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解放军报》社论>

　　军队文艺界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出一批右派分子，其中包括公刘和樊斌这样的青年作家。这些人，在若干年以前，有谁听到过他们的姓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物？曾几何时，他们居然有了“作家”的称号，做了影响人和教育人的“灵魂工程师”。任何人都知道：这只有在我们这个社会才可能，并且这是共产党发现了他们，热诚地教导和帮助他们的结果。党哺育和培养了他们，期望他们成为党和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革命作家。然而他们却忘恩反噬，回转头来反对党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他们对党竟有这么多的仇恨，必欲打破党对他们的领导和监督即樊斌所谓“憋闷人的坛子”而后快。这一件事对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而对于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活动的人们，首先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呢？工人阶级文学艺术是工人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从这个根本的观点出发，作家应该像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看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就是这个老问题，不但公刘和樊斌他们没有解决，就在我们其他的一些同志中，也并不是完全解决了的。这个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什么文艺创作的目的，创作活动的方向，作家的爱和憎，歌颂什么，反对什么等等，自然也就不会得到正确的解决。而只有立志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作家的创作活动才会有正确的方向，才能忠实地反映我们时代的面貌和人民的现实生活，才会满腔热情地歌颂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劳动，才会正确地描写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艰苦而光荣的过程；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塑造出光辉的艺术形象和不朽的典型。

　　但是，公刘和樊斌之类的人却不愿走这条道路，事实上他们所走的也不是这条道路。他们在革命部队里工作了几年乃至十几年，党对他们关怀备至，不断地指导和教育他们，但是他们始终坚持原来的非工人阶级立场，不接受党的教育，以致最后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他们长期追求的是个人私欲——名誉、地位、待遇，并且把文学当作满足这类私欲的工具；当党的领导和帮助在一个时期里符合他们的愿望，有助于实现他们的个人目的时，他们也拥护党，歌颂党，也承认正是党抚育和教诲了他们；但是一当他们的私欲得不到满足，或在创作上稍有成就时，他们就把党的领导当成是妨碍他们获得个人名利或“个人自由”的绊脚石，因此便咒骂党，仇视党。这是一条资产阶级的道路。当然，走这条道路的有各种不同的人。例如有一种人，他们之所以参加革命，所以要暂时在党领导下从事文学事业，原不过是为了骗得一块革命的招牌，作为个人向上爬的阶梯，一旦他爬了上去，他就不再需要党了。还有一种人，他们本来是志愿革命和志愿从事革命文艺事业的，并且在一个时期里也确实是诚心诚意地拥护党，写出了有益的作品，但这就使他们冲昏了头脑，以为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他个人奋斗的结果，他就可以和党讨价还价，甚至觉得还是资产阶级的原则对他更有利些，而最终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不论是哪一种人，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个人名利，即“一本书主义”；他们的道路是相同的，即从暂时接受党的领导走向背叛党；他们的结果也是相同的，为这个时代和人民群众所唾弃。

　　要做工人阶级的作家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作家，要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是为资本主义服务，其关键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即从非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转变为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也就是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对于非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思想改造所以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如陆定一同志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总结大会的讲话中所说：作家的职业，像战场上第一线的哨兵一样，是光荣的，也是危险的，容易被敌人俘虏。因为作家的劳动是一种个人劳动，工作方式是手工业式的，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作家又容易出名，出了名，就容易骄傲自满，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作家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何况作家要塑造别人的灵魂，首先就必须塑造好自己的灵魂。作家本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感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到他的作品中。有高尚的道德品质的作家，他可以塑造出高尚的艺术形象，去感染和教育别人；精神状态低劣的人，他的作品就只能贻害读者。作家必须首先改造自己的灵魂，然后才能改造别人。否则他将堕落为灵魂的蛀虫。

　　作家要得到彻底的改造，只有在党的领导下，遵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的途径；在目前，尤其要强调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建设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国防建设的火热斗争中去。这一方面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地用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来代替非工农兵的思想感情；一方面又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打开创作的源泉，为写好更多更好的作品准备条件。作家的岗位应是在工农兵的行列中，在实际斗争的最前线。这里我们有一条经验必须记住，那就是过去常常把一些只写过一两本书的人，很快地就调离实际工作，使他们呆在领导机关专搞创作；或者对那些本来具有写作能力的人，不是让他们参加工农兵的实际斗争，而是脱离实际斗争和实际生活。结果这些人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改造，而且也逐渐失去了创作的源泉；再加上社会上的一种恶劣的捧场风气，以及对作家的无原则的宠爱和放纵，就不仅害了作家，也害了我们的文学事业。今后我们必须记取这个教训，加强对于作家和其他一切文艺工作者的领导监督和政治思想教育，并且帮助他们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改造。

　　 ---- 原载《解放军报》1957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