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知识界谈贯彻“百家争鸣”问题

　　编者按：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在上海地区传达以后，本报驻上海记者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问题，访问了在上海高等学校任教的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请他们发表了谈话。其名单如下(依姓氏笔划为序)：

　　王造时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无党派民主人士

　　刘咸　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　九三学社社员

　　朱元鼎　华东水产学院海洋渔业研究室主任　无党派民主人士

　　朱有瓛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陈家庆　上海中医学院教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

　　周谷城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

　　范日新　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学总论教研组主任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

　　徐澄宇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

　　冯纪忠　同济大学建筑系主任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杨兆龙　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　九三学社社员

　　谈家桢　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谢循初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研究班主任指导教师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 王造时  中央负责同志可以考虑发表一个具体的声明：保证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切思想问题概不在追究之列。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提出，我认为是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可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比拟。

　　不用讳言，“放”和“鸣”还没有广泛深入地展开，顾虑仍然是普遍地存在着。就是在“放”和“鸣”的时候，也有人流露出顾虑：如怕“钓鱼”怕“放长线钓大鱼”怕先“放”后“整”，怕“记一笔账”，怕欲“擒先纵”等等。还有在思想改造、肃反运动中受了创伤的人，要他一下子消除顾虑也是不可能的。

　　我以为，中央负责同志可以考虑再发表一个比较具体的声明：保证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切思想问题概不在追究之列。这个声明是将会发生很大的作用的。经验证明：1956年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后，知识分子和党就接近了一大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传达以后，思想界开始活跃起来；如果再发表一个我上面所建议的声明，无疑是能够消除许许多多人瞻前顾后的顾虑的。

　　至于在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产生一些副作用的问题应该尽快地、分别地、细致地加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放”和“鸣”都将起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光靠党去解决，还是不够的，党外人士也应该帮助党，起个桥梁作用。

　　近几年来，在科学、高教界，无形中有一种“重理轻文”的倾向，对社会科学工作者重视不够，这表现在学部委员人选、评级、评奖等等方面。在过去搞自然科学的可以“超政治”，但是，搞社会科学就很容易与政治发生关系。因此，自然科学家所背的政治思想包袱一般要比社会科学家轻。而且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现象，与实际政治距离得比较远些，所得到的结论是硬碰硬的，牵涉到符合马列主义的问题比较少些。反之，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现象，是人与人的关系，对政治容易发生影响，并且是否符合马列主义，是唯心是唯物，有时也难下最后的判断。因此，一般说来在“放”和“鸣”中，自然科学家要比社会科学家顾虑少得多，容易“鸣”些。

　　很多科学家反映：争鸣所具备的条件还差，如研究科学的时间、设备、图书资料的缺乏。没有本钱是争鸣不起来的，我觉得：一些愿意埋头研究工作的人，不必勉强他们去担任行政业务工作，不必硬要他们参加多种社会活动。有人说，不给他一个人民代表或者是政协委员他会闹情绪；给了他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又说开会太多，妨碍他的科学研究工作，知识分子就是这么难服侍，我看这不是有代表性的意见。至于图书资料，固然嫌不够，但不是没有，而是已有的没有加以利用，要经过一番专人整理，先摸一摸家底，编成书目，互相交流运用。

　　“放”和“鸣”需要有园地，我看也可以鼓励私人办刊物，因为有些人不愿意替趣味不相投的刊物写稿。办一些同人性的刊物，不仅自己能“放”和“鸣”，还可以彼此“争放”“争鸣”。这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有好处的。

　　我想，加紧建立社会主义的法制与“放”“鸣”也不无关系。人民知道他的权利和义务的所在，明了自由的界限，就可增加他的安全感。因此，颁布刑法、民法及民刑诉讼法等等也是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现在有人主张恢复社会学，我是很赞成的，因为新社会也有新的社会问题。同时，我想是不是要恢复政治学也到了值得考虑的时候了，其实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有新的政治问题，如市政，行政管理，选举制度等等。并且为着“知己知彼”，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也不能不加以了解和研究。

## 刘咸　过去在学术批评中缺乏自由争辩的风气，用压服代替了说服，要贯彻争鸣的方针，非扭转这种风气不可。

　　我还是从一件具体的事情，来谈谈我对“百家争鸣”的感想吧。1950年，我写过一本书：“从猿到人发展史”。发行以后，有读者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简评，说这本书有唯心主义思想，书店马上把发出去的书收回销毁。我写信给“人民日报”提出对那篇书评的一些不同意见，希望发表，引起讨论，但报社退回了信稿，说我写的书是达尔文老生物学的观点，要多多学习米丘林新生物学的观点，把生物学分为什么老生物学、新生物学，实在叫人不能心服。1955年9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会议批判唯心主义思想，对我写的这本书进行了“判决式”的批判。会后，“科学通报”约我写一篇文章，希望我进行自我检查，写些心得体会。我在文中对某些批判表示接受，对不能接受的某些意见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但是，“科学通报”的编辑对这篇文章不中意，说我写的书错误已经肯定，批判已成定论，再没有可以讨论的，便把稿件退回了。

　　在中国科学院开会批判以后，复旦大学研究部、生物系、马列主义教研组紧接着又在1956年上学期，以一个学期的时间，每两周开一次讨论会，对我的书逐章逐节进行批判。我并不认为这种批判是不必要的，学科学的人，有了错误，总是愿意改正的；使我遗憾的是这种批判不是为了发扬学术，寻找真理，而只是为批判而批判。在批判过程中，乱带帽子，说我是唯心论、拟人论，甚至说我这本书传播了反动的政治思想，危害了学习运动。帽子扣得多，说理则不够。这不仅不能解决思想问题，而且引起抵触情绪。有些参加批判的同志对我写的书也没有好好研究，提了一些不中肯的意见。参加批评的某些同志，搬的是一些教条主义，凡书中不合恩格斯的说法的地方，一概加以否定。总之，把这本书批判得一塌糊涂。在批判中，有的意见是正确的，我是接受的。有些意见我有保留，有些意见则不能接受，但批判形成了一种空气，使人感到精神上的压力，不能顺畅表达自己的意见。否则，就有人以抗拒思想改造来看待。在这种风气之下，一个人的唯心主义思想既遭到批判，而这种思想又是反动的，连熟朋友也少往来了。

　　自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学术空气开始活跃。党和行政方面的负责同志，都鼓励我把这本书修改出版。由于市上缺少学习社会发展史的辅助读物，也有不少读者来信要求购买这本书。

　　我用自己经历的这段事情，主要是说明过去在学术批评中缺乏自由争辩的风气，用压服代替了说服，这种粗暴的批评，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正是影响开展争鸣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要贯彻争鸣的方针，非扭转这种风气不可。

## 朱元鼎  我国水产科学基础薄弱，科学技术不高，人才缺乏。发展我国渔业，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不容忽视。

　　中国的水产资源丰富非凡，但是中国的水产科学基础很薄弱，科学技术不高，人才缺乏。因此，如何结合中国的特点来开展水产科学研究工作，就成为很重要的问题了。

　　中国的水产科学研究工作应当首先从基础工作着手。我们必须要作好资源调查工作；同时，要从事生理、生态的研究工作；还要大力开展人工养殖工作。现在淡水养殖工作已经有了，需要大力扩充；海水养殖刚开始，需要大力推广；还要提高人工授精、人工孵化等工作。

　　这里，我想着重提一提繁殖保护的问题。目前，中国的一些重要经济鱼类，如鲐鱼、小黄鱼等，都相继减产，这是渔业资源枯竭的现象，值得引起重视。我认为，国家最好能建立一些繁殖保护的条例，如确定禁鱼期、禁鱼区等，对经济鱼类加以保护。

　　有些人热衷于研究声、电、光等新颕的捕鱼方法，这对中国目前情况看来还不大适用，现在虽然可以开始研究，但是可以慢慢来。

　　苏联近年来在渔业方面成就很大，我们是应该向他们学习的。但是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也不容忽视，如日本渔业占世界第一位，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了，美国和加拿大的渔业也相当发达，他如英国、挪威、瑞典、丹麦等国都是靠海的，都各有一套经验，我们应当以公开的态度，尽量吸收他们的好经验。

## 朱有瓛　繁荣科学的工作不能采用搞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目前迫切需要为科学研究创造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要保证有时间。

　　在学术上开展“百家争鸣”，需要长期的努力工作，现在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就教育学的范围而言，是更加迫切需要贯彻这个方针。中国的教育学历史很短，一般教师都在解放后才开始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建立系统的教育科学体系。过去几年基本上却是机械地搬运苏联的经验，教条主义的色彩很浓。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高等学校里只有苏联的教育学课本，还没有出版过一本自己编的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教育学教科书。因此，要在中国的教育科学园地上展开百家争鸣，所需的时间就更多了。

　　“百家争鸣”的本钱是那样少，本钱从何而来呢?来源却很多。我们应当批判吸收中国丰富的、悠久的民族遗产，好好总结解放以来(包括老解放区的)优秀教育工作者的经验，研究整理中共中央关于文教方针的材料以及心理学面向教学的有关问题，应当从这些方面着手来进行研究并展开争鸣，建立一套结合中国实际的教育学。

　　繁荣科学的工作不能采用搞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目前迫切需要为科学研究创设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保证时间这个问题。就华东师范大学情况看来，老教师对于日新月异的新气象很振奋，他们都愿意一面教好学生，一面在学术上有些贡献。但是他们普遍感到科学研究时间不够。有人说：教师们是否可以分分工，一部分人负责教学，另外一部分人进行科学研究。我不同意这种意见。教学和科学研究是密切结合的，一个教师进了大学的门必须进行科学研究，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因此，我认为在规定的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中，对于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时间可以有一个适当比例的安排。我们必须保证高等学校教师的科学研究时间，特别要保证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成就、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教学任务又很繁重的中坚骨干教师的科学研究时间。

## 陈家庆　历史上凡能广开言路的，就能集思广益，就能长治久安。

　　现在海内人士都在放兴的“鸣”，正是如火如荼，热闹异常，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好现象。历史上凡能广开言路的，就能够集思广益，长治久安。如果上下壅蔽，下情不能上达，对国家是不利的。

　　有人顾虑鸣了之后，既怕教条主义的批评，又怕官僚主义的不睬，那不是等于自鸣了吗?我说不然，如果你真有惊人之鸣，能利国福民，自然会被采纳、会被接受的。即使小“鸣”小“放”，只要有贡献，也是一样。只要我们能够大胆的鸣，鸣得响，有党的支持，自然能克服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尽管放，尽管鸣好了。我曾赋诗一首，其中有“百年留谠论，一室有兰言，珍重平心意，朝宗共溯源。”之句，就是这个意思。现在，言路既开，各方面呈现蓬蓬勃勃、雨后春笋之象，我们真是生逢盛世。

## 周谷成　对争鸣的顾虑是怕扣帽子。——切忌判决书式的批评。——形容词不能堆砌成真理。——要把道理说清楚，以理服人。

　　思想界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欢声雷动。这个号召，可以推动学术研究，促进团结，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但是，争鸣不是一下子就惯了的事情，要有一个培养争鸣习惯的时期。

　　培养争鸣。一方面领导上要不断的号召，领着大家向前迈进；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动起来：多说话，多写文章，多著书。

　　有些人对争鸣是有顾虑的。唯一的顾虑是怕扣帽子。报刊的编辑在接到文章的时候，最好先看一看标题，有些文章，有一种“判决书式”的标题，如“评某人唯心主义观点”“批判某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等等。这种标题，是一种判决书式的，最要不得。然后，再看看文章的内容。如果只是引经据典的引证“马克思怎么说”“恩格斯怎么说”，再加上一大堆形容词，如“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等等。这都不好，因为形容词不能堆砌成真理也。

　　我们国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谁也不会有意去宣传唯心主义，你给他扣上这么一顶“唯心的”帽子，他怕违反国家的主导思想，就连“鸣”也不敢“鸣”，更不用说“争鸣”了。

　　其实，有些批评别人“唯心的”人，他自己并不见得是“唯物的”。试想“判决书式”的标题，加上一大堆形容词，有什么用呢?

　　（抛掉这顶“唯心的”帽子，尽量让别人“鸣”起来，“鸣”到最后，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胜利。）

　　“唯心的”三字可用“错误的”来代替。因为“唯心的”总是“错误的”，但是，“错误的”倒不一定是“唯心的”。只要能够把道理说清楚，以理服人，就好了。

## 范日新　要“放”要“鸣”，就必须去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些障碍。

　　并不是算旧账，为了举出“争鸣”的障碍，我不能不作一些回忆：大概在1948年底或1949年初，有一部分痛恨蒋政权的医学专家千里迢迢地间道投奔东北解放区。那里有人说这些专家“你们是蒋管区来的人!”这句话，像针一样刺入倾向共产党的专家们的心灵深处。当时领导东北解放区医学卫生工作的是谁呢?就是贺诚同志。

　　贺诚同志终于被撤职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上决心反对宗派主义的表现，但是，在医药卫生方面由于宗派主义领导的根深蒂固，不仅对人民医药卫生事业带来无可补偿的损失，连对贺诚错误的批判，都没有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认真地展开。因为在贺诚培养下的一批唯唯诺诺的医药卫生领导干部，分布在全国各地，这个批判贺诚错误思想一展开了，那些人都有干系。我不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从批判贺诚错误思想这一件事实看来，阴暗面也是存在的。

　　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是一双孪生姊妹，在宗派主义者领导下，许多宗派主义是用教条形式表现出来的，例如“保密制度”问题，教条式地运用这一制度，什么东西都可以贴上“保密”封条，不让别人知道。结果是从事医药卫生工作的人摸不清一点实际情况。使专家们的研究工作脱离实际，使他们产生自卑感，产生消极情绪，因此，而对党有了距离产生隔阂。一涉及到有关所谓“保密”的课题，就干脆矢口不谈，不再研究。这种所谓“保密”，如果说是由于水平低，不懂，也不像话。实际上是对医学卫生科学研究工作者不信任。

　　卫生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苏联是非常重视的。可是，我们学习苏联，就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一精神。因此，预防为主在全国各级医药卫生机关中仍然停留在口号阶段。我和一些卫生防疫工作者和医学教育工作者曾经直接间接地提请中央考虑开展对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的学习运动。可是这些呼吁没有被采纳，据说，卫生部某些领导同志并不重视这个意见，只是把预防为主这一精神实质理解为一般性的群众爱国卫生运动。

　　关于各级各种医药卫生人员的培养训练方面，现在的情况是各不相关互不联系。就以上海来说，上海第一医学院有卫生系，同济大学又有卫生工程系，这两个系在教学内容上如何配合和联系，中央高教部、卫生部没有底，上海高教局不了解，也不去了解。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式的领导。我认为：医学教育工作应作全面规划，像过去的医学教育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有考虑设立的必要。

　　总之，要“放”要“鸣”就必须去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些障碍。

## 徐澄宇　开展百家争鸣、要做到“四要”、“三消”、“两开”和“一成”。

　　我认为开展“百家争鸣”，要做到“四要”、“三消”、“两开”和“一成”。

　　“四要”：要大胆的鸣，要不怕乱鸣，要有鉴定力，要有斗争性。现在许多人讲话还有顾虑，主要是怕暴露了思想以后挨整，政府现在开放言论，要大胆的鸣。有人怕乱，其实真金不怕火烧，是非曲直经过讨论，经过争辩才弄得清楚。有意见而不能公开发表，那是会发酵的。在“百家争鸣”当中，必须很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才能培养我们的鉴定力，嗅出那是香花，那是毒草。开展“百家争鸣”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要有坚定的坚持真理的精神。

　　“三消”：消灭宗派主义，消灭偶像观念，消灭积非成是。现在学术界宗派主义情绪强烈存在，一个刊物形成一个集团，你要批评，他不接受，如“历史研究”，给它捧场可以，批判它的文章则不易刊登。偶像崇拜也是争鸣中的一大障碍，这种风气使人不敢对著名学者的学术论著提出批评。几年前“历史研究”发表了郭沫若先生的“侈廉篇的研究”，我认为他对于作者时代断定是西汉惠帝五年，证据不足，应是战国前期作品，当下写了一篇文章提出来商榷，可是“历史研究”的编辑却说我没有新的发现，退回了原稿。我认为，许多史学问题是应该由大家公开讨论的。学术界还有一种积非成是的现象，这种事例很多，这是由于宗派主义和权威思想产生的。

　　“两开”：开放争鸣地盘，开放出版事业。争鸣不能光是用咀讲，开了会就算了，要使更多人知道，使争鸣及时发挥更大的作用，报刊上要大力反映争鸣的情况，出版界要为争鸣开放地盘。出版社目前都有出书计划，作者必须根据计划所订范围来写，出版常为计划所限制。出版事业开放了，有价值的著作就不会湮没了。

　　“一成”：百家都起来争鸣，我国将建成丰富多采、饱满充实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学术界对此具有无比坚强的信心。

## 冯纪忠　鸣，首先要有鸣的园地，但是在建筑学术上争鸣的园地还未开放。——放，必须具备放的条件，但是现在这方面也是障碍重重。

　　建筑是一门艺术和科技相结合的学问，涉及“百家争鸣”，也涉及“百花齐放”。需要鸣。也需要放。但是目前仍然处于两头不着实的境地。

　　鸣，首先要有鸣的园地，但是在建筑学术上争鸣的园地还未开放。建筑有三个主要原则：即实用、经济和美观，这三者具有辩证的关系，但是三者的关系究属如何，建筑学者的看法各各不同，在创作上的体现也各各不同，各种“主义”也可说就是围绕此而产生的。建筑科学争鸣的主题即在于此。政府提出了中国目前的建筑需要实用、经济，并在可能的条件下适当照顾美观这个方针政策，是根据过去在建筑上所犯的错误，以及中国目前建筑师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这是必要的。目前进行基本建设的时候，应当掌握和贯彻这个方针政策，这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探讨学术，和体会这个方针政策混为一谈，必然大大阻碍争鸣。在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就强调再学习学习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对正确地理解建筑，对建筑科学的发展，是都不能起积极的作用的。

　　放，必须具备放的条件，但是现在这方面也是障碍重重。建筑设计是建筑的中心工作，它上面受到国家计划、定额指标的限制，下面受到具体实施的约束，建筑设计必须在这种约束性中求得充分发挥。但在目前，这种约束性中的不合理现象很多。第一、设计的指标、定额太死板。第二、施工单位的某些组织制度不够健全，如劳动竞赛重量不重质。第三、设计机构过于集中，设计竞赛开展不起来。我认为今后应当多设几个同类型的设计院，使能起互相推动的作用，但同时又要防止向专业设计院发展的偏向。第四、计划、设计、施工、监督、检查等的职责权限不明。第五、教学机构和设计机构人员应当互相交流，使教学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

　　目前，已号召开展建筑设计竞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要在建筑学中真正打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首先必须创设“鸣”的园地及“放”的条件。同时，即使是鸣了，是放了，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来鉴别真理，不宜过早下结论。

## 杨兆龙　要发挥老法律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在学校要让他们教书，在科学研究机关要让他们参加科学研究的领导工作，在政法部门要让他们参加工作担任适当职务。

　　高等学校教师的特点之一，是喜欢发表意见，一个原因是，一般教师都是比较有专门研究的，遇到与他研究的业务有关的问题就要发言；另一个原因是，高等学校是讲真理的地方，作为为人师表的教师，感到有追求真理的责任。提出不同的意见，当然决不等于反对政府和反对党，可是过去有人爱用这样的逻辑。不平则鸣，过去没有“鸣”的地方，于是，知识分子和党与行政之间产生了距离。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再一次鼓励大家“放”，什么意见都能说出来，我想以前的距离是会缩短以至于消弭的。

　　因为大家不大习惯争鸣，开始“放”的时候，免不了有“放”过头的现象，但决不能因此而怀疑“放”的方针。我认为只能放不能收的提法很对。事实上，收也收不了。争鸣要很自然地养成习惯，随时随地有人提意见，对方听了也没有不愉快的表现。争鸣发展到这样的水平，民主空气将会大大发扬起来，对各种工作都会产生很大的好处。否则，争鸣不是真鸣而是假鸣。贯彻这个方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达到这样的要求，要做许多工作，主要是党和行政要从各种行动中使人看出欢迎争鸣，不把教师当外人，大家以诚相见，互相信任，这才能做到随便讲话，随时可鸣。话虽简单，做到却不容易，这就需要人们有肚量、有耐心、有决心。

　　目前在法律科学方面开展百家争鸣还很困难，主要是这门科学不被重视，这几年对法律问题的看法，定出了许多清规戒律。人们只强调法律科学的政治性，而很少理解法律科学的专门性。因此，对研究这门科学的老年教师重视不够。目前领导法律科学的部门和从事法律科学教育的，不一定真正懂得法律科学，而搞法律工作的人，也有不少人不懂法律。要发挥老法律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在学校里要让他们教书，在科学研究机关要让他们参加科学研究的领导工作，在政法部门要让他们参加工作担任适当职务。现在，法律科学研究机构还没建立，许多老法律科学工作者还没能够回到学校教书，在政法部门中老的法律工作者很少，并且不都是有职有权。

　　法律科学著作发表的园地很少，专著出版更成问题。解放以来，我国学者编著的两百页以上的法律科学专著，我还没有见过。应该鼓励法学家多做科学研究工作，更重要的是给以发表的园地。

　　在百家争鸣中，还希望领导方面注意法律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如法律系课程、法律学科的教学方法等，都还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研究。我们应该一方面向苏联学习，一方面根据本国各学校的情况总结出一套经验来，进行一些有效的改革。

## 谈家桢　希望把高级知识分子从行政工作中拔出来。让他们在学术上、实验中刻苦钻研。——真正要在学术上展开争鸣，必须摘掉唯心主义的帽子。

　　对如何具体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我谈谈个人的看法。

　　其一，我认为目前必须研究一下如何充分使用高级知识分子这一问题。中国现在知识分子的队伍只有五百万，为数不多，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为数更少。就在这样一批为数很少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还有不少人的工作是安排不当的。我称之为“不务正业”。据了解，中央现在有四、五十个部。每个部都设立了一些学校、出版社、研究院。每个单位都需要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来领导。因此，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就陷于一大堆行政事务的圈子里，实际上做研究工作就很少。这是很大的浪费。我希望党和政府应当具有“伯乐识千里马”的精神，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具体分析，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把他们从行政工作中拔出来，使能各得其所。今天我们不应当单用政治地位、物质待遇等来鼓励高级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应当为他们创设一种学术气氛，使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都从学术上、实验室中来进行刻苦钻研。使他们充分发挥工作母机的作用，切实负起培养后一代的责任来。这才是繁荣学术文化的基础。

　　其二，我认为真正要在学术上展开争鸣，必须摘掉唯心主义的帽子。听说，有人把百家争鸣理解为允许开放唯心主义，我很不同意这样的提法。试想：唯心主义是有害的东西，有那一个学者自愿挂上唯心主义的招牌来争鸣呢?这样鸣是鸣不起来的，这样争又何从争呢?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再重复提一下，科学和政治二者是有区别的。一个科学家不应该脱离政治，但是他所钻研的科学的本身特别是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因而也不能用政治的手段来取舍或决定科学理论。今天在学术上开展“百家争鸣”，就是要让科学家从实践中来自由讨论，从不同见解中，逐步得出比较接近真理的结论。现在，有些学科的唯心主义帽子已经摘了(如青岛会议摘了生物学的帽子)，有些学科的帽子还没有摘(如文法财经的部分学科中)，各种学科之间，各个学校之间的情况还有不同。我建议党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

## 谢循初　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增加了教学上的“负担”。——给我们指出了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对于旧心理学有了重新的认识。

　　我对于“百家争鸣”有三点体会。

　　首先，“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增加了教学上的“负担”。这话怎么说呢？过去，教学上只需要引经据典、教条一番，问题就解决了。例如讲到什么是心理，只要一句话：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对于唯心主义的批判，只需要扣上政治反动，思想唯心等几顶帽子就行了。那时候，大家只敢根据苏联专家的话来说，不想到也不要求有什么学术上的论争。现在情况不同了，即使是学生也不满意于单纯的书本介绍或者扣几顶帽子的空洞内容。有一次，我在研究班课堂教学中介绍了苏联某心理学家的意见。下课后，研究生问我：老师，你的意见如何呢?可见教师也好，学生也好，大家都迫切要求打破圈套，获得学术上的解放。这虽然会增加一些教学上的“负担”，但是谁也乐意肩起这个“负担”来的。

　　其次，它给我们指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过去几年，大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初步的掌握，对苏联心理学也摸了一摸。因此，在谈论或讲课的时候，往往不知不觉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身份出现。结果你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究竟谁真谁假，反而很难辨别了。最近，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一次科学讨论会。这次讨论会上，大家不敢轻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也不敢轻易给别人扣上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帽子；大家只敢就事论事，从事实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展开论争，争论到后来，那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些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然而然就得出结论了。

　　第三，“百家争鸣”方针促使我对于旧心理学有了重新的认识。解放前，我们对于旧心理学只是单纯的吸收，解放后又采取了全部否定的态度，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不够全面的。对于旧心理学应该有所取舍，何取?何舍?我认为旧心理学中的某些实验结果加以具体分析，是可以利用的，但是资本主义心理学者对于这些实验提出的理论根据以及对实验结果所作的解说是唯心的，应当加以否定。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态度：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学者的实验结果，来反驳他们的唯心学说，就更具有说服力了。巴甫洛夫的学说中有很多这样的典型事例。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