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贡献一切

　　<欧阳予倩>

　　我是个极其平凡的戏剧工作者，尽管有追求真理的心，因为受旧文化的习染深而斗争性不强，所以对共产主义一向只是幻想式的向往，没有能够把整个生命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从斗争中逐步认识真理。

　　我从事戏剧运动四十余年（从成年到现在自食其力没有干过任何其他谋利的事），在最初一个阶段（一九○七—一九一七年），我曾经挂起社会教育的招牌与封建势力相周旋；演了京戏之后倾向于艺术至上主义。我也做过种种改良旧戏的尝试，碰过不少钉子，但没找到正确的道路，也没有得到过一点同情的支援；我也曾搞过“爱美剧”运动，参加过上海戏剧协社、南国社，自己也办过剧团，成绩很小；写过不少剧本，比较成功的可以说没有。我的政治态度最初是反对外国人统治，进而反帝制，反军阀，反卖国贼，可只是心里想着，口里谈着，没有具体的、鲜明的行动。我对民国初年国民党一班新贵们的趾高气扬日趋腐化是有反感的；及至孙中山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我同情他所提倡的国民革命，也以为他所著的建国大纲是对的。“北伐”以后以为可能有些办法，我便放弃了舞台生活，想投身革命事业。由于蒋介石的极端反动，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一时我不知道应当怎么样才好，就不免产生了感伤的情绪——我既不愿搭班子再演些无聊的戏，生活又没有办法，只好改行干电影，拍了两部默片，都不满意，觉得和老板们也不容易合作；以后我便到广东住了三年，办了个戏剧研究所。那时候，上海正组织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等团体。我自以为是不甘落后的。但那时我的思想相当混乱，从我当时所写的文章可以看得明白：我对进步的文艺理论并没有好好学习，只凭自己一点狭隘的知识和见解在那里乱碰。

　　广东戏剧研究所解散，我回到上海，恰遇“一·二八”事变。此后我的思想有显著的转变：当“五·卅”惨案发生的时候，南通张季直写文章反对上海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我以为他很不应该，但不懂得他为什么会那样，证之以“一·二八”当时的所见所闻，令我联想起张季直的文章，又不禁想起长沙绅士为着对付共产党请日本兵舰向城里开炮的事，这我才相信阶级意识超过民族意识的说法完全正确。我们十九景的活报剧“不要忘了”（写“一·二八”淞沪之战和李顿调查团）就是那个时期写的。我开始认识工人阶级的品质，我又读了些中国共产党发表的文件，我便肯定地说：“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救中国。”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完全了解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二年初冬，我到了法国，参加过四、五次法国共产党所组织的工人晚会；一九三三年春到过英国；同年夏天到秋天到过苏联两次；同年冬回国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走日本。一九三四年秋回到上海从事电影编导。这一时期我明确地认识到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中国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一般地都直接间接地受到党的领导和影响，我当然也不能例外。一九三四年我回到上海后，比较以前和党接近了一些，抗日战争爆发后便一步步地更加接近，以至和地下党员共同活动。我虽然知道些社会科学的名词，并不曾好好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解放前学习当然有困难，自己也没有下决心去钻研），不懂得党的政策，不具体明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知道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自己的立场也不是站在工人阶级方面，而始终是站在小资产阶级方面，以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情无产阶级、愿为革命的胜利尽其所能尽的一分力量也就行了。

　　从一九四九年春天到如今已经六年多。在这六年当中，我虽然学习得很不好，但我参加过许多重大的会议；并且在政府机关担任过一些工作；经过文艺整风、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以及反官僚主义等运动；还光荣地和党员同志一同学习过整党的文件。在许多同志帮助之下，尤其是直接在党的领导之下，我才真正有了些进步，我明白了首先必须站稳正确的立场，然后思想和行动才能完全一致，而立场和成份是可以改变的。我进一步懂得了些党的政策；我从多方面认识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也看到了党对每一个党员和非党干部的教育培养和亲切的关怀。我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党怎样领导人民取得一系列伟大的胜利，把一个被强盗土匪弄得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国家改变成为强盛的国家。体会到党的伟大理想和达到这一伟大理想的途径和步骤，这才懂得了通过新民主主义制度稳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意义。几年来在工作当中，对统一战线的道理和如何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了一些体会，多多少少克服了自由主义的缺点，决心要做一个忠于祖国和人民、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

　　我前半生算是糊里糊涂过了，四十五岁以后多少有些进步。只有最近的六年才觉得活得真有意义，尽管我已经六十多岁，还患着难治的关节炎症，我有信心愉快地活下去。我深深地感觉到中国共产党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最可爱的党。只有依靠党才有真正的生命，依靠党才能够对事业有信心、有勇气、有成就、对祖国有所贡献。从我四十余年的经验证明个人奋斗是有很大的局限的。参加党的组织便可使渺小之躯发挥无限的力量。

　　当我学习党员八个条件的时候，我曾经把我的一生从头想过一下，觉得我最大的毛病就是个人意识浓厚，斗争性不强，这几年虽然有进步、做一个党员也还是不完全够资格。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诚恳的愿望，希望党能给予更多的培养，使在组织生活中得到更多的鼓励和督促，好比一部旧机器在先进的工人运用之下可以多发生点滴的作用。古话说：“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我自信也还有些勇气和不懈之志。现在我光荣地被批准入党，我一定要在同志们的帮助和督促之下，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贡献一切，希望能起一个小螺丝钉的作用。

　　 ---- 原载《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