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教育行政学院教授开始“放”“鸣”

　　<广州日报>

　　本报讯  广东教育行政学院于昨(5)日下午举行座谈会，请教授们对学院内存在的矛盾和党的各项工作提意见。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书记文敏生同志出席了这次座谈会。

　　邹鸿操教授首先发言，他说：我过去是华南师范学院教育系副主任，但是党的领导不深入群众，光听汇报去处理问题，宁愿相信一个团员助教，也不相信一个系主任和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我就曾经体会到不被信任的痛苦。同时，一些工作问题搞清楚以后也不算数，一年后还要挨整。广东教育行政学院开办不久，要办好学校虽有客观的困难，但是学院的领导严重地脱离群众，不深入下层了解情况，院长和教务长一年来都没有下过宿舍和学员谈话，只听汇报已经不对，但他们连一次汇报工作情况的会议也不参加，听到意见时，总是把意见推回，更不喜欢听到工作上的缺点，甚至在报告中还把造成工作缺点的责任推到学员身上。领导对干部关心不够，对工作既无具体指导，而责备又多。例如有一个搞图书馆工作的女干部，因为身体有病而没有把图书在短时间内编好，领导没有体谅她的病，只是对她进行责备。学院党与民主党派最初每两周开一次座谈会，但都是停留在汇报情况上，没有讨论什么问题，后来也停止了。自从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上学期召开过一次党派座谈会，在会上提了不少意见，如有一位同志提出学院党内团结不好，影响了工作，希望今后搞好党内团结。这意见本来是从爱护党、关心党出发的，但是没有引起重视，并且以后也不开这样的会了。

　　邹有华教授说：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声中，有些人讲话还是有顾虑的，但这顾虑的本身也该研究一下，为什么会有顾虑？有些领导往往把那些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好好先生”当作理想的人，而在过去的运动中有些群众又成为惊弓之鸟，因此就产生顾虑。他认为只要对党信任和诚心诚意，顾虑就会消除。

　　接着他提出了人与事不相称的问题。他说：职、权、责的问题很多人都谈过了，我谈谈“权”与“能”(力)的问题。他说，权和能是不能分家的，有权而无能就会出毛病。如让外行来领导内行，对知识分子的分配和使用就不能恰到好处。他认为这和人事部门成为党员的家属委员会、把半文盲的人也拉来做人事工作的情况很有关系。

　　他还指出有些党团员常常以自己代表着党和代表着团来讲话，谁反对他就是反对党，反对团，这种逻辑是很难叫知识分子接受的。他说：这是不是党的意旨呢？我不相信。其实这种团员不是党的助手，相反在党和群众中造成了墙和沟，起了反作用。

　　对于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他说：在高等学校里表现出来的是对知识分子不够信任，又需要又讨厌。要建设社会主义不单是喊口号和贴标语，还要科学，是否单由一些有组织关系和表现积极的人就能建成社会主义呢?不是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宗派主义。他说：本来党与非党的群众是有许多共同点的：大家都是中国人，都热爱祖国，愿意在自己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共同点。如果大家都把这身份拿出来，非党同志就可以发挥当家作主的精神，就能消除宗派主义。

　　他还批评了学院中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开展得很好。他说：学院的工作有缺点，党员没有通过批评来克服缺点，以给大家示范，是不是党员同志看到缺点也不敢于提意见，要保持“一团和气”呢?他还说：党分配到各高等学校的领导人，在发展上是否太快了一点，有些同志没有经过某种工作的实践，就派来领导高等学校。他认为应该发展得稳些，慢些。

　　对于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他说：官僚主义是政治不结合业务。而教育工作必须有科学知识，单有政治思想领导是不行的。今天业务知识还在知识分子身上，我提议知识分子和党的同志要互相学习，这样关系才会改善。他说：我认为今天知识分子的政治理论提高的速度是超过了党的同志学习业务的速度的，为什么呢?以为知识分子对学习、读书有特殊的本领，有一定的分析组织能力；而有些党的同志却坐不下来切实认真地学习业务。

　　他还指出了学校教学工作上的教条主义，是和教育行政机关的领导有密切关系。他说，如果教师不硬搬苏联的教材，而想创造一下就会受到各方面的阻难。他提出，学术研究要大鸣大放才行。对于学院的领导，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缺乏业务知识和高等教育的领导经验，并且缺乏远大眼光。

　　（此外关于广东教育行政学院在国家的学制中的地位问题，它是高等教育机关还是一般行政机关?为什么学习、听报告等不和其他高等学校在一起而和中小学，机关干部编在一起等问题，他也提出了意见。对于领导关系问题，他说：中央高等教育部、省高教党委、省教育厅对我们是“三不管”，我们像一个媳妇找不到婆婆，希望有关领导部门给以足够的重视。）

　　雷香庭教授在发言中认为从整体来说，党与非党之间是没有墙和沟的，非党人士是对个别的党员不满。例如我在海南师范学院任教时，那里有一位党员处长就很不尊重教授。该院院长(一位非党的学者)就曾经被他整了一顿，我们教授也受到诸多歧视。这使我觉得受不到党的尊重和信任，因而多年来都沉默下来。广东教育行政学院党的领导对教授也是尊重不够的。参加政治学习时，我申请入高级组，但却把我编到中级组去。去年选举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时，我被提名为候选人，但是在介绍候选人的材料中，却指出我的缺点是“政治水平不高，业务水平低”，企图打我一棍。候选人的材料是要印发给选民看的，这样就会使我在学院中丧失威信，使我没有信心讲课，甚至使选民觉得有这样缺点的人还选他做什么。教务长知道我那次是由民主党派提名的，但却强调应该让学院的群众提名，这显然是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我看这是宗派主义作祟的结果。关于依靠谁来办好学校的问题，雷香庭教授认为不应光叫教授去开汇报的会议，而应该让教授参加讨论学院主要问题的会议，他接着说，领导既然不懂业务，就应该多向教授学习，但是领导却很少去找教授谈谈，而我们都希望和他们多接近，做个知心朋友。他又说，我现在在学院里好像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教书匠”和“知识传授者”，因为除了讲课就没有什么。我想了解一下学生的情况，但是学生的材料我也拿不到，甚至带领学生去实习时，也迟迟才拿到一份学生名单，这都是对教授不够尊重的现象。

　　该院总务科科长张增培也在会上发了言，他说，学院党组织内闹不团结，使学院的工作受到影响，思想工作也做得差，领导不但没有主动去了解干部的情况，甚至在干部主动提出意见时，也用批评的方法把意见打回。院长只是偏信一些人，大事不理却去理小事，有些工作人员没有征求他的意见铲了一些草，他严厉地斥责是“不尊重领导，观点错误”。学院的各种制度很不健全，有人说“积极分子大多数不是党员，享受的却大多数是党员”。

　　座谈会由下午2时半开始，到6时结束。

　　（来源：《广州日报》1957年6月5日。原题为：“广东教育行政学院教授开始‘放’‘鸣’/批评领导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