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法部门需要彻底的整顿

　　<《人民日报》社论>

　　最近，本报连续揭露了在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窃据重要职位的六个党内右派分子。他们是监察部副部长王翰；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副庭长朱耀堂，研究室主任鲁明健；最高人民检察院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惠之，一厅厅长王立中。这些右派分子的共同特点，就是企图把国家的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这样重要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变成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揭穿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肃清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影响，是我国政法战线上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胜利，这对巩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将产生积极作用。

　　我们的国家机关必须坚决地彻底地维护党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我们的国家要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通过自己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共产党实现这种领导，这一点在宪法中已经作了庄严的规定，就是右派分子也不敢公开反对。但是，右派分子却挖空心思，找出种种的理由和借口来反对党的领导。

　　政法部门中的右派分子为了反对党的领导还特别制造了一种借口，仿佛党只能制定法律，制定政策，不能过问这些机关的“业务”。这就是说党只能作原则上的领导，不能作具体的领导，否则就是“党政不分”“党法不分”。显然，这种理由是十分可笑的。党的领导当然首先应该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可是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不等于就正确地贯彻执行了方针政策。党如果不对各个业务部门贯彻执行政策方针的具体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党如果对这些机关没有具体的领导，如何能够使得方针政策正确地贯彻执行？如何能够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如果说这样作了就叫“党政不分”的话，无产阶级专政就需要这种“不分”，如果说这样作了，就叫“干涉”的话，社会主义建设就需要这种干涉。因为只有这种“不分”和“干涉”，才能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当然，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的工作，在原则上应该有所区别。但是，党为了贯彻执行自己的方针政策而作的具体领导和右派分子诬蔑的“不分”和“干涉”是有原则区别的。我们既不能因为右派分子的攻击而放弃党的具体领导，我们也不能对某些党组织包办代替和不必要的干预行政的现象加以容忍。

　　维护和贯彻党的领导作用是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特别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应该有党的组织，应该有共产党员参加领导工作。这些负责的共产党员在国家机关中绝不是以个人的身分在活动，而是代表着党的利益和意志在活动。因此，这些负责的共产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不仅要处处依据党的方针政策行事，而且要经常地密切地依靠党的帮助和指导，把自己的工作严格地置于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而党内右派分子则完全相反，他们力求摆脱党的领导，生怕党来“干涉”他们的工作，百般强调所谓“独立思考”和“独立活动”。王翰、刘惠之强调的“垂直领导”和贾潜强调的“独立审判”，实质上就是反对党在这些机关中的领导。因此，他们就完全丧失了党性，成为和共产党员的称号完全不相容的右派分子。而一切企图摆脱党的领导而“独立活动”的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应该从揭露这六个党内右派分子的事实报道中得到一些教益。

　　我国人民政法部门的总任务是镇压敌人，惩罚罪犯，保护人民。而右派分子恰恰相反，他们制造种种荒谬的言论，提出种种荒谬的主张，其目的就是要改变人民政法部门的性质，就是要把打击敌人的武器反过来对付人民。王翰、刘惠之等主张要有“监督的监督”，要有“最高的监督”，要有“上方宝剑”，其目的就是这样。而为了给自己的阴险目的找寻根据，他们几乎如出一辙地制造了“过渡时期已经结束”，“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谬论。因此，他们主张对反革命分子、对违法犯罪分子应该“从宽”，不应该“严惩”，主张对他们要“爱人以德”，要“无罪推定”。事实证明，我国的阶级斗争远远没有熄灭，而且在党内也有阶级斗争的强烈的尖锐的反映。王翰、贾潜、刘惠之等党内右派分子的被揭露，就是明证。他们完全站在敌对阶级的立场上，不是去镇压敌人、惩罚罪犯、保护人民，而是完全相反地在保护敌人、宽容罪犯、打击人民。他们是敌对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应该承认，这种阶级斗争在整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都会存在的，并且在过渡时期结束之后，社会主义建成之后，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存在，也就会有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存在，阶级斗争也就会继续存在，国家的专政机构也一定要存在，它的镇压敌人、惩罚罪犯、保护人民的任务也就不能取消。在任何时候，只要有阶级敌对分子存在，无产阶级同阶级敌对分子之间的阶级斗争始终会带着你死我活的性质。对于这些阶级敌对分子只有无情的镇压和严厉的惩罚，专政的武器对他们永远不应该成为仁慈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阶级敌对分子的有罪设想成“无罪”。对于阶级斗争的形势和性质如果缺乏清醒的估计，我们就会丧失警惕，迷失方向，有利于阶级敌人，而不利于人民。

　　政法部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要害部门，为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首先应该加强政法部门，要加强政法部门，就要整顿政法工作人员的队伍。反右派斗争证明，政法工作人员的队伍确有整顿的必要。因为在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要害部门中，揭发了大批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右派分子，其中有非党干部和一般干部，也有象王翰、贾潜、刘惠之这样负责的党员干部。（⑴⑷）而且问题也不只是在政法部门中有大批的右派分子，问题还在于政法部门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在如何对待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的问题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许多其他具体问题上，政法部门中有一部分干部存在着程度不等的糊涂观念。他们虽然没有主张对敌人实行片面的宽大，但是对实行片面宽大的事实却视而不见。他们对民主和专政的认识不是统一的，不是无产阶级的观点，而是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或者在左右之间摇摆着。现在在政法部门中虽然已经进行了反右派的斗争，并且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要使政法部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纯洁起来，就必须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展开大辩论，彻底地克服资产阶级的右倾思想，彻底地整顿政法工作人员的队伍。政法部门是刀把子，这个刀把子必须掌握在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手中。在这里不但不能容许右派分子的存在，而且不能容许右倾思想的传播。我们一定要把政法部门作一番彻底的整顿，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王翰等党内右派分子的被揭露还说明，任何人都要进行经常的彻底的思想改造，老党员、老干部也不例外。这六个右派分子的党龄最短的也有十五年，最长的将近三十年。他们经过了长期的革命锻炼，他们在国家机关中担负着相当重要的职务，为什么也会堕落成右派分子呢？为什么也会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呢？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中间有的人本来就是拖着剥削阶级的一条尾巴进党来的。有的人则受了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入党之后，他们的立场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思想改造也没有彻底进行，他们的骄傲自满情绪发展了，个人主义发展了，于是在很多问题上经常和党处于对立的地位。这样，在我们国家生活处于急遽变化的时期，当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我们党疯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就很自然地从内部向党发动进攻，终于变成了党内右派分子。

　　我们千千万万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党和国家的优秀干部，他们多年来是在党的教育下和革命斗争的环境中把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过来，脱离了本阶级的影响，而脱胎换骨地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的。王翰、贾潜、刘惠之等应该说是和我们千千万万党员和干部处于同一环境之中，同样受着党的教育和革命的锻炼，他们改造思想的环境并不比别的人差些，但是为什么别人能够在十多年，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逐步成长为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而他们却堕落为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呢？这证明要改造思想，不但要有环境，更重要的是还要有自觉。仅仅有改造思想的环境而没有改造思想的自觉，思想是无法彻底改造好的。

　　这六个右派分子的被揭露也证明，教育绝非万能，教育只能对那些能接受教育的人发生作用。党对王翰、贾潜、刘惠之的教育不可谓不多，也不可谓不严。十几年、二十几年都在对他们进行教育，甚至长期对他们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但是，他们还是变成了右派分子。这说明他们根本缺乏接受党的教育和改造的自觉。这六个右派分子的被揭露，等于给我们上了如何对待思想改造的有意义的一课，促使我们进一步懂得在思想改造中必须发扬每个人的自觉性。那种认为只要参加了党，参加了革命，在党的教育和革命教育的春风化雨之中，一个人的思想一定会自然而然地脱胎换骨，成为新人的观点是危险的。

　　这六个右派分子的被揭露也证明党绝不会无原则地庇护自己的党员。王翰等六个右派分子所以坚持自己的错误，固然和他们没有决心改造自己有关，也和他们的居功自傲、认为党奈何他们不得有关。他们以为，自己是这样老的党员，这样老的干部，对党和人民又有过“这样多”的贡献，因此，即使违抗党的指示、拒绝党的领导，宣传同党完全不同的主张，跟党采取完全相反的行动，党也不会把他们怎样，甚至党还会对他们让步，和他们妥协的。事实完全作了相反的回答，党没有对他们让步，也没有同他们妥协，党不但在过去经常同他们的错误作了斗争，而且在这一次反右派斗争中对他们作出了恰当的结论，把他们确定为右派分子。这充分显示了党的大公无私，党的原则性和战斗性。一切犯了错误而又居功自傲、不打算改正错误并且等待着党的让步的共产党员应该彻底地清醒过来。

　　王翰等六个右派分子的揭露，对于巩固我们国家作为人民民主专政武器的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是大有好处的。我们应该从此得到深刻的教训，下决心进一步彻底地整顿政法部门，以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应该从这里吸取必要的教训，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和实际锻炼，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奋斗到底！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