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康华委员在发言中的检讨党在领导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缺点   <南方日报>   本报讯 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员会文教部部长杨康华10日在省政协全体会议上,就广东省知识分子工作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作了发言。杨康华在发言中着重指出:目前,广东省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还有隔阂,责任在于党,在于一部分党员中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贯彻好,主要是教条主义的“左”的情绪的障碍;在领导问题上存在着官僚主义。 ## 党同知识分子关系虽较前密切但工作中仍然存在严重缺点   杨康华在发言中首先说,解放以来,党在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上,是有成效的。去年以来,广东省的知识分子学习了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的报告以后,得到了很大鼓舞,政治热情大大提高,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也大大加强了;各级党组织和机关、学校、医院、厂矿的党的负责人和广大干部学习了这些文件后,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有所提高,对过去知识分子工作上的缺点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与生活待遇,使用与安排,信任与支持等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因此,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比以前密切了。但是,工作中还有严重的缺点,工作发展也不平衡,城市比农村好些,大城市比小城镇好些,但大城市中各机关、学校也不平衡。杨康华说,这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对周总理的报告学习得不深不透,理解程度也有深浅不同;因此,在贯彻政策、改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还不够自觉与主动。因此。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仍未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仍然有若干隔阂,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还未能全面发挥出来。 ## 未能水乳交融责任在于党在于部分党员的宗派主义   党同知识分子之间有若干隔阂,存有矛盾,杨康华说这个责任在于党,在于一部分党员中存有宗派主义情绪。他说,陶铸同志在“如何正确处理广东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指出了这一点,并且说知识分子方面的矛盾“主要是过去在改革时期搞运动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杨康华说,历次改革运动是极为必要的,否则,就不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性的胜利。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也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得到了锻炼与提高,这对于知识界加强政治上的一致性与加强团结,有极重大的意义,但是,历次运动既然是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难免粗糙,不能很细致。有些干部没很好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得以实事求是的结论;有些地方在掌握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偏差,方式方法也比较简单生硬,因而面宽了一些,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甚至有些人被搞错了。我们应理解被伤害的人的心情是痛苦的,要抱着对党负责的态度,大公无私、实事求是地向他们承认错误、恢复名誉,纠正错误。只有这样才能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发挥这些被错伤了的人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希望受过点委屈的人,从整个革命利益着想,愉快地面对工作和生活。   杨康华谈到一部分党员的宗派主义情绪影响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时说,这种宗派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错误地认为别人社会历史复杂,无理地对他们加以歧视,对几年来知识分子的变化缺乏正确的认识,对知识界政治情况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估计不足,仍然用旧眼光来看待新事物,在人事工作上,有些同志把德才对立起来,二是党员不能与非党群众很好联系,进行亲密合作,缺乏民主作风。这也是宗派主义情绪的表现。 ## 从四方面解决这些矛盾   (杨康华在发言中指出,这些缺点和错误必须严加纠正。解决的办法,杨康华提出4点:)   第一,要信任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必须认识解放7年来知识分子的政治情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他们绝大部分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正在变为脑力劳动的工人,在过去革命阶段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中,还要起更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要进行文化革命与技术革命,知识分子是我国一份重要财富,如果没有工、农、知识分子的亲密联盟,要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想像的。杨康华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大都是来自旧社会的,经历比较复杂是难免的,这是客观的存在,主要应由旧社会负责;我们必须客观地看问题,经历复杂并不等于历史有问题,对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我们还应该用发展观点看问题,周总理的报告中就说过:“同反革命组织有过关系,解放后确实已经改变了立场的人,在他们作了适当的交代之后,也应该像普通人一样看待。”因此,在历史问题上未曾作出结论的,应该及时地、负责地、实事求是地给他们作出结论,而且在政治上、工作上都必须信任他们。那些认为自己历史清白,而不正确地背上一种政治优越感的包袱的共产党员,骄傲自满歧视别人,是错误的。 ## 有职有权;尽职尽责   第二,必须使知识分子在各个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尽职尽责。杨康华说,“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这是毛主席早就说过的。我们有些同志,不尊重人家的职权,不听取人家的意见,不支持人家的工作,这是错误的。此外,关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是非问题,绝不能和政治问题相混淆,应放手让党内外知识分子自由讨论。这方面,我们缺乏经验,必须认识别人的长处,考虑别人的意见,谦逊地向别人的长处学习,使知识分子能自由发表意见和发挥才能。关于思想问题,杨康华说,在思想领域方面,不论党内、外,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有斗争的,并且将延续一个较长的时期,这也是人民内部是非问题,也绝不能和政治问题相混淆。不同思想应采取民主辩论的办法来解决,要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具体分析,以理服人,不应采取压制与打击的办法。 ## 要有民主作风   第三,要有民主作风。杨康华说,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够正常和有些隔阂,还因为有些党员不尊重人家的意见,不虚心向人家学习,缺乏民主作风,听不得闲话,听不得批评,或动辄给人家扣大帽子,致使党外有些人“敬而远之”;但有些党员也由于缺乏文化知识,学术知识,因而有些自卑感,对知识分子也“敬而远之”,致彼此“相敬如宾”,彼此间有隔阂。杨康华指出,这个责任应该由党员来负,我们党员,应该认真学会善于同党外人士商量问题,改进工作。 ## 关心知识分子政治要求   第四,要关心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用适当方法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杨康华说,党和各机关领导在这方面是关心不够的,还存在官僚主义的缺点和错误,这表现在有些可以及时解决的问题,没有及时研究加以解决;暂时办不到的,也没有说清道理。   杨康华说,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之于党,要克服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才能把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搞好。 ## 过去“放”“鸣”得不够今后要大胆长期“放”“鸣”   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的时候,杨康华说,这个方针是党的长期的方针,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方针。他说,执行这个方针不到一年,广东确已出现了一些新气象:知识界、文艺、科学工作者受到极大鼓舞,文学艺术的创作与实践比过去繁荣了,题材比以前宽广了,体裁和风格也更多样化了,文艺批评也活跃了;科学工作上独立思考与自由讨论的风气也正在形成。但是,总的情况是:“放”得不宽,“鸣”得不够。今后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个方针,抛去各种清规戒律,要大胆“放”,大胆“鸣”,长期“放”,长期“鸣”。他说,在文学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在科学工作上要“百家争鸣”。在文学艺术方面,党只要求为工农兵服务,至于题材问题创作方法问题等,是没有任何自然科学的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过去在讨论上曾经出现过一些粗暴的现象,把自然科学扣上阶级标签是错误的,不同学派应该相互竞赛相互争鸣。当然,如果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自然科学成就,加以忽视或否定是不对的,但是,过去有人把科学技术问题同政治上的“一边倒”混同起来也是错误的。至于学术上不同的思想体系,当然应该展开争论,可以进行批评和反批评。   杨康华谈到目前仍然有人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说,怕这个方针会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被削弱是毫无根据的,这方针不独使科学与文艺得到繁荣的发展,而且真理会愈辩愈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将得到更大的发得到丰富与新的发展。杨康华说,目前,还有些党内、外知识分子还有顾虑,怕给人家“扣帽子”、“翻老案”、“挨整”,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这个方针在批评问题上是主张批评与反批评的自由。批评与反批评都应该采取同志式的态度,说理的、分析的、平等的态度,都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坚持真理、改正错误,互相帮助、辨明是非,这样就会共同提高,加强团结。应该大胆地“放”大胆地“鸣”,为了我国文学艺术、科学事业的发展,为了发展真理,没有什么值得顾虑的。   在发言中,杨康华指出,教条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妨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但是,“左”的教条主义是当前贯彻方针当中的主要的思想障碍,必须严肃认真地坚决加以克服。此外,关于增辟园地,改进出版与发行工作,还要与有关方面研究,改正缺点,使“放”“鸣”获得更有利的条件。解决了这些问题,文学艺术和科学就能更快更好地繁荣发展。 ## 希望党外知识分子帮助党进行整风和有步骤在计划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杨康华发言中,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等提出两点希望:首先,希望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帮助党进行整风,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我们多提意见,特别是文化教育界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都比较严重,不论什么意见提出来对我们都有好处,我们都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虚心听取与仔细分析,严肃认真地进行整风,以达到克服缺点、纠正错误、解决矛盾、改进工作、消除隔阂、加强团结。   其次是希望知识分子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采取适当的方法,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接近工农群众,在感情上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繁荣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科学贡献出光辉的劳动。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