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有些高等学校没有贯彻“放”的精神、教师顾虑重重不敢畅所欲言   本报西安5日专电 西安市部分高等院校教师,在本报4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对有关领导的宗派主义,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是妨碍民主生活的开展、造成党群关系失常的症结所在。他们指出,目前有些高等院校的领导还没有很好地贯彻“放”的精神,因而教师们顾虑重重,不敢畅所欲言。他们迫切希望他们在座谈会上所揭发的矛盾,能得到及时和正确的处理。 ## 领导束手束脚放得不够 教师有意见不敢大胆提   许多人都觉得,知识分子所以有顾虑,原因在于领导缩手缩脚,放得不够。西北大学教授、促进会陕西副主委李述礼说:西大党委害怕“放”,致教师们在学习毛主席讲话并联系实际时,很少敢对中共领导提意见,就是提了,也不敢触及痛处。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西市第四医院眼科主任,九三社员张锡华教授说:由于群众的力量,迫使领导非“放”不可,但是领导上却想把“放”和“鸣”引向庸俗化,谈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他遮掩当前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 ## 一肚皮的意见不愿说 党员犯错误反而提拔   每一位参加座谈会的人都说:现在大家还不敢说真话。造成不敢说真话的原因很多。西安师范学院教授、民革陕西常委王捷三说:宪法上规定的民主集中制精神,没有具体贯彻到基层,大家觉得民主不够。李述礼说:有一种压力,使人不敢畅所欲言,深恐“偶语者弃市”。促进会向群众搜集反映时,大家总是点头称好,其实一肚皮意见不愿说,目前促进会已很难了解到真实的思想情况。张锡华说:大家对历次运动的记忆犹新,平日说话比较直爽的,被一笔笔记起来,到时像银行存款一样,零存整付,算笔总账。虽然官僚主义年年反,但越反越重,因为敢言者越来越少了。某些党员犯了错误,可是由于上级护短,不但不予处理,反而提升,这样自然会使人觉得,提意见是白提。西北俄文专科学校教授,民盟西安委员李萃麟曾好几次向上级反映该校第二副校长王敦瑛(党员)的作风粗暴恶劣,不能掌握政策法令,但一年多了,未见处理。西安动力学院副院长,九三毕仲翰、西安美术专科学校教授、民盟王子云和张锡华等都提到,解放以来,盛行这么一种公式,那就是反对领导反对党员者就是反对共产党,因而就是反革命。这种奇异的逻辑也是使人噤若寒蝉的重要因素。 ## 互相监督流于形式 党组织包办了一切   西北大学副教授、九三钱祝钧以具体事例,批判了校内的互相监督流于形式。他说:西大民主党派缺乏有力的领导骨干,组织涣散,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有的小组长期不开会,而会议的内容,不是作计划、总结,就是响应领导号召,这和党的宗派主义有关。而且有些社员入了党,便有特殊地位,可以任意不过组织生活,或以领导自居。党包办垄断一切,甚至如教学、科研等工作,也不例外。他沉痛地说,在西大,长期共存,是名存实亡;互相监督,是自欺欺人。为了真正贯彻这项方针,他建议党组织迅速改变这种宗派主义作风,让给民主党派一些工作阵地。王子云说:西安美专的领导上根本没有考虑互相监督,一向由党团包办一切。   要互相监督、劝善规过,还得要使党员和民主人士之间感情融洽起来。许多人说,目前双方之间有一堵墙,有些党员每次采访,不是谈工作,就是摸思想问题。而某些教师对党员存有戒心,敬而远之,不敢谈、也不愿谈知心话。 ## 新老教师间有一堵墙师生之间也有一堵墙   西北大学教授刘不同认为,目前学校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冰冷沉默,不是活泼热烈。除了上面说的这一堵墙,还有另外两堵墙造成了彼此的隔阂。一堵是新老教师之间的墙。现在,有些新教师看不起老教师,以为反正手里有教本,照本宣读就可以了。一堵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墙。学生已成为老师的先生,以改造老师者自居。   有些教授在会上感慨地说:应当多多来往,增加一些人情味,不要继续“六亲不认”了。 ## “三抄”的教学法一律生搬硬套   教条主义束缚了人的思想。刘不同对这方面体会颇深。他说,现在有了教条主义,教学实在太方便了。有一个时期,西北大学盛行“三抄”教学法:教师的讲稿抄自苏联教材;讲课时一字不易地抄在黑板上;学生依此抄在笔记本里。学生有的地方听不懂,教师就迎头一棒:“这是来自苏联的教材。”刘不同、李述礼等尖锐地指出,过去高等学校实行的工作量制、六节一贯制、五分制和口试制、不管是否适合我国习惯,也不问应否分别对待,一律生搬硬套。   教条主义在西安戏剧界最严重。王捷三说,秦腔剧本在辛亥年时有三百多种,解放后由于采取:“一书以毙之”的态度,上演的仅存三种。   西安医学院教授、民盟刘蔚同谈到:由于领导上偏重政治,忽视业务,科学研究开展得不好。他对中央卫生部提出批评。他说,卫生部单纯追求数量,年年增加教学任务,年年增加学生、而不顾师资和教学设备等条件。交通大学讲师、民盟张世恩说,交大最主要的矛盾是迁校问题,有些教师在交大的大会上曾列举各种理由,批评高教部和学校领导草率从事,贸然把学校由上海迁往西安。目前,交大师生思想混乱。他希望领导上要集合所有意见,权衡得失,决定是否需要再度搬迁。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