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大学生派代表团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质问两个报社为什么不报道学生“鸣”、“放”消息

　　<新华社记者　海波、罗重璋>

　　新华社武汉4日讯　武汉大学学生继2日上街贴标语后，3日有四十多个墙报编辑、记者组成代表团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编辑部质问两个报社为什么不刊登学生大“鸣”大“放”的消息，并认为这是“新闻封锁”。代表团除正副团长外并有总代表、法律顾问。在去报社前，他们整整讨论了半天，最初有人提议来几百人，集中提一个要求即“一定要登大学学生‘鸣’、‘放’消息”，不答复不行，经讨论，最后决定派代表前来和报社谈判。有的左派学生为了反驳他们的论点，没有参加代表团也跟着来了。在谈判时，开始学生代表情绪严重对立，要求立即答复问题，经过报社负责人再三说服情绪略有缓和，中午他们在报社吃饭时，报社找了几个人和他们交谈，下午由报社负责同志向他们全面解释了不登大学生“鸣”、“放”的理由，代表团内部就大大瓦解，并且有一个由武汉来的学生(左派)对代表团的错误论点进行了反驳，结果代表团的骨干分子见到事情不妙，于是声明要求会议停止，待他们回校把报社的意见传达后，有意见再来谈，这次谈判至此结束，会议前后历七小时，下面是会上详细情况：

　　会上首先由代表团一位负责人(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介绍了来这里的目的。然后由代表团的一位所谓总代表(这个代表个子很小，据说只有十七岁)作全面发言，这个发言写成了书面材料，发言的内容如下：第一点，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他说：“我们来此是有根据的。这事实根据是：目前大学生大“放”大“鸣”，帮助学整风，而目前新闻界报纸上对这方面的报道却冷冷清清。武汉大学开展整风运动后，由于党委的保守思想，迟迟不前，教授们还有顾虑。我们学生自动发起大字报、墙报，帮助党整风。新闻界对于我们学生运动不闻不问，一直没有发表任何新闻或评论；我们对新闻界这种情况是不满意的。31日中文系学生代表到省委去提了四条意见，其中一条是反对新闻封锁。”第二点，提出意见的理由和根据是什么？这个总代表说：“我们对新闻报道的原则是什么，以前是模糊的。但听了邓小平同志在清华大学的讲话后，便明确了，即新闻要有选择，选择对人民有利的刊登。如以这原则来衡量学生运动的话，则是两回事，也是一回事，我们学生运动对党对人民是有利的。”他接着举出三点有利的理由：(1)对人民有利。登了我们的消息使人民群众知道我们学生现在是在干什么。那些对，那些不对，同时使人民知道我们是如何帮助党除“三害”及“三害”的严重危害性。(2)对同学有利。使同学们知道社会舆论在支持我们，使同学们能打破顾虑大胆的“鸣”、“放”。我们并不只仅要求登武大的消息，同时要求刊登武汉地区各大学的“鸣”、“放”情况(即武汉医学院、湖北医学院学生闹事情况)。(3)对“三害”分子和被“三害”迫害的“分子”都有利。使犯有“三害”的人能了解当前局势。对受害的人能受到鼓励与支持。随着他又举出不登学生们的消息有三大不利：(1)对人民不利。因为不报道学生情况会造成误会。(2)对整风运动不利。(3)对“三害”分子不利。他说：“报纸现在不是坚持邓小平同志的有利则登，不利不登的原则，而是与这原则背道而驰。有人说，人民日报没登，因此下面报纸也不好登。党报是反映当前主要工作、主要矛盾的，这一前提是对的。人民日报不登这些消息本身就是不对的。从人民日报到地方报纸都不登学生消息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宗派主义情绪。为什么小学教育，业余教育等等消息到登了不少。

　　“根据上面这些理由提出我们的几点要求，希望能获得圆满答复。”接着他代表代表团提出四点要求：“(1)请求全面答复在以前一个较长时期内(指“鸣”、“放”开始以来)不登学生方面消息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不登？(2)要求今后全面刊登学生运动情况，不仅是武汉大学的，而是全武汉地区的大学生运动情况。(3)要求派记者到各大学去了解学生生活情况，去接见同学。现在是否有记者去了不知道，即使去了也是偷偷摸摸的。(4)对今后学生们类似的情况，你们应该如何作报道。除“三害”是长期(46)的，学生运动也是长期的，这类报道也是长期的，因此应该考虑今后长期的报道问题。”

　　这位总代表发言后，另一学生代表站起来说：撕标语，是否长江日报撕的，为什么撕，是谁撕的？如果是外面群众撕的，又为什么？请答复。(因为在1日武大有学生到长江日报门口贴“反对新闻封锁”、“胡风是否反革命”等标语后被街上群众撕毁)。这时座谈会的主持人长江日报总编辑陆天虹站起来说：希望大家共同来讨论这些问题。另一学生说：“还是由报社负责人先答复这些问题，然后再来讨论。”陆天虹接着又说：“大家提出许多有兴趣的问题，是新闻界的重要问题，有理论性问题，也有实际问题，还是希望大家来讨论。”接着一位中文系学生发言，认为还是大家先讨论，好争出个是非来。随后有两位学生发言，都要求先就能答复的答复，然后再来讨论。这时湖北日报一编辑出来讲话，他从解放前争取言论自由、新闻不自由的情况谈起，讲到武大学生上街贴的标语中有“记者拿出良心来”的字样不妥当。然后说到报上冷冷清清的也非事实等等，这位编辑刚讲完，原来的那位总代表就提出几个问题来驳这位编辑：(1)谈到良心问题，不能拿解放前的良心来和今日比；(2)撕标语的问题另外谈；(3)对辩论胡风是否反革命集团，我们并不要求在报上登；(4)罢课的问题也不要求登；(5)学生提出要赶走副校长张勃川也不要求登，等等。随后代表团的那位法律顾问(武大法律系四年级学生，这人是极右派的代表人物)站起来说：“拿今天学生运动与十年前的学生运动相提并论是不当的(指前面一报社编辑谈到解放前武大学生运动情况)。我是学法律的，拿宪法第八十七条来谈(念了原文)，但新闻界却没有给我以言论、出版……以条件。我们并不要求报道赶走张勃川(武大副校长、党员)、罢课等等，只是希望登学生除‘三害’，帮助党整风的情况。”会的主持人陆天虹说：“希望同学们对新闻界要求些什么提得具体些，要求支持，支持什么。”随后，湖北日报一编辑、长江日报一记者先后发了言，谈到报道有利无利问题。这时有学生递纸条，再次要求报社总代表逐一答复问题。接着长江日报一编辑，原武大学生发言，他从整风运动谈起，他说这中间不存在与党争民主的问题，是党有领导有计划的发扬民主问题。当时就有人递纸条问：你是否认为武大的“鸣”、“放”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否不象有步骤、有计划的？报纸另一同志又出来讲了一下，希望对提出的一些问题作具体分析。之后，武大一学生代表起来介绍了武大学生闹事的情况。但没说完两位武大学生起来发言，一个要求谈谈报社编辑方针的内幕，另一学生质问两个报社对武汉地区“学生运动”的看法怎样，估价怎样？并说：为什么文汇报、光明日报登了北大的消息，难道武大的运动就不如北大健康、正常？因为报纸不向群众宣传我们的“鸣”、“放”情况，易引起群众误会，我们不得不打锣打鼓向群众宣传、解释。这个学生发言后已十一点二十分。这时学生总代表站起来说：这个时候来谈具体问题是不适当的。要谈下午谈。我们是要求派记者采访，我们写了稿子来的，这些稿子你们可以选择用，这就是具体问题(谈话时情绪颇激动)。至此，散会，下午再开。下午开会时，第一个是学生代表发言，要求对上午所提问题一一作答。随即由长江日报副总编辑郭治澄回答了学生所提问题。举了许多理由说明了为什么不登学生“争鸣”的消息。并批判了学生代表所提“三害分子”、和把学生“鸣”、“放”说成“学生运动”等说法，对在校外贴大字报“鸣”、“放”的做法表示不同意，并说明对学生本身的估价要放在适当的地位。郭的讲话比较婉转。学生们在听郭的解答时有的微笑，有的点头，情绪已较缓和。但在郭发言后，湖北日报副总编辑杨平又站起来就“三害分子”、“学生运动”的提法进行批判，语气较生硬，说到校外贴标语是把内部矛盾扩大为外部矛盾。杨的这席讲话引起学生很大不满，随即有学生说，“学生运动”是措词不当，并说一开始就说整风运动是党领导的，我们是帮助党整风。承认“三害分子”提法也不当，原意是“三害现象”。这个学生说，杨在这两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是不必要的。这时学生代表团团长见学生代表们似乎已被郭治澄的解答所说服，就要求休息十分钟，以便代表团研究，休息十分钟后复会。这时报社采取主动，由湖北日报社长余英首先发言，声明刚才杨平的谈话是他个人意见，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随后由学生代表发言，他说对郭治澄的解答满意否在会上不便表示态度，带回去研究后再来谈。并承认“学生运动”等提法不当，也声明没有不要党领导的意思。只是反对杨平的发言。报社一同志发言要求在会上讨论清楚，能把意见统一一下。这时有的学生主张在此继续讨论，有的(右派)要先回去再说，学生代表内部意见已不一致。后来在会上发言反对郭治澄解答不能登学生大“放”大“鸣”的只三个学生代表，一个是代表团的所谓法律顾问法律系四年级学生，一个法律系“雷报”记者，还有一个不知身份的。之后，有随来的非代表团成员(左派)发表正面意见。至此，学生代表又要求休息。休息后，几个右派人物坚持先回去不要在会上争辩下去了。至此，学生以时间不早为理由回校去了。

　　在学生准备回校时，记者问他们的法律顾问(极右派)：到不到省委去了(他们原定能找到报社岔子就到省委去的)，他说：“不去了，你们(误以为我是报社记者)已经说服了我们大部分人。你们不错，采取了很高妙的战术，你们有专家。”他谈话时似乎承认已失败，但话里是含有敌意的。看样子，学生中右派人物今晚(3日)会进行研究，还要搞些活动的。

　　 ----来源：1957年6月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