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航空学院官气十足，在党群之间有一座“万里长城”

　　<《光明日报》>

　　本报讯  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于5月16日起连续开了三次座谈会，帮助共产党整风。虽然有些教师对该院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但有些教师认为还放得不够。有署名“三教师”的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批评该院党委会没有做到大胆放手，以致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该院党委会第一书记武光同志在18日的座谈会上，也承认该院党群之间不仅有一座墙，而且这座墙是一座“万里长城”，甚至比万里长城还厚。

　　在座谈会上，教师们指出官气十足是该院的特点之一。学校的布告上，前面大大的写着“北京航空学院命令”，后面也大大的写着“此令”。该院领导习惯于用治军的办法来办学校。而且领导同志只是坐在三楼的办公室里，很少与群众接触。林士谔教授说：领导同志好像有意避开群众，很少下来看看。对群众情况一点不了解，只会下命令。程本蕃教授则认为该院领导有特权思想，他举例说，医务室规定体温不到三十八度以上的病人，医生不出诊，但是院长的小孩病了，不管体温高低通知一声，大夫就去看病了。

　　许多教师指出，该院领导平日不接近群众，只找积极分子，偏听偏信，许多系主任有职无权，人权掌握在系秘书的手里。一位系主任几年来只主持过一次清洁卫生工作内会议，所有的工作都是系秘书包办。饶子范教授说，领导上从来只知注意积极分子，却不重视群众。但是积极分子并没有起到联系群众的作用，而是起了反作用。宁榥教授更说，由于培养和使用积极分子不恰当，许多人一当上积极分子便变坏了。这是桔生于淮则为桔，逾淮则为枳的问题。看见有些青年在这种风气中变坏，是使人痛心的。

　　教师们谈得最多的是保密问题，认为保密问题处理不得当。给学校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凌云沛副教授说，保密是应该的，但要看保的是什么密。把世界上都已知道的东西还要保密，则大可不必。常荣福副教授说，许多宝贵的资料，由于保密，不让人看，可是时间过了，这些资料成为废品，也没人要看了。林士谔教授说，保密制度也是一座墙，不把人民内部的保密和对外的保密区别开来，就会产生很坏的副作用。例如有一本苏联自动驾驶仪说明书，该院把它当作绝密资料，不许出借。实际上，这类驾驶仪美国早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了，而且我们也有英文的说明书。但是后来又来了一本更新的自动驾驶仪说明书，反而当作一般机密看待，却可以借出来看了。他说，照这样下去，学生问到的问题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也可以拿保密来搪塞了。

　　教师们指出，由于保密，许多专门人材不敢应聘，在校的教师有的也不安心：由于保密，许多青年也不敢来投考，在校的学生有时也碰到很难想通的问题。徐鑫副教授说，有的教师下厂，系主任不敢问上哪去了，这是保密。有时分配学生下厂，实习的题目都已发下去了，可是干部科不同意对某些学生的安排，却又不说出原因，这也是保密。余德星副教授说，新助教反映在做学生时，党员学生光下机密厂，但马副院长说这是“凑巧”。

　　目前该院教师还顾虑重重，在座谈会上，也表现出了这种气氛，有些教师只谈琐屑问题，不谈主要问题。崔济亚教授就承认自己还没有完全解除顾虑。他说，肃反运动中搞出了一个“自发的反革命分子”，这个名词的定义很不明白，谁要是不满意领导就可能被扣上这顶帽子。这是教师们还有顾虑的根源。他认为宪法当中应当明文规定，保证一个公民在没有证明有罪以前，不能采用任何群众形式的斗争。宁榥教授则认为人们所以有顾虑，是该院几年来的作风所造成。他说，该院几年来的风气是要求大家盲目服从领导；如果不盲目服从而提出意见，就会遭到两种待遇：一是在运动当中把你当作重点，二是把你调走。

　　原任体育教研室主任的曾福盛先生在座谈会上说：近来报上所提到的人民内部矛盾，我都有切身之感。他用他自己的遭遇来说明北京航空学院是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说：“我们体育教研室二十多个专搞体育的人，订出来的体育活动计划，却要送给一个不懂体育的年青干部批准，而他又故意为难，故意打击。”他指出很多人都是有职无权，领导上对知识分子不信任是最令人痛心的。他说：“马副院长要我下台的四条理由，我一条也不承认。他还向人说曾某人五十多岁了，不能改造了。我要问，五十三岁的人就不能要求进步吗？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里有这项规定吗？”

　　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希望该院大胆放手，用事实解除人们的顾虑，使大家能够把心里的话倾吐出来，使该院的作风能够彻底政变。

　　 ---- 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21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