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善党群关系，办好高等教育：广州一些教授和专家在本报座谈会上的发言 　　<光明日报编辑部> 　　本报编辑部于5月16日在广州邀请部分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和教授座谈“鸣”、“放”问题。会上，大家对于党与非党的关系、党在领导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缺点等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现将发言纪录发表于下。出席座谈会的有(按第一次发言顺序排列)： 　　林孔湘　华南农学院教授、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植物保护系主任 　　冯秉铨 华南工学院教务长 　　吴印禅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副所长、中山大学教授 　　罗雄才　华南工学院副院长 　　陈序经 中山大学副校长 　　陈子明 华南师范学院教务长 　　钟一均 中山大学教授兼历史系副主任 　　叶鹿鸣　中山医学院教授兼人体解剖教研组主任(书面发言) ## 林孔湘 　　对待争鸣有“三偏”，偏爱苏联，偏爱党员，偏爱青年人。对某些问题不分是非，造成宗派主义。 　　科学院获得种种远非高等学校所可想望的优越条件，要什么有什么，气魄非常之大，而高等学校拥有大量的科学研究人材，却得不到高教部的重视，国务院也是要负责的。 　　在高等学校和科学机关担负领导重任的党员大多数不懂业务，其中有些人比较虚心，能向群众学习，而有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处处摆出一付“我是党的领导者!”的架子，不懂装懂，还要独断专行，往往因此把事情搞坏了。去年，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成立，一位党员副所长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策划盖一所办公大楼，他好像认为，只要有大楼，有几百干部，研究所就建设成功，什么也不缺了！经过大家提意见，就把办公大楼改叫实验大楼。但是这位领导又主张把大楼盖在远离农学院的一座小山上，他的理由是：盖在山上壮观，离市区近，外宾参观也方便。但他却未想到由于研究人材、特别是高级研究人材非常缺乏(现在全所只有一个研究员、几个副研究员)，在这里新设立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必需依靠农学院的力量。而这位领导同志不了解办研究所和办机关有所不同，只醉心于发号施令，做“最后决定”。像这样情况，无疑地是很难把科学研究工作领导得好的。 　　我不反对由党员来担任高等学校和科学机关的领导工作，如果他们是党员，又懂业务，那当然很好，即使不懂业务，只要能帮助而不是妨碍非党的同志搞好教学和科学工作，也是很好的。现在的问题是，有些领导同志，对教学和科学工作的帮助不大，却反而有妨碍。应该说，这些领导同志是不符合规格的，为什么硬要把他们摆在这样的不适合的位置上呢?按说某些非党同志也可以来做领导工作，这不是取消党的领导，因为他们也是能够把党的方针执行得很好的。当然，现在也有非党的同志做领导工作，可是大多有职无权，形同虚设。这不是个别党员专横的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因此，要使党外领导人员有职有权，必需从制度上加以保证。比如学校的人事工作，如不从制度上来改变，许多事党外人士还是无权的。现在一切有关人事工作都由人事处包办，事实上也很难办好。像教授的升级，人事处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教授的学术水平，又凭什么来决定呢?我认为，人事处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人事处应该大大缩小职权，只管行政人员的人事问题，对于教师和技术人员的人事问题，应设立人事委员会来决定，这个委员会，由校院长、教务长和少数德高望重的教授组成。 　　以上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宗派主义产生的。在争鸣问题上也有宗派主义。对待争鸣，党有“三偏”：偏爱苏联，偏爱党员，偏爱青年人。只举我亲自经历的一件事做例子。中南许多地区果树落果的问题，我做过相当长时期的调查研究，肯定这是一种病害，提出了防治的方法。1951年在中南农业科学技术会议上，我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个调查研究的报告，在报告中，引证了一些美国的文献材料。于是，主持会议的秘书长张翼不安起来了，未等我讲完，就飞来一张条子，不要我再讲下去了。我的研究既得不到重视，苏联专家的意见——尽管这位专家不是研究病害的，只做过五分钟的调查研究——却受到了奉为至室的狂热的宣扬。事实证明，虽然我引用了美国的材料，我的研究结论却是不可驳倒的。以后在一次科学会议上，我又做过一次关于这个研究的报告，还有一位年轻的党员也做了一个同样研究的报告，和我的看法针锋相对，套上“矛盾论”的观点，又符合李森科学派学说。但是，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加以批评。不想这一批评，无异引火上身，院长(华南农学院)竟指责我打击青年，破坏生产。加上了种种罪名。试问：像这种情况，不是“偏”，不是宗派主义是什么? 　　从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来说，科学研究的体制也是一个大问题。这几年，设立了许多研究机构，科学研究以科学院为主。因此，科学院获得了种种远非高等学校所可想望的优越条件，要什么有什么，经费充足，人口旺盛，气魄非常之大，连招牌也很大。我在北京农业大学看到，校门这边的校牌很小，那边植物病理研究室的牌子却很大。科学院的信封也是大的，官印也相当的大。重视科学院是对的，可是太不重视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却不对了。一方面，科学院设备好，仪器多，形成积压浪费。如亚热带植物研究所，许多仪器空着没有用，使用率只有百分之十。就说植病研究室的单孢子分离机，这种分离机，美国最好的学校不过有一架，我校一架也没有，而他们却有两架，其实，一架也用不了的。另一方面，高等学校的研究经费少得可怜，缺乏必要的设备。助手呢，去年配备了一些初中毕业生，不能做什么事，却需要处处帮助他们，弄得人啼笑皆非，不知道到底谁是谁的助手。然而，高等学校却集中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科学研究人材，使这些人材的力量得不到很好的发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依我看来，国务院是要负责的，但高教部不重视也不对。科学研究体制，要适合我国具体的情况，不能搬美国的，也不能搬苏联的。我国现在很多个部都有自己的科学院，事实上，科学不能分得这样细。比如对甘蔗的研究，不放在农业科学方面，却划到食品工业方面去研究，就是一个问题。我国科学人材很少，这样一来，又把力量分散，几乎一个研究院或一个研究所，往往只有一两个高级研究人员，而实习研究员倒是不少，只好每人分配一个题目，让他们自己去啃。无论就发展科学或培养青年科学工作者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好办法。据我的看法，全国只要有四个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工业科学院，农业科学院，医学科学院。这四个科学院有同等地位，分别领导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经费也由他们拨给，这样，就把高等学校和科学院结合起来了。 ## 冯秉铨 　　现在高等学校有三种领导干部：一种是“不懂就不懂”；一种是“不懂装懂”：一种是“懂装不懂”。前一种很好，后两种办事很糟糕! 　　高教部官僚主义，是把高等学校当做百货商店来领导。 　　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干部的水平问题。干部对于方针政策的认识是否正确，体会是否深刻，决定着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的好坏。现在各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干部的水平，有高有低，很不一样。因此，同样的方针政策，有的学校贯彻执行得好，有的学校就差得远。 　　依我看，现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干部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不懂就不懂”的干部，这种干部很好，他们很快就会学懂他们需要懂得的东西；第二种是不懂装懂的干部，这种干部当然不算好，但还不算太坏；最坏的是“懂装不懂”的第三种干部。什么叫做“懂装不懂”的干部？这些干部实际上懂业务，他们知道怎样办高等教育，但是他们不拿出真正的知识来，不讲本心话，只是整天揣测领导意图，逢迎领导。这些人，自己明明知道这是白的东西，可是因为领导说是黑的，他们也就随声附和说是黑的。这种人的害处很大。因为，他们善于逢迎，常常取得党的领导的信任，使得那些水平不高、不懂业务的领导人昏头转向，因而把事情办得很糟。举个例子来说吧：1956年暑期高教部召开了一次校院长和教务长的座谈会，研究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和加强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问题。高教部和有些人在会上提出，认为学生负担所以过重和独立工作能力所以不强，完全是教师的过错，说教师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错误，总之一切都是教师不对，完全抹杀了教师几年的功绩。当时有许多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问题的产生不仅是教师的教学有缺点，主要是由于教学计划过重，要解决问题必须同时修改教学计划。但是，高教部不接受大家的意见。最后拿出一个方案：把每周上课的时数由最高的36减为34，要求教师改进教学法，特别强调要在课堂上解决问题。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当时我认为高教部这个方案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有意欺骗我们，就是极端的无知。我心里马上冒起无名之火，当时就放了一炮。高教部没有接受我们的意见不足为怪，使人感到惊讶的是那些懂得这一行的内行人，也居然说这个方案能够解决问题，说我的意见不对，向我围攻过来，并且给我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他们真实的思想是这样的吗，他们真正无知到这种程度吗?不是的，他们没有说出“本心话”，他们是在逢迎领导意图。所以，他们说我“唯心”，我说他们“亏心”。党依靠这些“懂装不懂”的人来办高等教育，一定办得很糟糕。 　　实践证明，高教部那个方案是无济于事的，不然的话，为什么现在又要修改教学计划，削减上课时数呢？好幸，毛主席看到了，他说“至少要砍去三分之一”，这是英明的指示。但是，应该想想：为什么这样的事情都要劳驾这位大医师呢？天呀，如果各行各业的无论大小事情都要毛主席来管，那叫毛主席怎样办呢?我希望党的领导能够依靠讲“本心话”的专家，同时也希望那些“懂装不懂”的专家拿出“本心”来。 　　其次，我要谈谈对高教部的意见。最近我参加高教部召开的修改教学计划的会议，大家对教学改革成绩的估计争吵不休：是“巨大”呢？“显著”呢?还是“一定”呢?我认为教学改革是有显著的成绩的，这个必须肯定。但是，由于高等教育部不懂高等教育专业的特点，不懂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一开始就以搞运动的方式来办高等教育，几年来，一阵风接着一阵风，始终没有过过宁静的日子，这是严重的缺点。应该搞清楚，领导高等学校与领导机关、团体有什么区别，与领导百货商店又有什么不同，我们决不能用办百货商店的办法来办高等教育。现在有些学校党的领导由于不懂业务，我们说要办高等学校，他们却说要办百货商店，这是完全两样的东西。 　　我觉得，高教部还有态度不够老实和代人受过的毛病。例如谈到去年招生过多因而造成的“大肚皮”问题，如果他们老老实实说，就是：因为我高教部惹不起工业部门，自己又有官僚主义，不了解学校的实际情况，所以去年招生招的太多了。这样说既符合事实，又能使人感到满意。但是，高教部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却半遮半掩地说，去年招生虽然多招了一些，但是几年来的招生总数还是符合第一个五年计划预定的数字的。言外之意，是并不承认去年冒进的错误的。这是连骗三岁小孩子都骗不到的。错了就错了，何必掩饰呢。 ## 吴印禅 　　党能不能领导科学，能不能领导高等学校，问题不是这么提的，而是某些党员能不能领导科学和教学的问题。如果摆出这样一顶大帽子——党能不能领导科学，能不能领导高等学校、那就很难讲话，使问题得不到解决。 　　我谈谈党能不能领导科学，以及能不能领导高等学校的问题。其实，真正说来，问题不是这么提的，而是某些具体的党员能不能够领导科学和教学的问题。 　　我认为，现在在科学机构和高等学校的许多党员领导人，对科学研究机构是干什么的？高等学校是干什么的?这些机构中的党委会又是干什么的？像这样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是没有认识清楚的。要是真正对这些问题认识清楚了，用党的工作来为教学、为科学研究服务，那末，即使他不是教授，不是科学家，也能够领导。但是现在有些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党员领导同志不是这样的，他们似乎很少想到怎样为科学工作服务，为教学服务，不为这些工作创造条件，不加以支持，不和科学工作者，教师们交朋友，不关心他们、了解他们，那末，这样的党员领导者就是不能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试想，要他们来领导干什么呢(冯秉铨教务长从旁说：可是就是有这样一些领导人，你要办的是研究所，他要办的却是机关，你要办高等学校，他却要开百货公司。这样，是万万不能把工作搞好的。)所以，不要摆出这样一顶大帽子——党能不能领导科学，能不能领导高等学校。这样，人家就很难讲话了，只能把问题模糊起来，使问题得不到解决，知识分子的力量也得不到最充分的发挥。去年党提出某些科学部门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号召。倏忽间，一年已经过去了，从领导方面来检查，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科学工作，问题都还很多，我真很担心，这句话怎样来兑现啊！ 　　我再谈谈关系到十二年科学规划能否很好实现的科学研究体制的问题。对于所谓体制，我们是掌握得过于机械了，不是实事求是的对待。我们把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和科学院的科学研究机械地分割开来，对科学院很看重，而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却不加重视。这样，一方面经费多、设备好、人手足，另一方面，样样都缺乏最基本的条件，又有繁重的教学任务，再加上科学院在那里殷勤招手，你说，怎能够不“人心思院”呢？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三八线”，不许双方互相拉人是好的，但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高等学校有相当大的一批科学力量，使这些力量多半白白浪费，很是可惜，我始终不懂：为什么高等学校就不能设立研究所呢?为什么有研究力量的高等学校就不能有较好的研究条件呢？应该是那些高等学校，在某个方面有条件有力量，就让它在这方面办研究所，多做些研究工作。不应把所谓体制，执行得过分机械。要知道，这个所谓体制，我们是从苏联抄来的，然而苏联却不像我们这样机械，他们高等学校的人也到科学院工作，而科学院的人也到高等学校去教书。很可惜，这一点我们没有学到，学到的只是皮毛，以致现在弄成这样一种情况：大家都愿到科学院去，而科学院的人却不愿到高等学校来。这是一个矛盾，为了科学的发展，要把这个矛盾赶快解决。 ## 罗雄才 　　对高级知识分子不理解，不信任，在教师中间制造出鸿沟。 　　学校的运动之风有增无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得大家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几年来高等学校有这样一种情况：教师们被划分为进步的、落后的，后来又改了一下，改为进步的、中间的和后进的，每个人身上都被贴上了无形的标签。虽然没有明文规定那一位是属于那一类，但是你知我知，谁都知道谁的身上贴的是什么标签。有的教师问道：为什么被划入落后这一类的教师这样多呢?为什么落后教师的面这样广呢?所谓落后，是以什么做标准的呢?有的老教师对于自己身上被贴上落后的标签感到百思不解：你说工作积极性吗，自己诚诚恳恳地工作，经常备课到深夜，有时甚至搞到天亮，指导的毕业设计很多、很认真；你说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吗，自己对于高等教育事业始终忠心耿耿；你说历史吗，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既没有杀过人，也没有做过贼；那末，到底为什么呢？啊！是不是开小组会的时候发言少一些，是不是接触党团员少一些，因而被认为政治觉悟不高呢？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这种人——被贴上落后标签但自己莫名其妙的人，为数不很少，而且，他们的业务水平都是比较高的，真正能教书的。他们背着这个落后的包袱感到很沉重，压力很大。这给学校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存在呢?这是由于对于高级知识分子不理解、不信任，加上党团员的宗派主义所造成的。这个问题应该在这次整风中解决一下。党天天说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但是在教师们中间却制造出这样鸿沟，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以下我想谈谈用运动方式来办高等教育的问题。几年来教学改革的成绩，确实很大，如果没有教学改革，不把原来一团糟的高等学校加以整顿革新，就不可能出现像今天这样新的高等教育的面貌，就不可能输送给鞍钢、包钢那么多干部。但是，过去几年无论搞什么都采用运动的方式，而且直到今天，运动之风仍然未减，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例如开展科学研究、推行工作量制度、制订全面规划等等，本来都不适宜于用运动方式来搞的，但实际上是，不知开了多少大会小会，人人都要参加会议，都要学习，都要订计划，弄得满城风雨。莫说精神和时间上的浪费，就是开会喝茶所花的茶叶钱，全国统计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呀！因为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大家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总没有时间让你静静地坐下来做做学问，考虑考虑问题。这样，自然很难有什么较大的进步，很难创造什么好的经验。现在大家叫嚷的这个好经验、那个好经验，经验满天飞，其实有许多都是假的。解放快八年啦，可是这种动荡不安的局面仍然存在，不知要到哪年哪月才能终止。去年才说过，以后不搞运动了，但是现在又卷起了风浪。如果你不参加到风浪中去，又要被列入落后分子的队伍。我们这些教书的，迫切地希望有一个宁静的能够安定下来的环境，希望党和高教部能够给教师们创造这种环境。 　　我也觉得现在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开展得不好，很糟糕。可是，高教部不去切实想办法，不去为教师解决研究条件缺乏的问题，仅提出“教学与科学研究并重”的口号，这个空洞口号会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一点意义都没有。这等于乡间过新年门口贴上“一本万利”“水陆平安”的挥春，是同样不发生实效的。 ## 陈序经 　　过去、文、理、工、农、医合在一校并没有错，因为工、农、医最要紧的基础是理，把理分开，基础就落空了，上面大、下面小，想把学生培养得很好，实无异南辕而北辙。 　　依我看来，高等教育学科分得太细，有些专门学校专得太厉害，是一个大问题。过去，文、理、农、工、医合在一校，这个办法，我现在仍然觉得它并没有错，因为农、工、医最要紧的基础是“理”，把“理”分开，基础就落了空了!(冯秉铨插语道：现在这样一分，学五年只等于学三年，吃亏大了!)基础一落空，一下专门起来，上面大，下面小，这样，想把学生培养得很好，实无异南辕而北辙。其实，如果基础打得牢，即便少学一两门专业课程，没有什么关系的。广州有一位很优秀的X光专家。海军方面派医生向他学习，他第一句话便问：“物理学得怎样？”他要这位医生学两年物理再来向他学习。照他的话做了，结果这位医生很快地学得很好。从这一例可以看到，基础是多么重要!我们现在常说学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基础没有打好。因此，我对于冯秉铨教务长过去在光明日报提出的意见(即主张理工合校的意见)，觉得很好。 　　高等学校在培养青年教师方面也很有问题。现在培养的方法是教研组抱着青年教师走，是用帮助他们写讲稿、找资料等种种方法保证他们上堂开课的。大家都认为，不这样做就不是培养。其实，这样只能学到一点皮毛，不是培养青年的捷径。不仅如此，现在助教也搞科学研究，而且要搞大问题：搞半导体，搞原子能．不愿意多做教学工作。(吴印禅说：还有更甚于此的呢!有的助教开课了，也提出要一个助教——这是助教之助教。有的资料员也要求给他一个助理资料员，说他应该做科学研究工作。)所谓新老关系问题，有许多就是从这里发生的。根据我自己亲身的经验，觉得助教应该做三件事：第一、应在实验室搞三、五年，把仪器和实验室一套操作彻底弄好；其次、要帮助老教师改卷子。改卷子对自己将来开课很有益处，可以了解学生，又可以更彻底地学好这门课；第三、要不间断地跟老教师上几年课。我认为，只有这样的方法，才是培养青年教师的真正的好方法，经过这样训练出来的助教，上堂开课就有把握，必定不会出什么大错误。 ## 陈子明 　　有位党员副院长遇事专横无理，不容分说，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 　　教育部作事一意孤行，根本不理睬我们的意见。 　　从报上看到，许多人都认为目前高等学校的主要矛盾是党与非党的矛盾，我同意这种看法。最近报上的材料告诉我们，各地高等学校的党群之间都有一道墙，尽管墙的高低不同，厚薄不同。华南师范学院的党群关系，多年以来都搞得不好，到1955年达到高峰。去年教育部柳湜副部长来检查工作，就公开说师院的民主空气很差。后来学校的两个党委书记都撤差了。现在的情况已经有了好转。但是，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不是的，党群之间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中间还有一条线留在那里。最近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在小组讨论中反映出来许多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小组讨论中，有一个教师说，他在肃反中所以被斗，仅是由于他过去在茶余饭后爱说闲话，结果虽然没有问题，但是这次教训记忆犹新，所以现在要他提意见，他还有顾虑，不敢提。有一个职员(大学毕业生)在小组会上反映，他在肃反以后一看见党员就害怕，在路上碰见他们，很快地就跑过去，连看都不敢看他们，为的是怕他们说他又在偷听他们谈话的秘密，他在肃反中就是被这样斥责过的。还有一个职员说：经过学习知道，向党提意见可能不会挨整了，但是谁知道会不会成为“评薪当中的一条”呢?这些情况都是值得深思的。 　　华南师范学院的党员同志，那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常常使人感到很难堪。我就尝过这样的滋味。去年，有一个党员副院长和我谈到有关实习的一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应该征求一下领导实习工作的“最高负责人”，这时这位党员副院长马上涨红着脸，以训斥人的口气叫：什么最高负责人！最高负责人是我，是院长!我说的“最高负责人”这几个字可能不恰当，但也不应该因此就受到斥骂呀！当时，我曾向他一再说明我的意思，可是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等于白费气力。(这时冯秉铨教务长说：你说的这个人我认识，他是最不得人心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叫这样的人当副院长。) 　　总之，党与非党之间的墙是存在的。必须把它拆掉。否则，把教师们长期摒弃在“墙”外，要想他们树立真正的当家作主的思想，最充分地发挥积极性，都讲真心话，那是有困难的。说老实话，现在每个老先生都确确实实想为国家多做点事情。但是，这道“墙”的存在，却妨碍了他们积极性的发挥。党员应该真正信任他们，尊重他们；党员应该和他们交知心朋友，谈知心话。中国本来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如果你不当他们是知心朋友，而要他们讲知心话，那是办不到的。有人说，现在有些党的领导同志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只满足于每个月多给他们吃一两斤肉，只满足于给他们装装纱窗、修修屋子；这些领导同志自己不向高级知识分子讲知心话，但要求高级知识分子向自己讲知心话，否则就责备他们不忠实于国家。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谈到高等学校助教的培养问题，我同意陈序经副校长的意见。过去培养的有些助教，其质量之低，简直是不堪设想。现在的助教们把自己应做的工作，与进修提高的工作对立起来看，总想脱职进修，派他们到北京去学习，“一心向京”；有些助教动辄说要研究什么大问题，写什么论文，简直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这些都是不对的，应该像陈副校长所说的那样严格地训练他们。 　　我们对教育部也有意见，觉得教育部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与高教部基本上是相同的。举例来说：早在开始学习苏联经验制订教学计划的时候，我们许多人就提出意见，说上课时数太多，学生受不了，但是，教育部根本不理睬我们的意见，一意孤行，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经验如此，中国也就非如此不可。这不是教条主义是什么。 ## 钟一均 　　学校新老关系和师生关系问题，都是领导上制造出来的。许多今天的青年教师，就是过去各项运动中的学生积极分子；过去他们把老教师批判得一文不值，现在要他们反过来尊敬老教师就成了问题。 　　我谈两个问题：社会主义法制问题和学生路线问题。 　　我过去是学政治的，解放后改了行了，因此谈到法制问题，看法不一定对头。 　　刘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报告中提到制定社会主义法律的问题，他说，要使人民确信，只要未违反法律，人身权利不受侵犯。这个问题很重要。用老话来说，这就是法制。保护大多数人的社会主义法制是要从具体事例中表现出来的，决不是一句空话。但是，自从宪法颁布之后，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太慢，立法活动很少。 　　肃反，是宪法颁布以后的事。肃反的成绩是巨大的，无可怀疑。但是，有好些做法不仅对高级知识分子很不相宜，和社会主义法制精神也不相符合。当然，肃反是对付反革命的措施，和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有所不同。问题是肃反中也曾搞错了许多好人。宪法规定，侵犯人民权利，必须赔偿。而对这些人，除了一般的道歉之外，却未听说有什么赔偿，就只是道歉，有些单位还没有认真的去做，说是“上面的办法改变了”，敷衍过去完事。 　　现在许多问题是靠政策办事的，不是靠法律。政策由少数人掌握，违法与否，群众无从知道，不像法律确定那样明白，人人可以自觉地遵守它，同时得到它的保障。不仅如此，执行政策，人的因素很大，而群众的保障也就令人感觉得很少(肃反中就有这种现象)，因此，同是肃反，有的地方搞得很好，而有的地方却搞得很不好。 　　党办事是讲究群众路线的，这是对的。但是，群众路线也要有一定的制度来保证，否则，官僚主义以及一些其他更坏的东西，便无所顾忌。在这种情况下，哪能不出问题？反之，比如说，如果行政法法制完备，那末，工作中的许多问题(例如有的地方因为征用民房、征用地皮发生过的一些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了。 　　宪法本身是一套民主制度，只是民主制度也要通过具体的事情才能表现。拿人民代表大会来说，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民主。但是有的地方却硬是不去召开，而民主也便无从实现。据说，不召开本身就是违法的，要受到处分。必须做到这样，民主才有了保证。常常从报上看到，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非等党去干预处理，便得不到揭露和公正的解决，而法院呢，却不曾去管，或是不敢去管。应该说，这种现象是很不正常的。 　　再谈谈学生路线问题。学生路线，这几年贯彻在整个教学工作和各项社会运动中。思想改造，三反运动、肃反运动，以至教学改革，都是以学生做为基本群众。各项运动的成绩是肯定的，但也遗留下来一些问题。问题之一，是所谓新老关系和师生关系的问题。许多今天的青年教师，就是过去各项运动中的学生积极分子。过去，他们把一些老教师批判得一钱不值，现在要反过来尊敬老教师，这个思想弯子一时如何扭转!纵使表面上客客气气，心底里却是不以为然的。在老教师方面，既明知不受尊敬，越发难以释然于怀了。 　　如果说，搞运动走学生路线还可以，那末，搞教学改革，此路却是走不通的。这一点，现在已经注意到并且在开始扭转，不过并不曾有根本的改变。比如，只注意到了学生的负担过重，而对教师的负担过重却从来没有人提一提。又如要求教师对学生全面负责，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就没有要求过学生对教师全面尊重。甚至相反，党团方面还有意无意地教导学生在政治上轻视老教师。西北大学有一位教师说的很中肯：“新老关系问题都是领导上制造出来的。”由于这个路线的影响所及，“包教包学”、“下寝室辅导”等口号都提出来了，而学生的质量也就因此而下降。不过，学生的分数成绩，还是年年提高的，因为如果不设法把它提高，教师便难免不受到教学效果不好的批评。那末，好了，你要“消灭三分”，就都给划上个四分五分也很容易。有人说，现在的学生，就像过河卒子，保准有进无退，个个毕业。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搞法很是不好，应该严格地要求学生，而不要姑息。 ## 叶鹿鸣 　　向党提意见，只准说好的，不能批评坏的，否则，就是仇视党、仇视人民！ 　　党员搬青面孔，以改造者自居，群众避免见面，只好绕道而行。 　　我今天参加这个座谈会，感到万分兴奋，真是万分兴奋! 　　我心里早就有话要说，有苦要诉，但是，过去不相信还有机会让我说这些话，诉这些苦。我以为这些话要带到棺材里去了，再也没有机会说了。真没有想到，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还给了我这个机会，我真是万分兴奋！今天我能够把苦诉出来，增强了我今后工作和生活的勇气。我今年五十七岁，希望能再活五十三年，能为国家贡献所有的力量。 　　事实是这样，大概是1953年吧，在杜老(国庠)主持的一个座谈会上，要求大家向党提意见。我当时反映了光华医学院(即现在中山医学院)党的领导缺点和错误。谁知道，这次所提的意见竟成罪状，成了在肃反运动中被斗争的条款之一。在肃反中，我是一个遭受过大会、小会斗争的人，精神上受到的创伤是难于用言语表达的！当时，他们质问我说：许多人向党提意见都是说好的，为什么你却反映坏的呢？由此可见你是一向仇视党员、仇视党、仇视人民的！这是多大的罪恶啊! 　　我不明白，为什么向党提意见，只准说好的，不能批评坏的。过去没有条文规定，我也没有学过这样的文件。是因为有过那次参加座谈会的深刻教训，所以以后许多座谈会邀请我参加，我都不敢参加。我相信这次座谈会是不致发生意外的吧。 　　中山医学院肃反的斗争面很广，偏差不小，问题不轻，现在应该是正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学校的党应该把对每个人做的结论和定案的真相向群众交代清楚，做到解铃也是系铃人。 　　其次，我要谈谈中山医学院党员的特权思想问题。学校党代表大会的总结上说，他们还有特权思想(我是听民盟的负责人传达的)。我觉得说的很对，他们确实还有特权思想。表现在那里？党员干部有优越感；评级评薪要看“后台”；教研组之中有权威的和普通的两种，权威的教研组样样齐全，其他教研组则遇事无人过问；派遣留学生，不是德才兼选，全凭他们指定；有些党员总是以为别人才是落后的，需要改造的，而自己则是改造别人的，以改造者自居；他们对于那些所谓“落后”、“有问题”的人，见面搬青面孔，谈问题“公事化”；他们既然如此，那些“落后”的人自然也不愿去找他们，避免和他们见面，路上相遇绕道而过；有人说，有的非党人士一入了党，就与过去迥然不同，架子很大，冷若冰霜，要见他们犹如入阁拜相；有的教师说，有些学生，虽然没有毕业，可是因为是党员，做了“领导者”，见着教师就转头不睬——这是我们天天提倡的“尊敬师长”的最大讽刺。 　　党群之间有深沟，有高墙。党和群众都要负责填沟、拆墙。古语说，“时乎时乎不再来”，现在是：时乎时乎到来了，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时机。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