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许右派分子诬蔑农村的社会主义事业

　　<王延春>

## [王延春，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各方面向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恶毒的攻击，在农村方面也毫不例外，右派分子说：农业合作化糟得很；农业生产没有什么发展；农民生活没有什么改善；乡、社干部坏透了……。总之，他们把农村说得一片黑。但是，诬蔑到底是掩不住真理的，现实生活是最好的见证人，社会主义事业在农村的伟大成就，是大家都看得见的。我在这里只说一些具体事实，让右派分子的阴谋和胡说，在事实面前碰得粉碎！

## 农业合作化好得很

　　全省四万个农业合作社（包括着98％以上的农户），究竟办得好不好？回答是：办得好。1956年是合作化的第一年，我们打响了第一炮，这一年全省90％以上的合作社增加了生产，其中大部分的社是增产两成到五成，少数的社增产一倍以上；另外10％左右的合作社中，有一大部分是没有增产也没有减产，有一小部分是因为受灾或组织不纯、经营管理不善而减产了。今年呢？我省遭受了严重的旱灾，但是，根据最近六个专区39000多个合作社的调查，能够比1956年增产的合作社就达到80％左右，如果和合作化以前相比，增产的合作社就更多了。合作社办得好不好？最主要的标志是能不能增加生产。因此，我们说合作社是办得好的，合作社是巩固的。两年来没有一个垮了台的合作社。

　　当然，合作化中也有缺点，比如有些社的规模过大，有些社互利政策贯彻的不够好，有些社在经营管理上还存在着混乱的现象，等等，这是因为我们的合作社还只有两年的历史，我们经验不多，因而在前进中产生了一些缺点。但是，我们能够克服这些缺点使合作社完全巩固起采。巩固农业合作社是党在农村中最根本的任务。两年来，全省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整社运动，每次整社，都使合作社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提高。目前全省合作社生产队长以上的领导骨干中，贫农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成分的占70％以上；党员、团员占60％以上。这就是说，我们合作社的领导成分中，有着大批的党、团员骨干，保持着贫农和下中农的优势。根据各专区30000多个合作社的调查，目前领导骨干强，经营管理搞得好，生产搞得好的合作社占50％左右，一般的占40％左右，而经营管理，生产比较落后，领导骨干较弱或者不纯的占10％左右。对于这些比较落后的合作社，各地在整社中都进一步加强了领导，有些地方已经做出了很大成绩，逐步地改变着落后社的面貌。目前全省农村中正在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也是一次深入的整社运动。从这次运动的情况可以看出来，广大农民群众是坚决拥护合作化制度的，他们从几年来亲身的体验中，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合作社才能使他们永远摆脱剥削和贫困。根据各地的分析，在广大农民群众中，有80％到90％的人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坚决的；只有10％左右的人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动摇，少数的人有抵触情绪，而这些人大都是富裕中农。过去的地主、富农，大部分表现劳动守法，一部分已经加入了合作社，有的已经摘掉“帽子”，成为社员；一部分劳动消极，不大守法；少数的或明或暗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各地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中，经过大鸣大争和边整边改，狠狠地批判了某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右派和少数不法地主分子、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的进攻，同时也采纳了群众正确的意见，狠狠地改进了合作社的各项工作。这样做，广大贫农和下中农的劲头就来了，他们说：“这样做下去，我们的合作社就是铁打的江山！”他们说：“谁再敢破坏我们的合作社，我们就和他干到底！”某些富裕中农的动摇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原来想退社的，现在不退社了，原来想再单干几年的，现在也要求入社了。南漳县苗圃二社原来想退社的富裕中农董光福，在这次大辩论中，他说合作社是“八不如单干”，社员们和他辩论，算增产、增加收入账，他都不服；后来根据他的意见，和他平常最羡慕的单干户富裕中农董光禄比自由、比庄稼，在地里，董光福自己数棉花桃子，合作社的棉花，多的每株60多个，少的也有30多个，而董光禄的棉花，多的每株30多个，少的只有3、5个。这样把他驳倒了，最后他自己检讨说：“社会主义大辩论救了我，以后保证不闹退社了。”而这个号称“三进三出”（三次入社，三次退社）的单干户董光禄原来打算和合作社比赛三年，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后，也认输了，全家决定申请加入合作社。总之，凡是经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的地方，广大群众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越来越高，办好合作社的劲头越来越大，合作社的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都有很大的推进。合作社是越来越巩固了！

　　我们相信，大约再经过三年或者五年的努力，就可以把全省所有的合作社完全巩固起来。

## 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发展

　　有人说，合作化的头几年不能增产。事实否定了这种说法，1956年是合作化的第一年，我们全省却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这一年，粮食的总产量达到208．85亿斤，比1949年增加66．7％，比1955年增加11．1％；棉花总产量达到388．76万担，比1949年增加310％，比1955年增加33．3％；油料总产量达到523．99万担，比1949年增加34．9％，比1955年增加6．4％；牲猪达到499．4万头，比1949年增加154％，比1955年增加46．9％；耕牛达到270．9万头，比1949年增加26．6％，比1955年增加7．5％。这一年，各地创造了许多空前的丰产纪录：全省出现了两个粮食亩产800斤以上的县，6个千斤区，214个千斤乡和1800个千斤社，另外还有少数的水稻“双千斤亩”和小麦“千斤亩”；棉花方面，出现了14个皮棉百斤乡和339个皮棉百斤社。

　　今年，是合作化的第二年，这一年，我省遭受了几十年来未有过的旱灾，但是由于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依靠了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战胜了重重困难，获得了比空前丰收的1956年增产。根据预计，今年粮食总产量可以达到215亿斤，比1956年增加3％；棉花总产量可以达到420万担，比1956年增加8％；油料总产量可以达到600万担，比1956年增加14．5％；牲猪可以达到750万头，比1956年增加50％；耕牛可以达到277万头，比1956年增加2．4％。今年，各地创造的丰产新纪录很多，现在还没有统计，估计亩产达到800斤以上的县将比去年增加好几个，粮食千斤区、千斤乡、千斤社和皮棉百斤区、百斤乡、百斤社等的大面积丰产将会比去年更多，其他各种高额丰产典型也不少，仅现在知道的有如：一季籼稻千亩千斤社，红苕亩产18000斤，苞谷亩产1865斤，棉花亩产籽棉千斤，油菜亩产400斤，花生、芝麻亩产千斤，等等。

　　农业生产上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最主要的依靠两条：

　　第一条是合作化。合作化给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正如上面所说的，如果没有合作化，在个体经济的条件下，要取得1956年的大丰收，要在1957年那样严重的旱灾之下获得增产，那简直是做梦。

　　第二条是打破保守思想，推行各项改革。在发展农业生产上，首先碰到了各种各样的保守思想。保守主义者认为生产主要是靠老天爷的“恩赐”，风调雨顺就可以多收一点，风雨失调就要歉收；保守主义者认为生产到顶了，要做到一年比一年增产，那是一种幻想；保守主义者认为一切都应当按照“旧规矩”办事，过去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也就不可捉摸。保守思想是一种安于小农经济现状的思想，因此，要发展生产，就必须打破保守思想，必须有大胆革新的精神。1953年以来，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所推行的改革，主要的是：

　　（一）大力兴修农田水利，扩大灌溉面积。五年来，全省共兴修水利灌溉工程24万多处，其中大、中型工程6361处，群众性小型工程23万多处，共扩大灌溉面积676万亩，其中旱地改水田100万亩。现在全省三千多万亩水田中，基本保收的面积占75％，比1952年增加3倍；完全保收的面积占47％，比1952年增加7倍。此外，兴修、整修排水除涝工程14万多处，使974万亩湖田减轻了渍涝灾害，并增加了耕地243万亩。几年来，全省各地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人能胜天”的事迹。光化、均县这两个县都是鄂北低产区，1955年只有水田10万亩，而且大部分不能保收。合作化以后，经过发动群众，克服重重困难，盘山过岭，开渠引水，把旱地改为水田，把荒坡荒地开垦为水田，共扩大水田面积8万多亩，并且使原有的水田也大部分得到保收。旱地改为水田以后，一般都能增产两倍以上，许多乡、村，群众从来没有吃过大米的，现在也有大米吃了。今年，随县在40年来未有过的旱灾面前，全县掀起了“向地下要水，叫古井翻身”，“河里掏河，堰底凿堰”的找水抗旱斗争，终于获得了秋收增产，和胜利地完成了冬播。

　　（二）耕作制度的改革。两年来，全省一季稻改双季稻330万亩，每年每亩产量一般都可以增加200斤到400斤。

　　（三）坡地改梯田。1956年以来，坡地改梯田45万亩，每年每亩产量一般都能增加100斤。

　　（四）改良品种。1957年全省水稻良种面积达到2120万亩，占水稻总面积66％；南大2419小麦面积达到1100万亩，占小麦总面积62％；岱字棉面积达到720万亩，占棉花总面积82％；胜利油菜面积达到49万亩，占油菜总面积16％；直立花生面积达到33万亩，占花生总面积30％。

　　（五）推广新式农具，改良旧式农具。五年来全省共建立10个拖拉机站，有拖拉机145台；共建立抽水机站70处，配备抽水机471台，合作社有抽水机920台；共推广各种新式农具363458件，推广各种改良农具85691件，推广各种农产品加工用具和交通运输工具6818件。

　　（六）改进田间耕作技术。特别是1956年以来，推行了以“适时早播，适当密植，合理施把，保证全苗”为主的综合性技术措施，效果十分显著。

　　当然，几年来，我们在领导农业生产上也有不少缺点，例如：有些地方抓着了粮食生产，而忽视了棉花生产和发展多种经济，有些地方在强调棉花生产和发展多种经济之后，又发生了忽视粮食生产；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粮食生产和棉花生产完成得较好，而油料生产和畜牧业生产完成的稍差；在推行各项改革中，曾经有过要求过急的现象，等等。

　　我们的结论是：农业生产有成绩，也有缺点。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而且许多缺点已经及时地得到纠正。这个结论，和右派分子的看法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右派分子站在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看来，一切成绩都是罪过！

　　当然，我们决不满足现状，而且我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来发展生产，根据省委初步的规划，我们要争取在今后十年内，使全省粮食增产一倍，棉花增产一倍，油料增产三倍以上。使农业生产的发展逐步赶上工业、轻工业发展的需要，逐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 农民的生活有显著的改善

　　右派分子说：“解放后农民的收入没有什么增加，农民的生活很苦。”那么，就让我们拿出事实来比较比较吧！

　　根据省统计局的材料：1952年农民的实际收入每人平均是61．75元，1956年每人平均是89．32元，比1952年增加27．67元，即增长44．6％。

　　今年上半年，省委农村工作部调查了有一般代表性的13个合作社社员的收入情况，这13个社1956年每人平均纯收入是75元，比1955年每人平均纯收入67元增加8元。

　　但各种地区的情形不同：

　　平原粮产区，1956年每人平均收入84元。

　　丘陵粮产区，1956年每人平均收入69元。

　　棉产区，1956年每人平均收入102元。

　　山地区，1956年每人平均收入51元。

　　各阶层的情形也不同：

　　贫农1956年每人收入64元，比1955年增长20．9％。

　　新下中农1956年每人收入75元，比1955年增长11．7％。

　　老下中农1956年每人收入71元，比1955年增长9．3％。

　　新上中农1956年每人收入89元，比1955年增长9．5％。

　　老上中农1956年每人收入82元，比1955年增长7．9％。

　　富农1956年每人收入80元。比1955年增长13．7％。

　　地主1956年每人收入88元，比1955年增长40．2％。

　　又据各种不同地区的7个合作社的调查，1955年以来社员收入的变化情况是：

　　1955年平均每人纯收入是68．4元。

　　1956年平均每人纯收入是75．5元，比1955年增加10％。

　　1957年平均每人纯收入是91元，比1955年增长33％，比1956年增长20．5％。

　　今年，安陆县县委调查了一个一般的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就是城南乡胜利一社，他们抽查了各阶层有代表性的十户社员的生活情况：

　　这10户社员解放前1948年每人平均收入是31．5元。合作化以前的1955年每人平均收入是55．4元，合作化以后，1956年每人平均收入是80．2元，比1948年增长154％，比1955年增长44．7％。

　　农民收入增加了，吃和穿也就有很大的改善。这10户农民吃、穿的情况是：

　　口粮：1948年每人402斤，1956年每人739斤，增长83．8％。

　　食油：1948年每人2．61斤，1956年每人3．9斤，增长50％。

　　食肉：1948年每人2．4斤，1956年每人5．75斤，增长1．3倍。

　　用布：1948年每人1．02尺，1956年每人12尺，增长10．6倍。

　　此外，还有一个材料，可以说明农民文化生活提高的情况：

　　全省农村中等学校1950年只有学生23978人，1957年就增加到14万多人，增长4．9倍。

　　农村小学1950年只有学生85万人，1957年就增加到280万人，增长2．3倍。

　　农村业余文化班入学人数，1950年只有12万多人，1957年就增加到259万人，增长19．4倍。从1952年以来，全省共扫盲75万人，其中1957年度占25万人。

　　农村电影队，1952年只有十几个，1957年就增加到270个。

　　农村业余剧团，1952年只有2806个，1957年就增加到9810个，增加3．2倍。

　　农村有线广播1955年只有一个站，10多个喇叭，1957年就增加到79个站，35000多个喇叭。

　　农村俱乐部，1953年只有文化馆重点办了19个，1957年合作社自己就办了13592个。

　　上述的材料表明，解放后，特别是合作化以后，农民的生活有显著的改善。刘介梅的家庭生活今昔对比展览，就是千千万方农民的新旧生活对比的一个缩影。

　　当然，由于各地条件的不同，因而农民生活改善的程度是不平衡的，一般说来，平原地区和棉产区农民的生活好一些，山地区差一些，在一个合作社之内，也由于社员之间条件的不同，有的人增加收入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而且，在目前还有一小部分人暂时不能增加收入，根据省委农村工作部的统计，1956年全省农业社社员增加收入的占84．62％，不增不减的占7．86％，减少收入的占7．92％。

　　同时，我们也看到，目前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省委农村工作部调查了有代表性的6个合作社，614户社员1956年的生活情况是：吃、穿、用有余户占39％，三足户占46％，尚有困难的户占15％。

　　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办好合作社，大力发展生产，逐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估计再经过三年或者五年，大多数的合作社就可以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而在十年以后，即在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后，广大农民就可以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了。

## 乡、社干部是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

　　谁都知道，解放后，我们农村中经历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大革命运动，打倒了封建地主阶级，实行了土地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实行了统购统销，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发展了农业生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而这两次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及农业生产上的巨大成就的获得，除了归功于党的正确路线以外，还应当归功于广大乡村干部和合作社干部，他们和广大农民群众一起，坚决地执行了党在农村的政策路线，他们忠心耿耿，夜以继日，艰苦奋斗，使党在农村的各项工作，获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乡、社干部中间的大多数人，他们不但是革命时期的好干部，在建设时期，他们同样是勤勤恳恳，领导群众继续向自然进军，战胜了重重困难，积极发展生产。几年来，他们在生产战线上创造了多少可歌可颂的事迹。随县沙子乡副乡长丁高国，今年在群英社领导群众抗旱冬播时，他带着20多个社员，带着被子，连续在水车旁边坚持了三天三夜。家里两头母猪和16头小猪发瘟，孩子病得很厉害，老婆叫他回去，他说：“社里抗旱冬播的事比家里的事大得多，不完成抗旱任务，我决不回去。”他的这种模范行动，带动了全社社员都纷纷带被子下田，日夜坚持抗旱斗争，直到胜利地完成冬播任务。同志们，象这样的干部有万千，他们应该得到广大群众的尊敬！

　　当然，我们的干部也有缺点，他们在工作作风上有简单化、命令主义的毛病；在思想上有个人主义的毛病，个别的人严重地发展到蜕化变质、违法乱纪。而干部这些缺点的产生，和他们的文化水平低、政治经验不够有很大关系，但最主要的是由于领导上缺乏经常地向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大家都知道，黄冈有一个刘介梅，出身于农村无产阶级的刘介梅，为什么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之后，滋长了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呢？身为民主革命时期的积极战士的刘介梅，为什么几乎变质成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呢？我们从刘介梅的转变中得到了一个重大的教训，这就是：必须经常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觉悟，改进工作。另外，对于个别的违法乱纪分子必须给以应得的处分；对于一些蜕化变质和不纯分子必须及时撤换，以保证基层干部队伍的纯洁。

　　正是由于部分乡、社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存在着一些毛病，因而在开展民主办社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广大群众给他们提出了许多意见，这些意见主要的是：有些干部作风不够民主，办事不和群众商量；在经营管理上没有很好改进，特别是账目没有按期公布，群众怀疑干部贪污；对于合作社内部一些遗留问题没有及时解决；以及有些干部作风漂浮，很少参加劳动等。而这些意见，由于及时地得到解决，群众对干部更加信任和爱戴了。今年以来，全省大部分合作社实行了民主管理，公开了财务，正确地处理了合作社内部的一些突出矛盾，并且实行了干部下放，充实基层领导，以及动员乡干部减薪和乡、社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等，所有这一系列的措施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进一步地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特别是经过这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广大的乡、社干部都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工作的积极性，进一步明确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进一步地学会了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这就为今后组织农业生产运动的大高潮，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资产阶级右派为什么要诅咒我们的干部？说我们的干部象流氓、象“暴君”？不法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为什么总是千方百计地攻击我们的干部、陷害我们的干部、谋杀我们的干部？敌人为什么这样仇恨我们的干部呢？难道这不很容易明白吗？我们的干部领导着广大群众，打垮了封建地主阶级、镇压了反革命、实行了土地改革、实行统购统销、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砍断了资本主义的根子，这叫他们怎么不愤恨呢？

　　我们说，我们的乡、社干部是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在过去，我们党依靠他们在农村中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今后，我们仍然要依靠他们，要求他们继续发扬成绩，总结经验，克服缺点，领导广大农民群众继续与自然灾害斗争，为争取在今后十年内，使粮食、棉花增产一倍，油料增产三倍，彻底改变农村的经济面貌而积极前进！

　　 来源：湖北省教育厅编《高中、师范三年级 社会主义教育课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原载1957年11月4日《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