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香鸟语报春来

　　<郝季光>

　　我用整整五天的时间，旁听了内蒙古党委宣传工作会议高等院校小组的讨论。在这一角逗留的最初日子里，我嗅到了一股早春的气息，也感到了“乍暖还寒时候”的瑟缩；我听到了人们激动的心声，也感到了回绕在这心声中的忧虑。时间过去了一段，瑟缩和忧虑逐渐消逝，这里充满了无限浓厚的春意。

　　党与非党、领导与被领导间的关系，是小组会中讨论得最热烈的一个问题。师范学院一位教师感慨万端地说，知识分子过去喜欢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赞誉朋友间的关系，现在除了一般工作上的接触，生活中的友谊交往几乎没有了。有的人见面，只是“今天天气哈哈哈！”有的人见面，连哈哈也不打，或者干脆绕道而行，真是“相处不相识，相逢若路人”。许多教师到校三四年了，院长和党委书记，没有跟他们谈过一次话，无怪畜牧兽医学院讲师刘曾泽诙谐而沉痛地说：“我和院长住得近在咫尺，实际上是如隔天渊！”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非党教师也订出了一条新的处世铭：“有事办公室相见，无事在家中打坐”。

　　这是一墙无形的墙。是这堵墙，把党与非党、领导与被领导、老教师与青年教师间，在不同程度上隔离开来。

　　畜牧兽医学院教务长张荣臻说，高等院校的根本问题，是在于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教学质量，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提高教师水平，一是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当前的矛盾，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有些教学人员、特别是非党老教师，他们是在工作着，但有一种气氛不能使他们大胆地工作；他们有满腔的热情，但常常碰到迎面泼来的冷水；他们是学校中的一员，但他们却有非主人翁感，一言以蔽之：他们没有得到信任、支持、同情和温暖。

　　这又是一堵无形的墙。是这堵墙，使教学人员、特别是非党老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阻碍。

　　两堵墙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重要因素之一，是对非党同志缺乏正确的估计。师范学院体育科副主任杨守文说，科系主任，按说是个领导，但具体到我们这样一些非党干部，却只是一个牌位。科里谁来谁走，科主任无权过问，也根本不给通知；毕业生要分配了，院领导只征求党员助教或秘书的意见，把非党科系主任拒于门外。去年提出学生自由支配课余时间问题，党团支部已作了布置讨论，并开始执行了，科主任还不知道是怎回事情。潘亚生副教授说，我到畜牧兽医学院时间还不长，没有遇到一棒子被打死的事情，不过很有可能我被一棒子打个半死。从去年春天开始，我深深感到我是处在一种被歧视的气氛中，在这种气氛中工作，呼吸是会越来越困难了。

　　对非党干部不够信任和支持，自然容易产生是非不明、偏听偏信的情形。现在内蒙古大学工作的原师范学院历史科副主任林雨说，在师范学院，党团员作的说的，对也是对，错也是对；非党同志对了也是错，错了更是错。例如在一次评薪调级中，几个党团员聚在宿舍里一边吃烧鸡喝酒，一边大骂领导不公，结果没事，甚至其中有个团员不久还入了党。非党同志有些正确的意见，往往却被党团员寻章摘句，或道听途说地变成汇报材料；领导上对这些材料，也很少分析研究，或找当事人去谈谈，一古脑儿集存起来，到时整你。甚至还有这样的事情，个别党员负责同志，平常自由主义，讲了些怪话，非党同志把这些怪话传播出去了。自然都不对。结果在运动中讲怪话的人当了组长，掌握会场来整传播怪话的人，说他们诋毁党，思想有问题。

　　非党教师们提出，某些青年党员的特权感、优越感，一部分是自己的修养不够，一部分也写领导有关。例如评薪调级，党团员教师就提的多，非党教师、特别是老教师，就提的少，而教学骨干却大多数是非党老教师。党团员在一起聊天，下馆子，是合理合法的；非党同志往来亲密一些，就有被认为是搞“小集团”的危险。于是，一些年青的同志，今天是非党员，见人还客客气气，明天入了党，见人就不理睬。他们觉得自己已经高人一头，非党群众只不过是落后分子的代名词而已。他们虽然是助教，却有特权一次再次地审查教授的讲义，直到认为满意，才准讲授；学校的车辆，因公才能动用，而他们却可以无视学校规定，用来作为游猎的助步；非党同志批评他们的错误，他们就会搬出一套奇怪的逻辑：“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反对党就是反革命。”谁愿背这样沉重的罪名呢，自然人们噤若寒蝉，言路堵塞。

　　人是需要温暖的。现在内蒙古大学工作的安吉仁同志，谈到他在师范学院的感受时，哽咽不能成声。他说“革命大家庭是温暖的，但我在师范学院担任教务主任的四年中，没有尝受到这种幸福。去年我患了重病，曾吐过血，在医院里那么长时间，学院领导上一直没叫人来看过我，也没打过一次电话问问我的死活。想起这些事情，真使人寒心。”安吉仁发言后，一位深有同感的教师说，“士为知己者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为报知己，他们不惜献出生命；对他们以路人待之，他们也只能以路人相报。如果给这句话赋予新的内容，党和领导上应该加以深思。

　　最使老教师感到难过的，是他们自尊心的横遭毁坏。在运动中自不必说，就是在平常，个别院领导同志，也可以当着大家的面给你难看，或者叫到房间里呵斥一顿。师范学院王迅川副教授说：“爱面子有好处，也有坏处，古书中有言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爱面子、有自尊心的好处，是愿意把事情办好，不愿意把事情办坏；坏处是不愿暴露自己的缺点，不愿接受人家的批评。现在有些同志一看到谁有自尊心，爱面子，认为这全是坏的东西，便采取粗暴态度，直使其破坏无余而后己。这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最感伤心的事。因为他们把面子和自尊心，往往看得和生命一样宝贵，如果在这方面遭到挫伤，他们就会感到连生存也没有意义了，还谈什么工作积极性呢。”

　　成墙的因素虽然很多，但衍生这些因素的根本因素只有三个：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是到会代表的共同认识。三个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呢?师范学院一位党员副院长在说明这个问题时，曾意味深长地谈到了他自己的思想经历。他说，环境对人的影响太大了。在战争年代，我和群众同食同宿同呼吸，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融洽无间。这一方面是党的优良传统，一方面是，如果不跟群众打成一片，自己就根本站不住脚。到了和平环境，党的传统虽在，而自己却因为当了负责干部，就觉得与众不同了；感到支持自己的已不是群众，而是当头领导，只要自己的工作成绩能被领导看到听到就行，群众是否支持，很少考虑。这样，官僚架子，特权思想，主观武断，以及行政命令作风便相继产生。

　　一些非党教师认为，有些矛盾的产生，不完全是领导上或党员同志的错。非党同志自己思想的不健康，诸如毫无根据的猜疑，处事待人从成见出发，工作作风不够好等等，也是加深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病从何处生，还从何处治；墙是双方造成的，也应该双方来拆。只有党与非党、领导与被领导，在共同认识和共同努力下，同志间的关系才会亲密无间，一切积极因素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来源：《内蒙古日报》1957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