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锣鼓”声来自何方?

　　<《文汇报》社论>

　　本报自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展开过一次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这就是曾经喧闹一时的所谓“电影的锣鼓”。

　　这次讨论，是在党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之后所进行的，它应该是正当和有益的争鸣，不幸却成了一场荒腔走板、耸人听闻的锣鼓。虽然局部地看，也有不少好的意见；但从整体看，即从问题的提出、讨论的全部发展过程及其精神实质看，显然是右派思想在电影界所掀起的一阵歪风。它和右派分子陈仁炳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所放的野火，即居心叵测的五次座谈会结合起来，风助火势，火趁风威，尽了互相呼应的作用。澄清这个讨论所造成的混乱，无论就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来说，本报都是义不容辞的。

　　在科学问题上，文学艺术问题上，永远需要健康的论争。这种论争，并不排斥尖锐，并且允许发表和保留不同的见解。但至少有两条必须遵循的原则:其一，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其二，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我们检验一切论争的标准。本报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其错误性质的严重，不仅在于完全背离了这个原则，还在于它力图把人民电影事业引向倒退，引向资本主义复辟。

　　错误首先表现在对人民电影事业的估价上。

　　人民群众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之一，正是对革命事业的不同估价。人民群众从实际出发，说我们的事业有辉煌的成就，但是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有些还很严重。这是前进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有把握不断地克服、改正。右派分子却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们根本不行!——这当然是有意的歪曲。退一百步说，也是蔽于阶级成见的必然结果。因为肯定成绩，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性问题，事实俱在，只要你目有所视，你就能看到；耳有所闻，你就能听到；心有所感，你就能够感受到。

　　八年以来，电影工作有没有成绩?第一、霸占市场三十年的帝国主义电影被赶出去了。第二、我们的电影艺术家再也用不着媚俗阿世，为五斗米折腰，去拍些没有意思的片子；艺术家从此可以真正成为艺术家，堂堂正正，接受“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而无愧。(自己不愿意的例外。)第三、我们的劳动人民，开始跃登银幕，充当艺术作品中的主角。第四、我们在短时期内，已经培养出一些优秀的电影艺术家，拍出一些具有国际声誉的优秀影片。第五、电影观众大大增加了，1949年还不足五千万人次，到1950年，已经跃进到十三亿九千万，电影送到了从来不知影片为何物的工矿农村、穷乡僻壤。即此五条，不是中国史无前例的盛事吗?当然，到目前为止，电影的产量还不够多，质量还不够好，还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但事态的演变不是正在证明:产量已年有增加，质量在逐步提高，党和政府对电影事业的领导方法在不断改进吗?这应当是完全正常的、合乎规律的现象。而从本报讨论中所得出的结论，却是电影工作百无一是，今不如昔。在朱煮竹的文章里，公然提出向后转的口号!

　　说“结论”，口径还大不对；确切的说，是前提。本报的讨论，正是从抹煞成绩、夸大缺点这样的前提出发的。讨论的题目叫做“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就是证据。在这样的命题之下，当然就要吹毛求疵，就只能否定而不能有所肯定，就要把本来属于个人情绪之类的东西，搜罗起来，加以排比，蔚为大观。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电影是艺术，但又是国家企业:电影艺术又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个人创作与集体创作相结合的艺术。计划生产和创作规律之间，行政领导和艺术工作之间，创作人员(编剧、导演、演员等等)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工作本身是复杂的，拍一部好片子，并不是简单的事；要求经常拍出很多好片子，(我们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都是很高的要求。)更要具备极为复杂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的，是全体电影工作者的通力协作，从全面考虑问题。本报的讨论，正好和这个要求相反。“导演中心论”提出来了。但这里所指的，不是导演在摄制组里面的中心地位，不是从便于导演进行艺术创造的意义上来提问题的；它说的实际是整个电影生产中的领导地位。剧本是电影艺术的基础——这样一个为举世先进电影工作者所公认的原则被推翻了，导演被说成是“三军统帅”，所有其他的艺术创作者，都被贬低为导演的部属。据说，要不是这样，就会招致“三军解体，陷于混乱”的惨败。“重视中国电影传统”的口号提出来了。但这不是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提问题，不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提问题，而是从人事角度来提问题的。这仿佛很离奇，却是事实。提这个口号的同志，显然没有一位对电影传统本身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因此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论据，来证实人民电影事业如何割断了历史。这个口号的潜台词，不过是要说:领导上不尊重电影艺术家，艺术上今不如昔。它的真实的意义，在于反对某些宗派主义现象。但不幸它本身就充满了强烈的宗派情绪。后来的事实已经判明:这个讨论不是帮助解决了矛盾，而是增加了矛盾；不是促进了团结，而是削弱了团结。

　　但问题还远不止此。

　　讨论最后终于被引导到了这样的方向，这就是经过朱煮竹即钟惦棐对讨论的“归纳”和“总结”，在“电影的锣鼓”一文中所表露出来的论点:

　　第一、以解放后一个时期内卖座率最低的影片为例，并引用不准确的统计数字做根据，拿解放前的影片卖座情况相对照，把后者无分别地形容为“万人空巷、家传户颂”，由此证明:人民电影是完全不为观众所欢迎的。

　　第二、人民电影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这些影片都是公式概念、千篇一律的东西；

　　（其所以如此，则是因为题材比重上尽量描写工农兵的原故。于是又由此证明:工农兵方向是应该否定的，至少是值得怀疑的。）

　　第三、上述的毛病，归根结蒂，在于领导。——在组织领导上，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以机关方式领导生产；在思想领导上，不了解艺术家，不注意“中国电影传统”，而只顾搞题材偏狭的“甚至所谓‘工农兵电影’”。一句话，是艺术创作失去了“最大限度的自由”的结果。或者换成右派的流行语来说，“外行领导内行”的结果。这种连锁反应式的论据，最后归结到一点: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如果不是干脆不管，那就该管得越少越好。

　　“电影的锣鼓”在“文艺报”发表以后，本报立刻在显著地位加以转载；陈沂同志和袁文殊同志对“电影的锣鼓”提出批评以后，本报又立刻发表反批评:表示本报是坚定地和它站在一起的。党的文艺领导部门曾经谆谆告诫:讨论不能善始，应有善终。本报也没有执行。

　　（可以反问:讨论中所有的指责，都不符合事实吗?所有的意见，都是不正确的吗?）

　　观众对我们的人民电影事业，完全没有意见吗?当然不是的。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进行严厉的批评?

　　不!这不是批评。这是一场不公正的、充满恶意的攻击!可以举个例:公式化概念化的形成，  有社会因素，有时代因素；教条主义的束缚，是一个原因；艺术家本身生活贫乏、认识水平不高，又是一个原因。问题相当复杂。电影工作的领导部门，提出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已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但在讨论中看来，责任完全在于领导，艺术家本身反而没有丝毫责任。学习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创作水平，克服公式概念；但是在讨论中却遭到了猛烈的嘲笑。再举个例:讨论开始的时候，领导上已经着手拟订改革电影工作的计划；可是讨论中很少发见积极性的建议，而热衷于一条边的罗列弊端，多方责难。为什么?因为这个讨论，有它明显的资本主义的倾向性!

　　现在事情已经清清楚楚了，这场锣鼓声，不是从左边来的，不是从中间来的，它是从右边来的。在右派向党进攻的整个战略形势中，这是一声号炮，一场带有试探性的、但是规模相当大的前哨战!

　　请允许本报以最大的诚恳，接受读者和电影工作者提出的谴责。——这是应有的、公平的谴责。对人民电影事业由此所造成的损害，我们感到惶愧。对曾经参与讨论的电影艺术家们，我们感到内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这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不应当分担责任。可以相信，讨论问题，只要能掌握正确的方向，那么即使是谬误的意见，也可以通过批评而获益。这些年来，电影工作者在政治上的进步是显著的；但对一个认真而有良心的艺术家来说，追求共产主义思想的烛照，比追求艺术生命更为重要，而这个庄严的任务，需要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可是在电影锣鼓声中，我们却不是帮助电影艺术家们接近了党，而是影响他们疏远了党；对一小部分人来说，是助长了他们的歪风，这是我们不能不感到特别痛心和抱歉的!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