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山市文学艺术界揭发内部矛盾

　　本报和唐山劳动日报于本月二十日在唐山市联合召开了唐山市文学艺术界座谈会，到会者以“放”和“鸣”的精神，对文艺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见。大家共同认为唐山在我国文化史上是有着光辉灿烂的贡献的，它是评剧的发源地，著名的乐亭大鼓也是从这成长起来的，这里的皮影戏也有悠久的历史，但是解放以来这些花朵没有得到很好的培植，因而开放的不好，并有的开始枯萎。座谈中大家揭开了文艺界内部的矛盾，找出了阻碍这些花开放的原因。

　　由于会议时间短，有的人未能发言，会后本报记者作了访问，有的还提出了书面意见。本记录因受篇幅限制，只整理了其中的主要问题。

## 文艺工作不被重视　领导存在教条主义

　　唐山市文联叶淘说：目前看来，唐山市的“鸣”“放”，是由“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变为“几场甘露，百花含苞待放(有的已放)”，但东风虽来，盖子仍未揭开，离那万紫千红的季节，还有一段道路。

　　唐山市文艺事业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鸣放都不够，主要是文艺领导部门在领导思想上存在着教条主义，在领导方法上存在着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表现在创作上，清规戒律多，题材范围窄，在文艺队伍中只注意培养工人作者，忽视团结培养知识分子作者。有些直接或间接熟悉厂矿生活的知识分子作者，是被称为“散兵游勇”的。表现在题材上也只有一花独放。除了工业生产，写工人家属，也被认为不是主流，是身边琐事，事实证明，知识分子作者也同样可以写出重大题材的作品，如市“科联”刘振东同志最近就写了一部七万字的反映工业生产斗争的电影文学剧本。在领导方法上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文联和文化局合署办公后，太机关化了，学术研究空气稀薄，行政空气浓厚。文联没有正式的主席，是文化局长兼任，可是兼任的主席是很少管文联工作的，合署后主席只正式参加过两次文联全体人员会议，对全市有代表性的作品，从未仔细研究过。一位搞美术的作者(是市政协委员)三次登门来访，三次被谢绝。衙门气十足。在人们的思想上文联好似不存在，文化局成了婆婆，就是下去工作开个介绍信，也要盖文化局的章。

　　唐山市文联长正说：市第二次文代大会到现在已六年多，这个时间内社会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可是第三次文代大会至现在还没有开。现在看来，文联的“以工为主”“结合本厂中的生产工作任务，具体政策”的文艺工作方针和任务，显然是不全面的，教条主义的，可是直到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仍然未改变，市委也未过问。这个方针对近年来的唐山市的文艺创作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创作上的题材范围缩小了，产生了不少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现在还有的作者在创作上有顾虑。请想，作者思想受这个方针限制，怎能百花齐放呢?

　　令人气愤的是，唐山市唯一的文艺创作园地——唐山劳动日报上的“唐山文艺”，竟在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全国青年文学创作工作者会议以后，于去年九月停刊了，这个园地的停刊，文联是不同意的，作者和读者全有意见。可是市委和报社不听取群众意见，说刊物水平低，坚决要停。这刊物的水平到底应该怎样看，暂且不说，没了这个园地，全市二百多名业余文学创作者怎样培养帮助他们呢?全市的文艺工作又应怎样开展呢?何况这刊物已办了八十期，还发表了不少各地认为不错的作品!后来我们曾向市委提意见要求“唐山文艺”复刊，但提了也是白提，直到我们把意见申诉到中国作家协会，“唐山文艺”才于今年一月复刊。

　　文艺工作者不被领导重视，我们就像童养媳妇一样，到处受气。外地的文艺团体到唐山来演出，我们没有看戏的权利。远的不说，就说最近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歌舞团来唐山演出时，就没有给文联和文化馆票，我们这里搞音乐和舞蹈的同志拿着介绍信也不让去看，据说十六级以上的干部才能看，可是领导干部的爱人和子弟们难道说都是十六级吗?今年全市文艺会演时，有一次文联搞戏剧的同志要求到前排看某戏，因为要帮助作者修改此剧，可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也未达到。

## 口头空喊评剧回家　著名演员全被赶跑

　　唐山市文化局刘光甲和评剧三团刘桂森说：“唐山是评剧的发源地，市级领导在文艺工作中提出唐山要以评剧为重点，让评剧回家，但首长们只是喊喊而已，几年来甭说对评剧，就是对别的剧种的培养也作的很不够。解放初期，市委曾把一个民间职业京剧团组织起来，但后来据说是因为这个剧团不好领导，就给解散了。后来又把王素秋领导的评剧团组织起来，该团的阵容更健全，不料市人民委员会接收了某军的京剧团以后，又把这个评剧团赶出去了。市文艺领导上对艺人是另眼看待，认为艺人都落后，解放以来，全市艺人中只有一个人入党。然而艺人到了外地，有的入了党，有的被选为人民代表和先进工作者，如碧燕燕就是个例子，不是艺人死不进步，而是没有加强对艺人教育，艺人所得到的只是领导上的批评，甚至是歧视、打击，迫使演员不得不离开唐山。现在离开唐山的，已有二十多名著名演员，如韩少云、新凤霞、花淑兰、王素秋、鑫美艳、张桂霞、范金亭、李福安，都是从唐山走的，有的艺人不愿意走，竟哭着走，现在中国京剧院的导演樊放也是从唐山走的，并且是赶走的，让人家“滚出去！”请想，唐山是评剧的发源地，然而现在却没有好的演员，这是因为什么呢?

## 报社审稿观点奇怪　市委采取命令手段

　　长正说：我是作“唐山文艺”的编辑工作的，(按：“唐山文艺”在唐山劳动日报第三版出刊，由唐山市文联编——编者)据我了解，几年来唐山市文联和唐山劳动日报社在对文艺作品的看法上，始终是有分歧的。报社的取稿标准是什么，是值得令人怀疑的。报社认为歌词内容空洞，不能采用的歌曲“火车头”，曾在第五辑“铁路工人演唱”和全国性刊物“歌曲”第十一期上相继发表，去年九月又被中国唱片厂制成唱片，行销全国。另一支从小孩角度来反映全国人民普选的歌曲“剪花花”，也同样以“小孩子和普选关系不大”的理由而被否掉，可是尽管报社不同意在“唐山文艺”上发表，它却在唐山市孩子们中流传开来，并流传到丰润县和浙江杭州市，被评为唐山市文艺创作一等奖；作曲家张鲁和杜宇都认为是一支不错的歌子。

　　因为文联和报社对文艺作品的看法有分歧，长久不能解决，有几次因相持不下，请求中共唐山市委解决，但多是就稿谈稿，没有从根本上研究其根源何在，有一次官司打到市委，宣传部长张伯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指示：“以后在对待具体作品上，报社受市委委托，要从政治路线上多负责任；文联要多从艺术技巧、文字上尽量发挥主编作用。”这种把艺术性和思想性割裂开的看法以及它的后果，是值得研究的。我听说报社总编辑王重五同志(现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当时在会上指责文联：“你们为什么用相声批判胡风?太不严肃了！”相声是一种文学作品形式，我真不明白，用这种形式来嘲讽、打击我们的敌人，有什么值得指谪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具体表现。

## 宗派主义分兵把守　外行领导啼笑皆非

　　刘光甲说：市文化局在使用干部上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派到剧团、剧场的领导人员必须是党员；派到剧团去的导演，必须是文工团出来的新文艺工作者。不管这位党员同志的能力如何，是否懂得戏曲，是否熟悉艺人的特性，反正只要是作思想教育工作的，必须由党员来作；行政工作必须由党员来领导。当然，党员比群众干部觉悟程度高，但艺术团体比不了一般机关，如果不懂文艺，要作好工作那才奇怪呢！

　　唐山话剧团演员田贺说：话剧团是个民营剧团，内部思想很混乱，可是文化局派去的团长却是一个鼓书艺人，对话剧一窍不通，不关心青年的前途，单纯的为了维持饭碗而工作。从文工团调去的一位导演，水平低的还不如演员，他排的“清官外史”把演员都限制得像木偶一样。几年来我们团内只有一位党员和一位团员，并且还都是团长，他们闹宗派主义，认为大家都不进步，每次评模全是他们自己。

　　刘光甲说：唐山评剧一团的五位团长前三位全是文化局派进去的，并有一位还兼导演。老艺人李福安、花凤灵是副团长，但有职无权。党员干部刘子西同志是位评剧界的老前辈，有名的小生，但叫他搞行政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副团长虽兼导演，对传统艺术不感兴趣，排戏总是史坦尼斯拉夫基体系，向演员要求“单位目的”，把演员弄得手足无措，致使在舞台上生活了三十来年的演员张宝树连走都不会走了。同时他对该团原来的导演兼社长更不团结，认为人家无能，作什么工作也不合心，结果把他调了出去。

　　去年文化局派了两位党员干部到唐山评剧三团去任副团长。这两位副团长上任后，正团长、老艺人刘桂森同志逐渐有职无权了。由于剧团搞的不好，主演新凤琴夫妇(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提出要离开剧团。副团长许荣桂竟带了十几个人(组长以上干部)到新凤琴宿舍用斗争的方式和她讲道理，结果争吵起来，逼的这两位演员走了。另一位副团长戴文斗同志，是转业军人，不懂艺术，工作搞不好，还常常和女演员耍闹，在一起吃喝。

　　唐山河北梆子剧团吕尚武调去当指导员是一个转业军人。这位同志对戏剧一窍不通，工作虽有成绩，但由于不了解艺人，运用了军队上的管理方法，独断专行，对艺人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他曾在会上说：“我也打过人，我也骂过人，你们都得听我的”，并且搜查艺人的行李。

　　在评分工作中，他利用了“土改”的方法，发动群众坚决完成任务，引起群众很大不满。他还在团内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办法，在会上说：“现在搞合作化了，你们自己的行头最好归公，等公家有了钱，慢慢给你们几个钱。”这话把剧团的主要演员给吓跑了。他居功自傲，看不起团长，在评分工作中给团长降薪，并且凡事不大与团长商量。

　　派到剧团去的干部不懂行，作不好工作，可是懂行的有领导能力的老艺人，却得不到文化局的重视，如老艺人陈立岐有几十年的舞台生活，原是京剧团的副团长，可是调他去管理剧场。还有赵泰龙、赵明茂、贺丽音、孙建名等也都是有能力的艺人，但现在仍然是所学非所用。

## 影剧的花朵开始枯萎　文化局领导置若罔闻

　　天光影社演员郑久亨说：皮影在唐山深受群众欢迎，场场客满，但解放以来一直不被政府重视。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演出剧场，随便调我们，那里缺玩艺，叫我们去那里“打补钉”。皮影戏的传统剧目很多，现在我们演员最小的是五十来岁，大的都七、八十岁了，若政府再不帮助我们培养后代，恐怕就后继无人了。

　　刘光甲说：中央戏剧学院曾给唐山市领导上提意见，应当重视皮影，发掘和整理传统影卷和唱腔，也没得到采纳。

　　新乐明皮影社薛华城说：我们影社是一九四二年成立的，在冀东军区领导下，我们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那时领导上是很重视我们的，可是现在不然了，领导上让我们配合政治任务，我们就演新影，可是演新影的收入是很少的，我们生活有了困难，领导上也不关心我们，文化局也没有给过我们任何物质的和精神的鼓励。

　　郑久亨说：我们社内发生过不少问题，文化局领导上只是在无法推脱之下才给我们处理一下，但每次都不是彻底解决问题，有时采取了以上压下的手段，强制下层接受意见。如我社去年经全体社员同意曾根据社章开除了一个破坏劳动纪律、生活腐化的社员，文化局就严格地批评社长，叫被开除的社员回社，但多数社员不同意，于是就给扣上一大批帽子，什么“独立王国”、“和领导对抗”等，最后用熬夜的方法召集大会，迫使大家同意，结果社章崩溃了。

## 书馆破旧像窑洞　艺人作品沉大海

　　市曲艺说唱团演员段起慧和王鹿春说：市内有了戏曲团体，就把小的说唱团给丢掉了，政府是“重大轻小”。解放到现在八、九年了，我们没有受到过政府的帮助，现在我们的演出场所很窄小，书馆像个窑洞，坏处就有四十多，甚至往下掉土。

　　王鹿春说：我们演员的创作积极性很高，可是我们创作的第一批作品，文联给我们压起来了，第二批创作，文联虽然提了点意见，但没有说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叫我们今后怎么努力呢？

　　唐山劳动日报曾登了一篇稿，说我们平书和鼓书多数都是荒诞的，这是主观主义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艺人们对这稿都有意见。报社登这类稿时应事先作下调查，听听艺人们的意见。这样突然登报，影响了我们艺人的生活。

　　从解放到现在，唐山市的鼓书艺人没有一个收徒弟的，有的徒弟也是艺人自己的子女。为什么呢?解放后有的徒弟控诉了师傅，师傅下苦功教了他们，他们反告了师傅一状，并且登了报。坏的师傅固然有，但好的师傅还是多的，可是报上对好的师傅的表扬就作的很不够。因此，艺人们收徒弟伤了心，没有保证，谁也不敢再收了。

　　 来源：《河北日报》1957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