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教育厅党分组召开的非党干部、教师座谈会上批评教育厅工作忙乱、被动，“三害”现象严重

　　本报消息　从5月24日到6月1日教育厅党分组连续召开了师范专科、中、小学、幼儿园等学校的非党教师和厅内非党干部座谈会，先后发言的有五十人(书面发言二人)，大家对教育厅及本单位的“三害”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

## 党群之间“沟”、“墙”纵横

　　座谈会上，非党干部对教育厅党组织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党群关系不正常，领导上偏听偏信，个别党员作威作福等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揭露。教育半月刊社赵纲说，我在教育厅工程处时由于好提意见，被于主任辱骂为不正经、调皮捣蛋，“反党”、“反领导”，开斗争会整我，无奈找徐副厅长，徐副厅长却说：“这些是小事情，我现在很忙”。普通话训练班孙德绪说，“朝内有人好作官”，王树模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都不好，就因为和徐副厅长有亲戚关系，就派到训练班作总务主任。人事科好像“阎王殿”，用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

　　教育厅王勉南说，厅领导对党外人士用着了“黄金万两、眉开眼笑”，用不着“一脚踢开，生气了粗暴蛮横”。发展党员不叫群众提意见走“后门”，结果许多人往往入党前先脱离群众，入党后更脱离群众。他说，厅里提拔干部是一条方针——对有历史问题的人专政；二条路线——一是培养政治干部，一是培养业务干部。在肃反违犯政策的受提拔，坚持政策的被说成落后、右倾。

　　教育厅艾荣泉说，厅领导上对高级干部迁就，不坚持原则。大干部的子弟考不上学，教育厅就出面“保送”、用“脸疵”，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他说，育英学校的“特殊化”不解决，就不要整风了，这是克服宗派主义、特权思想的标志。厅领导上对非党员校长责备过多，动不动就说“给他撤了”，相反对党员校长并没有这样说过。他还举出许多例子对厅内党员的特权思想提出了批评。

　　教育厅邹致中说，有同志认为我们处在“社会主义时代，过的是原始社会生活”，他说，我在家属院并排住六家(有四个党员)谁也没有去谁家一趟。厅里理论学习讨论时一是照本搬，一是随便扯，谁要一提出反面意见和疑问，就被认为“不是他那种思想就提不出这样的问题”。

　　高教处代处长周性初在发言中说，党群关系之间的“墙”、“沟”是两方面的。有些人一入党使人有一种“特殊感”；知识分子高傲自大。这些问题首先应从党员方面解决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党对党员了解的透，知道的全面，非党员没有这个便利条件，党对任何人要一视同仁，反过来说，非党人员也不要在个人问题上斤斤计较，要从大的方面着眼。关于拆墙平沟的问题他建议：执政党在大的方针，政策问题上不必秘密，因为这些一定也要通过非党干部去贯彻。

## 教育厅工作忙乱、被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很严重

　　艾荣泉说，厅领导对新鲜事物的感觉很迟钝，工作作风四平八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结果是摇摇摆摆不左即右，很少有独立见解，即便提出一些意见也是唯唯诺诺。去年关于教育方针的讨论，外地快“拿住奸臣了”，咱才开会，知道重要也晚了。关于教学计划、教材、放假等问题，纠正三脱离的现象，没能很好研究广泛征求意见，从这个极端走到那个极端是要把事情弄坏的，过去把秋假改为寒暑假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现在完全否定了。教育行政会议年年拖，给下边工作造成很大被动；整风座谈会也是开的很晚，听说再不开有关方面就要提意见了，好像被威逼着才开的；干部调整、调配上也是如此。他说，徐副厅长婆婆妈妈，有些主观，发扬民主是走过场。最近工作很忙，还要到外面去讲课。

　　邹致中说，教育厅工作忙乱、被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很严重不是提一年了。其原因：(1)编制很小，教育厅一成立就存在这个问题，省编制委员会是个大官僚主义，不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问题；(2)编制虽小，分配不恰当，人员有浪费，有些科经常加班，有些人上班看小说，订看小说计划。(3)领导上事务主义，科室基层力量没有发挥。厅里主要负责人事无巨细大小啥都抓，上班头前走，后边跟一串，有排队研究问题的情况，打乱了科室计划。走“科员路线”，最闲的是科长，厅内真正能把工作抓起来的科长还不多，结果发生了问题没人检查，即检查也是不痛不痒。最后他对改进领导方法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王勉南、李明、李相宾、张治隆、徐振之、周性初、朱柏年等对我省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各级学校培养目标、学校中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推广普通话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和诚恳的建议。李明说，领导上坐在机关小圈子里，眼朝上考虑问题，不从下边实际情况出发，下边反映的问题往往是石沉大海。下边学校反映，不要说叫厅里指导工作了，能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情况，就是很大的安慰。徐振之说，厅里有任务观点，没有教学观点，搞教育像搞运动式的，今年三结合提的很明确，但教学观点提的不明确。

## 育英学校、幼儿园的“特殊化”应该取消

　　育英学校教导主任王皋荣、教师高蕴章、谢小侠和育英幼儿园保教主任邵海芳、教养员王秀真在发言中都提出本单位“特殊化”、“寄宿制”的问题。她们主张改“寄宿制”为“日托制”，取消那些不合理的入园条件。她们对某些负责干部不尊重教师、教养员的劳动表示非常愤慨。她们说有的人到园里故意说出自己爱人的“官衔”，摆出“官太太”的架子；孩子们伸出大拇指头比自己父母的职位，往往不听教师的话，愈是大干部的孩子愈难教育。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杨志超、省直团委书记张根江都无理到学校质问耍态度。王皋荣说，教育厅原来计划把育英学校改为普通小学，但是省委负责同志说了话(不同意改)，教育厅就变了话(就不改了)。教养员同志们大声疾呼要求给放假时间。邵海芳说，有些家长反对我们放假，纯粹是从自己方便出发。幼儿园是学前教育事业机关，不单纯是福利机关，教育厅不重视幼儿教育。

## “盲撞有余、稳妥不足”

　　开封师专郭家寰说，教育厅“三害”兼而有之，是以运动的方式办教育，搞利学研究也来运动，但是运动也掌握不好。老头扫盲，适龄儿童不能升学，上边扫着下边出着。一年一个新口号，都是极端，真是“盲撞有余、稳妥不足”，厅机构庞大，工作效率不高。开封师专姚惜鸣和郭家寰都提到厅里在调配人员上存在着宗派主义。姚惜鸣说，加强学校领导是否都需要党员呢?下边学校派的许多副校长不懂得业务，或者是在行政机关犯错误的人员，职责担任不起来，使工作受到很大损失。他建议是否可以建立“试用校长制度”。他说学生考学只考三门课程，这是否起了鼓励学生升学的副作用，是否符合“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郭家寰说，中学校长一律都换成党员，这是庸俗的加强党的领导的作法，文化水平低光凭“党员”当校长，很多有经验的老教师不被提拔。

　　郑州师专教师沙瑞辰、殷晋德就教育厅对体育和音乐重视不够提出了批评。沙瑞辰说，河南的体育工作是由团组织搞的，有经验的体育工作者没被吸收到领导机关中来，省体委成立好久没有真正搞体育的，郑州市体委成了某些人的“休养所”。厅里领导上认为凡是会蹦蹦跳跳的就可以搞体育，他举例说明了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说，体育工作者一致反映有三多：吃的多、穿的多、任务多，一少：薪金少，更不关心我们的政治生活，这是对我们的歧视，也是过去所谓“小四门”的旧思想残余，他建议省、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把体育机构建立起来，人士配备起来。最后他对有些学校不尊重回民的生活习惯提出了批评。殷晋德还对改进音乐教学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议。

## 应加强校务会议的作用，坚决执行校长负责制

　　姚惜鸣说，现在专科学校是校长负责制呢?或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呢?搞不清楚。在开封师专校务会议是形式主义，不能发挥科室的独立性、主动性。他说，学校加强党的领导是肯定的，但如何加强领导是值得考虑的。他认为，党委在学校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学校的重大问题，分析学校存在的矛盾，联系实际，督促行政人员完成教学任务。学校要加强校务会议，坚决执行校长负责制，校长要有独立性，直接对上级行政负责，这不但是个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

## 郑州、开封师专宗派主义形形色色

　　郭家寰说，民主党派在学校不起作用，开封师专民盟成员比较多，按道理对学校重大问题应该过问，可是党组织对盟的工作一次也没研究过，有“庸俗统战”的现象。盟组织也有问题，工作不主动，对盟员经常批判突出盟的思想。他说，学校党对待知识分子有许多地方需要立即改变，历史弄清楚的就应该宣布解除怀疑，大胆相信他们。现在领导上走的是所谓“积极分子”路线，偏听几个青年党团员的汇报，往往许多问题就从这里出来，为什么领导不能直接和教师谈话呢?我们不希望光在会场上、喇叭筒里见领导，希望和一家人一样。开封师专校长就是高高在上，与教师很少见面，有时去找他事先还需要“挂号”，师专教师们现在仍没有彻底放鸣，领导是否有决心把整风搞好值得怀疑。

　　郑州师专张再琤、张汉英对学校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张再琤说，罗校长有职无权，受排挤、打击，有人说罗校长好像学校的卫生科长、卫生员。学校没有民主空气，民盟在学校不能参加任何意见，连“花瓶”也不如，等于“夜壶”，“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在学校根本没贯彻；工会变成了学校的尾巴、工具。他说，学校中有些党员“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青年一入党就高傲自大，秘书领导科主任，选学生会代表非得有党团员不行，否则就是没有“人”。有些党员自认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非党员是“肥料制的”，所以评薪、提拔、福利非党团员就没分，学校出现了“抱小孩干部”、“无才就是德”、“给你薪金少是对你的考验”，“你要提薪金问题就影响你入党”。对于“肃反”问题他说前河南师专的“肃反”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在“肃反”中的所谓“积极分子”违法乱纪，结果有的得到了提拔，有人说这真是“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头顶”，“把别人的尸体当作自己上爬的阶梯”(张再琤解释一句说，这未免有些太过火了)，他说，这不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政策，而是施行了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正”。

　　张汉英说，郑州师专语文科是典型的宗派主义小集团。罗校长对语文科某些“开国元勋”如吴芳扉等人另眼看待，对从中学调进去的教师歧视、打击压抑，如一个牲口拴在独木棍上，这边有点草，那边有盘磨，不好好拉就使鞭子抽。他说，有这几种人吃得香：与领导有关系的，会“拍马”的，低头服气他们的。在语文科的小圈子里以吴芳扉副主任(党员)为首，对别人出点事情就扩大起来，来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小圈子里出点事情就不翼而飞。接着他沉痛地揭发了由于讲鲁迅的“一件小事”引起对他的斗争。他说，因为这件事情以吴芳扉为首曾两次开会(第二次罗校长也参加了)逼我承认是“叛党”、“诽谤鲁迅先生”，是“反动思想”，事情过去自己擦了擦伤疤，还得忍痛干活，但他们还不放心，找一个青年“积极分子“监视着我，审查我的讲稿。他大声疾呼：这是扼杀知识分子，我今天要控诉！

　　他说，郑州师专语文科的所谓“积极分子”、“权威”、“骨干”们有自己的“辩证法”，有形无形地把人扼杀于死处，吴芳扉把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完全带到新社会来了。“解铃还得系铃人”，折“墙”平“沟”还得以吴为主，可是现在他们对整风还是不重视，背地说，“肃反对象”、“落后分子”该整我们了，这样下去我对师专的整风很悲观。

　　最后他说，领导通过整风要掌握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今天知识分子的变化不是一句话能说完的，不仅爱国，还衷心拥护共产党；所以要进一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具体关心知识分子，厅里特别是省委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澄清知识分子的历史问题，解除他们的包袱，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来源：《河南日报》1957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