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市委继续邀集各院校教授座谈 　　本报讯 中共西安市委邀集各大、专院校教授举行的座谈会，六日继续进行。 ## 对西大党委一些委员和党员提出尖锐的批评 　　这天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单演义。他的发言题目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他发言的四个部分中，分别对西大党委一些委员和党员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及肃反运动中的一些偏差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在肃反运动中，刘副校长没有很好的贯彻中央的指示，以致出了偏差、错误，当时既没有检查纠正，事后也没有做到“有错必纠”。在发言的第二部分中，单演义认为西大党委委员、副教务长郭绳武有严重的三大主义。他说，郭绳武同志在一九五四年决心在西大实行工作量制时，就犯了严重的宗派主义，在他的主观主义支配下，他高坐教务处，偏听小汇报，不作调查研究，一任亲信乱搞，譬如，硬夺“老”先生的课，转弯抹角地给青年助教，又让一位青年助教，担任两门外国文学(苏联文学与世界文学)，后者因为有人坚决反对，他才没有这样做。但他却把别人的不同意见变作成见，对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视如眼中钉，准备把他除而去之，并借着学术讨论有了不同的说法，认为是政治问题，以行政命令的方法，停开了这位先生的课，并进一步把他研究的方向腰斩。 　　在发言第二、第三和第四部分中，单演义还分别对郭绳武、西大中文系党员系秘书朱润宽和一位党员在肃反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批评。他说，有个别共产党员在肃反运动中为了表现自己的“积极”，不惜捏造事实，陷害好人。 　　在发言的最后一部分，单演义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整风应严肃认真，应把违害人民、钻进党内的坏分子清洗出去，如果认为他错误严重程度尚不及此，应让他公开地自我批评，结合群众提意见，这样，既帮助了他，也教育了别人；(二)整风应遵照毛主席所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办事，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在肃反问题上，应做到“有错必纠”。 ## 就十一个问题提出意见 　　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刘立本发言中谈了十一个问题：(一)各机构首长不一定非要一个共产党员不可。共产党的领导是全国人民承认的。但是这种领导在目前形势下应通过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和法令来领导，不一定在每一个大小机构中都通过具体的党员领导人来实现。在没有适当的党员可任用时，挑选德才兼备的党外人士担任领导也是合适的。(二)党员应提高政治、业务、文化水平。许多党员干部都是德才兼备的，但有些并不是这样，有的只会搬教条，有的不通业务，有的文化水平低，连政策文件也看不懂，因此，党员也应从政治、业务、文化三方面来提高。在业务提高上，任何领导干部不通业务，就没有领导权，因为原则是通过具体事情来实现的，不通业务就无法分析具体问题，所以就不能领导，对不通业务的领导应当予以撤换。还有些党员领导干部文化水平太低，不能体会政策的基本精神，往往不免扶得东来西又倒，所以还要提高文化。(三)多吸收有骨气的人入党。这就是选择敢于发表正确意见，敢于对有缺点的某些党员领导提不同意见的人，不要光选那些喜欢奉承赞扬党员领导干部及唯唯诺诺的人。同时，在吸收党员时，应当多多听取群众的意见。(四)权力应适当下放。中央的权太大。解放前系主任可以作主留助教，解放后不行了。有些问题，学校、高教部本来可以解决，但却要到国务院中能解决。比如高等学校要调动一个教师，也要高教部同意，但中国太大了，高教部不明了情况，实际上调动工作等于没有人管，这样很不好。应当迅速改变这种凡事无巨细，都要经过中央才能解决的状况。最近高教部允许各校自由聘教师这个决定是贤明的。中央和省、市都应检查一下，考虑将某些权力下放，以便更好地发挥下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五)在不违反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照顾个人自由。过去政府很多事管得太严太死，只有国家自由，没有个人自由，这是不合适的。我主张在不违反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照顾个人自由。例如最近高教部允许各高等学校自由聘请教师就很好，我认为这种精神应该扩大，比如允许高等学校毕业生有一定的“自由市场”，各机关编制名额中也有一部分“自由市场”等。(六)结合本机构的具体事例讲马列主义，时间应短些。政治学习过去时间太长了，特别是报告时间太长，每次报告一般都是三、四小时，弄得大家疲倦不堪，没有兴趣。(七)各机构民主生活缺乏，党委应多给群众撑腰。在这次鸣放运动中，至今不少人仍有顾虑，不敢发言，有的虽也发言但却不十分踊跃，据我知道还有很多人没讲，或“讲远不讲近，议小不讲大”。大学都是如此，想中小学、机关、合作社的民主空气自然更差，大家更不敢说话了。应该更充分地发扬和扩大民主，没民主就会出乱子。(八)反对在中小学提倡用毛笔写字。现在是原子能时代，我们要在十二年赶上世界科学水平，学生学习应用快速的工具，毛笔拖泥带水，写得慢，孩子很难使用，也很麻烦，而且容易弄脏手和衣服。(九)建筑学院设在西安不合适。建筑学院是研究冶金建筑的，而目前西安却没有冶金基地，基地却远在几千里之外的武汉、鞍山，这样，师生实习既费时又费钱，很不方便。提出来希望予以考虑研究。(十)西北大学理学部分应合并于某一工科学院。因为“理工天然是一家”，而文理几乎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十一)院、校长应由教授充当，并应有最后决定权。院、校长的任务是艰巨的，学术自有它特殊的地方，仅凭资格老，马列主义水平高，没有专门学识，是领导不了高等学校的，因之，院、校长至少要“在行”，最好能担任课程，这样容易发现解决问题。 　　最后，刘立本教授还对建筑工程学院的鸣放问题，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 ## 畅谈他所见到的三大主义 　　交通大学(西安部分)赵富鑫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了他所见到的三大主义，其中也谈到学校领导体制问题。 　　赵富鑫教授先谈到了主观主义。他说：这几年高教部表现得很严重。象院系调整中把理工分了家，使许多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又如生搬硬套地学习苏联的工作量制度，也是主观主义的表现。高教部在一九五五年又提出交大要在几年内添设好多科系、发展成为有一万二千学生的重点工科大学，并认为西北是工业基地，要迁来西安。但另外又在上海办了个造船学院。高教部那时就没考虑得仔细。 　　这种主观主义不仅在学校、在交大如此，其他如西安城市建设计划上也有。 　　赵教授接着谈到了官僚主义。他说：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上，是作了不少工作，起了不少作用。但总的是对生活如物资供应、评薪等方面比较照顾多，而对工作上、思想上那就帮助得不够。特别象老教师的行政工作、社会活动多，他们担任的教学任务也重，这样科研工作根本找不到时间。另一方面，开展科研工作的条件如图书、设备也帮助得很不够。这都使他们在教学、科研工作上形成被动，长此下来就要影响教学质量。至于在思想方面帮助不够，也影响了一些人积极性的发挥。 　　赵教授又谈到宗派主义。他说：我校党政不分，宗派主义无形之中是存在的。这里副校长是党员，兼分党委书记。学校里不能说是党委制，而是一长制。如校内重大决策问题，先由党委讨论，然后交给校长，把党委意见作为建议在校务会议上提出来，经过大家讨论、决定后执行。尽管校长有否决权，但一次没使用过。制度上是这样，但实际上校务会议讨论多是准备不够，绝大多数是根据领导意见、或者多少加以修正后决定了，还是党委领导，所以说是宗派主义无形中存在。 　　在人事制度上，升级、升等问题总是由人事部门来考虑，而着重在思想、政治水平方面，对非党干部的缺点看的多，优点看的少，这当然也影响一些人的工作积极性。 　　宗派主义的造成原因，是群众路线走的不够，对群众的思想和工作情况了解的不够，对群众教育也不够。 　　赵教授最后谈到对学校领导体制的意见。他说：党委是可以领导学校工作的，问题是怎样领导、领导什么？他认为：党委是对学校工作建议大政方针，而决定权是在校务会议。决定后要组织党员保证贯彻，并看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校务会议在决定前，要事先广泛征求大家意见，不要临时才在会上提出来。校务会议在必要时校长可以行使否决权。校务会议教研组主任应该参加。并且也应有老教师代表参加，因为他们经验丰富，而他们也并非全是教研组主任。必要时职工代表也可以参加。校务会议决定后，应把执行权尽可能交到下面单位，特别是交到教研组，因学校主要是教学工作，主要靠教研组，要使之有职有权，包括人事安排及经费支配。党委除建议外，应主动加强和群众联系，有事多征求群众意见，经常关心群众思想、工作、生活情况，主动给以帮助，使党员和群众打成一片。党员特别是干部应加强业务学习。校长、处长、科长不一定要精通教学工作，但要懂。有人说校长要由教授担任，我认为不一定。但校长要担任教学工作，不能教其他的课可以教马列主义，使他知道教学工作中有些什么困难。只有这样，才可以根除三大主义，学校才可以领导起来。 ## 旧知识分子要求尊重和信任科学研究需要鼓励和支持 　　西北大学数学系系主任杨永芳着重谈了两个问题：第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党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看法问题，亦即如何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现在的情况是一般年轻党员特别是三十岁以下的党员，对于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了解，思想感情上格格不入，好象有自然形成的一道“墙”。他们对待老一辈人很不尊重，常常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方才发言中有人说青年党员要学习知识分子政策、要尊重老一代的人，我以为除此以外，还希望这一些青年人应该再学习、熟悉一下旧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人情”和社会常识。他说，古人讲究作战时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而现在一些党员对待知识分子是“只知己，不知彼”，这样，当然把工作做不好，过去几年的历次“运动”里，之所以发生了一些偏差，不少的一部分都是因为党不熟悉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而造成的。 　　关于做“人”的工作问题，杨永芳认为西大在这方面也有一些问题。人事科的工作有主观主义。不论检查一个人的历史问题也好，或者评级也好，都是凭主观想象出发，常常是戴上了有色眼镜来看人。他说，这是西大一切矛盾产生的总根源。 　　在谈到发挥老一辈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问题时，他说，在大学里系科好比舞台，人事科好比后台，开戏以后，后台必须集中力量为前台服务。但是现在西北大学是“后台”扯“前台”的肘。造成困难重重，庸人自扰。系主任本来主要是领导教学，而现在却把它拖到事务圈子里，一件事情来回扯皮，系主任十来趟的跑，把力量都给消磨了，这是不好的。 　　第二个问题，他认为西安对于科学文化事业尊重不够。他曾经到过其他地区开会、参观，各地对于科学文化工作者尊重的空气很浓厚，但是西安不然，外地来西安的学者，招待得很不周到。他说，他负责西安数学学会的工作，领导上帮助很差。研究办一个数学杂志刊物，长期得不到批准，使有些人感到失望。其次，他认为西安地区大学生理科水平一般都不够高，从来很少有领导上来支持、商量改变这种情况。他认为“数学竞赛”这个方式很好，建议今后可以搞一下。他希望西安党的组织应该大力鼓励、支持和加强科学文化工作。 ## 待遇不够公平 群众意见很多 克服官僚主义 做好教学工作 　　西安航空学院教授杨彭基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他们学校在最近鸣放过程中所暴露的一些事实：最近一年中有些教授、讲师和助教要求离开航院；在并院问题讨论中，也出现了“宁愿解散”的言论，还有一部分人是照章办事，不积极、不讲话，甚至有不满情绪等。 　　接着，杨彭基分析了产生以上现象的原因。他说，有些是属于个人的思想问题或由于地区关系所形成；但主要原因有三点，也是整风运动中应当考虑的一个方面。一、在各种待遇上不公平。首先是工资等级不知依何标准而定，教授中有的升级快有的升级慢，群众意见很多。其次是助教、讲师的进修、留苏不公平。如有的讲师业务水平较高，到航院后能胜任工作，有的讲师不愿担任分配给自己的工作，愿搞翻译。结果，留苏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再就是政治待遇不公平。超龄团员、想进步的申请入党者入不了党，但有些条件不够的却入了党。二、党对知识分子关心不够，只是一般地生活照顾，在政治、思想及科学研究等方面很少帮助。三、没有做好肃反善后工作，影响了某些教授的思想情绪。 　　根据以上原因，杨教授提出了建议：克服官僚主义，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党要重视教学工作，依靠教授和有经验的讲师做好教学工作；学校领导必须了解和根据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工作。 ## 除“三害”须解决法制问题 　　交通大学教授冯在发言中，着重讲了遵守法制的问题。关于法制问题。他认为，办任何事情，必须遵守法制。否则，无所适从，各人随心所欲搞一套，没有标准，没有好坏，很容易出偏差，很容易产生“土皇帝”。在目前治国的时候，使大家养成守法的习惯更有必要。但是，他认为，从宪法公布以后，在肃反的方式方法、学校对工农子弟的照顾、以及某些党员在学校的特殊地位等问题上，都有违背根本大法的现象。有些人把国家大法视为具文。他说，要消灭“三害”，法制问题乃是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群众的顾虑不可能消除，积极性不可能发挥，“三害”不可能彻底反掉。 ## 发展党组织要严防投机分子混入“鸣”“放”中不能抱否定一切态度 　　西北大学教授沈鹏飞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希望党在发展组织时严防“投机分子”，注意吸取有“骨气”的人入党。他说，西北大学有些人党动机不纯的人当了系的秘书或助教、科长以后，认为老教师都是老朽昏庸，因而，处处挑毛病，乱打小报告，影响了教学工作，影响了团结。因而，也就有“太上皇系主任”与“系秘书专政”之类的说法。他说党员容易升级也滋长了一些人的投机思想，他主张要提拔干部，若果非党干部与党员的德才水平一样，应当首先提拔非党干部，这样就可以堵住一些人的投机思想。 　　另外，对“鸣”、“放”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他不同意有些人否定一切的态度。他认为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他说：“这不是恭维，而在事实。”他说，“三反”、“五反”粗暴地对待了一些人，这是错误，党有责任，但不是这些运动全错了。而有些人想在整风中也以粗暴的态度对待党员，他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和做法。第二，他对高教部宣布取消教学大纲与工作量制表示异议。他认为这样可能给具体工作增加困难。若果没有教学大纲给一年级的俄文系学生都上专业课，也不见得合适，在教学中可以“百家争鸣”，但也应有个统一的进度。第三，他认为在学校党委负责制不能取消。他认为过去党委一揽子包，光听党团员的汇报不依靠老教师的领导方法是不好的，因之，党委制今后应当是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不是制度不好。此外，他也反对有些人将“肃反”中个别人的错误说成“肃反”运动违犯了宪法。他认为这只是宗派主义与官僚主义包庇了违法乱纪的人，是人的处理问题，不是制度或违犯宪法的问题。 ## 办好学校必须依靠老教师党委制要保留而且应加强 　　建筑工程学院教授钱鸿缙就高教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意见。 　　关于高等学校的体制问题，他说，要办好高等学校，一定要大力依靠有经验的老教师。但是，过去这方面作得很不够。他认为在高等学校的体制上和领导上，党委制不但应该保留下去，而且应该加强。但是，党委的工作人员应该深入下去，熟悉业务，实行具体领导；学校的民主应该扩大，广大教师、特别是老教师不仅应该参加“施工”，而且应该参加“设计”；领导权力应该下放，系，组的负责人应该有较大的权力处理有关教学及科学研究上的问题。 　　关于订定制度问题，他说，解放几年来，高等学校学术、学位、教师晋级评薪和教辅人员职责等有关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使许多事情的办理不能不带有盲目性。为了统一认识，减少矛盾，使工作不发生大的偏差，他建议高教部从速订定各种有关的制度和条例。 　　关于留学生制度问题，他对最近高教部根据群众意见，争取自由报考留学的措施感到满意。对这个问题，他提出两点建议：一，留学国家应不限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若干科学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考虑选派留学生；二，为了节省外汇并保证留学质量，允许通过国家考试，自费留学。 　　他还谈到了理工合校和教师自由应聘的问题。他建议：在有条件的高等工业学院设立数学、物理、化学等系，实行理工合校；允许各高等学校的教师在不妨碍了学校教学工作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应聘。 　　 来源：《西安日报》1957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