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彻底粉碎孙殿才、陈成义、梁大钧右派集团坚决反对地方主义

　　<张仲良>

　　编者按：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同志1958年2月9日在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鼓足干劲，苦战三年，为改变甘肃面貌而斗争!”的报告，这是该报告的第一部分。

　　这次会议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从党的队伍中揪出了以右派分子孙殿才、陈成义、梁大钧为首的，以地方主义为基础的右派集团，辩清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批判了地方主义、个人主义和严重右倾思想，从而纯洁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广大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增强了党的团结，鼓起了全党干劲，使全省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几年来，在我们党内有一股妖风。这股妖风，时隐时现，时大时小，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团结经常受到影响和破坏。现在事实证明，这股妖风，主要是由孙、陈、梁右派集团煽起来的。自1956年下半年以来，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非难、攻击更为嚣张。党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向他们进行了不断的斗争。但是，由于对他们的材料掌握不足，又由于他们故意把原则斗争歪曲为非原则斗争，加上党内存在着右倾思想，以致不少同志在这个斗争中分不清是非，划不清界线。因此，要在这次会议以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经过九个多月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同志们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的材料也暴露得更多了，这就使得我们有条件在这次会议上来彻底粉碎孙、陈、梁右派集团。

　　孙、陈、梁右派集团，人数虽然不多，但为害很大。因为这个集团的主要分子，都在党政机关担负重要的职务。他们虽然是一小撮泥沙，却可以搅混一江清水；他们虽然是几条泥鳅却可以兴风作浪。根据已经揭发的材料来看，这个右派集团在省人民委员会和银川地区，各有一个活动据点。他们凭借这两个据点，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1956年，我省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兴修水地四百三十余万亩，植树造林三百五十万亩，完成水土保持一万七千余平方公里，特别突出的是粮食增产二十六亿斤。所以省委认为这一年是我省大变革、大跃进、国民经济全面高涨的一年。但是这个右派集团，不仅闭起眼睛否认这个事实，而且诬蔑我们的工作是“一团糟”，是“今不如昔”。孙殿才视察银川、吴忠地区时，只听地主、富农和一些右派分子的反映，代表那些人把合作化诬蔑得一无是处，甚至造谣说：“银川种了六万亩棉花，百分之九十没有希望”，“京祖一零七(水稻良种)连种子也收不回来”，“复种的庄稼都没结籽”。说社员“没钱买油盐洋火，几家子点一盏灯”，“拉双轮双铧犁，把妇女们身体搞坏了”。这个集团的其他成员则说：“五百万亩水地是六百条人命换来的”，“技术员打卡的棉花，不如驴吃过的好”，“增产二十六亿斤是省委虚报成绩”，讽刺省委对1956年工作的估价是“阿Q精神”，“秃子头上没毛，还怕人家说光”。当增产事实无法否认时，他们竟说：“1956年粮食增产，主要是天时好”，“天时好丰收了，这一部分不应包括在二十六亿斤之内”。陈成义还提出了一个奇怪的算法，要把增产数字按天时、水利、肥料、技术改革、农业合作化优越性等五个方面，分别加以精确计算。必须除过天时等四个方面，才算是合作化的优越性。梁大钧则骂别的专区增产是“吹牛”，并且四次压低银川专区的产量，不完成省人民委员会分配的粮食征购任务。他骂粮食工作干部是“不顾眉眼为国家积累”，同情奸商诬蔑我们“比马鸿逵刮的还厉害”。这个右派集团不但百般反对社会主义，而且极力保护资本主义。在羊群入社问题上，孙殿才、陈成义等拼命反对省委的意见，硬说羊群不是“生产资料”，而是“生活资料”。孙殿才在视察银川、吴忠途中，到处指责下边羊群入社搞得太快了，折价太低了，自留量太少了，分红比例太低了。并且命令县、区党委限时给有些地主、富农退回羊子。他主张“三、四十只以下的羊群不入社”，入社时“三百只以下的户自留百分之五，三百只以上的户自留百分之十”，“不论大小，平均折价绵羊每只十二元，山羊每只八元”(高于当时一般折价一倍多)。对于分红比例，他认为应该由三七分(私三社七)、四六分提高到对半分。当省委批评了他的这个错误意见，并另外提出了一个指示草稿，在省人民委员会讨论下达时，孙殿才、陈成义竟和有些党外人士扭在一起，反对省委的意见，四次不予通过。特别对指示草稿的第三条，反对最力。这一条就是“地主、富农入社时，对他们所占有的耕畜与成群牧畜及大农具，应一律作价入社。所作价款中应补交一分公积金、公益金，其余一律作为股份基金，不付利息。地主、富农从今年(1956年)1月起，在入社前有出卖与破坏生产资料者，入社时应行补偿；破坏严重者，应予惩办。”1957年春，银川地区的单干户有所谓“不卖粮、不交公粮、不出义务工、不开会、不挖渠、不买公债、不交水利费、不管国家大事”等八大自由，梁大钧对此不仅不加过问，而且不同意省委进行批判。对于有些群众的捣贩统购物资行为，也不予制止，并且提倡私人跑运输，做买卖。在他的“社开大片、队开中片、社员开小片”和“胶轮小车拴一辆，挣下钱来归自己”的口号鼓舞下，资本主义在银川专区一度自由泛滥。有些社员私人开荒十多亩，有些社员拆了房子买胶轮车，以致1957年银川专区有十四万亩水地、十八万亩山地未种上，有些地方甚至麦子熟了无人收割。农业社的生产受了很大影响。

　　孙、陈、梁右派集团，既然积极反对社会主义，也就必然恶毒地向党进攻。孙殿才、陈成义等说省委是“以党代政”，政府是“有政无令”，他们在政府工作是“傀儡”。省委提出的副省长人选，他们在会议上同意，但会后又对省委一个常务委员(本地干部)说：“某人不行，你应该当副省长”。这些言行，充分说明他们在同省委唱对台戏，同省委分庭抗礼。他们还在下级党组织面前诽谤省委，在党外人士面前诬陷省委。孙殿才在银川地委会议上，听到有人批评扩大棉田有“冒进”，现象时，他就说：“省委今年春上决定全省种八十万亩棉花，我就没有表示态度。省委还有布置一百万亩的意图。”1956年10月，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征求各方面人士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划的意见，孙殿才主张将平凉地区划归自治区。他的这个主张，被党外人士质问得不能自圆其说时，他竟说这是“省委的决定”。其实省委根本还未研究这个问题，同时，省委也无权决定这个问题。这个右派集团还特别利用陈成义在第二届党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落选，攻击省委，说省委有宗派主义，故意要整倒陈成义。其实，陈成义一贯表现不好，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多。1954年8月第一届党代表大会进行省委委员预选时，他就得票很少，落选之势已经形成。党为了照顾他，由主席团作出决定，说服代表，把他选上了。当时曾因此引起不少代表的不满，会后虽经常委数度帮助，但他的思想和工作态度并无改进。选举二届省委委员前，省委为了帮助他不落选，要他改正错误，主动检讨，但他却说：“选不上算了”，拒不检讨，以致落选。陈成义落选后省委仍决定每次常委会议都让他列席，凡常委委员阅读的文件，也都送给他一份。这种照顾，难道不是破格?难道还能说党是宗派主义?这个右派集团，在同志之间，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说省委是“谗臣当道”，说省委委员中，某些人是“红人”，某些人不在话下，某些人自顾不暇，某些人是挨整的等等。这个右派集团利用在省人民委员会的据点，采取种种手段刁难抗拒省人民委员会党组书记执行党的决议，企图夺取党组领导权，把省人民委员会变成他们的反党司令部。这个右派集团利用在银川地区的据点，企图把银川地区变成他们的独立王国。中央、省委的很多指示决定在那里行不通，对省委派去检查工作的人，采取抗拒态度，并且擅自决定重大问题，既不向省委请示，也不报告。

　　特别恶劣的，是这个右派集团不惜和党外的落后势力勾结起来，在许多原则问题上，采取大合唱或演双簧的办法，共同向党进攻。关于1956年粮食增产二十六亿斤的问题，党外有人不相信，他们就说这是“谎报成绩”。在羊群入社问题上，党外有人说这简直是“二次土改”，他们也就说这是“一步登天”。在修水利问题上，党外有人说这是“秦始皇磨民”，他们也就说“五百万亩水地是六百条人命换来的”。这个右派集团，在省人民委员会甚至和党外某些人士一起，以政抵党，使省委有些重要指示不能在政府贯彻执行。

　　孙殿才、梁大钧在整风运动深入以后，唯恐暴露自己的马脚，所以就在这次会议之前，到处散布烟幕，说省委存心整他们，并且造谣说，整他们是因为他们对成立宁夏自治区“太积极了”。他们要求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负责同志，同意他们不参加这次党代表大会。梁大钧还装病十多天不到会。他们在北京时，就共同密谋，如果这次代表大会不让他们过关，就要把大会“抖乱”。请大家看看，这些右派分子凶恶嚣张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

　　孙、陈、梁右派集团是怎样形成起来的呢?从已经揭发的材料来看，他们都是一些地方主义者，都是一些怀着个人野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集团的首领和思想奠基人，是曾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的孙作宾。远在解放以前，以孙作宾为首，包括陈成义、刘余生等人，就开始形成了一个地方主义小集团。那时候，他们经常散布一些分裂党的荒谬论调，说什么“根据地工作是在朝党，白区工作是在野党”。解放以后，这个小集团不但没有停止活动，反而变本加厉。他们完全无视全国已经统一的局面，无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处处强调“甘肃特殊”，抗拒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1952年12月由孙作宾提出的民族统战工作报告，正是强调甘肃特殊的集中表现，是一个完整的地方主义纲领。孙作宾离开甘肃之后，陈成义、陆为公、刘余生、王新潮等继承和发展了孙作宾的这个地方主义衣钵，向党进行种种攻击。甘肃、宁夏两省合并后，孙殿才、梁大钧等地方主义者也就和这个集团结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党活动。因此，为了彻底粉碎孙、陈、梁右派集团，就必须坚决反对地方主义。

　　地方主义是分裂主义也是排外主义，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它同共产主义绝不相容。现在地方主义正被资产阶级野心分子用来分裂党的团结，分裂无产阶级的团结，分裂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是全国六亿人民的共同事业。这个共同事业的胜利，首先需要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国家的统筹安排。地方是全国的一部分，局部是整体的一部分，地方不能离开全国，局部不能超过整体。但是，地方主义者，却处处强调特殊，用“甘肃人民的民族性、地方性”，以及什么“错综复杂而又密切关联的心理状态”，抗拒中央统一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甘肃贯彻执行。他们的借口，是甘肃经济文化后，民族关系复杂，自然条件不好，因而凡事不能和其他先进地区相比，一切工作应该“慢慢来”。我们认为甘肃有它的具体特点，在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应该从实际出发，进行具体安排，并且在方法上、步骤上，可以和其他地区有所不同，但决不能离开中央的路线，离开中央的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严格的民主集中制，统一的纪律，是特别重要的。所有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必须坚决遵守。但是，地方主义者却恰恰相反，他们对于按照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甘肃进行变革社会、变革自然的斗争，总是百般非难，不是说这个“左”了，便是说那个“冒”了。

　　解放初期，中央为了照顾甘肃的具体情况，整个负担是比较低的。1954年起，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需要适当增加一些税收，增加一些国家积累的时候，而地方主义者却以“甘肃民力不富”为借口，一再反对。甘肃在1954年以前是个缺粮省，不足粮食靠中央由外地调进。从1955年起，甘肃已经变成了余粮省，这时给国家调出一些粮食，是理所应当的，也是光荣的。但是，地方主义者却再三反对，说什么甘肃历来都是个“协饷省”，现在粮食也不多，再向外调，就得加大统购，“竭泽而渔”。总之，他们要求给国家交的越少越好，向国家要的越多越好。在地方主义者看来，不是局部服从整体，地方服从中央，而是片面强调地方特殊，无视全国统一，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地方利益，不顾全国利益。乍看起来，好象他们是代表甘肃人民的利益，实际上他们是在进行反人民的分裂活动。甘肃人民的最大利益，不是“闭关自守”，不是保持穷困落后的状态，而是遵照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国家的统筹安排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解放以来，甘肃已经新修了一千七百多公里的铁路，建设了十几座现代化的大型厂矿，扩建和新建了五所大学院校和一些科学研究机关，并且兴修了不少大型水利工程。单是这些，国家投资就达二十七亿多元。目前，各项建设事业正在飞跃发展。可以看出，没有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国家的统筹安排，要在甘肃办这样大的事业，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充分证明，真正代表甘肃人民利益的，不是地方主义者，而是共产主义者。

##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夺取政权的工人阶级，不能原封不动地使用现成的国家机器，必须打碎它，重新组织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并且要把自己变成统治阶级，利用这种统治地位，引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苏联的十月革命和我国的革命斗争，早就证明了这个真理。但是，地方主义者对于这个问题，一直不理解或者不愿意理解。他们认为，革命只是改朝换代，只是换一个牌子，一切旧东西都应该原封保存，甚至反动的国家机器也无须打碎。正由于这种原因，他们就依靠落后势力，保护落后方面。他们最害怕改变现状，也最不愿正视群众的力量。他们竭力维持旧的状态，不愿将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在党要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时候，他们就抵触很大。在土改运动中，他们指责党执行政策“左”了，地主成份订的多了，群众行动过火了，地主自杀的多了，并且说这是由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中没有甘肃人的缘故。在肃反运动中，竭力庇护反革命分子，指责党把反革命分子捕得多了，判得重了，杀得多了，放得少了。特别是陈成义，竟然说我们是“有捕必判”，“有判必重”。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他们就更加露骨的起来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不满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不满国家在甘肃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他们害怕甘肃的工业多了，工人阶级多了，现状就维持不住，因此，极不欢迎支援甘肃的外来职工，说什么外来职工增加太多，“兰州已经不是甘肃人的兰州了”。

　　他们还有意歪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企图保留地方上落后的东西，反动的东西，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资本。他们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时，只讲团结，不提改造，只注意生活照顾，不问思想状况，他们总嫌把统战对象的职位摆的低了。孙作宾竟向党提出一百多个反动分子名单，要求安置到政府的重要职位上。他甚至责备党没有根据甘肃人民的“心理状态”，而杀了反革命分子宋恪，押了血债累累的反动军阀鲁大昌。很显然，这绝不是甘肃人民的心理状态，而恰恰是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心理状态。真正甘肃人民的心理状态，就是要坚决镇压这些反革命，就是要反对压迫，消灭剥削制度，改变一切落后状态，将革命进行到底。历史上，甘肃的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曾对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解放后，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五大运动、三大改造和伟大的生产建设，从而改变了甘肃穷困落后的面貌。这些事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甘肃人民英勇斗争的传统，同地方主义者的妥协投降，是毫无共同之点的。

　　地方主义者竭力鼓吹“甘肃落后论”。“甘肃落后论”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甘肃的具体表现。甘肃地方主义者就是“甘肃落后论”的代表。他们竭力夸大甘肃落后，否认在解放后的巨大变化，竭力夸大事物的消极一面，否认事物的积极一面。他们要人们在困难面前低头，安于现状。他们散布“悲观论”和“宿命论”，麻痹人们的革命意志。他们把一切落后的东西，形容成老虎的屁股，警告人们不要去摸。他们说甘肃的民主人士应该特别照顾，原因是与东南各省不同。他们为了保护腐朽的落后的东西，就拼命地反对、打击新生的先进的事物。他们在反对新生力量、先进事物时，总是抓住个别缺点错误，尽量加以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甘肃落后论”是他们的理论基础，实际上也就是他们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因此，他们竭力反对批判“甘肃落后论”，把批判“甘肃落后论”，诬蔑为某某人攻击某某人。

　　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党要求所有党员和干部，必须毫无例外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上，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但是，地方主义者却反对这个原则。他们为了实现地方主义纲领，总是进行排外的宗派活动，总是破坏党内团结和人民内部团结。他们用“地方人”的联合，来对抗无产阶级的团结。在地方主义者看来，甘肃只是甘肃人的甘肃，应该由他们来领导，应该由他们来支配。他们非常热衷于“甘人治甘”这个反动口号，把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歪曲为甘肃地方的排外历史，甚至把1943年甘南农民反对国民党残酷统治的暴动，也说成是甘肃人的排外斗争。他们的目的，在于否定阶级斗争，在于模糊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在于证明不管历史上外来的统治者也好，今天外来的共产主义者也好，一概不受甘肃人的欢迎。他们利用落后的地方观念，煽惑一些人的地方情绪，主张“地方人”都应该联合起来一致排外。在他们看来，不管“地方人”代表的是什么阶级，执行的是什么政策，也不管“外来人”是什么样的人，办的是什么样的事，反正只要是“地方人”就好，只要是“外来人”就不好。其实，地方主义者搞排外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他们的个人野心。“地方人”、“地方观念”都是他们为了达到个人野心的工具。因此，只要是对他们有利的，和他们气味相投的人，不论本地的或外来的，他们就拉拢，就结合到一起，只要是坚持党的立场和原则，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人，也不论是本地的或外来的，他们就排斥，就打击。

　　地方主义者的排外活动，最突出的表现是抗拒党的组织路线，反对党的干部政策。我们党挑选干部的原则是德才兼备，他们挑选干部的原则是“旧关系、老部下”。只要是“旧关系、老部下”，犯了错误可以不处分，党籍可以随便赠予，政治历史可以不审查，工作职务可以随便安排。当党不同意他们的做法时，他们就说这是“宗派主义”，是不信任地方干部。

　　地方主义者用“干部地方化”作幌子，来排斥外来干部。他们诬蔑党不重用地方干部，只重用外来干部，经常议论某人该提拔而未提拔，某人虽提拔了但摆得不适当，某人虽摆得适当但有职无权。说什么这个部门地方干部少了，那个部门地方干部虽不少，但却不居重要职位。并且暗示只要他们大权独揽之后，就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事实上他们的企图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些个人野心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名利地位。因此，他们既排斥大多数的外来同志，也排斥大多数的地方同志。总之，谁坚持党的原则，谁不支持他们的宗派活动，他们就排斥谁。

　　地方主义者在排斥外来干部的时候，常常提出“外来干部不了解地方情况”，并且造谣说“外来干部不能和地方干部合作共事，不关心地方群众疾苦”。他们经常吹嘘自己最熟悉地方情况，“对甘肃的各个角落，山川地形，大小道路，风俗习惯都熟烂了，要在甘肃工作，没有这个条件是很难设想的”。言下之意，只有他们才有资格领导甘肃工作，别人都不成。我们承认外来干部对于地方情况，是没有地方干部那样容易熟悉，但是这并不是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要说了解情况，更重要的还在于是用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了解，如果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头，就是本地干部也不可能了解到真实情况。至于地方主义者，山川地形也许熟悉，但他们并不了解甘肃人民的真实生活和要求，因为他们成年累月坐在机关里，接近的不是劳动人民，而是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常不下农村、下工厂，偶而下一次农村，也多是找一些地主、富农分子谈谈。这样官气十足，脱离群众的人，怎能了解甘肃真实情况，怎能谈上关心人民疾苦呢!解放以来，甘肃的经济文化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甘肃人民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样伟大成绩的取得，难道不正表明了绝大多数的外来干部，是能够与广大地方干部团结共事，能够密切联系地方群众，能够勤勤恳恳为甘肃人民服务吗?

　　这里应当特别指出，干部地方化，并不是党的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则。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则，首先是共产主义化。因此，不论外来干部或本地干部，都必须共产主义化。“干部地方化”并不只指本地干部而言，外来干部，只要和本地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也就是地方化了，很多外来同志，已经在甘肃工作了许多年，和本地群众建立了密切关系，还说他们没有地方化，是不公道的。

　　孙、陈、梁右派集团，在民族问题上，是大汉族主义者。孙作宾在他的地方主义纲领中，就曾提出应该把甘肃的汉人也要当作民族问题来看待。并且引用汉人野心分子蒋云台的话说：“回民会造反，难道汉民就不会造反吗?”以此要挟党接受他们的反动观点。在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时期，孙殿才、梁大钧一方面坚持自治区划越大越好，另一面又密谋多调本地汉民干部到自治区机关工作，以便“顶住”外地回族干部，使之不能到自治区工作。由此可见，孙殿才、梁大钧对成立自治区的所谓“积极”，完全不是为了民族团结，而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为了实现他们的个人野心。

　　我们同地方主义的斗争，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从孙、陈、梁右派集团的大量罪恶活动事实来看，他们处处维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不承认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且还说什么“过早的社会主义化的思想，反而是有害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建设进展的”。我们党内不少同志，过去所以不能识破右派集团同我们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原则斗争，主要就在于这些同志不理解或者不完全理解，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将贯穿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有些同志错误地认为，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阶级已经消灭了，阶级斗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改造阶级、改造人的问题不重要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也就过时了。于是，只管业务不问政治的现象滋长起来了；有才便是德，用人唯才的谬论也出现了，甚至认为生活本身就会产生出社会主义思想，党毋须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了。由于这种种错误的观点，在农村，不仅不加区别地大量给地主、富农摘帽子，不监督、管制他们劳动改造，甚至对地主、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闹粮、打社干部，也不去严肃处理。在厂矿、学校中，对于一些流氓坏分子的无理取闹，不敢予以制止。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讲团结，不提改造。在统战工作中，对于一些右派分子为了扩充他们的势力，把大批的五类敌人，吸收到民主党派中去的阴谋活动，失掉应有的警惕。在政法工作中，以“无罪推定论”，“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资产阶级法律观，为敌人开脱罪责。同时只强调“有错必纠”，而忽视“有反必肃”；只检查错判、重判，不检查漏网、轻判。比较普遍的是没有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诈骗犯等依法严惩。显而易见，这些都是与党的观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完全违背的。关于这个问题，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明确地指示过。远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就已经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也指示：“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都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实践证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最彻底、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这个革命不仅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得以生长的社会经济基础，而且还要在政治上建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绝对统治，在思想上树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因此认为经过三大改造，就不再存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再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或者认为我们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的矛盾，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这里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我国过渡时期，在这些范围内表现为敌我矛盾，也即对抗性的矛盾；在另外一些范围内，则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这就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来说，除了非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对抗性的一面。这对抗性的一面，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当作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来对待的道理。这两类矛盾，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敌我矛盾是小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而且往往因为阶级力量的变化，在某一个时期敌我矛盾比较突出，而在另一个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又比较突出。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有了一定的缓和。在这个时候，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比较，已经突出起来。1957年5月，我们党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始了伟大的整风运动。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为时机成熟，就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大举进攻。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激化起来，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比较，已经突出起来。可以预料，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取得全胜以后，阶级斗争又会有一个缓和，人民内部矛盾又会突出起来。但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势力，是不会甘心死亡的，在某种条件下，他们又会死灰复燃。因此，在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将是一个时紧时松、时起时伏的形势。这种形势，在今后若干年内，还将反复地发生。不过，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国内的阶级斗争，将逐步的减弱以至消灭。谁要不注意掌握这个规律，谁就要犯“左”倾或者右倾的错误。

　　地方主义者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党内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正因为自己在若干问题的看法上、说法上往往和地方主义者相接近、相类似，所以就看不清他们的真实面貌。这恰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正因为这样，就容易被地方主义者抓住小辫子，在批判地方主义时，就不能很快地同他们划清政治界限。这是十分危险的。因此，要彻底清除地方主义，就必须深入批判右倾思想。长期以来，在甘肃党内流传着一种极其错误的论调，仿佛只有超越了现实才是主观主义，而落后于现实，就不是主观主义。这种论调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前进中的主要思想障碍。它不仅挫折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革命的积极性，影响了我们各方面工作的飞跃发展，而且给右倾保守思想提供了理论根据。这种论调，实际上是那些意志衰退者苟且偷安的借口，也是一切被消灭的阶级、过渡的阶级的思想反映。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很快。如果说，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客观现实，那么在今天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现象，就更显得突出了。这种主观落后于客观的主观主义，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对许多明明可以办到，或者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却偏偏认为办不到。例如在干旱地区，要解决水利问题，确实困难很多，这是事情的不利方面。但是解决了水利，增产很突出，因此群众迫切希望改变干旱面貌，这又是事情的有利方面。定西地委的同志们，正因为他们善于利用有利的方面，去克服不利的方面，所以就在改变干旱面貌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平凉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却与此相反。平凉专区的土壤、气候、雨量等条件，都比定西专区好得多，1952年的亩产，也比定西专区高十三点三斤，但到1957年，平凉专区的亩产反而比定西专区低了五点六斤。

　　这里，请同志们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几年来兴修水利的情形，看看右倾思想对工作的危害是多么大。在1956年，由于在党内外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一个高潮完成了四百多万亩水地。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因为吹来了一股右倾歪风，开始泄了劲。省委起初提出1957年修三百万亩水地的任务分不下去，减到二百五十万亩分不下去，减到二百万亩也分不下去，减到一百五十万亩，还是分不下去，一减再减，一直减到一百一十二万亩，最后定为一百三十五万亩。但是，到了9月底，只完成一百零二万亩。这次整风运动，特别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又把干劲鼓起来了，四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五百多万亩。今年可以超过一千万亩。

　　（由此可见，在当前，着重批判那种认为认识落后于现实不是主观主义的论调，以便从认识论上挖掉右倾保守思想的根子，就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了更好地去改造客观世界，就必须首先改造主观世界。只有这样，才能象武山县的同志们那样，在革命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地解决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抓住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要使主观适应客观，必须不断革命。因为客观事物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新的东西不断在产生，旧的东西不断在死亡。如果我们不能一个斗争接着一个斗争，一个运动连着一个运动，不断地进行革命，而想停一停、歇一歇，那么我们一定就要落在客观实际的后面。我们共产党人，必须站在事物的积极一面，向前看，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进派，不要站在事物的消极的一面，向后看，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退派。我们赞成1956年春季区委书记会议那样的促进会，不赞成1956年冬季专员州长会议那样的促退会。那种认为一切都应当慢慢来、遇事疲塌拖拉的人，决不是什么“掌握政策稳”的人。在我们这里，确实有些同志把严重的右倾思想，反而当作是“掌握政策稳”，这是十分错误的。疲塌拖拉，绝不是什么作风问题，而是对于革命事业没有阶级责任心，是党性不强和缺乏革命朝气的品德问题。在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中，一切革命派的任务，就在于全力支持先进，就在于同落后的东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决不遇难而退或半途而废。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一股革命干劲是不行的。在批判“甘肃落后论”的时候，由于党内一些同志不同意，由于孙、陈、梁右派集团的坚决反对，而我们也坚持不够，以致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一些不应有的损失，这就是一个教训。）

　　地方主义者，实质上都是些狂妄的个人野心家。孙、陈、梁右派集团分子走上反党的道路，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严重的个人主义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孙作宾背了一个1932年就在甘肃插红旗和1937年就任甘肃党组织领导人的老包袱，很早就向党闹对立。远在1946年甘肃工委机关与陇东地委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对地委不满，认为他在地委不受重视，是“四弟赵云”。1947年到1949年期间，党在甘肃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有了一些发展。孙作宾不把它看作是党中央的政策、毛主席的威信深入人心的结果，不看作是解放军在全国各地胜利的结果，而把它统统记在个人名下，向党邀功。解放后党委派他担任甘肃省委副书记，他抱怨说不如一个部长，对工作不负责，对政策不钻研。他责备党不重视地方干部，不照顾甘肃历史。于是经常以“寨主”身份出现，私下封官许愿，感情拉拢，树立个人威信。认为把甘肃地下党的一些干部都摆在重要位置上，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就了了他的心愿。孙作宾虽然在1953年就离开了甘肃，但是他在甘肃留下的这种恶劣的影响仍然存在，他在甘肃地方主义者中的活动并未停止。当陈成义、陆为公在党的二届一次代表大会上落选之后，孙作宾表示十分不满，到处呼吁，并给陈成义撑腰打气，怂恿他攻击省委。孙殿才一向认为自己是宁夏八十万人民的领袖，不满足解放后党给他的职位。甘宁两省合并之前，他就勾结一些人向原宁夏省委争领导权。甘宁两省合并后，又和气味相投的陈成义、陆为公等勾结起来，反对省委，向省委争领导权。由于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没有达到，孙殿才就把他实现个人野心的希望，寄托在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上。他以为自己在银川地区汉族干部中奇货可居，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离开他就不行。因而就迫不及待地一再提出要酝酿自治区人选。梁大钧认为自己了不起，他的人生哲学是“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不是飞扬跋扈，就是牢骚满腹。在原宁夏省委时期就为地位问题闹过情绪。甘宁两省合并后，认为省委对他不重视。选举二届省委委员得票较少，名列倒数第二，于是满腔怒火，指责代表大会“水平不高”，谩骂给他提了意见的代表，当省委指示酝酿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划时，他竟然私自增加了“人选问题”和“首府问题”两个题目，要各县进行酝酿，企图通过这种“民意测验”的手法，要挟组织把他的职位摆高。甚至公然声称，首府如不设在银川，银川专区便要退出自治区。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百病之根。这一点，值得我们全党同志百倍警惕，经常注意克服自己的个人主义。

　　必须看到，在我们党内有不少同志近几年来大大滋长了个人名利思想。他们用种种办法，向党要名誉，要地位，脑子里充满了职位、级别、待遇，经常和别人在这些方面比高低，总觉得党对自己提拔不快，每遇干部变动，就头脑发热，甚至不能控制。他们经常关心的不是共产主义事业，而是个人的“名”和“利”。有的同志利欲熏心，总以为自己了不起，狂妄自大，到处逞能，认为自己资格老，对党贡献大，向党投了资，党对他们欠了债，要求党加倍奉还。有的同志当个人目的达不到时，就到处散布“老牛力尽刀尖死”，“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等不满论调。个人主义严重的同志，平素对工作无兴趣，精神不振作，对于进步快的同志不是鼓励支持，而是忌妒打击，说什么宠这个整那个。这种人犯了错误，党不能处分，同志们不能批评，一旦受到批评或者处分，就从狭隘的报复，思想出发，记仇怀恨。遇到有人诽谤党，诽谤领导同志，诽谤批评过他的同志，就眉笑颜开，精神百倍地唱和起来，甚至从中加油添醋，扩大事实。党内还有一种人，处处从个人得失出发，对于严肃的党内斗争，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对于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抱着折衷主义态度。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暧昧，似是而非，明知不对，也不据理争辩。有时候甚至看风转舵，随波逐流。这种人往往打着“好人”的招牌，实际上贩卖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私货。他们对于明明清楚的事情，佯装不晓，表示不便发表意见。对于明明错误的意见，不肯及时加以批驳，表示自己浑厚含蓄。他们对党内的矛盾，不是从原则立场出发，揭露批评，而是从私人打算出发，掩盖调和。他们有时候还散布“这种争论是否必要”等怀疑论调，影射别人抓紧这些问题，是否夹杂私人成见。所有这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如不及早警惕克服，任其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全党同志必须以孙、陈、梁右派集团为鉴，努力改造自己。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揭发和粉碎了孙、陈、梁右派集团，这是我们全省党组织的一个重大胜利。在我们党内存在这样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当然是一件坏事。但是现在把它揭发出来，加以彻底粉碎，对我们党来说，却是一件好事。这不但因为从党的队伍中清除了他们之后，可以大大巩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团结，从而提高党的战斗力，而且还因为我们经过同右派集团的斗争，可以从中吸取极深刻的教训。在过渡时期，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但表现形式极其复杂，而且斗争十分尖锐。孙、陈、梁右派集团，正是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他们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孙、陈、梁右派集团的绝大多数分子，都是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并且长期受旧社会的影响。他们入党以后，又不肯痛下决心，改造自己。于是在社会主义革命面前，他们的阶级本质便完全暴露出来，代表一切被消灭的阶级，拼命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革命确是一场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任何人都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次会议明显地告诉我们，右派集团的分子没有过了这一关。有严重个人主义和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这一关也过得不好或者很不好。全党所有同志，特别是剥削阶级出身的同志，都要善于吸取这个教训，努力改造自己，争取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来源：1958年8月16日《甘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