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曹禺老舍臧克家漫谈“齐放”与“争鸣”

　　<姚芳藻>

　　作家们都非常忙。他们忙于创作，也忙于参加社会活动。对他们说来，每一分钟时间都是宝贵的，但是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个话题，他们却愿意同你谈上半天。无论是曹禺、老舍或臧克家，都是这样热情的和我谈着与这个方针有关的各种事情。

## 黑发与白发

　　“毒草好比白头发，渗杂在黑头发(鲜花)里面，为了要去掉白头发，用剪刀去剪，就会把黑头发也一起剪掉。剪得厉害一点，甚至会变成一个光头。白头发固然没有了，而黑头发也没有了，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情。何况某些毒草初生的时候，往往类似鲜花，而某些鲜花初生的时候，也有人把它看成毒草一样地可畏。在有些情况下，是‘毒’是‘花’，也需要一段时间才分辨得出来。”曹禺说:“我总认为人民有辨别的能力，毒草可能一时冒出来，但早晚会被淘汰的。在解放前那种恶劣环境里，进步的东西也一直最受欢迎。如果进步文艺界里，出现一些毒草，也会很快被铲除掉。” 多说无坏处

　　老舍很肯定的说:“要放，要看得远一点。20年没写的老作家，才写一篇，难免思想不正确，不要就‘打’他一顿。还有许多人心中有委曲，不敢讲话，让他们多说说，没什么坏处。我认为毒草在我们社会里不会太多，成为作家而有反动思想，我看也是少数。毒草问题不大，不要太害怕。作家如果写了一篇错误的文章，也没什么，还是很会写的人嚒，以后会好的。” 心中有顾虑

　　臧克家向我分析为什么还放不大放、鸣而不响的原因说:有些作家心中还有顾虑。他们只作适当的放，而且不愿放在大庭广众之中。为什么还有顾虑呢?臧克家认为过去的舆论要负一些责任。他说:“过去社会风气往往如此:某作家发表一篇文章，一受批评，就仿佛犯了错误，大家便另眼看待他了。批评老是一根子打死，而不是采取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说理态度。也许人家有五分错五分对，却说成人家十分错。真理是不能从这样评论里得出来的。这种风气是影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 迎风户半开

　　作为“诗刊”的主编，臧克家更深切的感觉到，现在刊物是“迎风户半开”，这十分妨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贯彻执行。“诗刊不敢大放，其他刊物也都不敢彻底放。”他说:“当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我们的方向，可是如果说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要，又怎么放呢?当然要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主题，但是描写爱情、风景的就不要了吗?(即使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刊物要放，不生毒草，眼中固然干净，但又怎么能够引起讨论、研究、批评，以达到共同进步提高的目的呢?我觉得应该看得远一点，放得宽一点，‘草木篇’虽然对新社会表现了一种孤傲抗拒的情绪，不好；‘吻’的趣味也低级庸俗了，但登‘草木篇’和‘吻’，算得了什么?可是……这事情又与社会舆论有关了，正因为登了‘草木篇’和‘吻’，好像‘星星’这刊物也要不得了。可是我觉得，‘星星’里也有较好的诗，而它大胆的放出了‘草木篇’和‘吻’，正是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种开风气的精神，是可贵的。”

　　臧克家说得对，的确目前在我们社会里，存在着一种讲一面话的风气，仿佛一个人有一点错误，就什么都不行了。这种教条主义的舆论使很多人缩手缩足，裹足不前。

　　（教条主义不但存在在社会舆论中，也存在在作家的思想意识之中。作家一面知道它不对，一面却又被它束缚，因而大大的影响了创作。）

## 三者有矛盾

　　在这几年的创作生活中，曹禺说，他深深的为“实际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和应该怎么样”这一个问题所苦恼着。“假如三者是统一的，写作就会十分顺利，可是事情往往不是这样，三者常常发生矛盾。”曹禺以“明朗的天”为例，向我解释着。他熟悉知识分子，本来可以把剧中某些人物的灵魂挖掘得更深一点，揭露得更多一点，可是，这会不会与“应该怎么样”相违背呢?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改造的政策，过分的揭露，会不会引起这样的非难:“我们社会里不会有这样的事?”曹禺选择了“丝毫不错”的“应该怎么样”的道路，而把矛盾冲淡了，把剧中人的稜角磨光了，把“戏”的成份减少了。

## 清规与戒律

　　老舍最近提出了悲剧这个问题，它引起了文艺界广泛的兴趣。不过大家对他为什么提这个问题的理解，并不是一致的。曾经有人就悲剧本身的含义来同他讨论，但事实上这是有关教条主义妨碍作家去揭露人民生活中尖锐矛盾的问题。老舍说:“并不是我要写悲剧，而是因为我感觉到，这是几年来文学艺术各方面共同存在着的问题。悲剧，为什么没有人去写，也没有人去讨论了呢?追究下去，是可以看出一些原因来的。一定是悲剧的某些地方与清规戒律有不符合的地方。昨天晚上我看了陈其通的‘同志间’的演出，戏很好，思想性也高。写老革命干部慢慢变了质，个人主义，争名夺利，越变越坏。如果写得再过一点，就可能形成悲剧。这个戏在内部演了好多场，却一直没有拿出来。为什么不拿出来呢?一定有压力在那儿。这不是影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不写悲剧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它的教育意义很大。事实上悲剧是存在的，干部干涉婚姻自由，把人家逼死了，这就是悲剧。写生活中的这些悲剧，也不意味着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好，这只是说明我们生活中还存在着缺点，这有什么不可写的理由呢?我认为不写悲剧是与教条主义有关系的，教条主义不敢把我们最厉害的毛病挖得深一点，揭露得尖锐一点。”

## 尝过了闷棍

　　臧克家也尝过教条主义的棍子。每每谈起这件事情，他总禁不住笑了起来。事情是可笑的, 但笑里蕴藏着不少辛辣。二年以前，他为自己编选的“1919—1955年中国新诗选”写了篇序言。在序言中正确的对徐志摩作了评价，肯定了他进步的一面，也批判了他反动的一面。可是这种全面的历史的评价并不合教条主义者的口味，有的人就说了:“这不改，不能发表。”他心里不以为然，但不敢“争”，顺从了别人意见，把对的改成错误的了。于是在初版的“中国新诗选”中出现的臧姚克家的序言，完全否定了徐志摩，甚至连徐志摩的诗也抽掉了。 “ 我1929年就看徐志摩的诗，很熟悉他。自己明明知道写的是真理，可是却也不得不收回来改掉。你看今年再版的诗选，我又按照我的初稿改过来了……”臧克家把初版和再版的“中国新诗选”递给我看，对照之下，果然大不相同。再版把徐志摩的诗也选上了。臧克家笑着说:“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那里会这样做”。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大的解放了作家们的思想，他们都开始在摆脱教条义的束缚。曹禺正准备写一个关于资本家改造的剧本，在这个剧本里，他将写的，不再是“应该怎么样”，而是“感觉怎么样。”臧克家这几年来一直认为诗必须表现重大的政治主题，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他写了青岛风光的“海滨杂诗”，他坦率的说:“在两、三个星期以前，我对爱情诗还是有点轻看，最近讨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如何具体地体现在刊物的编辑工作中，我才把它重视起来。好的爱情诗还是太少，而不是太多。”至于他主编的“诗刊”，他说:“过去放是放了一点，那是在顾虑情况下试放，现在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有了比较深切的了解，今后可要放手了。”

　　 ---- 原载《文汇报》1957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