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盟广东省委邀请高等学校教授座谈党委制   <南方日报>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委员会于前(1)日邀请广州各高等学校的教授和盟员举行座谈会。座谈的主题,是根据民盟广东省委会的通知讨论“在当前形势下,高等学校的领导、管理制度是否应该有所改变,应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贯彻民主办校的精神。”   参加座谈的有中山大学的商承祚、陈世训、董每戡、蔡文显、钟一均、林楚君、吴印禅、梁方仲,华南农学院的李沛文、林孔湘、吴文晖、李锦厚、王仲彦,中山医学院的罗潜、熊大仁、朱静涛、秦光煜、叶鹿鸣、潘劲夫,华南工学院的誉文德、龙献忠、罗雄才、周履、康辛元、朱惠照、林为干,华南师范学院的何绍甲,广州师范专科学校的石玉昆、于奋生,广州中医学院的梁乃津、沈炎南等三十多人。座谈会由郭翘然、胡一声主持。会上发言热烈,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 林孔湘说:高校党委制要取消我们要争取领导权   “高等学校的党委制要取消”。林孔湘在会上提出了他的意见。他认为在整个国家范围来说,方针政策是应该由党来制订的,但是贯彻执行就不一定由党来掌握,而应该由最适当的人——包括党与非党人士来贯彻执行。他说,中共在高等学校里是没有力量来贯彻自己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的,因为中共直到现在还没有熟悉高等学校业务的党员。他又说,不是“内行”的党员就不要让他当院长、所长。如果不管他懂不懂业务也派他去当领导,就会使一些人错误地以为共产党打天下的目的是为了争地位。现在高等学校的党委制,是以党代政,“外行”充“内行”,大家的意见很多。他在另一次发言当中说,今天,我们在高等学校方面要争取领导权,但是中共组织还是不能退出高等学校,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在学校中都应该起监督、帮助和进行思想教育的作用。 ## 何绍甲说:有本领的人就可以当领导   何绍甲说:任何制度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在解放初期局面乱荡,敌我斗争尖锐,知识分子对党还有怀疑的时候,实行党委制是适当的,而且也起了很大作用的。可是,现在的情况已经起了变化,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肃清,知识分子都向党靠拢,党委制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了。他认为早在两年前就应当提出这个问题,现在才提出已经晚了一些。他说,取消党委制并不是意味着反对中共的领导,因为方针政策是由中共制订的。何绍甲又说,办高等学校,“内行”的非党干部会比“外行”的党员好得多,因为他们有学问,有经验。因此,他同意林孔湘的意见,认为有本领的人就可以当领导。 ## 林楚君认为:党委制积极因素已消失“三害”是由这制度产生   林楚君也认为解放初期实行党委制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是好的;但是,现在解放已经八年,它的积极作用已经消失,它的存在反而带来了“三害”。因此,他主张党委制应该取消。他分析说,党委制的缺点不在干部能否胜任,而在这个制度本身。制度有缺点,自然不能很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学校。因为党委领导人都不是教书的,只采用开会、定制度等行政办法去办学校,结果就一定产生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其次,党员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够了解,又不愿意深入去交朋友,只是坐在办公室听听一些党员和团员的汇报,这样就不能不产生宗派主义。他说,党委制取消后,可以由学校的校务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和校长个人负责制来代替它。党可以通过参加校务委员会的党员来起作用。他认为这样是加强了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它。 ## 董每戡说:学校应由教授去领导   董每戡说,现在高等学校的领导人不少是中共党员,因此党委制是可有可无的。如果一间学校的校长、教务长是党员,就等于有了党委的领导。他认为高等学校应该由教授来领导,党委也可参加,有事大家商量,商量好了就交由校务委员会去贯彻执行。 ## 吴文晖说:党委制与民主办校有矛盾   吴文晖说,高等学校党委制在目前情况下与民主办校存在矛盾,因为:第一、由“外行”人领导“内行”人,也难于做好工作。第二、党委制不能发挥教授的作用和提高他们的积极性。解放8年来有些教授的思想水平提高得很快,马克思主义水平和党员已经差不多,为什么不能让教授来参加学校的领导工作呢?他说,现在虽然有些教授入了党,但是由于他们的党龄短,不能参加党委会,这样就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他又说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是由中央制订的,在学校方面来说主要是如何贯彻执行的问题。既然高等学校有行政领导,就没有必要再增加党委这一层领导关系。但是他在发言中认为教授办校不好,他说解放前清华大学是标榜这一点的,可是实际上当时清华学校内却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他赞成在校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下实行校长负责制;同时民主党派应该设立党派联系会议,来加强联系和监督工作。   于奋生同样认为要实现民主办校就要取消党委制,由校务委员会来负责领导。他说,校务委员会的组成应该包括校长、教务长、各系主任、工会、民主党派等,中共也指定一个代表参加,以便提出党的意见和方案来讨论。但是在表决的时候,党只能有一票。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贯彻民主办校的精神。 ## 陈世训认为:问题不在党委制本身而在党员作风有毛病   陈世训认为今天学校中产生的问题,并不在于党委制本身,而是由于党员存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他认为党是不能退出高等学校的领导的。高等学校的党员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要变“外行”为“内行”。现在有些党员领导干部表现是好的,他们天天都去听课,一两年间就会变成“内行”,能够基本上掌握了专门的知识。他认为现在各校的校务委员会应该适当扩大,吸收老教授参加,另外还可以成立一些专门问题的委员会;校长应该有职有权有责。 ## 林为干认为:教授治校行不通   林为干说,现在有人提出应该由教授治校,我个人认为这是行不通的。他说,过去清华大学标榜教授治校,结果清华的宗派主义最严重;清华大学对学生的管理也很不好,两个学生打架,不报告学校还好,报告了每人记两个“大过”。今天是不能像过去清华大学那样来办校的。他又说,现在大学教育中,最主要是加强马列主义的教育,而这一方面我们是不行的。他也不同意一些人提出的“学问决定一切”的说法。谁的学问算好,谁的不算好,这是很难说的。他说党委制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所以党才提出要整风。他说,党从没有讲过非党人士应当有职无权,只是因为党员当中有宗派主义情绪,才使得非党人士有职无权。但也应该看到那些党员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或者为了老婆,他们的毛病是由于水平不高所造成的。林为干又指出党在华南工学院的工作有不少缺点,并且说,这是由于过去党的耳目给一部分人掩住了,党应该通过整风好好洗洗脸,也有必要洒一点和风细雨。 ## 李沛文说:党委制应该保留不赞成一长治校   李沛文说,党委制应该保留,同时应当加强校务委员会的责任,充分保证教授的意见能够受到尊重。他认为只要把党委制的性质、任务改变一下,就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他不同意实行一长治校。   王仲彦说,党委办校和校务委员会办校各有长短。党在思想教育方面的成绩是主要的,短处是包办代替,党政不分,由校务委员会来治校,它的长处是“内行”人办“内行”事,大家都能当家做主。他认为这两方面应当加以调节,即是说,要扩大现在的校务委员会,发挥它的长处,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党的作用,同时吸收民主党派、教授来参加领导。   朱惠照和朱静涛认为党委制虽然有缺点,但是它应该保留,因为思想领导是很重要的。 ## 罗雄才、蔡文显认为:党要信任知识分子党委的工作要改进   罗雄才和蔡文显都认为高等学校中的问题,不在党委制本身,而在党对知识分子不够信任。罗雄才认为“教授治校”是很难行得通的,他说,教授多是从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读书回来的,各人有各人的一套,要大家来管理学校,意见一定很难集中,单说选举校长,就会碰到莫大的困难。他认为党委制是好的,只是由于分工不好,使行政上很难办,这是应当加以改进的。他说,由“外行”人来办“内行”事当然不对,但是不谈思想教育工作也不好。蔡文显认为党委退出学校是不适宜的,但是党委不应事事过问,主要是抓方针政策和思想领导工作,对其他方面如教学业务和人事等工作就应放手一些。 ## 梁方仲说:由教授组织评议会参加学校领导工作 ## 梁方仲说,中山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有六、七十人,很多人都是用来摆摆样子的。他建议由教授组织一个评议会,来监督学校,以增加非党人士的权力。关于学校人事的安排,学校行政领导应该向评议会征求意见。这个评议会不应该包括党委和主要行政负责人。   林孔湘表示不同意梁方仲的发言,他认为设立评议会的做法,恰好又是以党代政。他说梁方仲的提法是“右倾”。 ## 如何办好学校各有不同意见   周履说,要办好学校,首先学校的校长、教务长、系主任都要正规化;要尊师重道,搞好研究室、试验室、资料室、图书室、学术会议等等;要兼收并蓄,展开讨论。其次,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联系实际,继往开来,鉴古参今。第三,要除掉宗派主义,重实学、重人才,求真理。最后,他提出要切实实行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买书自由。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把高等学校办好。   梁乃津和沈炎南在会上发言,对中医学院没有依靠中医办校提出了意见。李锦厚发言认为党委制有成绩也有缺点,主要是“外行”人办“内行”事。秦光煜发言,认为党委或党员校长与教授之间意见分歧,是由于双方看法有所不同,应该抱着商量的态度来解决。誉文德发言认为改变以党代政,做到有职有权,主要是要把人事权和财政权交由校务委员会去负责。潘劲夫发言认为取消党委制和教授治校都是两个极端的看法,他说党委制的缺点,只是因为有些党员有“三害”,因此不能把党委制加以否定。他说,教授治校也有缺点,例如中山医学院是三个学院合并起来的,如果教授治校就不免产生宗派主义。   会议没有作结论。民盟广东省委准备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有关机关参考。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6月3日。原题为:“民盟广东省委邀请高等学校教授座谈对党委制问题作专题讨论,林孔湘等主张取消 李沛文等认为应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