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大存冯白驹的错误在哪里?

　　<广东省委书记、区梦觉>

　　半年来，广东党组织在中央的指示和省委的领导下，对党内的地方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坚决的斗争。这一批判和斗争现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地方主义在政治上、思想上已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以来，广东的局势焕然一新，工、农、文教事业都有了飞跃的进展，无数的事实在在表明地方主义之荒谬绝伦，证明反对地方主义之正确和必要。由于此次严重的地方主义的反党反中央的活动，是在以古大存、冯白驹二人为首的反党集团所策动和指导下进行的，为了彻底肃清地方主义及其遗毒，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以至于挽救身受地方主义毒害的同志，很有必要说明一下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的错误究竟在哪里。

　　广东曾经在一九五二年进行过一次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但是，那次斗争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当时一些犯有严重地方主义错误的人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认真地改造自己，而是把错误的根子隐蔽下来，以便等待时机，在适当的气候下重新滋长。因此，到了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时期，国内阶级斗争深刻化尖锐化的时候，特别是在国际上发生匈牙利事件，出现修正主义的逆流，而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又对党和人民举行猖狂进攻的气候条件下，便又重新泛滥起来。以古大存、冯白驹两人为首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起来的。他们肆无忌惮地向党进攻，利用反“冒进”的错误口号，否定党所领导的历次运动的成绩，他们抗拒和反对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反对省委的领导，破坏省委的团结，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给党的工作造成了莫大的损害。

　　古大存、冯白驹同志都是候补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副省长，他们以这样的身份，充当了广东地方主义集团的头子，就使得广东党内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格外严重，格外猖獗。冯白驹以自己为首脑，以海南的一批地方主义分子为骨干，组成反党集团，进行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的反党阴谋活动。古大存则由于极端个人主义、地方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长期对党不满，进而采用造谣中伤、挑拨离间的手段破坏党的团结，积极支持和利用海南的反党集团与广东其他地区的地方主义分子，以便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古大存和冯白驹在反对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上，是完全一致、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地方主义者实质上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地方主义反党集团一贯地利用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来攻击党的方针路线，他们不是在一个问题上反对党，而是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反对党，他们不仅反对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反对党所领导的早已由历史作了结论的民主革命，攻击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企图翻民主革命的案。

　　首先，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我们的土地改革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正是在土地改革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责难的吗?但是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却用抹煞成绩、夸大缺点的手法，硬说“广东土改搞‘左’了，打击面过宽”；比如海南土改时划为地主的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可是冯白驹却一直认为打击面太宽了，叫喊“要检查广东土改的偏差”。古大存则不仅在土改时不断对农民运动泼冷水，认为对地主斗争“太粗暴”，宣扬他自己的所谓“三句半话就可以斗倒地主”的论调，而且在土改结束后仍然继续进行攻击，几千万农民欢欣鼓舞地翻身了，工农联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了，但他仍然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危言耸听地硬说土改后“我们好象坐在火山上，说不定那一天会爆发”。

　　他们特别集中攻击土改整队，说整队是“外来干部整本地干部，北方人整南方人”，“是北方人到广东来争地盘”，又无中生有地说地方干部“逢长必垮”等等，事实是怎样呢?毛泽东同志很早就说过，整队是土改的关键。没有坚强的土改队伍，就不可能取得土改的彻底胜利。当时广东的土改走了弯路，队伍又弱又不纯，如果不进行整顿，土改任务的完成就没有保证。由于广东地方干部缺少严格的阶级斗争的锻炼，许多人阶级立场不明确，和地主阶级没有割断联系，因此，犯错误因而受到批评和处分的也就比外来干部为多些(外来干部都经过了土改锻炼，过过土改关)，这本来是完全合乎实际情况，合乎常理的事情，但是在地方主义者的宗派眼光看来，这又成了党内“南北派别”之争了。当时的分局考虑到广东地方党的客观历史条件，因而在整队中强调和执行了以教育提高为主的方针，组织处理是很宽大的。凡是受处分后改正了错误，表现得好的，很快又被提拔到地县区的领导岗位上来。地方主义反党集团之所以进行恶意的诽谤，其目的就是想煽惑人心，鼓动本地干部反对省委，排挤外来干部，造成分裂党的局面。

　　在镇反问题上，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进行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特别是古大存，他对镇反从来是抵触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当潜伏的反革命在全国一度猖狂活动，在广东的敌人到处进行破坏、骚动、煽动打干部、搞械斗的时候，当中央指示必须加强对敌斗争，并决定再组织一次镇反运动的时候，他竟公然到处宣扬他的“镇反制造敌人”的谬论，说：“镇反杀一人就树立几个敌人，把自己人赶到敌人那边去，镇反是制造敌人”。镇反运动的胜利用事实彻底驳斥了这个谬论，证明只要我们坚决执行中央的镇反政策，背叛民族国家利益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是完全可以被肃清的。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估计说：“反革命还有，但是不多了”。广东的情形正是这样。在敌我问题上，古大存的爱憎是异常分明的，但却与我们党的爱憎完全颠倒。他对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的照顾无微不至，多方设法安置工作；而对我们的公安机关以及公安干部却恨之入骨，肆意攻击，他在省委的会议上多次反对提拔曾经做过公安工作的干部到党委的负责岗位上来。他完全丧失无产阶级的品质和立场，认敌为友的事实是很多的。

　　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当然不会仅仅限于攻击民主革命运动，他们同样用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来攻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异口同声地认为合作化“搞糟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是不欢迎的，而且对一九五六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而来的生产高潮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夸大工作中的个别缺点，抹煞生产中的伟大成绩，特别是古大存，和右派分子一模一样，他十分痛恨“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个别的”这个说法，在各种场合讽刺、讥笑这个说法，一听到说工作成绩，就认为是“歌功颂德”。他根本不相信广东农业增产的事实，硬说“农业增产是骗人的”。因此，他把他听到的一些对农村不满的叫嚣，和得到的某些个别缺点的材料，编凑夸大，作为攻击省委的根据，而对全省农业生产连年普遍增产和农民生活不断改善的大量事实却一概抹煞。他们极善于替自己涂脂抹粉，把自己打扮成最关心人民疾苦，处处“为民请命”的样子。他们一方面不顾事实地硬说农民的粮食不够吃；但另一方面却又说广东的粮食为主的农业生产方针搞错了，应当多发展经济作物，来增加农民的收入，等等。本来农业生产的任务首先应该是生产粮食，这是谁都知道的，是从国家工业化的利益和解决群众的基本口粮而提出恶报。而广东过去是个缺粮省份，谁都应该知道粮食对广东人民有多么重大的实际意义。几年来广东由缺粮省变为余粮省，成绩很大，即使一个短时期曾经发生过对副业生产注意不够的缺点，但也不是以生产粮食为主这一方针本身的错误。只要方针方向是正确的，上述缺点就不难克服，事实上也很快就克服了。他们对一九五六年的技术改革运动和生产热潮攻击得特别厉害，认为是“典型的主观主义”。几年来他们从没有为搞好工作提过一点建设性的意见，办过一件好事情。他们只是到处泼冷水，把农村描写成漆黑一团，把合作社说得一钱不值。他们对合作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的攻击，是完全和右派分子的进攻里外呼应的。比如，他们对右派分子云应霖攻击合作化的反动言论就曾经大加赞赏。对给云应霖的批驳则说成是“压制民主”。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并不是他们真是那么“爱民主”，而只不过是他们要和右派分子唱同调。反党集团的用心，在此已是昭然若揭了!

　　在对基层干部的看法上，反党集团，尤其是古大存，也是同省委有着原则的分歧的。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两次普选上。在普选时他们反对省委和当时的华南分局所主张的：要有领导地发扬民主，既通过普选来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又注意保护乡村干部；要首先肯定成绩，然后适当批评缺点的正确方针。他们竟然认为“有领导地发扬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说这个做法是“害怕民主”和“反对民主”。古大存就这个问题一直和省委进行了几年的争论。他们对这一问题为什么这样感兴趣呢?他们为什么把我们的乡村干部和基层工作都看成是坏透了和糟透了的？原来他们企图通过打击基层干部、否定成绩来达到攻击省委的目的。

　　地方主义反党集团以一个矛头攻击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同时又以另一个矛头指向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他们懂得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是坚持原则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省委的信心，而在这些同志中，负主要责任的又多数是南下干部和大军转业干部。于是，攻击外来干部就成为反党集团向党进攻的焦点。他们夸大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又把这些缺点统统归咎于外来干部的“主观主义”，攻击外来干部“不了解广东的历史情况、社会特点和生产特点”，“把工作搞坏了”。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造成借口，把外来干部排挤出去，造成地方主义的“独立王国”。

　　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攻击外来干部，有一套“理论”，这就是所谓“南下干部挂帅违反马列主义原则”论和所谓“割断历史”论。由于广东的革命斗争，长期远离中央、孤悬敌后，因此缺乏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和土地改革的经验；而事实上广东解放一年多来的土改又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走了弯路。在这个情况下，中央为了使广东的改革工作迅速赶上全国形势的要求(广东是最后结束土改的一个省份)，才决定派一批对土改有经验的干部南下支援广东，并且确定在土改期间“依靠大军、南下干部，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这从土改运动由此而取得迅速的伟大的胜利，得到了充分证明。但是，冯白驹却认为“依靠大军、南下干部挂帅，完成新区土改”的方针，是“在‘资本论’里找不到”的，因此是“错误的”。他又认为南下干部挂帅是“割断广东(海南)历史”，“提倡个人崇拜”。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还十分狂妄地歪曲历史事实，硬说什么“没有外来干部，海南一样坚持斗争二十三年”。他们还污蔑我们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叫嚣“要同省委斗争到底”，“要以匈牙利事件作为‘争取解放’的方向，继续进行最后一次武装斗争”。

　　冯白驹脑子里的地方主义思想是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他的地方主义的错误一直可以追溯到解放以前很长的时期。早在那个时候，他便排挤党中央派到海南工作的一些同志，极力宣扬自己的“伟大功劳”，十分狂妄地提倡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挂象，喊万岁，著书写传颂扬自己。解放之后，他又曾公开提出海南岛要脱离广东省“独立”。总之，冯白驹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思想，长期没有得到改正，近年来则发展到惊人的地步。在冯白驹的地方主义思想的影响与直接指使、组织和支持下，在“八大”第一次会议前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完全避开省委，不分内外，不分敌我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非法串连和秘密活动，捏造材料，颠倒是非，向中央、向“八大”写控告信，攻击省委，攻击外来干部，企图对党施加压力，逼迫省委让步。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起，在海南岛到处发生排挤、打击、污辱、恐吓外来干部和坚持原则的本地干部的事情，弄到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最严重的是一九五七年春天，海南一部分地方主义反党分子竟和地、富、反、坏、右勾结起来，在临高县发动了“小匈牙利”暴乱事件。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发展前途究竟是什么，他们的脚到底站在什么样的社会基础之上，地方主义在广东一部分地区已经发展到何等严重的地步！

　　古大存对党的领导核心的进攻，采取的是另一套极阴险的手法。他一方面十分热衷于利用一切落后因素，利用党内的“不满情绪”，利用民主人士的“不满情绪”，利用老区曾参加革命斗争的一些人和一部分老干部的“不满情绪”，来培养自己的势力，俨然以这些人的代表自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采取颠倒是非，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等手段，甚至不惜进行政治陷害，来攻击省委，企图改组省委，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的这一类的错误事实很多，而且性质也是非常恶劣的。

## 古大存和冯白驹由于个人主义突出，原来的关系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由于冯白驹在一九五六年以后积极进行地方主义活动，古大存企图利用这一点来达到反党的目的，便一改过去的态度，极力拉拢冯白驹，积极支持海南地方主义集团的反党活动，甚至当省委在去年二月会议上批评了冯白驹同志的地方主义活动时，他竟对冯表示：“那不行，我要出来讲话。”就这样，从一九五六年以来，古大存和冯白驹在反对中央的方针政策上，在反对省委的领导核心上同流合污，结成了反党集团。而这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给广东工作造成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

　　省委对于古大存、冯白驹的反党活动，进行过多次的批评和斗争，但是事实证明象反对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不发动党员群众一起参加斗争，而局限于在领导核心的范围内解决，是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的。他们视省委忍让等待的做法为软弱，苦心孤诣求团结的态度为可欺，得寸进尺，顽抗到底，而且在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牛鬼蛇神纷纷出洞的时候，竟里外呼应，步步进逼，迫使党不得不与他们开展一场大论争。因此，从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开始，广东党内就以“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为中心开展了一场党内斗争。

　　任何企图把历史车轮拉向后转的人，干的都是蠢事，其结果必然要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地方主义反党集团也不能逃脱这个铁的定律。经过四、五个月的辩论，终于事实真相大白，是非界限大明，党内觉悟大力提高，而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则大为孤立，他们是彻头彻尾地辩输了。

　　任何坏事都可以变成好事。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也给党帮了很大的忙。经过他们这样一闹，隐蔽在党内的反党分子的真面目终于被揭露了，一批右派分子被清除出去了，历史上的许多“悬案”得以彻底解决了，我们的事情好办得多了，中央的方针路线的正确性为更多的人所认识，更加深入人心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了，党内的思想状况焕然一新了，工农业生产和各方面的工作都大步跃进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所料想不到的。这有什么办法呢?历史总是违反着一切开倒车的人的意志前进的。

　　大辩论中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激起了全党的公愤，绝大多数人要求对反党集团的头子古大存、冯白驹给以严厉的处分。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按照他们反党言行的性质来看，确实很难把他们同右派分子加以区别，因此，党内这种要求完全是正义的。但是，省委认为由于广东党内地方主义的影响相当深广，对他们处理的原则，不仅要考虑到有利于他们的改造，更主要的还要有利于彻底肃清广东党内的地方主义，加强全党的团结，因此本着思想从严组织从宽的原则，决定保留了他们的党籍和一部分职务，只撤销了他们主要的职务，以等待他们悔改，真正回到党的正确的路线上来。对于其他的地方主义分子，也按上述原则处理，除少数极端恶劣无可救药者开除出党外，一般都采用治病救人的方针，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都认识了错误，表示要坚决改正，并感谢党挽救了他们。

　　广东党内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给我们的教训大极了。斗争再一次使我们认识到，地方主义与共产主义是绝不相容的，必须坚决、彻底地加以肃清；斗争也使我们认识到极端个人主义是犯错误的总根源，古大存、冯白驹都存在着严重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而又拒绝党的批评与帮助，因此，他们必不可免地要走上反党的道路上去；斗争教育了我们，每一个干部，不管职务多高，功劳多大，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置身于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力求进步。否则，那怕象古大存、冯白驹那样有着三十多年革命历史的老干部，如果背着老资格的包袱，自以为功劳很大，对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可以不遵守，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政治衰退、思想僵化，也一样要犯严重错误。这次斗争，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警惕党内野心家为着达到个人主义的卑鄙目的，利用党内一部分处于半自觉和不自觉状态的人，来制造党的分裂。古大存、冯白驹所以能在广东搞地方主义闹得天翻地复，就是由于他们在广东曾经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干部有过一定的联系，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些作本钱，使一些觉悟低的人长期受其利用。要塞住极端个人主义野心家可以利用的空隙，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组织原则的教育，提高大家的政治嗅觉，是十分重要的。这次斗争还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党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大是大非问题，必须发动全党通过鸣放辩论的整风方式来划清界限；这样做，不仅能最有效地清除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而且将最有效地锻炼全体党员，提高全党的政治觉悟。

　　广东党组织永远是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党的一个地方组织，任何抗拒和反对中央的方针路线的企图，都必然要被党的力量所粉碎。经过这次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我们已经并且将继续使广东党组织进一步团结起来，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为坚决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而奋勇前进!

　　 来源：《上游》195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