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农学院教职员热烈“鸣”“放”

　　山西日报讯　本报记者报道：山西农学院二百一十多位教师、职员在5月18日的座谈会上热烈“鸣”“放”。

　　应邀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张磐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赵树理。他们在座谈会上发言，鼓励大家大胆鸣放，不要有丝毫顾虑。

## 不要当外人看待

　　大家在发言中认为，学校的党组织存在有宗派主义。吴竞夫先生说，党组织有习惯性的宗派主义。他要求党组织对他们不要当外人，不要忽视知识分子的爱国心，不要忽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李焕章先生说，有些先生和同学来到学校总感到环境不舒适，格格不入，先生们有力量使不出来。这是因为领导上向着有色眼镜看教书的人，不和这些人接近。陈安仁先生说，党对非党人士不管政治上、业务上、生活上都关心不够，对他们不信任。前院长李秉权是非党人士，就是个木偶，李子康院长一手专权。对助教的培养也是以党、团员为先。朱先煌先生说，给非党员带的那个“可怀疑的人”的牌子现在可摘掉了。他说，党与党外人士为什么会有这末大隔阂呢?就是因为有些党员居功自傲，认为知识分子是靠党吃饭的。这种思想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应赶快改掉。现在知识分子对党是两种态度：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黄率诚先生认为尊重老教师不要只谈他们的教学经验、业务知识，他说，老教师在其他方面也有值得尊重的地方，值得党员来学习的地方。陆智良说，党员和群众还是互相学习好，不要老是“我改造你”。

## 偏听偏信报喜队

　　许多人在会上指出，党组织和院领导存在有官僚主义作风。李焕章先生说，领导上偏听偏信，只听少数人的话。而这些人又是从一些报喜不报忧的人里面选择出来的。他说，对年青的党、团员只有八字之评：不动脑筋，盛气凌人。黄率诚先生说，学院领导人向上面耍办法多，经常跑太原，但却不深入群众，依靠群众。他说，学院领导人几年来是威多于信，信是慢慢降低了。张龙志先生说，领导上根本没威信，遇事一筹莫展，只知跑太原，做报喜队。李焕章先生说，党的领导仅仅表现在运动上，平时业务上、团结人上都不足，能力也太弱。丁圃塘说，李院长不止一次地谈到深入教学，但只停留在口头上。卞陵基先生说，领导上不懂业务是可怕的，只凭政治是深入不了工作的。他说，学校好象一个热水瓶，群众的热情被领导上的塞子给塞住了，希望拔开塞子，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把学校搞好，陆智良说，领导上重政治轻业务，一天到晚加强政治学习，办法又只有一条，就是加长时间。在这一点上，领导上崇拜万事强迫。其实解决思想问题不能象给小孩子看病打针那样。他说，学校领导有本位主义，他是教数学的，学校里取消了数学课了，却不把他调到理、工学院去，却让在学校转教了物理，这是不合理的。李焕章先生说，党内是否有山头，整风时可以检查检查。

## 管理不善，用人不当

　　大家对学院里的工作制度也提出批评。吴竞夫先生说，党抓的太多了，行政抓的应由行政抓。党可决定大计，检查执行结果；具体执行，可让大家多发挥一些积极性。系的党支部的工作可到教学研究组去做，这是一条大道，免得整日坐在那里听党、团员的汇报，偏听偏信。黄率诚先生对学院内任用干部方面的问题也提出批评。他说，有些先生有工作能力但却被开消了。会计科、教务科有的同志工作能力相当强，但是代理科长。说这是试用吗?而新调来的一些科长并不熟悉业务，为什么不试用几天呢?另外一些同志今天是科长，明天就是处长，或什么长。这种现象就给人这末个印象，好象高等学校的工作谁都可以做。张龙志先生认为学校机构庞大，组织管理不善。他认为学校干脆用一个院长即可办事。刘惠之先生说，学校有些地方人太多，比如人事科，好象人就相当多，现在是阶级矛盾消灭的时候，似乎用不着这末多人。朱先煌先生说，增加干部，党委很少考虑质量，小学生来做大学生的事，初中学生来做教授的事，这是做不好的。阎玉田先生说，农场象没娘的孩子，三不管。没钱，没人过问，只批评不为教学服务，农场职员尽受气。他希望领导重视农场的领导工作。

## 批评肃反运动中的偏差　要求省委重视高等学校

　　会上，李焕章、黄率诚、张龙志、刘惠之、陈安仁、朱先煌、陆智良等先生对肃反运动中所出现的偏差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在肃反中采用青年教师、学生斗争老教师的方法是粗暴的，有损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他们认为：事先调查情况不足，肃反的面太宽，肃反中有违法现象，领导上应负责任，而且应快点给作出结论。

　　此外，大家对省委不重视高等教育工作，不重视山西农学院的工作，也提出批评。朱先煌先生说，省里的高教局长由一个教育厅长来当，这简直是笑话。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也是教育厅长当主任委员，高等学校的校长在其下，教务长就更不用说了。这也是山西的特点。他说，去年高教部批准他们学校科学研究费四千四百元，省里就抹去了二千元，而且还不承认有此事。他希望省里能重视农学院的工作，不要说谎话，骗人。大家认为学校和农业厅的关系也不够密切，学校领导不主动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农业厅也是有责任的。张龙志先生对省里粮食部门提出要求，为了进行猪的试验研究，要求能按月供给农学院酒曲三十五斤到四十斤，小米糠二千市斤。猪没有吃的是活不了的，为此，他曾跑到省里、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等部门多次交涉，但一直解决不了，这怎么做科学研究！陆智良建议高教部考虑能把山西各高等学院合并为一座综合性大学，他说，这样好处甚多：见闻广、省人、省钱。

　　（来源：《山西日报》1957年5月22日。原题为：““热水瓶上的塞子”拔开了，山西农学院教职员热烈‘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