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知识界谈党群关系问题

　　<《光明日报》>

　　本报编辑部邀请武汉地区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部分教授、专家，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组织了两次座谈会——5月4日在东湖招待所举行一次，5月7日在武汉大学举行一次。出席这两次座谈会的有：

　　王家楫  九三学社武汉分社主任委员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

　　伍献文  九三学社社员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

　　程千帆  九三学社社员  武汉大学教授

　　唐长孺  九三学社社员  武汉大学教授

　　桂质延  九三学社社员  武汉大学教授

　　袁昌英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武汉大学教授

　　韩德培  无党派人士  武汉大学副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

　　燕树棠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  武汉大学教授

　　刘乾才  无党派人士  华中工学院副院长

　　刘  颖  民盟湖北省委员会委员  华中工学院副教务长

　　徐人极  九三学社社员  华中农学院教授

　　傅光培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华中农学院教授

　　周裕德  九三学社社员  武汉医学院副院长

　　刘南山  九三学社社员  武汉医学院教授

　　张人价  九三学社社员  中南财经学院教授

　　卞  彭  九三学社社员  华中师范学院教务长

　　严士佳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华中师范学院教授

　　夏坚白  九三学社社员  武汉测绘制图学院副院长

　　金通尹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  武汉测绘制图学院副院长

　　胡儒珍  九三学社社员  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教授

　　薛  愚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黄培正  九三学社武汉分社秘书长

　　在座谈会上，大家结合具体事实，集中地而且尖锐地谈到了两个问题：党群关系问题和高等教育问题。许多教授认为，自解放起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前，在知识分子的感受中，那才是乍暖乍寒的初春天气。知识分子一方面私心感到无限欢喜，一方面又时时有怯寒之感。自从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以后，这才感到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真正信任自己的力量的存在，从做好工作、建设社会主义出发，对不满意的现象敢于指摘、敢于批评，敢于说话了。这里，我们将一些先生所谈的关于党群关系问题的意见汇集如次。至于对高等教育问题的意见，准备另行整理发表。

## 希望总结冯乃超和徐懋庸的经验

　　关于思想改造，听说冯乃超在中山大学，作得很好，有口皆碑，这个好经验值得总结一下。而徐懋庸在武汉大学的坏经验，也是有口皆碑，也可以总结一下。

　　武汉大学教授程千帆先生说：

　　目前高等教育中的问题，首先是党怎样领导知识分子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这个工作，过去是有成绩的，但是问题也不少。最值得注意的是党群关系问题。

　　首先，在党员和群众之间，政治待遇很不公平，党员享有许多特权，表现为他们不同于一般人，常常以领导者、教育者、改造者自居，这样，就在党群之间人为地划了许多令人颇不愉快的格格。比如传达一个平常的报告，本来向大伙儿做一次传达就可以的了，可是，却总要先在党内传达，再到团内，再及于一般群众。如果这个报告的内容有其机密的部分，对一般群众不能说的，这样传达倒也应该，但往往并非如此。就算这样做是必要的吧，可是在党内传达时，却又吸收一些积极分子参加，这样，在党群之间划一条鸿沟还好像不够，还要在群众之间界限分明地划成为先进部分和落后部分，使人受不了，造成许多隔阂。

　　又如留助教，留研究生，选拔留苏预备生等等，也莫不有问题，据我所知，这类名额，不是凭学业成绩，而是党团员有优先权，特别是留苏预备生，几乎全数由党团员包下来了，群众没有一点点儿的分。人的成长是渐进的，在政治上也是如此。那么，对于非党的学生群众，对于这些尚在成长中的青年，为什么竟用这种固执的眼光来看待，不给他们以同等深造的机会。再如，选积极分子，选先进工作者，并不是从群众中来，而是由领导上“钦定”的，确定了某人为积极分子，为先进工作者，再发动群众去捧他，去选他。不久，这个人也就入党了。有人说这是为他人为地在群众中提高威信，人为地给他创造入党条件，是党的“培养”。其实，这种作法，群众是早就看穿了的，口里不说，心里是极为不满。这种作法，在群众中间是半点好作用也没有的，有的善良的人被选上这样的积极分子，私心也未赏不惭愧的。请问，为什么要这样作，除了在党群之间造成隔阂以外有什么好处。

　　有些说法，听来是很刺耳的。比如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是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看他的共产主义觉悟和品质究竟如何，以及他起了什么作用而定。入党与否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要知道，党外也有像鲁迅这样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而党内也出过叛徒，有品质极端恶劣的人。这本是一句鼓励的话，结果变成了刺耳的话，使不少党员自高自大，自视为“特殊材料”，瞧不起非特殊材料制成的群众。又如常说“红色专家”。所谓“红色”，大家知道，这不是一个美学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所谓“红色专家”，就是指的入了党的专家。我们没有入党，难道我们就是粉红色的、白色的、黑色的、或者是黄色的、无色透明体的专家？问题是我们不愿做这些专家。我所以提这些似乎是不相干的事，是因为从这类事里，也可以看出宗派主义的蛛丝马迹。

　　在高等学校正确地处理党群关系，首先要总结一下从思想改造以来的经验。思想改造工作，有些地方做得很好，和风细雨；有的地方搞得很是粗暴，带来很多问题。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什么“成绩是基本的，缺点也是难免的”，这是一套敷衍话，一点也不能解决问题。应当根据具体事实，老老实实来总结一下，有多少成绩，便肯定多少成绩，有多少错误，便承认多少错误。听说冯乃超先生在中山大学作得很好，有口皆碑，他的经验就可以总结一下。而徐懋庸在武汉大学的胡作非为，也是有口皆碑的，这个坏经验也可以总结一下。这可以作为在高等学校正确处理党群关系的经验与教训。

## 学校人事处事实上是一个独立王国

　　学校人事处是一个特殊组织，充满着宗派主义情绪。只要这个学生是党团员，虽然教研组提意见不能毕业，人事处连理也不理，偏偏准他毕业，甚至把他留作助教。令人愤慨。

　　武汉医学院副院长周裕德先生说

　　有些党员负责干部，与党外人员共事，往往因工作上意见不合，便用大帽子压在人的头上。我亲自经历过一件这样的事，因为和一位党员领导同志在工作上发生过争执，其中各有是非，但是在三反中，这位同志说我是和党争夺领导权。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以后在工作中，我每行一步，都不能不考虑一番，这是不是与党争夺领导权？想到不负责，做一日得一日吧，自己在业务上又负着领导任务，于心不安，负责吧，又不知负到什么程度，才算不是争夺领导权。虽然自己觉得还是应该负责，却不敢大胆放手，心里总有个疙瘩。这种情况，说明了有些党员，总以为自己一切都是对的，自己就是党的化身，与他意见不合，便是反党。这样，在党群之间，当然会有一道鸿沟。这类情况，影响了不少知识分子靠近党、争取入党的心情。

　　在武汉医学院，在党群关系上，还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学校党组织没有很好地来领导业务，把百分之百的时间放在搞政治运动上。好像搞业务是党外人员的事，而搞政治运动才是党组织的事，互不通气。当我们在业务上主动地请求支持帮助，希望靠近党组织，盼望党组织来领导，从来得不到答复，他们总是说他们是外行，不懂。这也影响了党群关系。还有一个是，学校里的党组织宗派主义气味相当浓厚，这特别表现在人事处的工作上。在学校里的人事处，是一个特殊组织，是一个独立王国，好像不在行政系统之内，只听党员负责干部的意见，对于党外人员是根本不理不睬的。往往教研组认为某一个学生成绩很差，提出意见不能毕业，而人事处只要这个学生是党团员，连理也不理，就让他毕业了。（座中几位武汉大学的教授插入说，这种情况，武大也是一样，人事处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机构。唐长孺先生说，有一个学生，没有参加大考，平时成绩也很差，我们不准他毕业，可是人事处不但准他毕业，还留他当助教。）有些业务不好调皮捣蛋的学生，我们提出意见不要留作助教，可是我们的话刚完，人事处好像在故意给我们为难，便决定把他们留作助教，分配到教研组来了。使非党人员说话不起，实在令人愤慨。还有，我虽然负有行政责任，可是学校里今天添了几十个干部，明天又添来几十个干部，我是长期根本无法知道。当然也不便去打听。因为在人事处看来，对党外干部，这些事是不必让你知道的。学校里的人事处这种宗派主义情绪，这种独立王国故意与非党人员为难的作风，如不改变，党群关系是改善不了的。

## 要改变骄傲自大盛气凌人的作风

　　教师讲课观点被指为不正确，便停止开课，要作检讨·上课迟到五分钟也要作检讨，还发通报，故意给人难堪。这种骄傲自大、盛气凌人的作风，是伤知识分子的心的。

　　华中农学院教授徐人极先生说：

　　能不能鸣起来，与领导放不放大有关系。从我们学校情况看（我说的是四个月以前的事情），领导作风是很不民主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什么鸣放。我院过去那位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我们把它归结为八个字：“骄傲自大，盛气凌人”。他把知识分子看作唯一的改造对象，而以改造者、教育者、统治者自居。同时，他把知识分子的觉悟看得太低了，因此发生了许多不应发生的事情。比如有的先生上课迟到了五分钟，就要他检讨，还把这件事发通报，故意给人难堪。像这种事发生过不止一次，弄得很不好。有的先生教课在观点上有一点小问题，也被勒令停课检讨，如果检讨得较好，才准许上课，检讨得不好，就不许上课。然而，却一点也没有帮助过人家。其他如讲话过分刺激，更是寻常事了。他开口闭口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说“你们教书，只会抄，能抄得出什么名堂来？”做报告时，总要责骂一顿知识分子，说什么“知识分子总是把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放在口袋里死也不拿出来，看得很宝贝”，如此等等。像这类事，都是很伤知识分子的心的。

　　党员领导人员的骄傲自大，与群众觉悟不高也有关系，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群众造成的。有些群众专爱捧党员的场，只说好话，不说坏话，久而久之，自然就促成了共产党员和领导的骄傲，并自认为是高人一等的了。

　　有些领导人作风不民主，不但对党外是如此，对党内，据我的观察也是如此。比如年青的党员对学校工作就很少提意见，甚至根本不提意见。这种情况，影响了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心情。我也在申请入党，但一想到入了党更不好讲话，有意见更不好提，只能跟着领导的屁股后面跑，倒不如不入党好些。

　　民主党派在学校应很好地起监督作用，帮助党进行工作。有些人说民主党派的成员理论水平低，认识问题的能力不强，在学校里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不同意。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共产党员所追求的目的一致，这是无疑的。但这不等于一鼻孔出气，对什么事情的看法都一样。不，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对学校的各种重大问题，根据我们的看法，提出我们的意见。并且，还要很好地联系群众，从煅炼中不断地提高自己。

## 武汉大学的党员有特权阶级作风

　　武汉大学的党群之间有一座铜墙铁壁，这是有些党员的特权阶级作风筑成的。这座铜墙铁壁把人分成了三个方面，党员是甲方人员，党外知识分子是乙方人员，而一些积极分子是丙方人员。

　　武汉大学教授袁昌英先生说：

　　别的学校的先生说，在他们那里，党群之间有一垛墙，在武汉大学，就不是一垛普通的墙，而是铜墙铁壁。有人说，这座铜墙铁壁是以前徐懋庸在这里筑起的，可是徐懋庸离开武大已经四年，而这座铜墙铁壁依然屹立不动，原因何在。

　　我感觉到，武大党群之间的铜墙铁壁，徐懋庸，有“功劳”，但总的说来，是有些党员的特权阶级的作风筑成的。比如平日在我们非党的先生之间，见了面总是点头招呼，话话家常，谈谈工作，人情味很重。可是党员见了我们，便正襟危坐，两眼朝天，显出一付党员样子。见了面有时还略一点头，有时连头也不点。根本不同我们接近，大约是怕与我们这些“落后”的人接近，失掉“党性”吧。他们既然以冷脸对人，知识分子也有知识分子的性格，也难热脸相向。这样，在党群之间怎能不有一座铜墙铁壁。

　　有人说，武大这座铜墙铁壁，把人分作三个方面了：党员是甲方人员，党外的知识分子是乙方人员，还有一些积极分子是丙方人员。这些积极分子是铸墙的积极分子，因为党员从来不与党外的知识分子接近，只是依靠这些积极分子来了解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而这些积极分子汇报的，又不是真实情况，而是为着表示自己积极的情况，这样一来，这垛墙壁自然是愈来愈是加深加厚了。

　　在武大，党员的特权阶级作风，随处可以看到，随便举一个小例子，有一次，家属委员会检查各住宅的防火工作，检查到人事处一位党员家里，这位党员却大声叫骂，把那位负检查责任的女同志骂得哭着出来了。大家只好摇头叹息，有什么办法。又如各家有客人留宿，必须到保卫委员会去报告一下。可是有的党员家里来了客人，要他去报告，便说他不必报告，说他们党员家里来的客人，没有什么靠不住的人。这当然难怪人家把党员看作特权阶级了。

　　我觉得，在武大，民主空气非常不够，谁提意见，便会被扣上一顶大帽子。有一次，我们住宅区的合作社要撤销，大家感到买菜等等要上坡下坡，非常不便，请求不要撤销，没有允许，于是大家便签名上书再一次要求考虑不要撤销，可是结果不但事情没有办到，还扣上了一顶大帽子，说这是请愿，是“反党、反领导”。这真是把大学教授当作小孩子来吓虎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学校党的领导叫大家提意见，我当时心里有顾虑，但觉得不提又不好，就提了些小意见，不敢提大意见。后来又怎样呢？有些党员不高兴了，“袁昌英意见可多哪！”

　　我认为，解放起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来以前，那才是初春天气，乍暖乍寒，正合着“四月八，冻煞鸭”的一句俗话，知识分子一方面心里非常欢喜，一方面又有些畏寒，自从听了毛主席的讲话。这才感到是春暖花开的时季了。要把武大搞好，必须打破这垛铜墙铁壁，党员有责任，群众也有责任。党团领导不能自视为特殊人物，应当把群众，把党外知识分子看作一家。不过，现在离这个要求还远得很，还是希望而已。

## 应当把老干部和新干部的界线撤销

　　解放已七八年，为什么还把我们看作新干部。有些党员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一面贯彻，一面骂知识分子。现在贯是贯完了，骂还没有骂完。这样是贯彻不好的。

　　华中工学院副教务长刘颖先生说：

　　在党群关系问题中间，还有一个老干部和新干部的问题。在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间，也划有一条界线。这条界线，是一条妨碍团结的界线。最近有一位在大连工作的党员校长对我说：“我到解放区只呆过两年，全国解放，大家都把我算作老干部。现在解放七八年了，你们参加工作七八年了，干么还老说你们是旧知识分子呢，怎样你们不能称为老干部呢。”是的，这个新老的界线是应当撤消了，我们工作了七八年，也应当算得上是老干部了。如果参加工作七八年，还是新干部，还是旧知识分子，那么，什么时候，才算是老干部，才不是旧知识分子，是不是要把这个头衔一直戴着到坟墓里去。

　　事实上，有些党员不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认为我们是停滞不前的，直到现在，还是停止在1949年那个地方。所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有些地方仅仅是表面贯彻一番，并没有真正贯彻。在武汉地区，也只注意形式，如给教授优先排队坐汽车、买东西等等，没有真正做到对他们信任和尊重。因为党员拿1949年的眼光看知识分子，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思想上没有搞通，而且愈是下面的同志愈是思想不通，不过由于这是中央的政策，不能不贯彻，可是背地里却是在骂知识分子的。有一位教授说，这些党员同志是一面贯一面骂，现在贯是贯完了，但是骂还没有骂完。像这样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又怎能改进党群关系，怎样能使党群一家呢。

　　我认为，要改进党群关系，在党来说，首先要对党员加强思想教育，对知识分子有正确的认识，不要带着成见来看知识分子，才能谈得上贯彻这个政策。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要求的，首先是真正的而不貌是之而心非之的信任和尊重。全国解放已经八年了，不应当再把我们当新干部看待，不应当老把我们看作旧知识分子。

## 有职无权是最使知识分子难堪的

　　以副教务长的身份，连一个党员工友也指挥不动，以一个系主任，有事必须请示系秘书；属于行政范围内的事，根本不让预闻。这是助长党员的宗派主义情绪，把党外人士不看在眼里。

　　武汉大学副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韩德培先生说：

　　武汉大学的党群关系长期极不正常，近两年来更加恶化了。党员缺乏和党外人士共同工作、尊重他们的职权的平等精神和习惯。有职无权，是最使知识分子难堪的。比如说，前年更换俄文系系主任的事，我事先就一点也不知道。按道理，我是副教务长，又负责处理俄文系等系的行政事务，对这事应当预闻。又如去年全国第三次司法会议，不仅系里究竟谁去参加我毫无所知，就连召开这次会议的通知，我也没有看到，而第一、二次全国司法会议都是我出席的，作为高等学校的法律系主任，难道我竟没有资格出席这个会议，并且连预闻这事的资格也被取消了？（华中工学院副院长刘乾才先生说：这类事我们学校也有，机械系副系主任外出各个有关学校参观很久，我竟一点也不知道？）像这样的事例很多。比如留助教，系主任和教授都无置喙的余地，决定权操在人事处，而留的助教又往往业务水平不高，只是因为是党团员就留下来了。法律系评薪工作是怎样做的，我也一点不知道。更有这样的例子：有一门基础课，一位老教师本来教得很好，但因为从人民大学来了一位年青的教师，这位老教师就被拉下来了，改由年青人去教。但这位年青人又教不好，以致学生意见很多，不得不中途换人，弄得很不好。

　　我是副教务长，但是我指挥不动工友，因为他是党员。这种事说来似乎令人不敢相信。有一次，一位苏联专家第二天要到武大演讲，要求在当天下午把一些材料翻成俄文交给他，事情很急。我赶忙翻好之后，便亲自交给传达室一位党员工友，请他派人送去，可是他理也不理，又去请行政组的另一位党员干部来处理这事，同样的，也只说一声“不行”，就不再理睬。这不是特殊的例子，党员干部是不容易指挥的，他要怎样便怎样。

　　这些事，反映了武汉大学的党员对非党员是极不信任，极不尊重的，不把党外的人士当做一家人，不看在眼里。分析原因，一般党员思想水平低是事实，可是党的领导同志要负责，党对一般党员的教育太不够了，甚至在种种方面，助长了他们的宗派主义情绪，煽炽了他们的粗暴的作风。比如我有一件事去找党委书记张希光同志商量，他竟对我说：“这事你去和系秘书商量吧！”这实在不像话，难道我不是副教务长，不是系主任，我不敢决定的事情，却要请求系秘书来解决？所以我觉得就武汉大学来说，党群关系的主要矛盾方面在党。

　　要改善党群关系，第一，党员要以平等态度对待非党人士。现在有些党员是以统治者甚至是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的，好像把我们当作专政的对象。假如是这样，党群关系一定搞不好。党的领导是作为一个组织来体现的，而不是只要是党员，他就能在任何场合，领导一切人，领导任何事。把党和党员划一个等号，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其次，党员应该更虚心些，不要骄傲自大，以为自己的话都是金口玉言，对不同的意见，要有雅量容纳。而现在，我们往往是只要多提了一点意见，就会被扣上和党对抗的大帽子，这谁也受不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也喜欢人家盲目地服从他，即使他明知自己也是不对的时候。有人说：“和党员在一起，自己最好不带脑袋。”果真如此，那太危险了！

　　第三，在生活各方面，党员和非党群众要打成一片，不要像现在这样，好像和非党群众谈谈话就是党性不强的表现，就降低了身分。大家可以在一起谈谈生活，不要一开口，就是政治、思想，要有一点人情味，老是板起脸孔，是叫人受不了的。

## 希望真正做到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在提拔上，如果是一个党员，一个是群众，应当首先提拔群众，才能表现党员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可是现在并不是如此。

　　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先生说：

　　在所里，党不很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所里有些事情党也不征求我的同意就做了。水生生物所曾派一个人到苏联去留学，可是这人去苏联是谁决定的，谁批准的，他和伍献文所长都不知道。

　　过去党是走群众路线的，因为那时党是在游击战争环境中，不走群众路线，就要吃眼前亏。现在胜利了，有些党员的老爷架子也就摆出来了。

　　关于对党员和一般群众的待遇问题，我认为，在提拔上，如果一个是党员，一个是群众，应当首先提拔群众，这才表现党员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但我看，现在并不是如此。

　　（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伍献文先生说）

　　说到百家争鸣，可鸣之处很多，但怕的是扣帽子。特别是一人独鸣，不但不易受到重视，更容易被扣上一顶帽子。去年华东水产会议，我曾提出捕鱼要有适当的节制，否则，将来的产量就可能发生问题。可是会后有的干部就说我这话“有问题”。现在我们看到，水产上的危机已开始出现了，不过有很多人还不晓得，而你呢，不管对不对，却已被扣上了一顶帽子：“这家伙有问题”！

　　中南财经学院教授张人价先生说：

　　有些党员以领导者、改造者自居，愈是年青的党员，这种姿态也愈加严重，使得一些知识分子，感觉得受不了。

　　党对高级知识分子事实上是不重视的。我们学校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申请入党，但接受入党的只有一个。高等学校是以教授副教授为主的，那么，为什么只吸收学生、助教入党，却不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呢？这是不是保守思想？像这样，党和学校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很难搞好。

　　武汉大学教授唐长孺先生说：

　　说知识分子害怕批评，不敢争鸣，这不是事实。不仅现在，即是过去，在学术上大家也是互相批评，并且往往批评得很激烈的。现在大家害怕的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批评，即有领导的、有组织的批评，亦即所谓围剿。这种批评大有问题。另外，有些人一看到党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了谁，就认为这一定是党的决定，也闻风而起，奋力围攻，这种情况，更是要不得的。这也是党群关系中的问题。

　　华中师范学院教务长卞彭先生说：

　　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虽然说基本上是生产力赶不上需要的矛盾，但阻碍着更快的、更合理的调动积极因素的，却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就以学校来说，有一部分教师和党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所谓拆墙的工作，民主党派有责任尽力协助去做。我以为这个墙就是拆了也还有砌起的可能。而要保证拆了不再砌起，需要靠党和民主党派共同努力，相互监署。

　　有位教授说，他不怕同党支部书记谈，两人对坐，可以说的一清二楚。可是却怕干部会报。干部会报中更怕断章取义。断章取义的会报，往往是墙被高筑起来的原因。一个非党同志的话断章取义一下，可真有被认为思想反动的危险。我不是说不要干部会报，同时党也要依靠民主党派充分反映情况，多条线才是真正的群众路线，也是全面了解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官僚主义。

　　劳动的组织性纪律性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发扬民主的极端也可能大大产生自由主义。这个分野我想仍是必要的。如果党在“放”的情况下提出组织纪律问题，就马上有未放先收的嫌疑，墙也不可能拆掉。在这个工作上，我以为民主党派在成员中既要带头的“鸣”，而在具体工作中也要带头的注意组织纪律性。搞好党群关系，民主党派负有很大责任。

　　武汉测绘制图学院副院长金通尹先生说：

　　大家在争鸣中，不要怕片面性，讲话的人怕片面，要求所讲的话一定要全面，就很难有话讲；听话的人，也不要以为别人的话有片面性就不接受。要解决党群关系问题，党员负责干部对非党人员更不要强调那些话是“片面性”。要有雅量。从片面中去求全面。

　　武汉大学教授燕树棠先生说：

　　有人说，党群之间隔了一道墙，但我认为在武汉大学是隔了一条鸿沟，墙尚可逾越，跳过鸿沟就有淹死的危险。

　　这条鸿沟我认为，主要是党的宗派主义，不信任老知识分子造成的。武汉大学的党对一些老知识分子，安排得非常不得当。

　　举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个例子。

　　去年春节以后，即在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发表之后的几个月，武汉大学法律系新设了一个编译室（经济系也设了一个），有人说，所谓编译室，实质上就是思想改造室。在这里工作的是八个教授，其中除一个人年纪较轻之外，其余的都在五十以上了。我被指定担任编译室的主任，我们的工作，是翻译和编辑一些教学资料，没有教学任务——被取消了教学的资格了。

　　我们八个人全为此感觉得非常难过，我们难过的是，我们不能像别人一样对社会主义建设使尽一切力量。

　　在讨论知识分子政策的时候，我们兴奋极了，便打算大胆地提出要求：要参加教学工作和进行一些科学研究。大家一讨论，觉得这样的要求可能和领导的意图不合，便改变了提法说，我们有参加科学和进行科学研究的希望，如果不可能，也不坚持。但是，未想到就是这样，也遭到了一位党员副系主任的斥责！他说，我有些话，比如“只要编译室存在，有些老先生也就是候补编译员”的说法，就说得很不好，结果我只得做了检讨。

　　这还不算数，这位副系主任以后又曾在编译室召开的一次会上，质问每一个老先生：是不是有参加教学的要求，是不是因为未参加教学情绪就有波动？于是有的先生说，他既无这个要求，情绪也不波动。有些先生说：我们是有这个愿望，也有这个要求，而且很强烈。但是现在知道这是错了，我们决心打消这个愿望，收回这个要求，情绪也不再波动。而当临到一位才三十七岁的年青的教授回答时，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哽住了，接着失声痛哭。我想：“我老了，埋没了也不算什么，可是，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先生，却不能发挥他的有用的才能和旺盛的精力，甚至要他连参加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愿望也不应有，这是多么可惜！”于是我也伤心起来。

　　但是，是不是我们没有参加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能力呢？不是的，我们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都掌握好几国外国语的工具，而且即在解放以后，有些人开课的教学效果也很好。是不是我们非常落后呢？也不见得。我们都热情地参加了各种学习和各种社会运动，我六十多岁了，这几年也刻苦用功学会了俄文，我们赞成走社会主义的路，拥护共产党，可是，我们就是受不到重视。以后虽然这几位教师有的调走了，有的回到教研组了，但问题也还没有很好的解决。现在，党提出了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口号，要我们大胆鸣放，我把这些心中话都说出来，希望造成这些问题的宗派主义早日打破，希望党对一些老知识分子做较好的安排。

　　 ---- 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17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