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教授在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提出很多意见

　　<《光明日报》>

　　本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24日举行科学教育界座谈会，到会的有冯友兰、张申府、宗白华、胡明、周太玄等二十余人。从一些教授在座谈会上反映出的情况看，教授们在“鸣”“放”声中，还有顾虑：怕挨闷棍，怕挨冷箭。特别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教授，表现出忧虑更大。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教师张含清在会上立即表示说：坚决相信共产党，大胆揭露矛盾；如在坐的有人事后遭到报复，农工民主党要出来替他们撑腰。

## 教育统计学被一棍子打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友松说，解放之后，搞教育统计的，被人一棍子打死。现在在全国的高等学校里，没有人学教育统计学，也没有人教教育统计学了。研究了二十几年教育统计学的人，也放下了。

　　他说：我们向教育部要材料讲课，不给，说是保密。我们教教育学的，对今年中等师范、中等学校等等全面情况不了解，能教好书吗？学生问到了，自己不知道，像话吗？我是个大学教授，教育的全貌材料，从教育部里拿不到，最近却从日本的出版物上看到，这像话吗？我们搞了几十年儿童心理、课程论的人，研究了一辈子语文教学法的人，都一概否定，一棍子打死。我们的教育工作，还没有由内行人来办。

　　陈友松教授还说：师范教育，是人民教育事业的重工业，百年树人，在此一举。但今天许多学生，都不愿做小学教师。如果光用思想动员，来使他们安心，这种做法，是太唯心了。要求领导部门应切实改善对小学教师的待遇。

## 有的党员既不学业务又不学政治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研究员贺昌群批评党员有既脱离业务，又脱离政治的不正常倾向。他说：党员只是忙于看文件，学习业务的空气非常稀薄。我接触科学院的一些党员就是这样，好像学习业务，就是非党员的事。把自己超乎业务之上。就是学习政治的空气，也不浓厚。好像是党员，天然的就有了政治，用不着学习。这是很不正常的。虚心、谨慎、戒骄、戒躁，是中国优良的传统，没有很高的修养，做不到。但有些党员，只是把这些话挂在口头上。

　　贺昌群还着重提出：科学规划，要求十二年内赶上国际水平，这给我们是很大的鼓舞，但决不能由此而把科学研究，看得太轻易。科学研究，需要时间，是一点一滴的功夫的积累，不能用搞运动的办法，来搞科学研究工作。

## 名为教授实为贴报员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庭杰，就他个人这几年的遭遇，倾诉苦衷。他说：我是教授，但我在师大不是做的教授事情。我校有一位助教，是党员，原来是我的学生，很快就升到讲师，后来却做了我的领导。

　　这位助教升讲师后，对人态度就不同了。过去叫我老师，后来叫我老何，进而叫我何庭杰。

　　我是由教育部派到辅仁大学讲政治课的，辅大和师大合并后不久，不知何故把我撤职了，把我调到资料室在资料员领导下，当个贴报员，并要我擦桌子、扫地。在资料室病得很重，经医生证明，请假还不行，还要把资料带回去贴。去年评级把我降了级。我希望把问题搞清楚。

## 老教授被整的发抖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启贤说：师大邱椿老教授，这几年被整的很厉害，患了高血压，事虽过去，但一提到师大，一看到党员，他就害怕，心就发抖。学校负责人虽不止一次的去看过邱椿老教授，向他道歉，但整他是在群众中整的，现在道歉，谁也不知道，别人看邱椿教授，还以为是“反动的”，连他的女儿，也感到抬不起头来。应该公开恢复他的名誉。他还举他自己的事为例说：我刚回国时，听人说：现在不能自称“老子天下第一”，只能称“老子天下第六”。我到学校，将这些话讲给同教研组的教师听。思想改造时，大字报、校刊，就用大字标题，批评我狂妄自称“老子天下第六”。钱俊瑞副部长在大庭广众作报告，也提出批评。实际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外人不知，还真以为我是那样狂妄的人。事后真相明白，师大党委向我道歉，但批评我是用的大字报、校刊，道歉却外人不知道，影响还留在群众中。朱启贤教授说：我看到报上登出罗隆基的一个建议，要求组织一个有民主党派参加的委员会，来检查这几年在各次运动中遗留的问题。我完全同意。

## 不要只听欢呼声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明在发言时，首先表示上次光明日报刊登我的发言，有点申明。我的意思是说，以前没有唯心主义的争鸣，现在有了唯心主义的争鸣，但不是用唯心主义来代替唯物主义。不能把唯物主义预先贴上标签，必须经过反复争论，才能弄清真理。

　　接着他谈他解放后的观感。他说：在大革命后，我脱离了党的组织，但在宣传马列主义上还是尽了自己的力量，这是有书为证。这也说明我对社会主义事业是热爱的。解放后我自己也作了批判。但我还是遭到无情的打击，令人寒心。关于知识分子，我认为基本上只有两种，任何朝代都是如此。一种是表面拥护，崇拜个人，实则有损于党。但容易取得某些爱好个人崇拜者的信任。一种为耿直之士，所谓有“棱角”的人，敢于提意见，表面上好像对党有距离，实则是真诚拥护。对这两种人要有正确的评价。否则养成歪风，只爱听一片欢呼声。

## 人事干部是个娃娃班

　　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叶子刚说：现在许多业务部门，不管有无需要，都设立了科学研究院，研究院的牌子满天飞。有的挂了牌子，没有人；有的只好拿行政人员，去做研究工作。这是浪费人民的小米。

　　谈到铁道科学研究院的问题，他说：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内部矛盾很多，开了几天会，揭出的矛盾就有二千多条。我是研究员，我的助手是一位留苏副博士、中共党员。实际上是他领导我。他出差了，工作才叫我代理。他说：这位副博士，年轻、党员、留苏，我呢？年老、非党员、留美，就是总务科，也是照顾他，不照顾我。在这种情况下，党群关系，可想而知。做人事工作的，是个娃娃班，这些娃娃，根本不懂得我们这些人有什么成就和专长，我们的成就、专长，实际是被一笔抅销，我们只成了废物利用。他说：这几年我们看到新建铁路很多，但运输堵塞问题越来越多。我是研究铁道运输的，但这几年的铁道运输的研究，却置之一旁，不去研究。

## 搞科学不是搞运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瞿菊衣说：年青教师和老教师之间的鸿沟，就是年青人不知道做学问的甘苦，因之不理解老教师。表面客气：“你有几十年的经验”，心里却想：“有什么了不起？用处不大。”应该提倡切实诚朴的学风，研究工作，搞四、五年也许一事无成，但要看到这“无成”当中，就是“有成”。不要成天忙着填计划，画表格，当运动来搞。允许研究三、五年没有成绩。要踏踏实实，不要形式主义。

## 高教部调动不了清华的书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功甫说：清华大学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买有大批哲学书籍，并校后，清华改为工业大学，却把这些哲学书籍封存起来，不向外借。北京大学要翻译黑格尔哲学，急需原文书籍，才到清华去借，一年以后一定要收回，使应该用书的人得不到书用，不用的把它放在冷宫。高教部历次开会也未解决。为什么高教部能调教授而不能调动书籍？

　　北京大学冯友兰、宗白华，也都发表了意见。冯友兰说：清华大学现在的书只准借看还不让抄写。清华在1928年后，每年买十万元，哲学书籍是相当丰富的。

## 评级评薪不合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邰爽秋说：评级评薪，破坏了教授的团结，过去很好的朋友，评级评薪后，觉得你高他低，弄得很有隔阂。甚至教授看病，也分等级。我了解在师范大学有许多教授，对此非常苦闷，但都不肯讲。

　　他说：评薪的标准是什么？说是根据学术水平，教授和科学研究的水平。但学术水平能凭群众反映和民主党派、工会的负责人的意见评定吗？我们有些教授的学术论文，评薪的人，看都不曾看过，甚至连他的专长都不知道，从何知道他的学术水平，从何评起？有几位专家，就被评为五级。这是十足的主观主义。对学术的评价，要细致的研究，不能也走群众路线。听说师大教授评薪时，一、二级教授，都是教育部事先指定的，既指定，何须评？是否确实，不得而知。我要求把评级评薪的内情，全部公开，有错的，作公开检讨，看看哪些是官僚主义，哪些是宗派主义。把不合理的“级”去掉。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北京师大教授俞敏，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教授武堉干等。会议将继续举行。

　　（---- 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27日，原题为：“坚决相信共产党大胆揭露矛盾；有人怕报复要农工民主党撑腰：专家教授在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提出很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