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开大学教授们道出急待鸣放心情

　　【本报讯】在中国民主同盟南开大学支部十七日召开的盟员座谈会上，经济系何启拔副教授说：“前些天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天津市和我们学校都是春天早到，而严冬未逝，外面还刮着风，大家还穿着大衣戴着围巾口罩；今天看到天津日报登了我们学校党委召开座谈会的一段消息，感到高空黑云已慢慢移动，露出微小阳光；在这次会上，基本上太阳是出来了，过了长年冬天，感到心情愉快。”他这些话道出了南开大学很多教授急待鸣放的心情。

　　在这次会上，很多教授都敞开思想，谈出自己的心里话，给党组织提意见。他们表示：作为民主党派的成员，要尽力帮助党整风。

## 党员系助理大包大揽　非党系主任有职无权

　　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墙和沟的问题，成为这次会上座谈的中心，大家对这个问题感触也最多。历史系辜燮高副教授说：我认为党与非党之间所以形成墙和沟，双方面都要负一定的责任。他结合系里的情况谈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系里的党员系助理对非党系主任的职权尊重不够，有些事情系主任不敢作主，都得由系助理决定，而非党系主任也自甘有职无权，并且无原则地来捧党员系助理。我们系助理是刚刚毕业几年的学生，就推他担任一个历史刊物的编委，连书都没看多少，怎么来改人家的稿子呢？把个年轻的党员捧得飘飘然。以前这个系助理还挺谦虚，后来变得相当自高自大了。他说：既是两方面筑成的墙，就应由两方面共同来拆。

　　经济系何启拔副教授说：我认为，学校里的主要矛盾就是党与非党关系的矛盾，党员系助理领导系的工作，并不只一个系是如此。党的威信是一天一天在提高，但这并不等于党员的威信也一天一天在提高。有些党员只把“党性”摆在脸上，好像月亮借着太阳的光发亮一样。他说，具体到经济系来说，也是党员系助理领导系的工作，而不是非党系主任来领导系的工作。表现在科学研究工作上，党与非党的关系也不够正常。经济系有一个教授搞了几十年的经济史，翻了多少线装书，花了多年的心血，才搞了一点东西，但是由于过去否定了他，结果就不信任人家，在他搞科学研究的时候，就由党员系助理来帮忙，而这位系助理搬线装书肯定是有困难的，可是发表文章时用两个人的名字，这问题简直是不可想像的。这是如何对待科学研究？如何对待人家的劳动成果？如何对待老教师的知识？我看这不但不能推动科学研究，反而给科学研究带来一定的损失。以前经济系是蓬蓬勃勃，现在是沉沉闷闷，原因就在于此。他又谈到一个老教师要批判胡适，系助理也要去帮助他，这位系助理连胡适写的一些东西都没看过，就要去帮助人家批判，这就很成问题了。他说：是否只要有马列主义的观点就可以搞出科学研究呢？不是的。

## 党群之间有沟有墙　党员嘴上好像贴了封条

　　老职员郭平凡说：“我觉得党群之间是有一道墙，这墙还是砖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拆掉它。这墙并不很厚，只是情感上的问题。现在学校党与非党互不关心互不了解。有些年青的党员，过去跟我很熟，入党以后现在见面就低头，每次见面我就想，是我先低头呢，还是等他先低头，我常常想，这个墙像牛皮糖，硬也不硬，拱也很难拱。”

　　化学系李观华副教授谈到，有的党员态度粗暴也影响了和群众的关系。他说：我们教研窒有个党员在使用仪器时乱拿，我和他说，你如果不懂，找个时间我和你谈谈。他的态度却很凶，并且骂了起来。我认为这是很不好的。

　　生物系崔澂教授认为，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入了党以后也跑到墙的那边去了，他们参加学校的一些会议的时候，有不同意见也不肯发表，只唯唯是听，心里是不是赞成呢？值得打个问号。他说，有些人入党以后嘴上好像贴了封条，我这个积极分子也好像贴了一半。今天我希望在墙那边的“内行”同志嘴上别再贴封条了，该说的话要说，要对党负责，把我们“内行”的力量发挥出来，过到墙的这边来。经济系钱荣堃教授接着他的话说：“不要过到墙的这边来，应当把墙拆掉。”

　　被邀请参加会的民进会员、数学系教授刘晋年提到，要改进党群关系，必须先发扬党内民主。他认为，目前党内民主发扬的还不够，有的“小党员”挨了批评以后感到委屈。他还说，在这次学习中，党员不应该只在那儿变颜变色地听，有说得不对的地方也可以提出来讨论。这样才能使党群关系得到改善，党和群众才能交朋友。

## 不能用搞运动方法搞学术　要由“内行”领导“外行”

　　钱荣堃教授就党与民盟的关系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在高等学校里党组织起什么作用？民主党派起什么作用？很值得怀疑。党的领导应该肯定，但怎样领导，却值得研究。今天高等学校里的党员，大部分都很年轻，缺乏知识，缺乏经验；盟员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有经验、有学问，因此就有了谁领导谁的问题，是“内行”领导“外行”，还是“外行”领导“内行”？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呢？毛主席说过，党能领导，又不能领导。他还说：现在的一些科学家就是先生。是先生领导学生还是学生领导先生？当然是先生领导学生。钱荣堃教授说，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外行”假充“内行”，“内行”也是思想懒汉变成了“外行”，民主党派过去听“外行”的话，并且相信他的话，把有些事情搞坏了。现在盟在学校里是眉毛，只是拥护，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该发表的意见也没发表。党对于科学研究是不太了解的，办好学校、搞好科学研究是有它的内在规律的，很多老教师掌握着这个规律，而党没有掌握这个规律，是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搞学术的。如高教部就提出要南大三年生一个“蛋”(培养出另一个大学的全部教学人员来)，老教授们谈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说：“要是南大三年生一个蛋，南大也就得完蛋。”但是这个意见并没有反映到高教部去。他还谈到，南大经济系有很多专家，但是党对他们不了解，这些情况民主党派都知道，然而不敢说，结果这些人就变成无用。于是有的就让他去搞图书馆，结果这就是两个“外行”，一个是对专家的不了解，一个是对图书馆的工作不了解。党应该向民主党派多请教，多商量，向专家请教，别自充专家。民盟组织里有各方面的专家，但是他们在学校里发挥作用不够，过去盟对党提意见不够，提的也都是鸡毛蒜皮的意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盟没讨论过，党也没讨论过，实际上也没有贯彻实现。这样就使得民盟失去了独立的地位。他说，党和盟怎样起作用呢？我觉得党应该多从方针、政策上考虑，而需要和民主党派在一起来安排研究，给盟担当一定的任务。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是一句空话。

## 很多“内行”由“电灯”变成“菜油灯”，过去对老教授否定太多

　　何启拔副教授在谈到“内行”、“外行”的时候，也提到南开大学经济系的很多“内行”不能发挥作用的问题。他说：为什么很多“内行”由电灯变成煤油灯，由煤油灯又变成了菜油灯，发的光亮越来越小呢？主要是解放后对这班人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使得大家感到很空虚，使得这些老教师们在“由之”(“民可使由之”)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他们的能力得不到发挥。

　　经济系丁洪范教授对解放后把老教授们否定的太多，也提出了意见，他说，吴景超先生最近写的“人口问题新论”，曾得到好评，其实他用的不也是资产阶级的治学方法吗?

## 上下不通气，怎样“思想见面”?

　　对于党员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大家也提出了不少批评。担任图书馆副馆长的钱荣堃教授说：党委书记、党员校长从来没找我谈过一次图书馆的工作，前任党委书记王金鼎同志在过去二年多当中，也没和我谈过一次工作，只是有一次为了处分一个犯了错误的团员，才找我谈了一次话。

　　郭平凡先生对学校领导干部不接近群众很有意见，他说：现在是上下不通气，谈“思想见面”那不是空话吗！

　　会上，有些人在发言中对评级定薪工作中的一些不合理现象也提出了批评，认为有的党员评得偏高，群众提出意见，领导上也没加考虑。辜燮高副教授在发言中还提到，南大党组织在建党工作中有点关门主义倾向，他说：发展党只停留在系主任、教研组主任以上，一般教师业务再好、觉悟再高，好像也看不见。

　　主持这次座谈会的民盟南大支部主委曾鼎和教授在会上一再鼓励大家：不要有任何顾虑地把对党的意见提出来，提供给党，帮助党整风，以便改进学校工作。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5月19日。原题为：“南大教授们道出急待鸣放心情\积极提出批评意见　要尽力帮助党整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