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让盲人复明也有罪了吗?

　　<西安市第四医院眼科主任、西安军医大学教授　张锡华>

　　编者按：下面发表的是张锡华、沈反白同志在本月15日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和本报编辑部联合召开的医务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西安解放一年之后，1950年4月我抱着为祖国建设事业起一个小钉的作用的心情，从国外回到了祖国和我的家乡——西安。几年来，我亲眼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各方面惊人的成就，深深体会到党的伟大、正确和英明。在同将回国的留学生朋友们写信时，我说：“我可以指天发誓，以我所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而得到人民拥护的政党!除非亲自体会是不能想像解放后短短几年中祖国建设成就于万一的!只有跟着党走，才有胜利!”据我所知，这也是所有具备起码常识和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共有的认识。

　　今天党报和社，要我谈一下人民内部矛盾，我们都知道揭发缺点，是进一步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声，因此，关于成就方面就不多谈。

　　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国家长期的方针。近来西安“鸣”、“放”之声初步展开，但是我觉得人们到底还是有顾虑的。因为几年来有些基层单位，把党的正确政策执行偏差了。个别的地方还偏差的出奇，造成群众对呼吁真理的顾虑，不愿大胆“鸣”，怕被人断章取义，来一个打击性的“整”。我认为要群众“鸣”得好，首先要领导上“放”得好，而不是给人们以半放半收的印象。只有把问题真诚的摊开来，才能得到正确的处理。任何怕放乱了的顾虑，都是不了解广大群众坚决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不相信群众的表现。

　　有幅漫画：一个人用手抓着鸡脖子、叫它鸣！这幅漫画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在座的人，虽没有人抓住我们脖子，但是一些为了提正确意见而遭到打击报复的经验，正像一只无形的手放在脖子上，这只手就是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象征。它尤其象征着过去个别单位领导对愿意提合理化建议或批评意见的同志们，将来借机利用职权打击报复的事实。我觉得不首先让这一类事实的放手揭发，不重视它的处理，只谈生活细节上的矛盾(如伙食办不好，房租贵贱等)是一种“重点旁移”的作法，也就是不先除去扼在鸡脖上的手却叫鸡去叫鸣的作法。

　　1950年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初成立，一间小房，一桌一椅，病人少，设备谈不上。我们以从头做起的精神，争取党的支持，同志们的合作和群众的舆论。在1954年发展到病床四十三张，加床到四十七、八个病人，门诊最高接近每日三百人次，成为西北最大任务的一个眼科。在为人民事业发展奋斗的过程中，我们爱国、爱人民事业的热诚，曾触犯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领导者，他们当时找不出反对正确要求的理由就在运动中乘机颠倒是非来打击我们作为报复。

　　例如：学习苏联先进角膜移植成功以后，全国各地渴望重见天日的瞎子，很多人来信询问就诊事宜。有次我到北京开会，回来后就堆积了三百多封信没来得及处理，在教学任务和诊疗任务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就得找个助手。把意见提给领导，但领导始终未派人来，为了不使患者久等，只有自己口述由我爱人执笔。但是领导上质问：“她凭什么资格回信?”(因她不在我们医院工作)，我想这话也有道理!不拿医院工资，没有医院干部身份，竟敢办起公家事来，万一办出个差错是不好的。于是自己起信稿后，交办公室去抄覆病人。不料在几个月内病人接连来信说：“前信没有得到答覆”，后来才发现他们的来信被压，并没有回答。我就大胆地批评过这种不许别人作而自己又不作的情况是官僚主义。

　　再如：几年来卫生部曾调青海、甘肃等省眼科医师(很多是主治或主任医师)来我科进修。我们以为给国家培养干部是个光荣任务。叫他们深入病房和我们一起负责治疗工作，但是医院一直不给找地方住，这样病人晚上痛苦时找不到大夫，大夫晚上关心病人进不了医院里来。后来我只好建议让他们晚上在门诊部搭一行军床，白天就收起来，医院领导还是不答应，后来西北卫生部党的负责人来交涉也没效果，整整一年学习的时间过去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七年来，像上面所提的例子还多得很，不是一朝一夕能讲得完的，在事情发生的当时，他们实在找不出理由来说服我们正当的要求，为了更好的作好人民事业，我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向九三学社、统战部和党报及上级负责同志反映医院里需要消除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情绪，因此几年来领导上曾受到上级不少批评也作过检讨，于是他们记恨在心，待机发作。在1955年，他们杜撰了一种奇怪的逻辑：对个别党员任何看法有不同意见或批评意见的人，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因而得到结论：说过领导有官僚主义是反领导和反党，为实习大夫找住处是有意叫他们对领导不满，也就是带领他们反党。此外我们科内同志在互相团结之下，几年中建立了一个比较有群众信仰的眼科，他们说：这是独立王国、小集团。请木工、理发师、牙科技师和电工等帮助我完成一些科学性研究，我们请他们吃过一次牛肉泡馍，这竟成了所谓小集团。一直追查一年多。1950年到1951年,在卫生局叶局长邀请下，我担任过医务院长，后来因为自己是党外人士执行职务有职无权困难重重，就坚决辞去，专心致力于业务。他们说：“你不当院长，就是居心破坏!”。他们把他自己代我发给国外友人的信，说成是与敌国通信!

　　党一再号召专门人材要多培养干部，应当从事教学工作，这也是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志愿。几年来，我一直兼作医科大学和市第四人民医院两处工作，自己身体不好，常感到身体精神都不能支持。市卫生领导上邀请我到第四人民医院工作时，我曾说明这点：志愿搞教学工作，当时医院领导因工作需要不同意我走，因此上级领导和院长曾在聘书之外附有一封作为聘书附件说明“关于你的去留问题，以后不受任何限制”。但后来他竟不顾事实，带头在会上说：“你是怎样混进医院的?”作为一个高级领导，这样出尔反尔的无信用捏造是非，真是令人寒心，这和党的正确教育简直是完全背道而驰。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利用职权、强迫群众给他私人充当打手：当一位外科主任和近六十岁的群众不愿按照领导的指使来昧心说话时，一位党员院长竟然斗争他们大叫着：“我们掌握了粮食，即或你是什么留学专家，叫你饿死你就得饿死。”难道国家的粮食政策就是像这位院长说的，为了饿死不合他私人意见的人和不屈于威逼的人吗!这是给党建立威信吗?当然不是的。这位院长对群众的作风真好像奴隶社会的奴隶主，“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在威逼、利诱和“积极分子”的带动下，歪风长大了。有些人把自己的入党升官晋级，对“领导人”的忠诚，建筑在捏造和曲解事实和别人的痛苦上。以致在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造成像人吃人的无情状态。我常想不通：万里奔波回祖国从事医疗事业为了使更多的瞎子能看见，给领导提些合理的意见就要受到这种非人待遇，这是什么道理?难道爱国爱人民事业有罪吗!几年来伟大的党和毛主席把我教育成了个可知论者，但是第四人民医院的领导人却把我们变成个不可知论者了。

　　幸而党和毛主席是正确的，最后组织上对我几年来之工作结论为：有主人翁观点，和“独立思考”，还选我为市、省、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实在说我自己觉得是不配的)，我把它当作党和政府对我的培养和教育，但是我们亲身体会到上述骑在人民头上，行“生杀予夺之权”恶劣的作风，决不是一般的所谓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可以比拟的。这些情况曾向上级反映过多次，但有关方面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难免的”，这是“考验”。这样是非不清，爱憎不明和旧社会的“官官相卫”有什么不同?是不是害人的宗派主义在作怪。

　　谈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来解决，我完全赞成。很多好的领导同志，也有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他们的本质和愿望是好的，看到他们的辛苦，我们会觉得就是“和风细雨”也怕是对他们也有些重了。但是对有些一贯利用职权，违法乱纪，以公报私，甚至侵犯人权，破坏宪法等行为，不加查明处理，或以和风细雨待之，就不能令人心悦诚服。目前，上级党、政虽也处理了个别的人，但主要只是调换一个更高的领导位置，这说明还有些认识不清，甚至还有些“碍面子”的宗派情绪。这种情绪目前直接造成下面群众的不安心和不敢大胆鸣的顾虑。

　　卫生部门有一般的官僚主义，并不稀奇。应该提一下为害很大的特权思想。只举一个例子，有位好心的同志告我说：“某首长说：‘某人好驾驭，某人不好驾驭’”这样不分群众意见是否合理，只从驾奴着想，对不顺己心的人，“创造”机会来顿毒恶“打击”，使人服“威”，这完全是把人当牛马。这种思想作风如不改变，叫“牛马”重新变成人，怎能谈得上把消极因素变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

　　为了说明领导正确和不正确之分，下边举个例子。

　　用人工晶状体治疗眼睛失明患者，是世界上近几年来新的科学发现。在西安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没有用国家的钱，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在1954年国庆前三天作成功了，治好了一位失明十多年的农民(至今已将三年视力仍好)，陕西日报还派记者到兴平去调查属实向全国报纸报道这件事。以后我又给九只失明的眼睛作了手术，其中一例完全恢复正常，六例能看到报上的字。作的过程中，我曾向市第四人民医院及卫生局领导上汇报，还请他们来指导手术。也写过书面汇报，但他们却向上级党委说：“未得许可私自开展新手术”，使我得不到领导的支持。最后东北一位技术工人，不远千里来要求治疗，但因领导不去看，不研究就决定不准作，并让这个工人同志出院。但是西安军医大学的同志们说：“张教授为什么不到军大作，我们也好有机会学习”，后来呈请军大负责同志批准住了院，但临作手术的前一天，卫生局又追到军大不让作，当时我想卫生局既不让瞎子的眼睛复明，不作也罢，但须向军大领导说明情况。出人意料，军大校长没等我说完就要我陪他亲自去研究检查病人，证明这只失明的在东北医大无法治疗的眼睛，非人工晶状体手术外不能治好。军大的校长立即鼓励和支持我说：“我支持你作，市上不同意，我去答覆他们。”就这样，经过手术，这位工人同志的远近视力完全恢复了正常(现在恢复全劳工作已两年多了)。谁知这样更得罪了西安市卫生局领导，在手术后四个月，召开了一个对新科学研究的斗争会，会上局长总结说“就是99％的成功率，我们也不答应你作！”这那里是一个领导科学工作的人应当说的话?试问最常见的盲肠炎手术谁能作到99％的成功？何况一种新的复明手术?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扼杀科学研究!不错，我们的效果还没有达到99％，但当时在苏联还在试作阶段(现已初步成功)。不仅如此，这些领导者还会对其他一切科学研究进行打击(像角膜移植，活动义眼等)，想从里面找“医疗事故”以达少数人预定“惩办”的私谋，但是在党正确的领导之下，他们没有完成愿望，现在这些事却被当作先进事迹展览了。从对人功晶状体研究的反对与支持来看，领导是有正确与不正确两种，假如没有像军大校长——一个令人钦佩的领导者的支持，我相信那位东北技工的眼现在还是失明的。

　　为什么一种新的研究会遭到阻害，甚至追击?为什么自己亲眼看到手术和书面汇报，还说别人没有汇报过?这难道是一般的“思想”问题么?有人说过去的西安市第四医院领导对干部是吹毛求疵，我觉得说的更确切些是有意颠倒是非。他们的职权是非常特殊的，人们说院领导不是领导大家作好工作，乃是“法院的全权代表”，其实人民法院从来倒是公正处理问题的，绝不可以人民法院来与他们相比。

　　现在西安市第四医院已经换了新的领导，说明市委对上述情况已有所了解，也有人告诉我不要再多说话，但是我的谈话绝不是对某些个别人而说的，乃是借着事实说明党在今天展开整风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从团结的愿望谈出来，希望同志们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只有整掉恶风，才能叫大家更好的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我还要提出：现在反对三害(三大主义)首先要反对与党中央意图相背的宗派主义，因为它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保护者和培养者，特别要反对身披马列主义外衣，口喊马列主义经典章句而里外不一致的人所形成的宗派主义。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向任何取消党的领导的倾向作斗争，因为反对宗派、官僚、主观三位一体的大妖怪的目的，是为加强党的领导，领导我们六亿人口更好更快的走向幸福的社会主义。

　　毛主席号召我们大胆的讲话，但在以往存在的打击报复的坏作风还没有确实克服以前，今天的发言还有可能造成再一次接受“冷箭”的因子，也许在看见毛主席指示普遍贯彻以前再受一次打击报复，但是我坚决相信党和毛主席的光辉会把每一个为真理斗争的人救出来的。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