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各高等学校教师继续大鸣大放

## 高斌说：学校党委只应管党员和思想工作政权机关工厂企业都可采用这个办法

　　西安师范学院语文系副教授高斌说，宗派主义就是集团组织，它代表这个集团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无论从理论上、领导革命的历史上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看，不是一个宗派主义的党，因此我们才跟着共产党走。但在这次运动中揭露出了许多宗派主义的现象。产生这种宗派主义现象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党有好心，用心要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这就必须把党的威信提高一步；另一方面是有一部分党员的业务水平和政治思想水平都不很高，再加上一部分党员作风不好，这就在客观上看作是宗派情绪了。如何解决呢?要从制度上解决。现在国家在制度上没有对这种不良的作风作限制的规定。这次整风如果不能建立起党与非党共同遵守的一些制度，整风的成绩是不能保证的。学校里如何作呢?要校务委员会治校，校务委员会可吸收党员和非党员参加，党员在这个委员会中占多数。党委留在学校里管党员，管思想工作。党委对校务委员会有建议和监督权。这个办法不仅在学校可采用，就是省、县直至中央各级政权机关、工厂企业都可采用。各级人民委员会当然有党员参加，并且占多数，这就表现了整个国家生活中的党的领导。同时，各级党委会对政府工作起建议和监督作用，也体现了党的领导作用。

## 梁益堂说：今天的民主有问题，宗派情绪反映到民主问题上是民主太少了

　　西安师范学院梁益堂在该院党委召集的座谈会上说，共产党不仅对党外人士有宗派主义，就是在党内也有宗派主义，如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高、饶的反党联盟。宗派主义产生的根子是思想教育不够。高斌先生说结党营私我认为很正确。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的宗派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不同意储安平的看法，因为假若副总理有非党人士，但有职无权也不解决问题。陕西省去年提拔了四个副省长都是党员，但这是征得民主党派同意的。要说是宗派，那么民主党派就是投降。但这个问题应从大的方面来看，储的看法我不同意，但提出了问题，应引起共产党注意。现在政权性质本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专政要从人民利益出发，但不是共产党的专政。今天的民主有问题，宗派情绪反映到民主问题上是民主太少了。章伯钧说他有职无权，为什么有职无权呢?他恐怕给你民主多了怕你把事情做糟了，但实际上共产党员也把好些事情做糟了。枪毙贪污犯刘青山也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面子，也是从宗派情绪出发的。所以说今天是要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而不是安插人的问题。

## 黎山苏说：“互相监督”仅仅是个口号，这样下去我看民主党派就可以不要了

　　西安师范学院黎山苏说，过去民主党派是不自由的。我们“九三”发展成员时要取得中国共产党的同意，“九三”在学校里发展成员时不但要取得党委同意，还得学校人事处批准。我感到“长期共存”在学校里没有什么作用，中央提出的“互相监督”也仅仅是一个口号。这样下去我看民主党派就可以不要了。

## 刘不同说：我向放“火”的人喊万岁！

　　西大经济系教授刘不同在给该校校刊的一篇题为：“一条意见，两条争鸣”的书面发言中说：有人在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有人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趁火打劫，唯恐天下不乱”。这就是把这次整风运动看成“火”，一场大“火”。是不是“火”呢?我说是也不是。说它是“火”，为什么?它在这次运动中，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要烧死那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三个妖怪。说它不是，为什么?它不是把一切都烧死，勤勤恳恳、艰苦朴素，忘我的把党与国家交给他的工作作好，在此次运动中就会受到赞扬、鼓励、拥护。这样它不是无目的的“火”，趁火打劫，发火者劫去什么呢?我想没有什么可劫的。假如有可劫的，那只是“打击”和“报复”。因为他在这次“火”中，是向三个妖魔放“火”，妖魔未烧死，给它以报复，这就是它劫去的东西。我向放“火”的人喊“万岁”！天下能大乱?事实并未乱，正为了天下太平才这样作。说这种话的人，无疑问是反映了那些抗拒整风的党员的情绪。

## 钱祝钧说：学校应实行全面负责制，不应以党代政、以人代党。教工代表大会有建议撤销学校行政一切人员之权。

　　西北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钱祝钧在西大党委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说：上次会上有人提出旧知识分子好比动物园里的狼一样，虽然被很好地饲养着，但就是不被信任。北京报纸上有人说旧知识分子好像被人当作“贼”一样被防备着。这里表明了一个对旧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问题。为什么不信任我们这批人呢?他们基本上有三种理由：(1)这批人来自旧社会，历史复杂，是反动派的帮凶；(2)这批人大多数在国外留过学，受过帝国主义的毒素，甚至可能是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3)这批人思想顽固，不像青年人那样好使、听话。由于上述理由，每个人便被打上了“落后、顽固、走狗”的戳子。

　　在谈到党在学校的领导问题时，钱祝钧提出两点建议说：第一，学校在保存党委制的基础上，成立教工代表大会。党委委员不能为代表。每年党委会向大会报告工作，听候批评与质询。大会有向上级机关建议撤销学校行政一切人员的权，如果连续建议二次或三次，必须强制执行。总之，把党的工作放在群众监督之下。第二，在学校中实行企业形式的区域管理制，加强系的领导，即系主任对系实行全面负责，一切命令必须通过系主任下达。系秘书、助理为辅助人员，不能越权。系中的党组织更不应以党代政、以人代党。整个学校也一样，实行校长全面负责制。

## 刘持生说：办好大学等于开“酒店”，酒拿出来学生不满意，恐怕酒中有狗尿。这些都是积极分子横行妄为的结果

　　西大中文系刘持生教授在该校党委召集的部分教职员的第六次座谈会上说：现在建设中，基本建设发展与材料供应有矛盾。是否材料真正缺乏呢!不是的。这是由于把许多材料不是用于急需，而是修了西安市委宫殿式的大礼堂、机关、招待所、商店、娱乐场所。建设应分轻重缓急，否则材料当然不够。各种事业并举，机构增加，人员也随之增加，公用事业紧张。这些人员的工资转嫁给农民，农民生活苦，造成农民与城市机关干部的严重矛盾。这些干部中真正干活的人不多，多的是委员、代表、“长”、主任、秘书(教务处也是这样)，遍地都是指挥人的人，被指挥的人不满意，就形成了工作人员与指挥人员的矛盾。学校也有这些毛病，病已害到全国各地。谈到党如何根据知识分子特点来团结知识分子时，他说，工人和农民的劳动是生产产品，知识分子的劳动则是生产知识、理论。现在口口声声说要辩证的了解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因此，知识分子本身对客观事物应采取怀疑、研究的态度，这也就是对事物认真的态度。像那些遇事不动大脑的人，就不配作党员，也不配作知识分子，而只配作奴隶。而现在却不允许怀疑。知识分子还有个毛病，善于幻想、浮夸，脑子中虽然有些名利思想，但并没有机会考虑去服从什么“长”。有些领导对知识分子耍威风，而知识分子却拿这些作为下酒菜。程元斟先生曾引过韩非子上的一个故事。故事说：宋国有人开个酒店，酒很好，生意也好，后来把牌子挂得高了，酒就卖不出去而发酸了。这人走访长者，长者说：恐怕你的看门狗太猛。这故事，我认为应该考虑。建设社会主义，办好大学也等于开酒店，酒拿出来学生不满意，恐怕酒中有狗尿，这些都是积极分子横行妄为的结果。

## 宋寿昌说，对党员唯唯诺诺，被看作积极分子，好提意见和批评的人，却被看作顽固分子

　　西北大学经济系教授宋寿昌在该校党委召集的座谈会上谈到知识分子不被信任的问题时，说：我校党群之间的墙是存在的，高低不同，有人说：“夫子之墙万仞”。有人说，“墙”高及颈，可以见面，但不能谈心。也有人认为“墙”很低。我认为，我们学校党群之间的“墙”是高低不一致的，也是因人而异的，对某些人很高，对某些人不太高。如果真的能够因人而异的话，问题也不会这样严重。不幸的是，党把所有的教师分为先进、落后，积极、消极的根据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正的(听了一部分党、团员的汇报)。尤其是对这几年来大家的进步估计不足，对人的看法一成不变。我们天天讲辩证法，唯有对人不辩证，这是使一般人感到最难受的地方。根据我的体会，“分类法”有三条规律：(1)对党员唯唯诺诺一味奉承的人，都被誉为能依靠党，是积极分子；(2)凡遇事好提意见和批评的人，都是顽固分子，是不可救药的人，不管他们如何埋头苦干，教学和科学研究如何有成绩，都被一笔抹煞；(3)还有一部分小心谨慎的人，固然永远不敢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但也不会奉承某些党员和揣摸领导意图和歌功颂德，他们只是埋头工作。这些人也多半划为类似落后的圈子里。把人分成三类以后，就有了分别对待的方法。对第一类，认为是治校的骨干，依靠的对象。第二类思想反动，最不可靠，是改造的对象，因之历次运动中这些人都是重点。对第三类人，则认为可有可无，不依靠他们，也不培养他们，在目前情况下，只是利用他们的知识来教教书。宋寿昌说，如果我们学校的党委在这次整风中不彻底纠正这种偏听偏信、不依靠群众而只相信少数所谓积极分子，学校是办不好的，墙也不会拆掉。我希望党要先动手拆墙，先废除这种不科学和不合理的“分类法”。我们总记得大骗子李万铭的故事吧，那样一个流氓居然能在几年内被提拔为中南区农林部人事处长和党总支书记，后来更升为中央某部的处长。我认为这就是党内的宗派主义再加上党外人士的一味捧场所造成的结果。

## 张玉田说：党员的错误都是党中央的错误，党中央没有承认过错误，老是说成绩是主要的，这是在掩饰错误

　　西北大学数学系讲师张玉田在数学系全体教师座谈会上说：古今中外没有见过整天喊“教育”的，而我们现在整天在大喊“教育”，总想通过一个运动把人教育一下，结果影响不好。成天喊我们是大国，人民生活提高了，而实质上每人一月只四两油，大国、生活提高不知从何说起。我们在接待外国教授和来宾时，百般装饰阔绰。我们学生生活还穷困，可是在北京却建立什么亚洲学生疗养院等等，这些又如何和提倡勤俭建国方针相一致呢?我们教研组讨论，班记者要给我们照像，但总不在我们平常学术讨论时来实地拍照，总要我们另摆个姿势，这种作法使人联想到平日在报纸上看到的外国苦难儿童种种照片的报道是否真实。另外，我觉得党员的错误都是党中央的错误，我们没有看见党中央承认过错误，只见到党说在什么问题上成绩是主要的，我认为这是在掩饰错误。马列主义的观点是真理，大家都承认，但宣传马列主义的人都说自己是正派，在宣传马列主义上独裁的人，是否正派别人就难说话了。“马列主义灵活应用”现在流于庸俗，成为讽刺的用语，我国政策变化得太快了，今年这一套，明年那一套，这或者也是马列主义在灵活应用。此外，我反对让人谈体会，往往领导上发文件让人体会，于是你体会是这样，他体会是那样，以致某些领导作错了事，你提出意见，他也会拿出“你没有体会文件精神”来责难你。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