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特点

　　<李维汉>

　　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它已经胜利地经历了民主革命阶段，又正在胜利地经历着社会主义阶段。在它的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特点。下面这些，是它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特点：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

　　（三）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

　　（四）在民主革命阶段以实行武装斗争为支柱、在社会主义阶段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统一战线；

　　（五）担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革命任务的统一战线；

　　（六）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统一战线；

　　（七）支持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统一战线。

　　这些特点反映了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的发展规律。现在，我们依次来论述这些特点。

##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最根本的特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其他一切特点，都是同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根本特点分不开的。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取得彻底胜利，应当由谁来充当领导者？是只能和必须由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还是可以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党来领导？对于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根本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发生过长期的斗争的。历史是最好的公证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纺义革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不能取得胜利。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二十八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胜利。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为什么只能和必须由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来充当，而不能由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党来充当呢？“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毛泽东选集》第１４８４、１４８３页。以下凡引自《毛泽东选集》的引文只注明页数，不再注明书名。）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不但有强大的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而且有更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中国革命不能不经过长期的、残酷的和顽强的斗争。因此，只有具备着坚决彻底、顽强的革命品质的阶级及其政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到最后胜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显然不具备这种品质。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束缚，因此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他们又同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有联系，对它们有一定的依赖，因此又具有对于敌人的妥协性。他们即使在参加革命的时候，也不愿完全同三大敌人决裂，而在革命失败的时候，就退出革命，甚至附和反革命。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党，虽然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过革命，但不能把它领导到胜利；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只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保持中立。只有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真正具有中国革命所需要的坚决性、彻底性和顽强性。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严重的和残酷的压迫，因此最富于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最需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便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自身的彻底解放扫清道路。也只有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的中国工人阶级，能够在不屈不挠的长期的斗争中，把革命力量逐步地聚积起来，并且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

　　革命必须依靠一定的社会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团结和壮大革命力量，孤立和瓦解敌人，这是任何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根本条件。自从鸦片战争的时候起，先进的中国人在反对外敌侵略和国内封建压迫的斗争中，都在寻找、团结同盟者，壮大革命力量，并且曾经多次地在某种范围内结成了革命统一战线。但是，直到五四运动为止，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样的统一战线，显然不能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党来组织和领导。因为害怕敌人固然是他们的本性，害怕工农更是他们的本性。“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６６７页）孙中山是伟大的，在晚年，他曾经在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唤起民众”的口号。但是，谁去“唤起”和“扶助”呢？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孙中山的意思仍然是由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去“唤起”和“扶助”。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事实上，当时的工农运动是由共产党领导和发动起来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根本路线，只有共产党才能提出和贯彻执行这个路线。正是因为这样，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要到五四运动以后，才能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五四运动“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５４５页）因而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人民民主革命的序幕。但是，当时的革命统一战线还缺少工农联盟作基础，因为农民这个革命主力军还没有参加到运动中来；更缺少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到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日益成为自觉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跟着逐渐建立起来，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逐渐形成起来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１７７页）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阶段中，是要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或者说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从而使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

　　经过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为中国人民指出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虽然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党中，曾经有许多人长期地固执和散布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旧民主主义的即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１４７６页）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要坚持资本主义的道路，谁就“有可能走到帝国主义所指引的危险的道路上去。因为他们既然坚持要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势必要同帝国主义国家联系起来，而帝国主义者却不会让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只会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统治的殖民地。这正是蒋介石卖国贼所走的道路。”（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在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１年跌入附和蒋介石反革命的泥坑，就是这个道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还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亦即旧民主主义者的身上，也是这个道理。为了开辟和实践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不但要领导人民向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进行长期的残酷的斗争，而且要在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对他们的旧民主主义道路进行长期的复杂的斗争。只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长期的斗争，经过敌人多次的反面教育，才使“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１４７６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使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使民族资产阶级能够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所以总的说来，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领导，离开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离开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就不可能了解中国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许多特点，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

　　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有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其他爱国分子的广泛参加，但是只有一个领导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只有一个领导党，就是共产党；只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的根本的历史经验，也是我们立国的根本制度和根本原则。任何人要在政治上不致迷失方向，就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根本点。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要继续发展和巩固下去，也必须确守这个根本点。

## （二）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

　　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统一战线。它包括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阶层，占了全国各民族人口的９０％以上。

　　在这个统一战线里面，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其他的阶级、阶层都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属于同盟军的各阶级、阶层，大体上可以分为劳动人民和非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包括农民群众、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而广大农民群众更是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同盟军。非劳动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其他可以合作的社会力量，他们是动摇的同盟军。因此，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包含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

　　我们的伟大的工农联盟，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质上即农民战争）中，逐步发展和锻炼出来的。它已经走过了民主主义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合作化这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现在又已经走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和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阶段。不论在那一个发展阶段上，工农联盟都是基本的联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毛泽东同志指出：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１４８３页）。刘少奇同志也指出：“在我国的六亿多人口中有五亿多农民，他们无论在革命斗争中和建设工作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我国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这个伟大的同盟军，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其他的阶级、阶层、集团，他们参加革命和参加统一战线的程度如何，主要也是以工农联盟的力量为转移。没有工农联盟，就没有真正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的胜利。所以，不论是民主革命阶段，或者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不论在革命战争中，或者建设工作中，毛泽东同志总是把工农联盟问题放在首要的地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指导全党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因为我们党不断地发展和巩固了工农联盟，就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了坚实的基础，有力量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非劳动人民，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有力量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力量去孤立、分化和瓦解敌人。

　　在工人阶级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里面，主要的同盟者是民族资产阶级。这个联盟，对于工农联盟说来，是一个非基本的、辅助的联盟，但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又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的联盟。这个联盟之所以不可缺少和重要，主要地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爱国的阶级，在政治上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在经济上和文化技术上有重要作用。他们的多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采取保持中立的态度；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又有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争得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或者至少使之保持中立，就有利于争取其他的中间力量，有利于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着联盟，就不但有利于继续孤立敌人，而且能够利用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技术上的积极作用，能够用和平的方法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明绅士是从地主富农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他们的政治态度基本上和民族资产阶级相同。开明绅士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多少力量，在经济上也没有多少作用，但是，争取和团结了他们，有利于分化和中立小地主和富农，并且对于争取知识分子（他们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大部分同土地有联系），对于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都是有益的。

　　在这第二个联盟里面，在民主革命阶段，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某些集团参加。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这次合作，对于停止内战，实现对日抗战，起了决定的作用。在抗日战争的八年合作过程中，尤其是１９３８年武汉失守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实行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但是，由于党和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我们仍然能够利用这种合作，达到了集中主要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在抗日战争中大大发展革命力量的目的。这不但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作用，而且为以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有决定意义的条件。在１９４４年，毛泽东同志就曾经指出：“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９４９页）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预见。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两个联盟的对立的统一。四十年来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正确地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正确地处理两个联盟的关系，这就是：第一，放手发展和加强工农联盟，使它真正成为统一战线的基础和依靠；第二，尽可能扩大第二个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第三，正确地发挥两个联盟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它们互相促进。

　　从四十年来的革命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很快地促进了整个革命运动的高涨，特别是工农联盟的建立和发展。后来，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注意同资产阶级的合作，不敢继续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在北伐战争的后期，甚至不惜损害工农联盟以迁就地主资产阶级，结果反而使资产阶级更加动摇，反动力量更加上升，终于把革命引导到不可挽救的失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坚决地领导了土地革命，创造和发展了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曾经为发展统一战线、促进新的革命高潮，造成坚固的基础。但是，在这个期间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只要工农联盟，反对工人阶级同非劳动人民的任何联盟。“左”倾冒险主义者以为只有这种政策才是最革命的政策，结果反使工农联盟被孤立，革命再一次遭到很大的损失。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总结了过去两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放手发展工农联盟，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正确地发挥两个联盟的相互作用，革命就节节走向胜利：首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接着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最后打垮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继续发展了正确处理两个联盟之间的关系的经验。一方面，在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之后，接着就领导农民逐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使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起来，并使人民政府掌握了主要的农产品，借以缩小资本主义的市场，直到堵死资本主义道路，推动民族资产阶级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通过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不仅孤立了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起了有益的作用，而且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向资本家取得工业品，作为向农民交换农产品的重要的辅助手段，对于促进农业合作化起了重要的作用。１９５５年冬季，农业合作化高潮首先到来，它推动了城市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手工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公私合营都在１９５６年春季出现了高潮。接着，在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５８年，我国胜利地进行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革命运动中，经过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工农群众的革命精神空前高涨，使“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介绍一个合作社》）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人，也因此不同程度地转过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弯子，表示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个基础上，在三面红旗的指导下，我们又在各项建设工作中实行领导干部、专业人员和工农群众三部分人员相结合的办法，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两个联盟互相促进的一种形式，因为“三结合”中的专业人员有一部分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四十年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两个联盟，就是这样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把革命一步一步地不断推向前进，不断推向胜利。今后，我们仍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继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发挥两个联盟互相促进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实现非劳动人民的根本改造，使他们化为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到那时，我国人民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将变为各部分劳动人民之间的联盟。

## （三）    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两面性，或者叫做二重性，所以，这个统一战线中的第二个联盟，即工人阶级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一方面对工农联盟有着辅助作用。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另一方面，这个联盟又对工农联盟有消极的作用。在这个方面，我们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曾经吃过大亏。为着正确发挥第二个联盟的辅助作用一面，防止它的消极作用一面，工人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善于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正确地对待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远在１９２６年，毛泽东同志就正确地指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在分析当时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的时候说：“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４页）“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９页）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光辉的思想，却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拒绝和埋没了。他们不是从右边，就是从“左”边，否认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只看见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一面，看不见他们的反动性一面，因此，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则只看见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一面，看不见他们的积极性一面，因此，对资产阶级只讲斗争，不讲联合。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根据过去两个时期的经验和抗战时期的新的经验，系统地分析和论证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提出又联合又斗争的公式，这一个光辉的思想和正确的政策才为全党所了解和掌握。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５９９页）

　　“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７５９—７６０页）

　　“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７４０页）。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说的又联合又斗争，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又联合又分裂，即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者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一种是统一战线内部的又团结又斗争。一般说来，又联合又斗争适用于整个资产阶级。分别地说，这里讲的又联合又分裂，主要指同大资产阶级的关系。

　　由于旧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分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的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即是代表中小资本主义成分的中等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系较少，而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他们基本上没有掌握过政权，而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统治。这些都是他们和大资产阶级相区别的。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又没有完全断绝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联系，并且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有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经济的、政治的地位，规定了他们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两面性，即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规定了他们在民主革命中必然处于动摇不定的地位，有参加革命的可能，也有附和反革命的可能；他们中的少数依附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统治的右翼分子，则是革命的敌人。总的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是这样：一方面，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不但残酷地压迫劳动人民，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共产党，领导着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向三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为国家的独立、自由、富强而奋斗。在这种形势下，只要共产党对这个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积极争取的政策，就能使他们的多数在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保持中立。我们的经验证明，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都应当对民族资产阶级坚定不移地采取争取的政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１年，民族资产阶级曾经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参加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而蒋介石反动统治则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打击。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在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以前），他们中间的不少分子，曾经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但是，决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认为那个时期我们在政治上不应该争取他们，在经济上不应该保护他们；就认为我们在那个时期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不是冒险主义的政策。相反地，那时我们的政策，仍然应当是保护和争取他们，以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敌人。”（１２８７页）自抗日战争时期以来，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坚定地执行了这个政策，终于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由动摇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中间地位，转到人民革命这方面来，表示拥护人民共和国和共产党的领导。这不但孤立了敌人，而且造成了一种可能，即尔后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使民族资产阶级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比较详细地说过了。

　　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就是要根据他们的两面性的不同情况，对他们适当地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这就是，对于他们的革命性方面，依据具体情况，适当地实行团结的政策，而对于他们的妥协性方面，依据具体情况，适当地实行批评或者斗争的政策，以便尽可能地坚定他们的革命性，克服他们的动摇性，使他们同我们建立联盟，或者至少保持中立。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忽视他们的革命性一面，不在这方面对他们实行团结的政策，固然不能争取他们；如果忽视他们的妥协性一面，不在这方面对他们实行批评或者斗争的政策，也会助长他们的动摇，同样不能达到争取他们的目的。同时，我们在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这种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的时候，还应该针对他们内部左、中、右三派的不同情况，来分别对待。

　　在社会主义阶段，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本来是一种对抗性的矛盾。但是由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具体条件，“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以，在过渡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对民族资产阶级坚定不移地执行和平改造的政策。和平改造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团结他们愿意接受社会主义的一面，而对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面进行批评或斗争；也就是求同克异，逐步克服不同的方面，使之同化于劳动人民，同化于工人阶级。“为了改造，先要团结。”（１０１０页）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消灭这个最后的剥削阶级，而把这个阶级的人们同化过来，这更是为了达到更高基础上的团结。

　　在中国，大资产阶级，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所代表的官僚资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垄断资本。“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１２５３页）从清朝末叶以来，随着中国逐步走向殖民地化，中国当权的反动官僚、军阀就逐步买办化，一些买办也逐步爬上统治地位，从而形成了代表这种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官僚资产阶级。在蒋介石统治中国的二十二年中，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官僚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峰，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而统治中国中央政权、充当美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走狗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就成了最大、最集中、最残暴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这个垄断集团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对中国人民的野蛮掠杀和对民族资本的无情吞并的过程，也就是美帝国主义排挤英、日等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而独占中国的过程。四大家族而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

　　大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史上，历来不是革命的动力，而是革命的对象。但是，“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是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６３４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两次合作，又两次分裂，主要就是这样造成的。

　　这里有两条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

　　第一条，必须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１４３—１４４页）我国革命根据地，从井冈山斗争起，就是利用敌人的矛盾和缺口，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利用敌人矛盾的一种榜样。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的条件下，我们还应当根据“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把“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１４９页）同他们暂时地直接建立一定程度的联盟，以便集中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就是毛泽东同志利用敌人矛盾的又一种榜样。

　　第二条，大资产阶级的本性不会改变。共产党同国民党两次合作的经验都证明，大资产阶级即使在参加统一战线的时候，仍然是很反动的。他们被迫地暂时参加统一战线，是为了维持反动统治和发展反革命势力，是为了瓦解革命力量和最后地打败人民。他们在统一战线中不但极力欺骗拉拢和胁持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势力，而且极力限制打击和破坏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并且力求把共产党变成他们的尾巴。到了革命的发展同他们的这种反动目的相冲突的时候，他们就要掉转枪口来反对革命力量。正是因为这种反动的本性，蒋介石集团在抗日统一战线中表现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两面派。党和毛泽东同志本着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蒋介石集团任何微小的抗日积极性都充分加以争取和利用，使之有利于抗战；而对他们反共、分裂、妥协、投降的一方面，则针锋相对地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并且局部地在军事上，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放手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使蒋介石集团陷于孤立，不敢公开投降日本，不敢完全和共产党破裂。也正是因为这种反动的本性，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为了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就根本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不顾共产党和名民主党派争取同他们保持团结、实现和平民主的仁至义尽的努力，而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作好了一切准备以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内战。这种种历史事实都证明，希望经过统一战线改变大资产阶级的本性，是不可能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这样，其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也是这样。

　　对于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推翻了他们的政权和摧毁了他们的经济基础以后（除了个别的和平起义人士和其他爱国分子，应当很好地团结他们，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以外），必须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强迫他们接受群众监督和劳动改造，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和政治教育。只有经过长期的监督和改造，他们中的多数人才有可能从反动分子改变成为人民的一分子。十多年来，经过这样的监督和改造，已经有一部分人发生了这种变化。但是，这两个反动阶级的残余仍然是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社会基础，其中有许多人还无时不在梦想复辟。在政治上充当这两个反动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因此，在我国，改造大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分子的斗争，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将持续一个整个的历史时期。这方面，不容许有任何的麻痹、懈怠或者放松警惕。

## （四）      在民主革命阶段以实行武装斗争为支柱、在社会主义阶段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统一战线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了由农村到城市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带头走了这条道路。

　　这条道路的中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革命战争，就是长期的农民革命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就正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此后，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直到胜利，尽管革命战争所反对的对象和参加革命战争的同盟军各有区别，但这些战争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依托革命根据地来进行的农民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为主要斗争形式，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而长期的农民革命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又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为什么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具有这样的特点呢？这是由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这一个根本特点决定的。毛泽东同志说：

　　“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５３０页）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上开辟了这条道路，又在理论上论证了这条道路。远在１９２８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了红色政权即农村革命根据地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此后又多次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

　　“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６２９—６３０页）

　　走这条道路，就是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创造性的道路。而要走这条创造性的道路，是不能不经过斗争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即教条主义者，硬要在中国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走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的道路。他们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从已有的经验教训中取得教益，而固执地要在中心城市发动起义，或者要求红军进攻大城市。这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教条主义路线的斗争，直到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以后，才以毛泽东同志路线的胜利宣告结束。

　　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党手中的两个战胜敌人的基本武器，它们是互相依赖的。一方面，革命战争必须由党所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来负担，党的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是革命战争胜利的政治保证。“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要胜利，首先要靠政治，首先要打赢政治仗。我们进行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这种战争的政治性质使它不仅具备了胜利的可能性，而且具备了胜利的必然性。但是革命战争要胜利，还要依靠正确的政策。这里除了孤立和瓦解敌人的政策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团结和壮大自己的问题，或者说，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处理各阶级的关系，以达到团结和壮大自己、孤立和瓦解敌人的目的，那么革命战争就不可能胜利，甚至可能遭到失败。这一点，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

　　在另一方面，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统一战线不论在那一个时期，也不论有没有资产阶级参加，都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６０４页）毛泽东同志说：“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５３１页）“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５３２页）统一战线工作，是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配合革命战争，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同时，统一战线必须有坚强的人民武装作为它的支柱，才能巩固和发展。在我国条件下，离开了革命的武装斗争和革命的武装力量，统一战线就不能巩固，就不能发展。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是革命战争的负担者，而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反过来，又可以创造和发展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知道，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之下，创设黄埔军校，组织革命军队，举行东征和北伐，曾经怎样造成了蓬蓬勃勃的工农运动和广泛的统一战线。但是因为共产党在当时还不懂得直接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尤其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者自愿地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又是怎样使“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１５１—１５２页）民众运动和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都一齐垮了台。大家更熟悉地知道，后来，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所以能够击败蒋介石集团分裂、投降的阴谋，而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到抗战胜利，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坚强的并且日益壮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充当中心支柱。

　　中国民主革命的全部经验证明：工农联盟的发展和巩固，主要是经过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而获得的；同资产阶级讲统一战线，更要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手里有没有武装力量。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手里如果没有相当强大的武装力量，对武装到牙齿的大资产阶级固然没有任何发言权，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人微言轻”的。相反地，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手里的武装力量愈强大，革命战争进行的愈胜利，统一战线也就愈广泛，愈巩固，愈强大（如果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总之，没有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强大的人民革命武装力量，就不可能有工人阶级领导的足以战胜敌人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几十年的革命战争，锻炼出来了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一个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一个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依靠这三个法宝，经过农民革命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建立了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这三个法宝的结晶和集中表现，它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由以实行武装斗争为支柱的统一战线进到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实行和平改造和和平建设的统一战线。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的目的和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复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并且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整个社会，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然后逐步地过渡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机关的坚强领导，而且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的积极参加，二者缺一不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我们党早就指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包括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统一战线，不仅对于人民民主革命是需要的，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事业同样是需要的。

　　有人以为，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要建设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统一战线。他们不懂得，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分子已经有了统一战线的长期历史。在社会主义阶段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面，但是他们愿意留在统一战线之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我们没有理由不同他们继续合作。而且，这个阶级是一个具有比较丰富的现代文化知识、拥有比较多的知识分子和专家的阶级。工人阶级同他们继续保持统一战线，不但对于教育和改造他们有重大的作用，而且可以利用他们的知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可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壮大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不需要统一战线的人们更不懂得，“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很显然，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这个统一战线不仅不会损害无产阶级专政，相反地，是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发展的。

　　有人以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工人阶级既然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继续保持统一战线的关系，就应当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甚至不要无产阶级专政。１９５７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曾经叫嚣不要党领导，不要无产阶级专政。我国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只有工人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实现了对于国家政权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才能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只有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运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武器，才能够把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共同执行工人阶级的政治路线。

　　事实很明显，在我国，党所领导的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为和平改造和和平建设服务的统一战线，乃是党领导的以实行武装斗争为支柱的统一战线的必然发展和自然成果。没有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没有从这个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就谈不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平改造，就不可能有实行和平改造和和平建设的统一战线。

## （五）担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革命任务的统一战线

　　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经胜利地经历了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又正在胜利地经历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这证明它是一个担负两个阶段革命任务的统一战线，是一个彻底革命、不断革命的统一战线。

　　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所以能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顺利地发展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决定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里所说的历史条件，就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充当革命领导者的资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由旧民主主义让位于新民主主义，这个革命必须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完成。这里所说的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领导中国革命，必须正确地处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必须争取和确保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以便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然后不停顿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全部实践证明，正确地处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同正确地解决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实现领导权的问题，是互相不可分离的。在民主革命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就能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成为担负两个阶段革命任务的统一战线。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和斯大林曾经多次论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已经脱离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个理论，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世界十月革命的一部分”和“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命题。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但是，如同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时这一命题的理论意义还没有充分发挥，以致人们还只能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这个正确的命题曾受到了机会主义的反对或者歪曲。反对这个正确命题的代表、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看作旧民主主义革命，认为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阶段，因而他们把领导民主革命看作资产阶级的事情，把民主革命的胜利看作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派给工人阶级以替资产阶级充当苦力的角色。陈独秀主义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用一座万里长城隔绝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因而从右边取消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歪曲这个正确命题的代表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他们抹杀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因而把整个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并且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结果从“左”边严重地损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两种机会主义都不理解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区别和衔接，因此也都不能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已经脱离旧范畴的理论和中国的历史特点，反复地阐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革命按其社会经济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它的发展和胜利必然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广阔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这样，就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辩证地统一起来，正确地解决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衔接的问题，并在根本上树立了争取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６４６页）

　　“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

　　（命过程。”（６４２页））

　　“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

　　（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６６５页））

　　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以后，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一方面，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严格地区别开来，反对主观地超越民主革命阶段；另一方面又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在民主革命中就尽可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这里，主要的就是：第一，不断地加强党的建设，使党成为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坚强的先锋队。第二，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使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同盟军，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第三，建设和发展革命武装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实施各项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和奖励对国计民生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一方面尽可能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因素。在各项新民主主义政策实施过程中，逐步地培养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有管理国家经验的干部。第四，执行彻底的群众路线，放手领导群众自己动手进行革命斗争，从斗争中不断地教育自己，提高觉悟。“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刘少奇《论党》第３７页）我们党因为贯彻执行了这个根本路线，所以充分地发动了群众，有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经验证明，在民主革命中，各种革命力量尤其是工农群众发动得越广泛，越深入，革命就进行得越彻底；而民主革命进行得越彻底，就使各种民主力量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能够继续保持广泛的团结，使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比较顺利。走这样的道路，就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不但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而且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６４５页）走这样的道路，就使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取得和巩固了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把民主革命引导到彻底胜利，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使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停顿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事实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正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以武装力量为支柱的统一战线，所以能够成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正因为它是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所以它能够成为担负两个阶段革命任务的统一战线，或者说成为彻底革命、不断革命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４９年指出，“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１４６９—１４７０页）在民主革命阶段是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也是这样。十多年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胜利地经过了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不断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考验。现在，它正在继续团结最广泛的社会力量，胜利地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可以预见，它将继续长期地存在和发展下去，直到胜利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地消灭阶级。这还有疑问吗？我们认为不应该再有疑问了。

## （六）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统一战线

　　我国人民，经过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但团结起来进行反对敌人的斗争，而且团结起来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工作做好了，就可以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巩固起来，更好地担负两个阶段的革命任务。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在共产党内部，在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群众中，在全体干部和一部分同盟者中，就用团结——批评或者斗争——团结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因而组成了一个政治上一致的、坚强的革命队伍。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党和毛泽东同志把这个方法逐步地推广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中去，并且已经收到很大的效果。

　　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空前广泛和空前深刻的革命，不但要根本改变社会制度，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而且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根本改造一切剥削者和私有者，教育全体人民。毛泽东同志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只有这个改造工作做好了，才能实现消灭阶级、彻底解放全体人民的伟大历史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同时解放全人类。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它启示我们，只有在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把一切人都改造过来，只有对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分子实行根本改造，同时帮助一切劳动者进一步进行自我改造，才能消灭阶级差别，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改造人的工作，包括改造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分子在内，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崇高事业。对剥削阶级实行根本改造，就是要把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剥削分子化为劳动者，化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国的经验证明，改变剥削者所有制还比较容易，真正困难的是改造剥削者，这要比所有制的改造艰巨十倍，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实现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依靠一个根本条件，这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人民有了自己的国家，才能对已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用专政的方法，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也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团结——批评或者斗争——团结的方法，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来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毛泽东同志说：“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论人民民主专政》）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或者斗争——团结的方法，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就是统一战线的方法。经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们能够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最广泛地团结各民主阶级的人民，又能够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帮助人们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十多年来，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它的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它的各级委员会，对组织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２８５页）我国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各部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地进行改造中国的革命斗争，实现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同时在改造中国的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实现着对自己的改造。我们相信，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各部分人民，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不断地和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继续不断地和彻底地完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任务，就一定能够共同进入无限光明、无限美妙的共产主义社会。

## （七）支持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团结，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同时，没有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胜利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没有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呢？原因在于我们是处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代。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１５６页）“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１４７８页）所以，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历来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力争外援的方针。革命也好、建设也好，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必须首先依靠自己努力奋斗。自己奋斗愈力，就愈能取得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就愈能发生积极作用。不以自力更生为主，无疑是根本错误的。但是，不重视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不积极争取这种援助，而把自己孤立起来，或者把自己的斗争看成孤军奋斗，同样也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的广大人民，从四十年的艰难经历中，对于自力更生为主，是理解得很清楚的，对于力争外援的必要，也理解得很清楚。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一切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尤其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援助，对于中国革命历来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关于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世界的事情已经联成一气，各国革命力量需要互相援助的论断，是一个普遍真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更加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的普遍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日益威胁着一切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另一方面，以社会主义阵营为核心的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日益互相接近和联合起来。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人民，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所面对着的国内敌人不同，但又都是处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威胁或者包围之中，他们的内部敌人又往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因此，他们的斗争，不论是争取民族独立或者争取社会主义，不论是争取民主或者争取和平，都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帝国主义的阻挠，尤其要碰到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阻挠。因此，他们不能不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个最凶恶的敌人的斗争。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的人民，促使他们互相接近和联合起来，逐渐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地广泛，它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为核心，包括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包括了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占全世界人口的９０％以上。一方面，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联合起来包围世界各国人民，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包围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已经遍于全世界。在这个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中，东风已经压倒西风，就是说，优势已经在世界人民这一方面。这个优势在今后必然继续扩大，并且正在继续扩大。

　　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是世界人民的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历来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把中国人民的团结和世界人民的团结联系起来。在发展和巩固国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同时，总是力争“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１４７７页）

　　１９６０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正确地指出：“中国的人民革命给帝国主义在亚洲的阵地以毁灭性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它给民族解放运动以新的有力的推动，给各国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巨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深刻理解自己在世界人民面前和国际统一战线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它将和以往一样，永远巩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永远巩固同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各国人民的团结，坚决支持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将和以往一样，在中国各民族人民中经常地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教育，反对各种各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目前时期，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拼命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团结，破坏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克服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响，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的口号是：‘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依靠这两个伟大的团结，我们的事业是无往而不胜的。”（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原载《人民日报》1961年6月16-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