐藏着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这样一来就给我们增加了斗争的困难,需要我们在斗争中区别什么是政治性质的问题,什么是学术性质的问题。因为右派分子正是想利用所谓学术性、艺术性的问题来掩盖他们的反动本质,企图以此来争取中间群众,以便打击和孤立左派。我们必须认识和揭穿右派的阴谋。我们要用事实说清道理,展开辩论,区别大是大非和小是小非,才能粉碎右派。同时,我们也要从这次斗争中争取和提高音乐界中的中间派人士。这个工作在斗争中虽然做了一些,也取得了成绩,但还很不够。我们必须在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上,使中间派和右派划清界线。比如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音乐为个人还是为群众的问题等等,都要有正确的认识,并且要逐步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途径。   关於音乐界的领导权和音乐为谁服务等重大问题,在不少音乐工作者中间,认识是模糊的,甚而对党的领导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表示怀凝。特别最近几年,由於在音乐界中资产阶级思想有所滋长,加上某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从中挑拨,混淆是非,因而在一个时期内,音乐界曾经出现了某些混乱现象,另一方面也不容讳言,我们在领导音乐工作中确实存在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毛病,而没有很好地改正;在音乐界中,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还没坚强地建立起来;比较重要的音乐业务问题还未能顺利地解决等等。於是,右派分子在整风前后,就乘机而起,利用了这些混乱现象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向我们进行攻击。   老实说,1949年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两、三年来,在音乐界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尖锐化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斗争已达到了相当紧张的地步。有些音乐单位、团体或学校,党的领导不是部分地削弱了,就是部分地被篡夺了。这种情况一直发展到反右派斗争时期,就在音乐界的各个方面暴露出来了。   但是,由於党在音乐界中的领导力量基本上是巩固的,并且基本上坚持了党的路线,而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又进一步考验和锻炼了音乐界的队伍,因此目前党在音乐界的力量正在逐渐加强和巩固,拥护党的音乐路线的人们一天天地增多,音乐界的队伍更加团结起来,音乐界中的右派分子被大大孤立了,他们的市场大大地缩小了,资产阶级反动音乐理论和思想也逐渐被人们认识清楚。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在这次斗争中,给了我们许多严重的教训,一个最严重教训乃是:资产阶级反动音乐理论和思想,正是右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得以滋长的温床。对於这个教训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和足够的认识。   经过这次斗争,我们相信在音乐界中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社会主义的新音乐事业将更加繁荣。 ## 一、资产阶级的音乐路线是什么?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要首先回答的。而且是要从正面加以说明的。因为这样才能一下子把问题的本质抓住,然后才便於我们同右派分子们争辩。   资产阶级的音乐路线是与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直接对立的。这种状况在目前显得异常明确: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资产阶级的音乐路线,就是要使音乐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个人利益服务,用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感情去影响和支配劳动人民,换言之,即用资产阶级音乐家的思想、感情,创造音乐的艺术世界,并用这些东西去影响和支配劳动人民;按照资产阶级的要求来创造音乐内容与形式,然后让广大劳动人民去“习惯”它。资产阶级的音乐是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欣赏习惯相对立的音乐。它有强烈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反动政治的目的性。   这里,明显地看出,路线斗争的中心问题,是看对工人阶级采取什么态度。黄源洛等右派分子是让工人阶级为他服务,而不是让他自己去为工人阶级服务。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是不能产生音乐文化的,他们说音乐文化只能属於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能属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因之,只有资产阶级的音乐文化才是“先进”的,“高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音乐文化是“落后”的,“低劣”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说音乐文化在世界范围来说,只有资本主义世界的音乐文化才是“先进”的,“高超”的;而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则是“落后”的,“低劣”的。   黄源洛等右派分子的资产阶级音乐路线,其实质就是否定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可以建立起自己的社会主义的音乐文化,否定中国民族的优秀音乐遗产和传统。这条音乐路线,按黄源洛等的说法,就是:要用“先进”的,“高超”的资产阶级音乐文化,去改造(实际是消灭)“落后”的“低劣”的劳动人民的音乐文化;用资本主义的音乐文化,去改造(实际是消灭)“落后”的“低劣”的中国民族的音乐文化。   这条资产阶级音乐路线,是与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的。黄源洛等右派分子为了实现他们的音乐路线,就要在政治上主张资本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就要主张资产阶级领导,反对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用黄源洛的话来说,音乐界应该是由最有资本主义世界音乐文化修养的人来领导,即所谓由最有“现代音乐理论技术”的人来领导。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是否具有“现代音乐理论技术”的人,就是不好的呢?或者说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呢?不能这样说。问题是在於具有“现代音乐理论技术”的人,如果同时具有一套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立场,这样的人我们就可以称他为资产阶级的音乐家,而不是工人阶级的音乐家;如果这样的人在政治上又同时拥护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那我们就要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右派了。   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那就不同了。如果具有现代音乐理论技术的人,能够抛弃资产阶级立场并与工人阶级结合,努力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而奋斗,那末,就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或音乐家。   两者的根本区别是政治立场问题,要看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还是站在工人阶级方面?   我们如果把黄源洛在总政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发言:“谈谈民族音乐文化建设和部队音乐领导上的一些问题”的精神实质加以分析的话,就正好说明了这个根本的政治立场问题。所谓“谈谈民族音乐文化建设”,不正是在政治上的资产阶级的音乐路线吗?所谓“谈谈部队音乐领导上的一些问题”,不正是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对音乐的领导吗?   黄源洛顽强地表现他的资产阶级立场。   他要求我们党放弃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他的理由是“时间在变,人在变,文艺工作也要随时适应这种‘变’”。   这种变化是什么呢?且看黄源洛和几个其他右派分子的论调罢:过去在农村可以由一些“3+3+4,或4+3+3”派来领导,或者由“普及干部”来领导是还可以的。现在进入城市了,有了黄源洛这样掌握“现代音乐理论技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他们要坚持“按照他们的理想(资产阶级的理想)改造世界”,并要求“盲目崇拜西洋”。用朱伯封的话来说:“我不管什么工农兵方向,我学的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我只管卖我的货色”;李鹰航说:“就是反革命分子,他反对‘一花独放’也是好的”;刘雪庵说:“是否还可以重新分析研究……我的‘何日君再来’?”   看看这些“变化”罢!这是什么变化呢?这是资产阶级的右派大合唱。他们是要在音乐界搞资产阶级之“变”,要“化”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   我们说:时间是在变,人也在变,但这个变化是什么呢?   首先是时代的变化,即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从1949年起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上结束,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几年来经过五大运动,三大改造,特别是去年全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将生产资料私有制取消,基本上完成了经济战线上的革命,今年又进行着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完成,而且取得了基本上的胜利。这是伟大的时代的变化。这个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根本上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从而消灭人类头脑中从过去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阶级观念、剥削观念。   所谓人们在变,就是说人们要进行灵魂与思想上的彻底改造。当代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要被改造,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是个被消灭的阶级。这个阶级内部必定要分化,而且已经起了分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正在起着分化。   那末,资产阶级右派所梦想的资产阶级政治路线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可能性,而资产阶级右派所梦想的资产阶级音乐路线,又有什么实现的可能性呢?   现在只有一条唯一正确的路线,即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   由共产主义思想所指导并由工人阶级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不是自今天才开始的,而是从五四运动就已开始了。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就是这个社会主义文艺总路线中的一部分。所谓社会主义文艺路线,是经过两个革命阶段逐步发展和巩固起来的。它的第一个阶段,是由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由於音乐界本身历史的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发展,民主的爱国的音乐活动有了发展。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的音乐活动,由於革命的音乐家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相结合,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内战时代末期和抗战时代初期这些年代中,以聂耳、冼星海为首的革命的音乐活动和创作,就是这条社会主义音乐路线的最好的代表。这条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始终是在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下,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建设起来的。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更加系统的、深刻的、明确的规定了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二十年来在这条路线指导下,文艺上获得很大的发展和重大的成就。这就是把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和整个革命的政治路线结合起来,这就是从革命的高度的思想性上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就是要求知识分子加强自我改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工农斗争生活中去锻炼,提高艺术技巧,向民族、民间的艺术传统学习,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批判地吸收西洋优秀的先进的艺术成果,以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努力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社会主义文艺路线曾经照耀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艺术;现在,它又照耀着社会主义时代,发展着社会主义文化艺术。这条路线不仅适用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适用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黄源洛等右派分子,大肆污蔑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和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它们已经过时了,只适用於过去农村环境的游击战争年代,只适用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是极端错误的。   聂耳、冼星海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就是忠诚地贯彻党的领导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路线。而他们的音乐艺术的创作道路,也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至於说到他们艺术创造上的风格、技巧,那既不能抹煞他们的重大成就,也不能说他们做完了后人所能做到的一切,在创作上就没有缺点了。这个艺术创作上的问题是与路线相联系的。但也要加以区别,不能把创作和政治路线混淆起来。   黄源洛等右派分子企图把两者混淆,目的是在於抓住创作上的某些缺点来否定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这是必须加以辨别清楚的。 ## 二、共产党能不能领导音乐事业   右派分子黄源洛等假借着音乐的特点,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说:领导不承认音乐的特点是不对的,而且也不会领导得好。但夸大音乐的特点,因而不要党的领导,则是极端错误的。这些右派分子强调音乐的特点,并把音乐与政治对立起来,总想说明音乐艺术是超阶级的现象,从而达到音乐为资产阶级服务不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目的。   一切艺术(包括音乐)在阶级社会中都要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为一定的政治服务。过去社会的统治阶级都用适合於它自己的方法、路线来领导文艺。这个道理已经早被资产阶级所发现了。马克思主义者所发现的道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於艺术的科学解释,只有两点是与资产阶级不同的。第一是公开宣布艺术的阶级性,以揭穿资产阶级艺术理论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第二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艺术观点、理论。这两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着的,但后一问题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艺术领域中提出的一个新的命题,目的是为了创造伟大的共产主义文艺。   资产阶级右派把音乐艺术神秘化,把音乐艺术垄断起来,好像只有资产阶级才配欣赏音乐,才有可能驾御音乐。他们讽刺工人阶级没有文化,没有音乐欣赏能力。不懂得音乐艺术。从这个理论推论下去,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就不能领导音乐了。   资产阶级右派的这一套花招,只能说明他们是要固执地把音乐垄断起来,不让共产党领导;而共产党也的确不能去领导资产阶级音乐,它只能是领导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音乐。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黄源洛认为“领导对新音乐文化茫无所知”,“一层不如一层”,“越是上层,越是跟在后面”,“他(领导)只有一支红缨枪,而且是生锈了。这支武器越到上面,就越锈的厉害”,“音乐的命运不掌握在音乐工作者手里,而掌握在行外人士手里的结果……,音乐需要有相对的独立主张……,不能由人摆布,更不能唯命是从。”   这是很明显的拒绝党的领导。黄源洛拒绝党的领导的第一个理由是领导不懂业务;第二是主张音乐家自己负起责任来领导。   这里,我们说:领导必须熟悉音乐的业务和规律,甚而自己就是个音乐家。但即使是这样的领导,也还必须首先能够贯彻与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和路线。如果说只要有了业务而不要党的方针路线,那末就不可能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结果就会成了资产阶级领导。因为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的音乐事业,不是由工人阶级领导,就是由资产阶级领导,除此,别无其他可能。   所以,我们说,只要技术,忽视政治领导,或者只要技术,不要政治,这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这种思想如果发展,就会造成重大的政治路线上的错误。   但是,现在为什么偏偏就发生:业务与政治脱节或者对立的情况呢?发生“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情况呢?   这里,首先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问题。因为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而掌握技术的人是有阶级性的。如果它让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就会成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状况,音乐就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了。这样,从资产阶级看来就不会发生外行与内行之争的问题,也不会发生业务与资产阶级政治对立的问题了。但如果要使掌握音乐业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去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的话,或者本来是工人阶级队伍里的知识分子,他蜕变了,不愿为工人阶级政治而要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话,那末,就要发生外行与内行之争,就要发生业务与政治的对立的问题。   从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看,如果发生了或者存在了这种情况怎样办呢?那只有一个办法:用斗争方法和改造方法来解决。   也有另一方面的情况。就是的确是由於某些领导人不懂业务的规律、特点,或者思想作风有毛病,从而引起了外行与内行、政治与业务的矛盾。但这可以用整风和互相合作,互相学习,提高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水平,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等方法,逐步地加以解决的。   其次黄源洛等右派分子攻击党的领导,说党不能领导音乐是由於党是个宗派主义集团。   这种论调在音乐界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我们说音乐界是存在着某些宗派情绪或宗派主义成分,这一点毋庸隐讳。这种现象的产生乃是由於某些党的领导干部的错误思想作风所造成的,应该在这次整改中加以克服,以便更好地团结音乐界的同志,把工作做好。   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从另外一个立场来对待这个问题的。他们是利用这一些缺点,加以夸大和歪曲,企图在音乐界中造成分裂局面。因为从他们的观点、立场看来,这个所谓宗派主义是与党的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相联系着的。他们认为党的社会主义音乐路线就是个大宗派,而执行党的路线的人就是宗派主义者。   刘雪庵说:“某些音乐机构的领导同志对於新音乐运动的发展和‘五四’以来到聂耳、星海以前的音乐活动的历史一笔抹杀,而把某些作家的任何作品都推崇得五体投地……。有些作家的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优秀作品,也受到了百般的摈斥。这与汉武帝时董仲舒那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倒有些仿佛近似。”   这里首先应该说,坚持与发扬聂耳、星海所代表的社会主义音乐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做法正是贯彻了党的方针,不能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能与董仲舒相提并论。右派分子所以要这样说的目的,是想要贬低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是想告诉人们说:谁要拥护聂耳、冼星海,谁就是宗派主义;谁反对聂耳、冼星海,谁就是反宗派主义。他们是借口反对宗派主义,来打击和推翻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   在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下,刘雪庵就进一步提出了他的“何日君再来”和黄自的“农家乐”应当重新估价的问题,他认为这些作品让宗派主义给扼杀了。如果有人对这一问题不从路线上来看,而被其所谓反宗派主义的口号所迷惑,那末“何日君再来”和“农家乐”也就成为反宗派主义的优秀作品了。但是实际上,刘雪庵是借着反聂耳、星海的“宗派主义”,借着爱国主义作家黄自进行污蔑说他是被“宗派主义”所打击,而来私贩他的资产阶级的黄色音乐。   我们说,过去有过对於“五四”以来民主的爱国的音乐家及其作品提倡不够,研究得不够的缺点。但是,这些缺点从去年的音乐周以来已经基本上克服了。这就表明党和音乐界的领导方面,不是宗派主义,而是勇於接受意见、改正错误的。   我们要继续坚持与贯彻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同时也要继承与吸取民主的爱国的音乐家的优秀成果。这两者不能对立起来,但也不能混淆,更不能假借黄自之名,用反宗派主义来私贩资产阶级的黄色音乐和资产阶级的音乐路线。   有些人故意地把聂耳、星海与黄自对立起来,制造宗派斗争,挑拨是非,是应该加以揭穿,加以严厉批判的。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还把过去解放区的音乐干部与解放后的音乐干部对立起来,制造宗派斗争。黄源洛说:把一些做普及工作的干部放在领导岗位,不相信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否定知识分子的一切,“排斥有一点现代技术水平和全国解放以后的新同志。”   这是事实吗?我们姑且不论别人,就黄源洛来说,部队上对你还能再怎样呢?应该说是安排使用得恰当的。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的政策,一般地说在音乐界是做得有成绩的。他们在学校、团体、机关里都得到了比较适当的安排,并且在工作上都做出了成绩,什么地方有所谓老区来的音乐干部不适当地被摆在领导岗位上的事呢?如果以黄源洛的标准,认为这些人是“普及干部”,是“没有现代音乐理论技术”的人,而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坚持了党的路线,因此使得黄源洛不满意,那末你要什么人来领导呢,是不是“音乐工作要掌握在音乐工作者自己手里”,“自己负起责任”?不能“由人(由党)摆布”,“更不能唯命是从”,你们就满意了呢?把音乐事业交给黄源洛等右派分子去领导,就算党没有了宗派主义了呢?黄源洛等的要求正是这样,正是要把音乐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右派,正是要埋葬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而这恰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我党对於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对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要团结也要改造的。解放八年来,不少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了变化和进步。但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也看到高级知识分子处於中间状态的还是占多数,左派和右派都是少数。这说明高级知识分子过社会主义关,还是存在着疑虑的。有不少的人对於思想改造还不太热心,有的人社会主义革命热情还不高。有些人过去反帝反封建劲头蛮足,现在退步了,成天计较名誉、地位、金钱,享乐思想在滋长,个人主义在发展,这是很危险的事。   党与非党的左派要争取教育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音乐界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为此,要做许多工作,特别是政治思想工作。   党要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建立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还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党能领导音乐工作,也能更好地团结改造音乐界知识分子。 ## 三、加强音乐方面的理论工作;加强音乐界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大力批判音乐界的资产阶级思想。   音乐界反右派分子的斗争,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也暴露了我们音乐界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是相当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生活,非政治倾向等也相当严重的。   从斗争右派中可以看出,过去在音乐界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做得很差,理论工作、科学研究工作也做得很差。因之,有不少同志对於音乐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是认识模糊的,甚而有的就与右派分子的思想、理论起共鸣,客观上起了支持的作用,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事。   我们同右派分子的斗争,总的说来乃是路线上的斗争。但这个斗争是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内容进行的,这里除了政治性的斗争外,还有理论性的斗争。现在我想就理论这一方面加以说明,因为这些问题带有很大的意义,这项工作能够做得好,就会帮助我们在政治上更好地孤立右派,争取中间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顺利地贯彻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但这些问题由於时间与个人能力的限制,只能提出一些初步意见供音乐界同志们参考,希望音乐界同志们作进一步的研究,更好地把这项工作做好。   有这样几个主要的理论性的问题。 ## 首先是关於近代音乐史问题   刘雪庵、黄源洛等右派分子同我们的斗争,就是紧紧地抓住了这个音乐的历史问题。他们企图在这个问题上鱼目混珠,篡改五四运动的历史,篡改新的革命的音乐历史和传统。   关於这个问题,焕之等同志驳得很好。右派分子把五四运动的历史,把五四运动的新文化的历史,曲解成为是“敞开向西洋学术研究的大门”。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从歪曲五四运动的传统是“敞开向西洋学术研究的大门”,来证明只有像黄源洛等这样具有“现代音乐理论技术”的人,才是真正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传统,从而从历史上整个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   但五四运动的新文化的真实历史并不是这样的。   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正如毛主席所正确分析的,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这个新文化运动中,对於西洋学术的研究确是一个组成部分。但我们对西洋学术文化的态度,是既反对盲目拒绝,也反对盲目崇拜,我们主张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加以批判的研究和吸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丰富新文化,为了要创造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要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文化,而绝不是为了要创造资本主义的文化,资产阶级的文化。   从“五四”以来,文化战线上的主流是革命的新文化;但同时也存在着反革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化。这两者是经过长期的斗争的。进步的革命的新文化,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文化)。   这两条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斗争很激烈。但取得胜利与发展的是革命的新文化运动。   民主主义的爱国的音乐家如黄自等人与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文化,在政治上都是属於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而刘雪庵等则自始至终是效忠於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音乐家,属於这个统一战线的敌对的方面。黄自等音乐家对於新音乐是有贡献的,革命的新音乐文化不仅继承了聂耳、星海等的优秀传统,也批判地吸取了黄自等的优良成果。可是刘雪庵、黄源洛等右派分子是怎样捏造“五四”以来的音乐历史呢?   他们首先认为五四运动是“敞开向西洋学术研究的大门”。把黄自等民主主义的爱国音乐家拉在他们一起,来掩盖他们自己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音乐路线。他们不仅这样歪曲历史,更甚的是说什么“学习音乐理论创作的人,是多少受过五四思想指导的,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并不是有多大距离”,黄源洛这样就把党的文艺方针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成与黄源洛等没有什么根本分歧。这样一来,刘雪庵、黄源洛等就成为代表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的人了。这不是恶毒而又卑鄙的颠倒黑白的勾当吗?   我们必须很快地写成一本中国近代音乐史,用以教育与提高音乐界的同志们。 ## 其次,关於西洋音乐文化和中国民族的音乐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在音乐事业上比其他部门来得复杂,而且也比较混乱。所谓西洋音乐文化除了特定的思想内容外,还包括理论、艺术形式、技术等方面。而民族的音乐文化也是包括以上所说的几个方面。本来这两种音乐文化对於我们创作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文化说来,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由於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不同,音乐发展的历史条件不同,以及从事音乐工作的大部分是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人等等原因,因此学习西洋与继承民族的音乐文化问题,在我国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的过程中,就特别显示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这本来也是不足奇怪的,经过长期的实践是可以解决的。问题是迄今为止,在音乐事业中,一部分音乐工作者对於西洋音乐文化和民族音乐文化持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观点,而且这些人们往往站在业务领导的岗位上,这样就妨碍正确解决两者的相互关系,使问题不容易一下子解决。这种错误是表现在对待西洋音乐文化采取不加分析与批判的态度,不能区别西洋的那些可用,如何用法;那些不能用,或者目前还不能用。企图全盘西化,而不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乐文化。对待民族的民间的音乐文化则采取轻视甚而否定的态度,另外,也有一种资产阶级的保守主义即对於西洋音乐盲目的加以排斥,对於民族、民间的音乐遗产不分精华糟粕,无批判的接受。这样就增加音乐理论工作与实践工作中的许多困难。   我们说在音乐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如何对待西洋音乐和如何对待民族音乐的相互关系的问题。   从斗争刘雪庵、黄源洛看来,有必要反复地从思想上将如何对待西洋和如何对待民族音乐文化的问题,加以说明。因为他们正是抓住某些人对待这一问题的资产阶级思想,做为他们的群众基础和政治资本的。   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把“五四”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音乐实践的经验加以总结;另一方面必须对西洋音乐文化中的资产阶级观点、理论加以批驳。中心问题是如何组织音乐工作者,加强对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遗产和传统的研究。这些问题做得好一些,就可以快一些终止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至少能够更有力地给以打击。现在,已经有这种可能了,例如民族音乐研究所展开的重要工作;民族音乐团体的建立和音乐学校的建立民族音乐系,以及其他对於西洋音乐文化如何深入研究批判,如何使西洋音乐形式逐渐与中国实际结合等等措施,这就会大大地增长解决两者的矛盾,逐渐使它们统一起来。 ## 第三、关於音乐的技术性问题。   这个问题在音乐界显得特别突出,也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争取领导权的焦点之一。   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由於掌握技术的人们是属於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因而就产生了对待技术的观点和影响技术的发展情况。   在我们音乐界中,是一部分掌握技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经过很好的思想改造,他们往往通过技术问题,表现他们的资产阶级的音乐见解。   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需要有比过去时代包括资本主义时代更高度的音乐技术。音乐技术在音乐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绝不能忽视这方面的工作。几年来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大努力,也获得了重大的成绩,但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技术水平还相差很远。   为发展社会主义的音乐艺术所需要的音乐技术,包括着资产阶级所遗留下来的技术遗产,但是它将超出资产阶级的音乐技术几十、几百、几千倍。只是以资产阶级所能达到的技术水平,来创造社会主义的音乐艺术,是远远不够的。   在中国,不仅要把资产阶级的和世界各国的优秀的技术遗产全部掌握过来(现在还未全部掌握,需要继续努力学习),而且还需要把自己民族的丰富的技术遗产掌握过来;同时还需要在这些基础上创造更为丰富的更为宽广的技术条件。   资产阶级的音乐技术,由於它的艺术的阶级性的局限,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资产阶级的对待音乐技术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下就造成音乐技术发展上的局限性、保守性和排他性。反之,工人阶级对待音乐技术的观点,是革新的,兼容并包的,它不排斥任何有用的东西,而是要批判地继承和吸收有利於创造社会主义的新音乐的一切有用的技术。   严重的问题是,持有资产阶级的技术观点的人,不但不能使技术很好地为社会主义的新音乐服务,而且是要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技术观点来代替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技术观点,这样就极大地妨害社会主义的音乐技术的发展。黄源洛等右派分子只把资产阶级所拥有的音乐技术算做“先进技术”,他们认为“只有民族风格与先进技术结合所产生的新艺术,才是我们的理论”!按照黄源洛的“民族形式→现代音乐理论技术创作加工→民族形式”的公式推论起来,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就是资产阶级的技术+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所需要的技术是这样简单和狭窄的吗?而且这样说法也是十分荒谬的。   根据黄源洛等右派分子的讲法,只是资产阶级的按术才是先进的(我们承认它有技术上的先进性,但不是唯一的先进)。除此以外,是否其他技术则都是落后呢?是否如黄源洛所说中国的“牌子音乐”“板子音乐”是妨害新音乐发展的呢?“苏联……是一个大大的洋教条呢?”   资产阶级对待技术的观点,是反对中国的民族音乐技术的,是反对苏联先进的音乐技术的,有资产阶级的技术观点的人只赞美欧美资产阶级的技术。反对技术为社会主义的音乐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种对待技术以及为什么人服务的观点,是与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相一致的。   在目前我国音乐界中,掌握音乐技术的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掌握西洋的音乐技术的人;另一部分是掌握民族的民间的音乐技术的艺人,他们大都缺乏文化和理论知识的修养。这两部分人各有优缺点,但他们在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事业中都是不可缺少的,又都是必须加以改造与提高的。这不仅对於技术来说是如此,尤其是对於人来说更是如此。   因此我们说音乐界中又红又专的业务骨干虽然已有一大批。但基础还不甚巩固,队伍也不够广大。只专不红,或者只红不专的,尚不在少数。工人阶级在音乐技术方面的领导权还没有最后的解决。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对那些只红不专的,一定要给以条件,让他们专起来,对那些只专不红的,一定要加强思想改造;同时还要更多更好地培养又红又专的,拥有音乐技术的新生力量。我们对这三方面的工作,都不能忽视,忽视任何一方面,都会给音乐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   我们必须加强对於音乐技术方面的培养训练工作,同时又必须坚持又专又红的原则,提高音乐工作者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思想水平,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后地解决了音乐技术上的领导权问题。到那时,资产阶级分子不可能抓住技术问题向我们进攻,他们也才能最后的失去了政治资本。 ## 第四、关於普及与提高的问题。   如何对待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也是有两种立场和观点的。一种是工人阶级的立场和观点,这就是从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和爱好出发,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另外一种则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这就是从个人或少数人的需要和爱好出发,不从广大劳动人民需要和爱好出发,轻视普及或者反对普及,不是在普及基础上提高,而是脱离群众的关门提高。   具有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的人,他们总是以自己个人的需要求代替群众的需要,以个人的爱好去强迫群众也爱好。他们为了掩饰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的实质,想出了一个所谓群众爱好的“习惯论”。他们说“群众的习惯不是不可以改的”。这句话乍看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不是看到群众有好多习惯在改变吗?群众在艺术上不也是欢迎一些新的形式吗?   但“习惯论”者所主张的习惯,是想用资产阶级的习惯去强迫群众,就是强迫群众接受资产阶级的习惯。他们不是仔细研究了群众的习惯,加以分析和区别,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地改变群众的习惯;而是让群众丢掉他们在艺术上的传统习惯和传统的爱好。   艺术上的习惯性是特别的。   任何民族对於他们自己的艺术传统都保存着浓厚的习惯性,这种习惯在其他社会现象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后,它仍然保持着一定的隐定性。从这样情况就产生出来了艺术上的特殊性和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   我们说如果取消了艺术上的特殊性、稳定性,也就取消了艺术,也就取消了群众对於艺术的爱好和喜见乐闻。也就是取消了民族的艺术传统和群众的艺术习惯。   我们说群众有他们自己的艺术上的习惯,绝不能因此误解为艺术就没有发展,群众对於艺术就拒绝新的形式和新的发展。   我们不能把劳动人民的艺术上的习惯和沿着劳动人民前进方向的艺术上的发展对立起来,两者是统一的。   我们了解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就会正确的理解“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所谓文艺上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就是工人阶级在文艺上关於普及与提高的群众路线。   而有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人呢?他们则是用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所便於接受的东西向工农兵普及,而所谓提高就是从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去提高工农兵。总之,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改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   这就是资产阶级关於普及与提高的立场和观点。   在目前,普及工作的任务是更为迫切。我们要做提高工作,我们更要多做普及工作。我们为了更好地向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需要更多的做文艺上的普及工作。 ## 第五、关於革命的群众歌曲的历史评价问题以及各种音乐形式的百花齐放问题。   革命的群众歌曲一直是某些持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所反对的目标。黄源洛等右派分子也对於革命的群众歌曲大加攻击和污蔑。他们说“群众歌曲是指的或有或无的那些公式的群众歌曲:3+3+4或4+3+3数字内容就是民歌、聂耳和进行曲”。   我们说革命的群众歌曲,在我国音乐发展的历史上,是个很值得骄傲的贡献。革命的群众歌曲曾经引导整个音乐事业走上正确的道路,它使音乐与广大劳动人民结合,使音乐为革命事业、为政治服务。革命的群众歌曲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起了极大的鼓舞革命斗争的作用。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音乐事业本身来说,革命的群众歌曲也给音乐丰富了形式、技巧,并且在如何批判吸收西洋音乐和继续发扬民族、民间的音乐等等方面,积累了不少可贵的经验。   革命的群众歌曲是向劳动人民普及的最好形式之一,过去需要,今天需要,将来也还需要它。它的形式短小精悍,富於表现力。革命的群众歌曲在形式上一般地都易为劳动人民理解,而且有的就是不朽的作品,如“义勇军进行曲”等,就是这样。   我们不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是重视群众歌曲的,但也并没有因此排斥其他音乐形式。冼星海写过群众歌曲,也写过“黄河大合唱”,也写过器乐曲如“祖国幻想曲”等等。我们在音乐形式上是主张百花齐放的。   这就不似黄源洛所说的:“……领导上……把音乐的群众性就认为群众歌曲是唯一的,表现群众的生活斗争的大型作品就不是,表现民族伟大气魄的也不是,历史的、神话传统的都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器乐曲认为没有内容,不能产生积极效果……”。   这些话不是事实,因为聂耳、冼星海的音乐创作形式就是多种多样的。这只能说是污蔑和别有用心。本来聂耳、星海在音乐创作上是多方面发展的,但黄源洛等却要闭起眼睛瞎说。如果你搞群众歌曲,他们就说你排斥其他音乐形式;如果你搞器乐曲。他们就说“星海的器乐曲的创作方法是自然主义,是庸俗的”。   这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们不赞成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在他们看来,凡是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都是自然主义,庸俗的。什么才是不庸俗呢?才不是自然主义的呢?这只有如黄源洛的“秋子”歌剧,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等等,才是既有“艺术性又有思想性的优秀作品。”   我们某些朋友们在政治上倒是反对右派的;但对於他们所发表的反对群众歌曲,所谓反对“3+3+4,4+3+3派”的论调却有些同情或支持,甚而跟着加以讽刺和嘲笑。这是不对的。   对於音乐工作中或作品中的缺点,提出批评和指责,是完全可以的,但竟有人以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来反对革命的群众歌曲,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   音乐形式上的百花齐放,不能理解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反对为工农兵服务;更不能理解为听任滥放资产阶级音乐的毒草,而不允许人们加以批评。百花齐放是要在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指导下进行的,决不能在资本主义的音乐路线指导下进行。这一原则必须明确和坚持。 ## 第六、关於正确地估价过去解放区的音乐工作问题和正确地估价这几十年来西洋音乐在中国音乐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在我们同右派斗争中,有的右派分子故意地将过去历史上的解放区的音乐工作者和非解放区的音乐工作者对立起来,目的是在於制造音乐界的分裂。但这种对立的错误思想也影响了一部分的音乐工作者。   我们说过去的中国音乐界,由於历史、社会条件、阶级思想状况的不同,彼此之间是存在某些甚而有不少隔阂的。这种状况应该说在解放后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当然,这种改变在音乐工作者身上程度各有不同,有少数人至今还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   过去历史上的解放区与非解放区的音乐工作者,除了极少数的反动的音乐家如刘雪庵等以外,他们大都对革命和对解放事业起过重大的作用,也有过重大的贡献。   在解放区的音乐工作者,应该说对於发展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是与非解放区的同志们一道奋斗过的,功绩应该说是很大的。可是,黄源洛等把解放区和非解放区的音乐工作者“分为洋土”,分为“领导与被领导”;认为有西洋音乐知识、技术的人是被“土”的领导,这种领导乃是“居高临下,任意践踏”。这是恶意的中伤。事实上彼此都有“洋土”(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都有领导者或被领导者。   我们说,音乐界是个整体,所有的音乐工作者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的。不管过去是解放区来的也好,或者是非解放区来的也好;不管是有西洋音乐知识的也好,或者是有民族、民间的音乐知识的也好。现在都是在党的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指导下工作。   西洋音乐(无论它的技术和创作)的进入中国,对於中国音乐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今后还是要起着重大作用,如果对於这方面采取否定态度,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也不容忽视的,即在目前音乐界中某些人们对於民族的民间的音乐重视不够,甚至还有的人很抵触,这也是事实。这种态度也必须加以纠正。   我们要求在党的领导下,在共同的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指导下,在广大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彼此学习,彼此尊重。在实践中,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是可以逐步解决得好的。   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音乐史中,应当把过去解放区的音乐工作的功绩,以及西洋音乐在中国音乐事业上的贡献,都要加以评价和总结。   以上这六个问题,是我们同右派斗争中所涉及到的理论问题。   这些问题,几年来在音乐界中是影响颇大的。有些人由於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就从右的方面来加以理解;有的人就发展到严重的右倾,给予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的发展以极大的危害。   我们应该接受这些经验教训。根据音乐工作的实践经验和思想问题加以全面的深刻的总结,提到理论高度,作为音乐界整风的参考资料。我想会是很有意义的。   为了总结好这些问题,就要向音乐界同志们进行一次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同时,也可以将路线问题、理论与思想问题、实际工作问题,放到群众中去大争大辩,也许更能解决问题。所有这些,希望同志们大家来做,同志们都是行家,做起来会更好更合於实际情况。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会更加光辉灿烂。   (来源:《首都音乐界反右派斗争资料(三)》,(首都音乐界整风联合办公室编印,1957.11.)。本文原题为:“坚决走社会主义音乐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