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风度过武胜关　东湖畔畅叙衷肠

　　5月5日，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在东湖客舍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应邀参加的二十余位高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省委负责同志一起畅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会上发言的有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杨东莼、武汉水利学院教授揭曾祐、武汉大学教授程千帆、华中工学院院长查谦、湖北医学院院长朱裕璧、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岑家梧、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副院长夏坚白、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副校长阳太阳、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副校长巫一舟、政协常委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余觉、政协副主席耿伯钊、湖北省文史馆馆长沈肇年、政协副主席民盟副主任委员周杰、人委参事室参事政协常委皮宗石、政协常委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胡忠民、民革副主任委员田竺僧、政协副秘书长郑南宣、政协常委民盟副主任委员刘俊。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书记张平化也在会上发了言。这些发言，我们摘要分期发表。

## 王任重同志在会议开始时的发言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传达以后，现在中央又指示全党整风。省委正根据中央指示布置整风，主题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勤俭建国的方针，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提高马列主义水平，使各党派，各阶层，全体人民团结得更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我们是新的一课。在文化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过一些成绩，但很不够。花开有季节性，有一定条件，所以要放得好，鸣得好，必须创造一些条件。现在要打破顾虑，扫除障碍，提倡大胆放和大胆鸣。对于科学艺术方面的鸣、放问题，我是个外行，订靠大家来鸣来放，我们只能听鸣看放，并向大家学习。希望大家多提些积极的意见，研究一下为什么放不出来，鸣不起来？如何能放得多，鸣得响?如何促进我们国家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有什么问题、困难和要求？

　　我和武大的一些教授座谈过一次，他们反映我们党员和群众关系不好，我看不仅武大，其他学校也有类似情况。党和非党同志之间是存在一堵墙的，不管是土墙还是纸墙，一律要推倒。要党与非党的同志一齐来推倒，大家研究一下，看怎样才能推倒这堵墙。

　　有的同志不敢大胆放、鸣，据说是害怕批评。这是不必要的。因为鸣并不是各鸣各的，也不是只准你鸣，不准我鸣。既然大家都要鸣，在一块就必然有争论，有批评。问题在于批评的方式方法。批评的方法不对头，对放、鸣是有害的。因此批评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应该抱着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不是用扣帽子和打棍子的方法。同时也应该敢于批评别人，反驳别人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复辩论。

## 揭曾祐：肃反中弄错了的要认错

　　现在的情况和旧社会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在旧社会不敢说话，以前有文字狱，随便说一句话就可以杀头、坐监狱，所以那时我们多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反动统治阶级不敢让人民说话，因为要让人民说话，他们就要垮台。现在的政府敢于让人民说话，因为现在的党和政府是为人民的，所办的事都是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我们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在旧社会说一句话杀脑袋，我相信我今天在这里随便说多少话也决不会杀脑袋。

　　我想谈谈肃反问题。肃反运动是做了很多好事的，但也有缺点。据我了解水利学院有个教师说：我说错两句话，又不是反革命分子，却把我斗得不亦乐乎。这是事实，在这次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这个问题应不应该解决一下？我认为应该解决。怎样解决?弄错了的应该认错。当然对于被弄错了的人说来，只要说开了，赔礼了，也就完事了。

　　再谈一个问题。很多学生不愿搞水利土壤改良这个专业，很多家长写信给学校，请求允许学生不学这个专业。这个专业所学的是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水利工程，农业增产四字是形容词，水利工程是事业的本身，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的而不是属于农科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非常需要的。为什么遭到这种冷淡的待遇呢?是因为它没有被人所理解。例如关于东西湖围垦工程，本是陶厅长同我们合作搞的，工作已搞了一个段落，但在一次会议上，湖北省农林水办公室的夏主任，听说是一位游击干部，他说：“你们搞啥子工程设计哟，我们打游击时，还不是挖一条沟就行了。”这位夏同志在同高级知识分子共事时很有些问题。固然我们欠缺马列主义修养，而夏同志不懂科学也是不可讳言的事实。我们希望在这方面湖北省委支持我们。

## 杨东蓴：主中有客，客中有主

　　解放八年来，我接触的多是知识分子，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感觉：一个运动又一个运动，把大家弄糊涂了。问题在于客观情况的发展的确有个规律，但这个规律我们还没有掌握。在六亿人民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新东西，一定会产生许多新问题，我们掌握不住这规律，因此反映在思想上就有矛盾。而毛主席就会抓新问题。

　　现在新问题临到我们头上，也临到共产党头上。我们知识分子特别要了解：不管“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好，“二万”(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即长期共存之意)也好，都和自己有切身的关系。中国有两句老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局者”所以“迷”，正因为他是“当局者”，户上负有重任，所以需要批评监督。对于执政党讲，应是“主中有客”，多听取别人意见；在非执政党讲，应是客中有主，但并非局外人，还是应抱着当家作的态度，不是绝对的客。两方面都应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一个石头丢在水里，水面才能起波纹；如果丢在墙上，则没有波纹，用若干万倍显微镜看有没有波纹我不知道，至少肉眼看来是没有波纹的。现在百家争鸣鸣不起来，就是因为石头是打在墙上，而不是打在水上。放、鸣与争是两个步骤，先放、先鸣然后才能争。鸣不起来，或是有顾虑，或是缺乏一些物质方面的条件，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真正有好多人想鸣，但拿不出东西来，虽然平常有些看法，但也是片断的，零碎的，支离破碎不成系统的，我认为现在要想法帮助那些学有根底可以鸣得起来的人，给他们一些保障，除了时间、物质条件的保障外，还要有精神上的鼓舞。为什么知识分子缺乏精神上的鼓舞呢?原因在于党员干部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年春节我在报上看到党委负责同志要到各学校同群众一齐欢渡春节，就问我院党委书记刘介愚同志：“怎样度法？”他说听报告，我说这怎样是欢渡春节哩，赶快莫搞。

## 程千帆：总结对知识分子改造的经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来，一是为了繁荣科学艺术，二是为了扩大民主生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领导与群众的矛盾表现出来的。又由于许多党员从中央到地方都站在负责岗位上，这个矛盾也就很自然地表现在党群关系上，因此许多意见都是对党员提出来的。但同时，领导同志不全是党员，也有民主党派人士，所以民主党派也是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这种东西很多人都有，只是党员多一些，是主要矛盾面。要克服它们，其他方面也应检查。

　　整风运动是否深透，第一要看党员是否能起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因为往往有这种情况：党内原是有争论的，到运动来了时，党内就团结一致对外，反而为官僚主义者辩护。上海有些学校教员在一块谈话，听说党委书记来了，就说红灯开了，不吭声。这就是宗派主义的结果。第二要看低级人员是否敢起来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斗争。在武大教员中有一种是大喊大叫的，有一种是以沉默代替抗议的，另一种是问多少说多少。这一次应当都发动起来。学校有个总务长，是党员，他的爱人薪水提高得不合理，有人反对，在肃反时，就说他反对总务长爱人就是反对党员，反对党员就是反对党。对许多事，比较低级的人员是敢怒而不敢言。

　　党群矛盾的一个基本原因，是许多非党知识分子还拖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一下难以去掉，而在运动中党员性急，对他们是恨铁不成纲，然而群众思想一时确是扭不过来，这中间往往发生矛盾。1952年武大思想改造运动时，徐懋庸说：“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但决不意味着一个月内不能提高一大步。”我就因为两星期内思想不能提高一大步，把我撤职了。其次，党群之间彼此不了解，党员功臣自居，自高自大。几个月前，听说农学院一位教授讲了摩尔根学说，被责令检讨。检讨如不通过，就不许讲课了。有的老教授上课迟到五分钟，也通报。解放后，党员有些特权。听说刘真同志原在省委是有多吃一点肉的特权的，到武大做党委书记后，自动放弃了这个特权，大家很欢迎。这种特权不仅对干部不利，而且对青年思想产生毒害。我有一次在德明饭店招待外宾，进房间去休息，但警卫员说：“今天是首长的孩子在洗澡，你过一下来。”我只有在会客室等待。我还亲耳听到某部长一个九岁的孩子说：“××电影只有我们能看。”这把孩子们养成了一个小贵族。党员应该都像刘真同志那样，以身作则，很多矛盾就能容易解决。

　　再谈谈政治上人为的不平等待遇问题。当然，对于某些具体问题，党内外是可以有区别的。群众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应当知道党内一切问题。但有些事不仅不合理，也不策略，不聪明。如传达一个报告，传达的内容完全一样，却分为党内外两次传达。又如我校留助教，选留学生，差不多是党团员包干，群众连5％也没有。是不是说群众政治水平都很低，低到连当留学生、助教也不行呢？其实过去所选的留学生和助教水平并不是最高的，往往倒是很差的。在这一点上至少不是大公无私的，最近已有人提出留学生应当公开考试。

　　有人说，斯大林也这样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反过来说，群众就是普通材料制成的啰！当然，党员是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但也不能说个个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说大多数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还差不多。反过来看，群众水平一般低于党员，但也不能说不是党员的人就没有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如高尔基，鲁迅，郭沫若，他们都不是党员，但都是杰出的革命作家。再一种是所谓“红色专家”，“红色”这个概念显然不是一个美学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有红色专家也即有白色专家，如果说红色专家即党员专家；非党专家就是白色专家了，像我们辛辛苦苦搞了这多年，还是一个白色专家，这像什么话!我认为这种说法有排他性。

　　我记得在思想改造时，有三个党员到我家中去，叫我不要出门，在家反省，我就不能出门，后来又说你可以出门了，于是我出门了，这像什么话！我对这抗议，但一个积极分子说我是“李寅庭思想”。

　　我写过一篇文章，论点与丁玲一样，但有个同志在“文艺报”只批评我，而不批评丁玲。党内很有威望的文艺批评家陈涌同志，在一个报告中批评了我，也批评了其他很多党员作家，包括柳青同志，但在发表这个报告时，其他人的名字都去了，只剩下我程千帆一个人。这，只能从宗派主义获得解释。

　　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我建议：一、在全国范围内把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经验总结一下，总结出一些规律。我认为改造知识分子，用粗暴的那一套是不能解决问题的，1952年把我整了一下，整得我抬不起头来，只问业务，不问政治，对我来说，结果并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加强，而倒是资产阶级思想加强了。我觉得还可以经常总结一下大学校长、院长对待知识分子有那些战功的地方，那些不成功的地方，在我看来，中山大学副校长冯乃超同志的办法是成功的，徐懋庸的办法是不成功的。二、党应当研究知识分子的思想规律，掌握住这个思想规律，对他们改造就容易了。如清高，好发议论都是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搞古典文学的，喜欢尊师重道，正因为如此，在运动中叫学生骂老师，我们受不了，非常抵触。再一种是爱面子，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我们要求党内同志对待我们，像党对待党员一样细致。

　　在教育工作方面，我认为高教部存在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这几年很吃他的亏，如机械学习苏联，改五分制，改笔试为口试，等都是。特别奇怪的是，高等教育部有个时期竟认为不需要文字学，原因是苏联没有文字学，殊不知苏联文字是拼音字母，没有设文字学的必要，而中国汉字是须要设文字学的。原来还取消了社会学、最近才准备恢复。对这种机械学习的情况，我们也曾提过意见，但他们说：“一切以时间、条件为转移。”这不正确，这个规律的应用只有同对人民有利这一原则结合起来才能解决问题。高教部除了机械学习苏联，还对中国专家不够信任，总觉得是唯心主义的，靠不住，殊不知中国的学术有自己的传统，新式教育也有半个世纪以上的传统。这些传统是应当受到一定的重视的。

　　总之，要争鸣得好，一是要贯彻群众路线，一是要克服官僚主义。

## 查谦：创造性地学习苏联

　　应不应当学习苏联？应当学。“欲知山中路，去问过来人。”苏联是走过这段路的人，我们不学习苏联，学习谁?高等学校全面学习苏联是绝对正确的。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在学习苏联中没有缺点，特别是教条主义。

　　一、要学得好，首先要调查研究，看学习的东西适用不适用。但高教部对许多问题，就根本没有调查研究，甚至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已经了解：过去学习的东西，有些是苏联成功的经验，有些是苏联失败的不要了的经验，有些根本就不是苏联的经验。过去几年学习苏联，肯定不是都经过调查研究的。

　　要知道，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具体的特殊的情况。因此苏联的成功经验并非都能在我国用得上的。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位农学家写：有人随便号召我们向苏联学习种苹果的方法，但我国的苹果其实比苏联的好，怎样去学习呢?再如学习“六节一贯制”的经验，也是教条主义的。要学生连上六节的课，再吃饭，怎么受得了。可能这个经验在苏联行得通，或者因为他们身体好些，或是能够适应苏联人的生活习惯。但在我国，我看肯定是吃不消的。这个经验直到1954年中宣部开会，陆定一部长大加批评后才算解决。

　　这就说明我们向苏联学习的态度是不完全正确的。我们没有仔细考虑，学习了这个经验，能不能使我国高等学校提高一大步?我们多半是形式主义地去学习，而不是创造性地去学习。今后学习苏联经验，不应随随便便，道听途说，而应细加研究。

　　二、对于外国的经验，如要采用，应该先试验一下，看对不对，可以先指定几个地区，比较小规模小范围地来试行，不应一开始就在全国推广。1950年在全国提出学校中设立教研组，那时我们连这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我问教育部的一些人，他们也不太清楚。这样做是不好的。同时，对于采用的经验，也不必照着模仿，可以吸收其精神实质，甚至可以修改。

## 朱裕璧：反对宗派主义，争取有职有权

　　一、关于宗派主义问题。宗派主义肯定是存在的，各个部门都有，只量深浅不一致，有的到很严重的地步。应该有“天下为公”的精神。过去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现在也可以说：“天下非一党之天下。”毛主席也说过，党员在全国人民中只占很少数目，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团结全国人民一齐动手。而宗派主义就表现在：有些党员不承认这一点，总认为这些事非我们办不可，你们要干，也只是被利用的。

　　知识分子对祖国是热爱的，党对知识分子的爱国思想应估计得更高一些。“以马上得天下，并不能以马上治天下”，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国家，未免把这个工作看得太简单了。党的负责同志要对各方面的问题作细致的研究，深刻的分析。湖北党的领导力量大部放在农村，今后对高等教育工作也应该加强具体领导。在学校中党的工作做得很好的，恐怕是在50％以内，而不是以外。从本院看，历次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对于医学科学对祖国建设的作用，医学的发展，医学教育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在认识上是不够明确的，最近我在院内一次大会上作了关于这几个问题的发言，这是我八年来较为系统的一次发言，我的希望是很大的，但这个发言在党内所引起的重视是不够的。党内同志们自信过高，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和党员能不能领导科学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前些时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小品文，表扬某校党的工作人员熟悉科学领导得很好，当别人称赞他对生物学很有研究时，他谦虚说：“我不过是程咬金的三斧头。”但我们高等学校做党的工作的人，有这三斧头的比例数还是不很高的。

　　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还存在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我们还要不要?周总理认为是可以学习的。但在具体问题上，这点还做得不够，我们还不敢大胆正视人家的东西。在医学中已出现一种看法，认为苏联医学在某些部门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我是一个搞外科的，我认为苏联的外科水平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苏联喜欢把不同学派的学说戴上反动的帽子，这是一个偏差，例如说什么威尔啸的反动细胞学说等等，事实上苏联今天仍然在用这个学说进行工作。我们对苏联的教科书在理论上的错误，过去也没有采取批判态度。如苏联有一种细胞经消毒后转化为活质的学说，开头大家都说很对，直到苏联批判了这种学说之后，我们才又来批判，自己不敢独立大胆地来分析批判，因为对这类学说的批判分析，往往牵涉到两大阵营问题，大家怕戴帽子，因而不敢讲。

　　宗派主义的另一表现是，有些党员见非党人士提意见，就以为这会影响党的威信，而片面地加以袒护，实际上无论我们的意见正确与否，决不会损害党的威信。还要反对一些利用党的职权来推行个人意图的行为。据我了解，很多人都对汉字拉丁化有意见，我也是有意见的，据我看来，汉字是一种特殊语言，要把它拉丁化将会影响我国的文化，如果只是为了注音，注音字母较拉丁字母的优越性要大得多。我同时对这几批汉字简化也不满意，一点不成逻辑，不成系统，“木着一个“又”就是，“权”(權)，“三点水”着“又”就是“汉”(漢)，而“力”着“又”又成了“劝”(勸)，这怎么个讲法？我们是有意见的，但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利用职权，对提意见的人往往是围剿一番。

　　还有一个意见：我认为我们的教育中加强了政治教育，但忽视了公民教育，忽视了教学生如何做人，因而文明的水准是低的，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二，关于党外负责人如何有职有权的问题。我是党外负责人，有职有权。但有的人并不如此。省卫生厅姚克方厅长，照我看，没有发挥他的作用。姚厅长现在在搞什么呢?他主要是在寄生虫病研究所搞研究工作，兼所长，这个所的设备人力非常薄弱，谈不上搞什么研究工作。姚厅长对于把全省卫生工作怎样做好，是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而如今竟然没有能使他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对湖北卫生工作是非常可惜的。

　　我是要争权的，我不消极。我是用斗争的方式来工作的。既然还把我留在职位上，就说明党信任我，我就要行使我应有的职权。我很赞成武汉房地产管理局局长的话：要就撤我的职，否则，我必须按照我的职权作事。

## 王家楫：要“敬”而不“远之”

　　我们研究所虽然人数不多，可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或多或少还是有的。有些党员对年轻的非党干部比较粗暴，对老科学家往往“敬而远之”。我自己一向是很靠拢党的，党也信任我，党员同志对于我当然并不“敬而远之”。但不尊重我的职权的事情也有的。科学院派我们研究所出席芬兰国际湖沼会议的代表，就是由北京科学院一个电报直接给被派的代表，事前和事后，根本没有同我谈过。这件事我是很不痛快的。宗派主义多少也是有的。例如，几年来评选的先进工作者，没有经过群众讨论，主要派的是党团员。照我看，如果工作和政治认识一样好，对干部的提拔，首先要选群众，其次是民主党派成员，其次是团员、党员，这样才能鼓舞群众的工作积极性，而我们研究所过去的情况刚好相反。而且，有些地方做得很不漂亮。例如，我们研究所提出的出席北京先进工作者会议的代表，本来是很好的，让大家推选，我想大家也会推选他，可是由于没有让群众讨论推选，结果引起了群众不满。

　　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我们非党人士自己也有，很可能还要严重，也应该检查。几个月以前我们研究所用带有整风性质的方式总结了1956年工作，就检查出我们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严重，对我是一个深刻的教育。我认为我们民主党派成员也应当自觉地参加这次党的整风。

　　大家谈到高教部在学习苏联上存在着盲目性，我认为中国科学院也有类似情况，例如，1956年我们的苏联顾问临别以前提出许多建议，虽然这些建议都是很好的，但在目前有些还是行不通的。可是中国科学院却不加考虑地全部接受下来，而实际上到现在还是不可能办的。我觉得盲目学习苏联不能怪年轻人，上级领导尚且如此，怎么能不影响年轻人呢?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能对任何学派乱扣帽子。例如，说孟德尔、莫尔根的学说是唯心的，这是毫无问题的。可是加上一个反动，就未免过分了。我在解放前也相信过孟德尔、莫尔根的学说，不能由此就说我有什么反动思想。

## 岑家梧：认清形势转变改善党群关系

　　民族教育是一项新的工作。几年来中南民族学院培养了一千多少数民族干部，成绩是很大的，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主要是缺乏领导，方针任务不明确，和教育部门几乎脱节，形成关门办学。

　　中南民族学院在创办的过程中，不断地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因为民族工作是复杂而艰巨的，我们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很多对学校教育是外行，对民族工作更是生疏，加上各方面对这个学院重视不够，上级领导不具体，大家对学校方针任务以至工作上的意见很多，认识上不完全一致，原是不足为怪的。在这样情况下，学院党的负责人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团结干部，多集中大家的意见，反复研究，摸索经验，把问题逐步解决。但几年来学院党的负责同志的作风十分粗暴，不惯于听取相反的意见，唯唯诺诺，歌功颂德的被认为是好干部，对有意见的动不动就扣上“对党不满”、“反党”、“反领导”、“闹独立”的大帽子。结果问题不特不能解决，领导和群众关系也很不正常。

　　作为领导人之一，我是有相当责任的，但我觉得党群间平时是那样的隔阂。学院里的较重大的事情大都是党组决定了才征求意见，主要是为了打通思想。究竟那些问题已经决定，那些正在研究？那些是党的意见，那些是个人的意见？我都分别不清楚，总觉得工作有些盲目。我的工作能力和水平都有限，但平时很少听到什么意见，前年突然向我提出所谓“企图篡夺领导权”的问题，我觉得用简单幼稚的推理逻辑，用粗暴的“一棍子打死”的办法，都不令人心悦诚服，几年来我在思想上很不愉快。去年中央暂调我到民族地区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我去后曾三次写信给党组负责人，希望把问题摊开来谈清楚，但得不到只字答复。我想这些人为的隔阂，人为的紧张，必须尽一切力量加以消除，现在正是时候了。

　　为了办好这个学院，我提出几点建议：

　　一、要求省委加强领导。几年来上级领导对中南民族学院几乎没有过问。1955年教育部来检查一次，却不解决问题。民族学院固然不像一般高等学校，有它的特点，但它不能脱离学校的总轨道。一般学校里发生的问题，民族学院也会发生。“关门办学”是办不好的。希望省委正视这个“存在”，不要再放任不管。

　　二、党群关系要改善，对知识分子予以应有的信任、支持和帮助。解放了七年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如果对某些知识分子的情况不清楚，那就应该赶快进行了解。我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愿意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但由于能力和水平的限制，往往办不好事情，也是会有的，这就必须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们学院里的知识分子过去首先被看为是改造的对象，另一部分人却以改造他人的人自居，不特工作安排有些不得当，正确的意见也不被尊重，往往以人废言，个别还受到不应有的打击，这都应加以纠正。对知识分子，物质照顾是必要的，但精神上的愉快却更加重要。大胆放手信任，他就可以不顾一切为人民工作。当然，改善党群关系不只是领导方面的责任，群众也应该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提出意见。如果说党群隔阂的是一道墙，就必须大家动手把这道墙拆掉。

　　三、如何搞好这次学习，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认为还要花很大的力量。因为第一，大家对当前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重大转变，仍然认识不足，就是有了新的认识，思想上也不是那么容易扭转过来，因而放和鸣不论在领导或群众中都难免有顾虑。第二，某些领导同志的思想作风和长期以来的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例如，惯于以个人代替组织，反对他个人即认为“反党”等思想方法，以及自己认为人家是“落后分子”，就要“鸣鼓而攻之”，进行“围剿”，采用对敌斗争的办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过来的。所以阻力仍然很大，我建议省委要经常检查督促，自然大家都有责任推动。

　　 来源：《湖北日报》1957年5月10日。

　　春风度过武胜关　东湖畔畅叙衷肠(续)

## 夏坚白：谈出意见　拿出东西

　　关于高教部主观主义，盲目学习苏联，我和大家有同感，就不谈了。这里我想谈谈，在这方面，作为高等学校的负责人，我们也有责任。例如，大家谈到“六节一贯制”，在上海是由同济大学首先搞起来的，事前并没有向部请示。那是1952年的事，当时我也在同济，大家思想上都想搞新的东西，到处打听苏联有什么新的东西好推行，结果道听途说，搞了个“六节一贯制”。别的学校看我们搞了，也不甘落后，跟着推行。这个例子说明，我们是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的，我们很少根据实际情况来研究问题，这种情况是需要改变的。

　　谈到“百家争鸣”，我认为有两种意义：一是发表意见，一是拿出东西来。

　　对学校的事情，我们有意见，是不是都讲呢?我们学校还不是这样，在校务委员会上发言的不很多，总认为反正什么事党内都商量好了，没有什么可谈的。有一位教研组主任做了半年主任了，还问党是不是相信他；他有很好的意见，就是怕发表。因此，党与非党要很好地接触，不一定要登门拜访，最好也像同济大学那样，搞一个俱乐部，党的负责同志经常和大家在一起，随便玩玩，聊聊，这个方式证明是很好的。

　　要拿出东西来，目前还有许多困难，希望党和政府多多帮助。首先是仪器，零星小件买不到，修理也困难，是否考虑专门成立一个机构来解决仪器方面的问题。再就是助手问题，高教部要我们自己想办法，这很困难，还是希望今年暑期高教部能安排一下，解决一部分问题。目前管理图书的大都是外行，连外国字的书名也看不懂，要找本书，还得自己动手；武汉地区高等学校不少，是否设法把管理图书的同志训练一下。目前学校留助教，也不同教授商量商量，这也是很不合理的，从今年暑期起，是否考虑留助教先由教研组主任提名，人事科等协助了解情况。我认为到兄弟国家留学的不经过考试，而由人事科决定，也不妥当，应当公开考试。

　　在政治学习方面，我想提一点意见：我感到我们国家正在经历惊天动地的大革变，可是过去很少组织大家去看看，因此不少人心胸狭窄，在工资改革等方面，为了一点小事情就哇哇叫，应该让大家有机会看看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同学过去思想并不开展，可是自从他到秦岭实习以后，伟大的建设工程深深地打动了他，回来后他就表示毕业分配，随便到什么艰苦的地方去都行，总之，他决定要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效力！

　　最近，我要告一状。在我们学校，设了个公共汽车站，可是这个站在上个月取消了一半：可以从这个站上车开出去，却不可以搭车子回到学校，而只能回到武汉大学，再走回来。据说是为了“节约”，还说我们离街道口很近，几分钟就可以走回来，可是我们测量了一下，离街道口有三华里，几分钟是走不到的；又说我们学校的坡度比武大的坡度大，费汽油，我们又测量了一下，坡处只是零点五，并不大，找公用汽车公司经理交涉，一直见不到，这件事大家意见很多。我要反映一下。

## 马哲民：正确对待知识分子

　　谈谈最近我在视察中所碰到的一些问题。

　　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我感到主要的缺点是不结合实际，照本宣科，讲得质量很低，我就听不下去，有些老先生能坚持听下去，他们那种虚心的态度实在值得佩服。希望党注意这个问题，加以改进。

　　有许多问题，如果政治思想教育能够结合实际讲清楚，就能使知识分子看清前途，掌握自己的命运。例如，有人感到解放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看不到这中间的联系，感到以前搞肃反，现在又要“放”，这两者不仅联系不起来，还似乎是矛盾的。又如，有人看不到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还在怀疑将来会搞个运动来“整一整”。也有人认为党对知识分子的安排，还不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安排得好等等。这些问题是需要向知识分子讲清楚的。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觉得从各方面看，目前主导的矛盾还是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的矛盾。至于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我看这两者是相反相成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党内外都有，不过党内比较容易产生教条主义，有的党员对党外讲话很不客气，认为自己就是代表真理的，认为自己运用的是最进步的理论，又是代表最进步的阶级，这就很容易肯定一切。但由此就产生了与他针锋相对的机会主义：你要肯定一切，我就偏要否定一切。看起来，这两个主义彼此一斗，问题就解决了。

　　关于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我感到过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做得很不够，是存在着宗派主义的。

　　几年来知识分子是有进步的，但是与党还有距离。知识分子是有苦水的。武汉地区高等学校在肃反中是有过火的地方，当时我就有意见。今后要注意不要伤害知识分子的自尊心。由于知识分子与党还有距离，我们民盟组织也左右为难，不靠拢党，是“宗派”，靠拢党吧，群众又说我们是“进步的宗派”。我认为对知识分子的进步要有正确的估计，要改变对知识分子的看法。

　　我体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方面是扩大民主生活，一方面是促进向科学文化进军，我们要敢放敢鸣。目前知识分子不敢大胆放，大胆鸣，有许多原因，但最要紧的还是有顾虑，一是怕争，认为百家齐鸣可以，百家争鸣就有点胆怯了；二是怕斗，怕今天是百家争鸣的积极分子，明天就成为斗争的对象。我认为放与鸣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要善于安排知识分子，使他们感到有保障，敢于放和鸣，这也是搞好党群关系的关键。

## 阳太阳：把问题敞开来谈

　　我列席全国政协，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感到豁然贯通，受到深刻的教育，受到极大的鼓舞。特别是党指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我觉得提出来非常好，受到知识界的欢迎，尤其是非党群众很欢迎。但是，要深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有些领导干部中还有思想障碍。有人就说，毛主席讲得很好，可是我们这里还是“春寒”。这也反映了一种情况。

　　这里我想谈谈我们学校的党群关系问题。在我前往北京列席政协时，我们学校党总支正在展开整风，据说群众提了很多意见。一个月以后，我回到学校，党总支作了一个整风总结报告，群众听了很不满足，认为这个报告不痛不痒，有人说：“绣花鞋子也没有打湿一点”。就在这天晚上，有好些群众，包括老教授在内，和我谈了一夜，从官僚主义谈起，一直谈到天快亮。群众意见这样多，可是很多干部并不了解群众思想，个别党员严重地脱离群众。有人说：有些党员的面孔看不得，最好请他们多修几条路，让他们走中间，群众走边上，免得碰头。

　　有些党员表现得盛气凌人，骄傲自大，党员与党员有说有笑，不善于联系群众，我觉得这样不好。

　　有人说：我们学校的情况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领导思想落后于形势，某些党员落后于群众。总结时只强调今后如何教育群众，如何监督群众做好工作，而没有强调深入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互相学习，互相监督。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说主要是放香花。群众听了不满意，不能说服人。

　　有个党员对我们说：国画系有了党员可以安心了，油画系没有党员，我要管，要加强。大家对这种说法颇有意见。

　　上面的例子，说明我们学校的党群关系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种关系虽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坏，但是群众能积极提意见，把问题敞开来谈，对拆除隔在党群之间的那道墙是有好处的。

## 巫一舟：要解决信任问题

　　听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我感到眼明心亮，有说不出的舒服。

　　今天大家谈了许多党群关系问题，看来各校的情况都差不多。我想，这主要是由于过去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认识，自然不能很好地处理。问题是：今后怎么办?

　　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有人采取鸵鸟的办法——不看，让矛盾存在，化脓。还有人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将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过去主要是对敌斗争，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往往是难免的，可是也有些是可以避免的。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而过去的民主生活又不大正常，知识分子就很容易发牢骚。可是有些同志不加区别，认为发牢骚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人民……将两类矛盾混淆起来。

　　不少同志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党内有些同志水平也不高，说又说不服人家，但又要执行上级交下的任务，没有办法，就只好压，日子长了，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横说有理，竖说也有理；今年这样办有理，明年那样办也有理，总之，理总是在他们那一面，特别是动不动就是立场问题，高级知识分子是愿意做点事情的，谁愿意有两个立场呢?这样就有了顾虑，许多人的意见就越来越少了。

　　现在大会小会、报告、讨论、拥护，成了公式，实际上是个形式，讨论的并不多。发言时，总是想方设法去符合领导意图，独立思考就差了，怎么说就怎么办，形成了风气，都不愿动脑筋了。而敢于独立思考提意见的，总给人家一个印象，好像你这人总是顽固的落后。

　　我觉得，要打破知识分子放和鸣的顾虑，首先要解决信任的问题。如果不把许多问题都牵涉到立场、政治问题等等上面去，我想大家是愿意谈的。因此，要消除政治运动的副作用。要花些功夫树立党与非党、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彼此信任。

　　这几年私人来往差不多绝迹了：一方面是工作忙，一方面还是思想问题，一谈话就怕出乱子。生活得很忙碌是好的，生活得很枯燥就值得考虑。现在大家彼此间戒心重、疑心重，要消除这种戒心或疑心，至少要彼此在政治上有起码的信任，至少要相信彼此都是拥护社会主义，想把工作搞好的。我这样说，还不是笼统地认为这就是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我感到党的上级领导好谈，教条少，而经常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是下面的党员，他们每天跟群众接触，如果私人交谈都有所畏惧，还谈得上彼此有所了解吗?不能彼此了解，又怎样能帮助教育群众提高思想认识呢？

　　我觉得人是动物中最复杂的，而知识分子又是人当中最复杂的。要开动机器，先要了解机器；要运用知识分子，同样要了解知识分子。

　　目前知识分子从整个国家看，事实摆得很清楚，思想也容易搞通。我们往往有这样的体会：听了一个大报告，思想很通；可是一回到下面工作，接触到实际问题，在听报告时所受到的鼓舞和兴奋，就消掉了一半。所以我希望党能在下面多做细致的工作。几年来，我感到有些党员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很矛盾的：要么，就把知识分子看得非常顽固，非斗争不可；要么，就把知识分子看得非常脆弱，碰也碰不得，结果不是开会斗争，就是放任自流。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知识分子看成自己人，应该是有教育也有批评，有帮助也有责备。

　　话得说回来，不管在党和知识分子之间有多少矛盾，这毕竟是内部问题。听了毛主席的讲话，我感到非常之鼓舞和安慰，我相信过去的缺点和错误一定会消除，将来，缺点和错误也一定会减少。过去党和知识分子有隔阂，双方都有责任，这也像恋爱一样，单相思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大家同时开步走，才能拆掉党群关系中的一道墙。

## 余觉：学习不要扣帽子  干部去掉官架子

　　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我觉得现在还是要放、要鸣。就是我们学习时也要争鸣、讨论，才能深入。去年高干班学习的时候，讨论“目前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我发表自己的看法，认为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并且谈了我这样说的理由和根据，可是我那么一谈，有人就说：“你这句话资产阶级是喜欢的。”以后我写了论文，也听了报告，到最后讨论时我还是坚持这一说，就有人说：“这是立场问题呀！”我觉得对待学习不能这样，学习也要百家争鸣，不然不能深入。

　　我到广济县视察回来，我感觉现在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是因为有一个做官的观念在，列宁说在苏维埃政权下工作，先要去掉做官的观念，这很对，不然就会摆官架子。我到广济县，县委和县长以及大多数干部都到乡下去了，他们住在农民家里同农民一齐下田操作，与农民打成一片，只有陈志胜县长在家，他夹一个日记本子忙到这里那里，见了群众谈话很随便，说说笑笑，没有官架子，很好。

　　我主张党外人士在自愿原则下积极参加整风学习。学习是思想教育，参加学习的人愈多愈好。“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我们对学习，如大旱望雨一样，大旱下了雨，山林丘泽虽说受雨多少不同，但是总润泽了一下。我平日主张男女老幼不论有文化没有文化都参加学习。中共中央整风指示说的很明白：“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党外人士就是年老的参加又有什么不好呢。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我愿意参加整风学习。

## 耿伯钊：勿做盛锡福帽店的股东

　　我是最爱说话的人，在旧社会我到处讲话，解放初期我也讲得很积极，那时候李先念主席鼓励我们讲，他说多讲，把会开的活跃些。但是后来有一个时期我沉默了，不讲话了，这也有个客观原因，共产党与非党之间有一道墙，墙又高又大，墙的门口还贴了条子，上边写着“机要重地、禁止闲人”。我只好不说话了。

　　党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以后，这道墙垮了半截，毛主席提出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道墙倒了，这很好。但是现在墙基还存在，大家还不能像是自己家中人一样来谈话，要谈也多半是一些应酬话，最多问一问“身体好不好”，党的领导同志只是这样来安慰我们一下。当然，目前党已经看到这些问题，提出来纠正，我很赞同，这是一件大喜事。

　　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要充分发扬民主。过去民主是有界线的，有人主张民主是目的，便来个绝对民主，这样不好，有人说民主是手段，便不尊重群众来个专制，这也不好，我觉得民主是目的，也是手段，民主要发扬，要放手，但不是绝对，要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集中。有些会上，主持会议的人事先心中无数，要大家发言，最后一综合；或是事先有一个方案，拿到会上只是通过，这两种作法都不很好。既然发发扬民主，就要让人讲话，不要怕民主，怕民主就不民主了。

　　奇怪，有些领导干部，竟作了盛锡福帽店的股东，他们的生意很好。这话怎么讲呢?因为这些领导干部遇事总爱给人扣帽子，不管大事、小事，他便来一帽子，参事室都是老人，老人也可以批评的，但是他们每个人也都戴了几顶帽子。有些一般干部，也入股，买来一些帽子，到处乱扣，这种粗暴的行为是不会有好效果的。如果大家不讲话，那才不好，只有讲了才知道正确与不正确。

　　领导方面应该照顾知识分子的特点。知识分子爱面子，死都可以，面子必要；知识分子自高自大，看不起人；知识分子清高，不求人；知识分子好占小便宜。这些是知识分子的毛病。都不是用粗暴、狂风暴雨的办法来解决得了的。很需要和风细雨，慢慢来，照顾他们，用治病救人的办法，只要他们能分清是非也就行了。我是个知识分子，解放以后经过学习，学懂了一些，最近在政协大会上我作了检讨，承认错误，胡金魁部长和我谈话，我很心服，我错了，就承认，我绝不把错误带到棺材中去。人都是这样，受教育时间长了，必然会觉悟，问题在于慢慢来。

　　我接触的党员大部是好的，也有个别人骄傲自满，功臣自居，对党内尚不服气，对党外更看不起，盛气凌人。有些党员我看不惯，他们比吃比穿，比住房好，讲排场，把戴手表，穿呢子衣服当作光荣。我是没有呢子衣服的，我不以为不好。

## 沈肇年：有错必纠

　　听了毛主席的讲话，我感觉到很幸运。关于肃反问题总是免不了有些错误，有错是肯定的，并不奇怪，问题是有错就应纠正。现在是对错捕的检查了，纠正了，有的还给他安慰。但是，我觉得对错判的好像没有提出纠正，错判不纠正是不对的，要大家知道，这样才是彻底地执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

　　我在文史馆工作，关于今天座谈的内容，我想不起什么要谈，我们那里党的负责同志很好，党和非党彼此相信。只有一件事我也有些怀疑，比如从前在水陆街时有一天党员同志告诉我，馆长办公室不要了，没有事可以到家中去坐，这话我有些怀疑。现在没有这样的事了。

## 周杰: 不要把矛盾放错了位置

　　党与非党之间有一堵墙，恐怕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什么墙？我考虑的结果，应该说“墙”就是思想障碍。比如说平时党有一个号召下来了，有些单位的党召集党员开会，团召集团员开会，民主党派便放在外边没有人管，工作任务只交得党员团员，其实交给民主党派还不是一样。这样，党与民主党派由工作上隔离了，思想感情也隔离了，“墙”也就形成了。我建议党和非党要沟通思想感情，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党的领导同志应该参与党外人士接触，不仅在工作上打成一片，还要抽出时候来多谈心，彼此发生感情，互助、互爱、互谅，像在战场上打仗的士兵一样，目标只有一个，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样有问题也可以摆开来谈，问题也就解决了。

　　人民生活里矛盾很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到处都存有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能够生活下去就在于善于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党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就是发现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现在有些人不敢鸣，不敢放，更谈不上监督。他们联想到“三反”、“五反”中有些人挨了整，受了处分，一直到现在都抬不起头来，所以不敢鸣和放，不敢监督。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过去是有些粗暴。这次，毛主席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才给大家壮了胆子，党应该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比如肃反问题，过去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现在应来一次大检查，将毛病纠正过来，希望能认真检查一次。我知道有些是搞错了，第十中学有个姓张的老师，肃反中判了八年徒刑，现在检查是判错了，法院宣布他无罪，还补发了一年的薪水，这样事情也就过去了，这个工作应该确实做好，真正作到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人民自己的事，人民自己的事应该自己来解决。如何解决呢?我认为首先要自己端正态度，提高认识，把自己放在矛盾的适当地位上，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要放错了位置，放在外部矛盾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地位上来解决就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如果弄错了放在敌我问题的地位来解决，那就坏事了，那就一定要一棒子打死，不是你打死我，就是我打死你。目前，我们的根本矛盾是生产赶不上需要，如果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看，那就共同努力，加速建设，尽量满足需要。反过来，那就到处不满意，油盐涨价不满意，布票少了不满意，一个月只吃三次肉不满意，这也不满，那也不满，如果这样看问题下去，久而久之，便会不自觉的把问题放到敌我界限上去。这是我个人的认识，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警觉。问题在于要正确的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首先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适当的地位上来看待。

　　某些领导上的硬化的官僚主义，顽固的宗派主义，严重的主观主义，尽管问题严重，仍然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如果反过来看成是敌我问题，那样，结果会是很坏的。现在党中央提出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是英明的，及时的，是有效的办法。这虽然是对共产党提出来的，我们这个民主党派的成员也应该整一整，整一次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只有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才能保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我有二点建议。第一，像今天这样的座谈会以后多开，过去开过的应该总结一下经验。第二，这样的会应该推广，推广到各单位、学校、机关、工厂、企业中党与各民主党派成员都应经常开这种座谈会。

　　 来源：《湖北日报》1957年5月11日。

　　春风度过武胜关　东湖畔畅叙衷肠(续)

## 胡忠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只会放，不会收

　　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肯定了政府和人民的政治上的一致性，我对宪法充分信任，如果我们根据宪法来办事，就会团结一致，减少矛盾。

　　解放以后，我每天总要看看马列主义的著作，宪法公布后我没有想到我们国家内部的矛盾一天会多一天。读了八次文件，上边说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我有些怀疑，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为什么今天这里还有矛盾呢?解放以后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矛盾了，这是不是说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呢?事实上是农业生产增加了，工业生产也增加了，为什么还说有矛盾呢?我对这个矛盾的提法还没有充分了解清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曾提到领导和人民的矛盾问题，那么为什么政府和人民有矛盾呢?这个问题是新问题，要着重研究。我觉得这问题很重要。如果说有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帮助政府研究解决这些矛盾，特别这是民主党派的任务，如果问题解决的不好，那就是我们的帮助太少了。

　　听了毛主席报告以后，大家都在到处找矛盾。我认为第一要由主要方面来找，不然就找不到中心，不然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就忙乱了，应从大处着想，不要在鸡毛蒜皮上着想。第二寻求主要方法来解决矛盾。这要注意三点，一点是提高思想教育，不然便将不是矛盾的说成是矛盾，就忙乱了；二点是提高文化知识，因为真理只有一个，文化知识水平提高了，认识就容易一致，矛盾也就少些，认识不一致，矛盾就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解决矛盾很重要的方法。三点是法制观念，宪法公布之前有些人对我们国家走什么道路是认识不清的。宪法公布了，解决了当时很多矛盾，判断是非，解决矛盾，有了宪法为标准。由法制出发，合法就是是，违法就是非，法制是解决内部矛盾的具体东西，如经费开支有毛病，人事安排不当，都牵涉到法制问题。大家是需要有个法制作标准来解决矛盾的。比如民主党派的成员在国家机关里是不是有职有权，这个矛盾的发生，往往是因为机关里没有这方面的办事规程，凭个人意见办事，凭交情深浅来办事，只由感情出发，不是严肃的为国家办事，有的还残存着旧社会的作风，走私人路子，这是不应该的，应该按照法律办事，何职何权，应该有个规程，明白规定。有规程就好办事了，不按规程办事的人便是失职，如果按规程办事，别人来干涉，便是违法，这样，职权上的矛盾就易解决，人尽其才的目的就易达到。

　　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目前还有“放”和“收”两个字的提法，这便把我搞胡涂了，以往历史上阻碍人类知识的是三种权，即神权，特权，财权，这三个东西障碍了人类的发展。神权是迷信；特权是分等级，是非是以宗教信仰和等级尊卑来作标准；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期财权垄断，妨碍了科学的发展，因为他们用钱来收买人的身体和灵魂，有些学者就替他们服务，这些用金钱买来的知识，就不免歪曲良心，歪曲事实。我们共产主义革命是为了消灭神权，特权和财权的罪恶，这便为发展人类智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科学文化事业是不会收的，只有放，放是放不够和放不完的，不存在收的问题，收的提法不免是错误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类思想只会放，不会收，一切为了文化为了科学的发展，没有人打算不发展科学文化，我体会毛主席主张放，没有主张收，这个问题在目前应该引起注意。

　　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谁不重视这个制度，就是违背了宪法，可是我听到有人说，“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比干部大会还不如呢”?听了这话我很受刺激，我想他是不是话出有因呢?我是人民代表，但是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提案如何处理的决议内容我还不知道，因为大会时不印发提案原文和决议内容，这倒是个问题，因为在代表大会决议时提案的代表不知道他的提案是如何处理，他的举手是无力的。我希望主持人民代表大会的同志考虑这一问题，因为这也是我们国家基本制度中的一个环节。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来以后，有人说：我们没有准备，第一材料不够，第二难于着笔。有一位老教授对我说：“我有一个学生在屡次思想改造中他总是骂我，我想他骂我是对的，可是我考虑不出来为什么是对的。我做了几十年的教授，我现在不能写东西，一写就怕错”。由这里我联想到，为什么解放后七、八年来老教授们很少写出长篇著作呢，他们搞了几十年，为什么现在不写，我们到处喊挖潜力，是否可以向这些老教授们多挖一挖?

## 皮宗石：武大的一些问题

　　武汉大学教授中对学校当局是很有意见的，前几月武大有些教授和我说：“现在我们在校内朋友见面，只说不相干的话，关于时事绝口不谈，甚至连业务也都不谈了。因为谈起来话多了，将来说不定再搞运动就在你的话中找毛病扣帽子，如非马列主义、甚至于有反动思想等等。”一个教授说：“目前向科学进军也很困难，助教中不懂外文的很多，业务不熟，要教授自己一个人进军是不好办的。此外外文资料不够，而且中间有长期的中断，也是进军的阻碍。同时，高教部关于学校科系的设置也变动非常多。”教育行政部门，对所属学校的教学计划，经常变更，不独学者苦于应付，即教者亦无所适从，甚且如武大原有外文系，几年前把它废掉，现在又正在恢复，湖南大学裁撤了几年，现在听说也要恢复，在这一废一复之间不知道制造许多麻烦，招致多少的损失，希望教育部门领导人以后对此要多多慎重动作才好。

　　刚才耿老说出领导上处理问题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自己不拿主张，先听对方的意见，然后将对方的反正各方综合起来，作为自己的主张；一个是自己提出一个方案，交对方讨论，但不管对方的意见如何，自己的方案始终不作变更。后一个方式，我可以举出最近就阅马厂大楼的支配事例，作为证明。阅马厂的大楼是辛亥武昌首义时(即阴历8月19日阳历10月10日)军政府所在地，当时革命政府一切发号施令以及一切布署组织均集中于此，辛亥首义老人提议作为武昌辛亥革命首义纪念馆(在目前房屋缺少不够分配的情形下，指定楼下一层或再少拨几间)，是极其自然而合理的，但是省人委会提出的方案，只允拨两间小房，虽经辛亥首义老人多方提出不同意见，仍然未有改变。因此提案的老人对此很不满意，这在统战工作上是不免有一定的影响的。

## 郑南宣：“士为知己者用”还要改变“知”的方法

　　据我了解有些大专学校的教授的积极性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都是因为在几个运动后，没有做结论或没有做适当的结论。他们说：“士为知己者用”，党员不了解党外知识分子，不知道他们。今天，党对知识分子大部分都知道了，但是在“知”的过程中，是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那么愉快呢?思想通了呢?今后党对知识分子还要“知”，但方法应该变动一些，应该采取党内同志与党外人士交朋友的办法。生活打成一片，还有个过程，不过，党内同志可以与工作有关的非党同志多交朋友。今天来的多是非党领导同志，还有些党员同志是被领导，非党同志领导党员，有些还有顾虑，党委也可以经常向非党的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询问被领导的党员的工作情况。

## 田竺僧：这堵新墙也要拆掉

　　有些人与人的关系搞的好，有些搞的不好。比如我见有些老人生活苦，街道说他有儿女，其实儿女都靠不住。儿女可以帮助父母，但是还要社会救济。有一个老人，我问他：“你的生活过的好吧?”他说：“照说应该好，儿女不养老。”在学校里，有的师生关系也不好。工厂里还讲尊师爱徒，可是有的学校里，学生把老师批评得不像样。建议党的负责同志注意在这方面进行教育。

　　党和民主党派之间过去有一堵旧墙。因为民主党派一些人从旧社会带来许多旧思想作风，经过多年的教育改造，现在旧墙没有了，但还有一堵新墙。有少数机关布置工作首先是向党团，有时是向党团工会，就是没有民主党派。学习八大文件后，有些机关改变了，但是还不平衡。我看新墙里恐怕三个主义多一点。

　　解放以后，党很相信我，以后我对个别党员提了点意见，那意见现在认识当然不正确，但是我们组织里有一个同志当时说我：“你是反党思想。”以后统战部同志找我谈话说：“你是不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且在组织里把我整了一下。我由中南调到武汉，七年来，我没和统战部长秘书长谈过一次话。我觉得党和民主党派人士之间的墙不是突然出现的，这堵墙也不光是党的同志造成，民主人士也动了很多手，特别是我们组织中，正如程先生所说的还有假积极分子向党乱反映情况，他们砌这一堵墙，也动了手。积极分子当然起了不小作用，但是也有的人，党一认为他是积极分子，依靠他，他就脱离群众。

## 刘俊: 我对“整”和“墙”的看法

　　有人说不敢放不敢鸣更不敢监督，我看，我们今天就是监督的体现，对省委提出批评，也没有顾虑。当然，我们是领导同志，是不是还有其他同志不敢讲，我想是可能有的。有人说放、收、整，我就是挨过整的一个。我当时思想就是不通，以后我想，我从旧社会带来一些不良作风，整一下也好。大家怕整，我认为今天不会再有那种整了，过去是两种矛盾分不清，今天就是整，也不会像过去一样。这几年我体会到做一个好的革命干部，要有相当锻炼，党又是慈母又是严师，我这个人就是整的有点进步，当然，进步的不够，我赞成民主党派人士自愿参加党的这次整风。

　　党和民主党派之间构成一堵墙，原因也不是一方面的。知识分子片面看问题也是有的，因此取消这堵墙要靠各方面共同努力。比如我做民政工作，我觉得许多墙是我造成的，我曾提过一个意见，但不成熟，如果接受我的意见，就会使安排干部成问题，结果党的领导同志没有同意我的意见，可是墙就来了。三反当中，群众对我有意见，我认为是许厅长掌握群众整我。以后许厅长调走，余厅长来，我慢慢体会到以前我有个人英雄主义，要就不提意见，一提就要人非接受不可。现在我觉得大家考虑问题比自己考虑全面。

## 张平化同志的发言

　　我感到大家谈得很好，有许多话打中了要害，大家给我们上了一次整风课。

　　在我们党内某些领导工作人员中，确实存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老爷架子等类毛病。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是完全符合湖北省的情况的，不认真整风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当然，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丝毫也不意味着否定一切，否认党的光荣、正确、伟大，而正是由于我们党在政治上的成熟和组织上的壮大，今天才有这样充分的条件，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开展这种全党规模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自我批判的运动。

　　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少人的思想跟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首先是领导思想和各级领导环节跟不上，因而往往拿旧的观点和作风，来观察和处理新情况和新问题。为了要从思想作风上进一步提高，实现一个巨大转变，不下一番功夫是不行的。

　　为了搞好整风运动，一方面要依靠党内同志的努力，另一方面还希望党外人士，对我们积极进行批评和监督。今天大家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对我们敲起警钟，这就很好，希望大家继续敲警钟。

## 王任重同志在会议结束时的发言

　　今天算是我们整风学习的开始。省委决定把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听取非党人士的批评建议结合起来进行整风运动。准备过一些时候省委邀请大家共同讨论一次问题。我们的方针是一面学习、一面整风、一面改正，不是学完以后再改。

　　我们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一般是好的，但是也存在某些隔阂。耿伯钊先生说过去高墙变成了矮墙，现在矮墙也倒了。我看各个单位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单位墙还没有倒，需要努力去打倒。有的先生说，墙有两面，造成隔阂有各种原因，民主党派也有责任。但是我看主要原因由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负责。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宗派主义，宗派主义当然不好，可是有宗派主义的人也不要害怕承认。我们多数同志并不是自觉的闹什么宗派，多数人是不自觉的。有些党员与非党员相处得不够好，有的人是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盛气凌人；有的人是不懂得应该怎么相处，害怕在非党员面前讲错了话。譬如批判斯大林问题，物价问题，党员在一起还不是议论纷纷，但是和非党人员在一起就觉得不好讲了。他们不了解，一个党员不等于党的组织，党员与非党员在一起，什么都可以谈论，从国家大事到个人生活，都可以谈古论今。如果说错了就改。在不违反党章和党的决议的原则下，每个党员都有充分的言论和行动的自由。我们党员应当和非党员交朋友。由于党员的个人出身、爱好、环境等的关系，有时也影响党员与非党同志的密切联系，同时，党内上下级干部之间也有互不来往的现象，这些都是要设法改进的。

　　我们党内有的干部确实有认为民主党派无足轻重的错误观点。是不是“天生”的党员就比非党干部强呢?不是的。无数事实可以说明。有些党员自高自大，总觉得自己行，别人不行，应该清除这种思想和作风。为数很少的共产党人只能和广大的非党群众一起努力，才会有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大家批评的很对，批评就是斗争，有斗争才能推动前进。我们需要党内斗争，也须要民主党派的朋友们对我们监督批评和帮助。我们欢迎非党人士做我们的知心朋友，我们欢迎批评。朋友们应该知无不言，说错了话没有关系。

　　过去运动中有些遗留问题，在思想改造、肃反斗争中，形成疙瘩，障碍我们更好地团结。有些事情我们不了解，有些事情甚至当事人也可能忘记了，受过冤屈的人记得最清楚。向那些受过冤屈的人承认错误，把疙瘩解开，就团结了；如果不把疙瘩解开，那就不能加强团结。

　　分清是非，不是光分清被领导者的是非，不分清领导者的是非，不是光分清非党同志的是非，不分清党员的是非，也不是相反。这次整风，着重要分清领导干部的是非，党员的是非。不能认为领导者就一切都是对的，党员就一切都是对的，过去不是这样，今后也不会这样。有些党员总认为自己都是对的，其实，就是老子和儿子之间，也并不是老子总是有理。我们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党与非党同志之间的关系，当然和老子与儿子的关系不同，我们是社会主义同志朋友的关系，应当平等相待，互助合作。

　　我们解疙瘩也好，分清是非也好，态度都应该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不应该“嫉恶如仇”，一棍子打死。所以我们整风是和风细雨，开小组会，个别谈，不开大会斗争。不要开大会你斗我，我整你。就在报纸上争鸣也是一样，你的意见我不同意，可以声辩，保留自己意见。不论和什么人争论都不要扣上一顶反党反领导的帽子。在决定政策问题和工作上，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而思想认识问题不能简单用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办法来解决。党章规定党员有执行党的决议的义务又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对于群众的思想认识和信仰问题更不能采取粗暴办法。比如有的群众迷信，要允许他迷信。你又说不服，他又要迷信，你又不允许，矛盾不就尖锐化了吗?我们有的干部干涉群众敬神，挨了打还要向群众承认错误。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缺点，如果要求一下都改掉，又改不掉，因而要有耐心说服和等待的精神。一切愿意进步的人我们都要诚恳的帮助他。

　　我们的整风要逐步深入。现在的情况开始有些好转。比如已经有许多干部参加农业生产，不摆官架子了。我们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可以得到改进的，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要共同努力来提高认识，增强团结，把我们的建设事业向前推进一大步。

　　 来源：《湖北日报》1957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