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委邀请教授举行最后一次座谈: 对办好高等院校广泛提出意见

　　本报讯  中共西安市委邀请各大、专院校教授、讲师举行的座谈会，七日下午举行最后一次座谈，发言的有七位教授和一位讲师，其中一人作了书面发言。在这次会议上，好几位教授在发言中强调了三个问题：第一，办好高等院校，一定要很好的发挥老教师的力量，应当充分利用他们丰富的教学经验，过去在这方面注意的很不够；第二，各大、专院校的行政及党委负责人一定要懂得教学工作，并且现在就要根据自己的所长，担任一部分教学工作(如讲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使自己逐渐由外行变成内行；第三，建议中共各级的党组织，要迅速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现在许多新党员的政治觉悟及业务水平都很低，个别人甚至品质很坏，严重的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以下，就是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 七点意见

　　西安建筑工程学院白玉兰教授说，据他的体会三大主义普遍存在于各级党组织之中，不过程度不同，有的确实严重。譬如东北工学院党政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就很严重，给他的感觉是：脱离群众与缺乏民主。在发言中，他对东北工学院、西安建筑工程学院与高教部共提了七点意见。

　　第一，一九五三年东工党员副院长一天站在四层楼顶上，向坐在楼下四围的群众做报告，群众对这样的开会方式不满意，说：“院长之声天上来！”形式还不要紧，主要是内容。他讲的是学院的机构改革，他宣布把教授系主任全部撤换，由党员干部担任。这些党员干部有的不懂业务，有的文化只有初中程度。过了两年行不通又恢复了部分教授主任和副主任。同时设党员副主任、系秘书总揽大权。白玉兰教授认为建筑工程学院在人事安排上，也存在着“重德不重才”的宗派主义。

　　第二，在一切待遇上党员特殊。白玉兰教授说，象派留学生、分配毕业生、教职员工的增薪升级等，党员都有优先权。他说，甚至有些党组织对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还包庇，如东北工学院党委宣传部长孙伟，在沈阳财经学院时就乱搞男女关系，到东工后依然乱搞，党委不处分这样的党员，还想将他调来西安；后来在群众、妇联的压力下，方开除了孙伟的党籍。

　　第三，白玉兰教授说东工领导上专听少数亲信的汇报，不深入下层，调查分析，在干部提拔上与工薪等级上发生很大偏差，影响了情绪与团结。

　　第四，在“三反”与“肃反”运动中，东工未能正确贯彻党的政策，放手让一些青年党团员乱搞，发生很大偏差。他建议领导上，检查一下东工的肃反工作。

　　第五，他认为东工在发展党组织中有不健康的情况，对新党员的教育抓的不紧。因而，有一部分沽名钓誉、投机取巧的不正派分子钻进了党，一步登天，居高临下，看不起别人，争待遇争地位，认为党员特殊，在群众中影响很坏。在对新党员教育问题上，他提了个具体办法。他建议非劳动者出身的预备党员应该参加一年的体力劳动——工厂矿山与农业劳动，作为转正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六，对高等学校的治校问题，他不同意过去北大、清华那样的所谓教授治校，因为那是搞宗派，是排他的小集团。他也不同意党委在学校包办一切，因为它不可能懂得一切。他认为党委在政策上和思想上的领导是必要的，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办好社会主义教育。但在执行政策的行政和教学人员，他认为应该选贤与能，保证有职有权，对党员、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都应一视同仁，谁也不该特殊。他觉得建筑学院领导制度不明确，领导力量不强，干部也未尽适才适所；目前，一切为教学服务的思想还没有建立起来。各处科好象一堆机器零件，未安装起来，加上马力，也不会运转；要真正安装一下，可能发现有些另件是不适合的或是多余的。

　　第七，他认为高教部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他说，按照发展规律，一个地区应该先有矿、有厂、有交通，才有相应的文化教育，人为的加速发展，也只能服从而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一下子往西安迁来这么多的高等院校，是冒进了。是否应该既来之则安之呢?他认为这不是某些人安不安的问题，而是需要与可能的问题。他认为高教部事先未能展开民主讨论，全面考虑，才造成今日的徬徨歧途，处于被动。

## 提级补助对人不对事选派留学生重德轻才

　　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徐子骏说：我想谈以下几点意见：

　　一、关于宗派主义。目前学校中反映最多的意见是有些党的负责干部年年提级加薪，月月补助，有些党员负责干部，最近几年来补助达六百多元，而一些勤勤恳恳的非党技工职员人口多、工薪低，请求补助时经常是七折八扣，甚至有困难而不答应补助。所以群众反映，学校里评级评薪是凭印象，对人不对事。

　　另外，宗派主义也表现在派留学生时总是派党员的多。有些选派人员没有全面地就德、才、资三方面并重来挑选，而是偏重于德。如有人反映有几位党员教师过去教学任务担任很少，业务并不好，可是选送留苏时都被选上了。我国过去选派留学生有过偏重于德的现象，而在选派出去的研究生中间，时常有不能如期完成论文而延期的事情发生，甚至有导师对当事人说：“假使我是你，我就不来了”的严重情况发生。最近高教部决定以后留学生要经过考试，这很好，可以保证质量。

　　最近西航有些党员干部自动联名请求减薪，这是好榜样，对群众也确有教育意义，说明党员是拥护真理，是能吃苦在先，享乐在后的。

　　二、关于党群关系。一般说来，党员与群众联系得不够，不能经常谈心。我院建党问题上，群众意见很多。有许多群众认为入党不合格的人，党也吸收了。也造成了这些党员的骄傲情绪。有人说：有些人入党以前还不错，现在反而坏了。群众得罪了某些党员，马上可能有不公道的汇报。所以我认为必须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

　　三、关于肃反问题。我认为在全国范围内肃反是必要的，有反是必定要肃的。但是我们学校黑板上出现了许多文章说明肃反面是太宽了。同时肃反过后到目前两年了，有的还没有做出正确的结论。有些人因此一直怀疑“组织究竟信任不信任我”，对工作积极性影响很大。在我校本届毕业生中，有些因过去在肃反运动中伤了感情，所以在填志愿时“坚决不愿分配民在西安航空学院”。所以我认为有反是必定要肃的，但是有了偏差和错误，就应该迅速地做到“有错必纠”，不然，造成的后果是很坏的。

　　最后，关于高等学校的体制问题。我认为学校里没有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是不行的。但在教学工作上，我认为必须由内行，即懂得教育工作的人来负责才行。目前有些学校行政领导，是由部队或机关到学校来的，对办教育不免还不熟悉，所以我建议现在学校校院长，能够参加一些教课工作，譬如教教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哲学之类，这样就会多了解一些教学生活，更好的了解和帮助教师工作。

## 对整风提出五点建议

　　西安航空学院讲师陈维昆首先认为市委近几天以来，邀请高等学校的教师们来举行座谈，直接听取群众意见，这种做法很好，他希望在整风运动中或整风以后都能经常采用这个办法。接着他谈了三点意见：第一点，他认为三大主义的产生是有历史根源的，主要是许多党员缺乏文化科学知识，缺乏现代化的工业知识，对工人阶级的感情不够了解。第二点，他认为在和平时期，发展党组织要更加慎重，防止一些品质不良的分子混入党内。第三点，他对整风工作提了五点建议：(一)对“三反”、“肃反”运动中搞错了的，应该赶快纠正。可以选择本人同意的方式给以恢复名誉。对于个别品质不好的党员，要进行教育和处理；(二)发展党的组织要走群众路线。应注意吸收老工人和老知识分子，应该做到“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在发展知识分子入党时，党应该适当主动一些，不能老是“等待”；(三)对不称职的、品质恶劣的干部应该调动或撤职，选择力能胜任的人担负领导职务，不管他是否是党员。有些老党员过去对革命贡献大，但目前业务能力弱，党在安排他的工作时职位不宜摆得过高，但对他的物质生活条件可以加以适当照顾；(四)信任群众，大胆放手。社会主义事业是全国人民的事业，共产党要领导，党的方针政策要贯彻，这不能动摇，但不等于说每个部门、每个岗位都一定要安置一个党员。有能力的非党干部也可以担任领导职务；(五)党要养成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习惯。今后一切选举宜于充分发扬民主，工会选举都可以普选，要废止那种党、政、工、团合伙“钦定”的办法。

## 党员要钻研业务  提高领导水平    和群众打成一片  使人感到可亲

　　西安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徐汇浚在发言中，首先肯定了学校应由党来领导。他说，一切社会主义建设都离不了党的领导；学校也一样，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就办不好。但是，他要求党委领导和党员校长要钻研业务、懂得业务；只有如此，才能把学校领导好。

　　徐汇浚介绍了他们学校中存在的一般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情况后，着重谈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他说，不应把共产党只看成是共产党员的党，而要看成全国劳动人民的党。党员应该真正成为人民的勤务员，更好地把人民事业做好；而不应骑在人民头上。但是，在部分党员中，却产生了特权思想。如有的斤斤计较个人地位，要求提升；有的居功自傲，自认比群众高一头，只抓权不作事，对业务不钻研；有的官官相卫，家丑不向外扬等。这些想法和作法，都应否定。因为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应该比群众更优秀。在整风中，对正确的意见和批评，要好好考虑接受和改正；对不正确的意见，也应好好考虑。党员应该做到：立场稳，说的对做的对；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即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很好地钻研业务，提高工作质量和领导水平；加强政治修养和劳动观点，与群众同甘共苦，象解放军一样，处处和群众打成一片，使群众感到党员可亲可爱而不可畏；向党组织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等。党员要达到上述要求，就必须象曾子说的那样：“吾日三省吾身。”也就是说，要善于自我批评，经常检查自己，看自己是否把人民的事办好了；同时，有事要与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谈到党群关系中的墙和沟时，徐汇浚说，墙和沟要靠两方面来拆的，但主要是党要多做工作，做到“人进一寸、己进一尺”。

　　徐汇浚对西安的服务事业也提出了许多意见。首先是公共汽车路线应改变。他说，他从学校到市委开会乘公共汽车。要换三次车，太浪费时间。其次是城周围树木很多，没有很好利用，如果稍加修理，即可成为很美的环城花园。几个城门楼，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他认为这些门楼虽然不能修理得象钟鼓楼那样金碧辉煌，但也应适当收拾收拾。又如大雁塔，是唐代的建筑物，很驰名，为了便利游人，也应把雁塔路修理得好一点；如条件限制，可考虑修简单的块石路，既经济，又美观，也可避免尘土飞扬。

　　另外，对于使用干部和高教部的工作，徐汇浚教授也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建议。

## 学习苏联不结合中国具体情况　上面官僚主义  下面硬搬教条

　　西安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高宪斌在发言中首先谈了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产生的原因。他说，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有许多优良传统可以接受，不能拿外来一套硬来套。他说，比如过去教育部的教学计划草案虽也送到学校讨论过，但学校不能把下面的讨论情况全面的反映上去，甚至有所歪曲，这就必然要造成上面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由于上面的主观命令，制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没通过下面教师的思想，执行起来必然形成教条主义。

　　高宪斌教授发言第二部分是批评学习苏联不结合中国具体情况，甚至把人家已否定的经验还盲目的当先进经验来学习，他说，这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他还批评了文教建设中的盲目性，如在西安师院一里之内又建设了陕西师院，为什么不在需要的陕南、陕北建设呢?他说，在学校也是乱摆摊子，如把厕所修在马路上，修路时又拆掉了厕所，礼堂位子没摆对，将来也要拆。因此，他建议在文教方面，也应当安排一个比较长期而具体的计划。

　　他反对党委退出学校的主张，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要走向社会主义，没有党的领导是走不到的，因此，他主张加强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他说，现在高等学校的状况是民主很不够，但也不是集中，而是一方面是上面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领导，另一方面是下面教条主义的执行。

　　他最后谈到制度问题。他说：制度再好，还要人来执行；没有制度，人便无所适从。他认为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制度要合理并贯彻执行得好，关键在于发扬民主，否则，旧问题不易解决，还要引起新的矛盾。

## 西北学术事业亟须加强党的领导　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应力求改善

　　西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郝御风就加强西北地区的教育事业的领导提出了几点建议。他说，有些人说党包揽得事情过多了，他认为实质上不是太多而是不够。他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代替党来组织、动员和教育群众这样的工作，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学术文化事业，亟须加强党的领导。在这方面，他认为省委和市委应根据西北地区学术文化力量薄弱的特点，在中央一般要求的原则下，力求主动，把别的地区的多余力量吸引到西北地区来，取有余，以补不足。要作到这一点，他认为应该礼贤下士，礼聘和延揽有名的学者，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使他们乐意到西北来工作。此外，也应该放宽对教师教学数量上的要求，使他们有余力从事研究工作，以提高教学质量；应该看到过去几年许多教师开两三门课的汗马功劳，评薪升级时不能光强调学术论文。

　　他还代西安地区的艺术戏曲事业呼吁。他说，几年来他对秦腔产生了深厚的情感，在秦腔演员中，他认为孟遏云等名演员的水平很高，但是直到现在没有拍过秦腔电影，大家都感到遗憾。曲艺方面，演员们的地位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人生活很苦，应该想办法照顾。

　　他还谈到了如何正确理解增产节约的问题。他说，中央有些领导人到西安视察，对某些浪费现象提出批评以后，许多地方都在修改和削减原来的设计和规划。他认为，在工业设计、城市规划和投资情况可能有些冒进，但是，作为全国六大城市之一，西安地区在学术艺术等方面都远比其他地区为差，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应向其他城市急起直追，力求改善。要增产节约，但是要办的事情必须办。比方公园，有些地方是多得大家不知道到那里去好，西安却是无处可去。

## 建议给俞平伯摘下唯心主义帽子　听报告内容不好可允许自由退席

　　西安动力学院电力系教授骆凤峤在书面发言中，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他建议摘下俞平伯先生的唯心主义帽子。他认为过去对俞平伯先生的批判是“围剿”，以这样粗暴的办法来对待学术上的争辩，是欠妥当的。他认为俞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确有缺点，但还是功大于过。不仅在考证方面有贡献，而且他几次也强调提出了红楼梦怎样刻划出封建大家庭的种种罪恶，但批判他的人避而不谈，只抓他的小辫子。俞先生曾提到他越研究越胡涂，有人认为是唯心主义的不打自招。他认为这是旧知识分子的客气话，即就是退一步说是越研究越胡涂，也未必就是唯心主义。骆教授说：“从事理工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有越研究越胡涂的时候，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的学说在中国戴过几年唯心帽子，现在已经去掉了，俞平伯的唯心帽子，也该去掉!”

　　第二，他说几年来政治理论课的报告精采的很多，冗长的也不少。冗长的报告他给分了两类，第一类是走马灯，翻来翻去老是那么几句话，象教小孩子似的，或是老是那样的几段八股。第二类是留声机，报纸、文件上的话大家都见过了，只添些闲话，就是篇报告。他说，除了中央有关全国性的报告和学术报告例外，他同意科学院研究员的建议，报告不要超过两小时，过了一小时内容不好，可以自由退席，他建议将这个建议推行全国。另外，他建议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可以改为中国通史，或宋元明清史，或明清史。西安市可请西大历史系主持教务，介绍一些书，方法是不讲课。自修配合答疑、讨论和专题报告。学两年，将来再换别的课程。

　　第三点他建议加强法制，他希望首先拟出惩治有关打人和使用肉刑的暂行法规，好处理一些侵犯人权的事件。

## 动力学院机构庞大人浮于事　西工领导对员工生活很不关心

　　西安动力学院电力系教授谭宗尧在讲话中着重对动力学院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提出批评。他说，其他一般高等学校的组织机构，动力学院已应有尽有，有人提出总务处和基建处应合在一起，因为校内并没有多大的建设任务，专门成立一个基建处是不必要的。人事方面现在编制上已经超出二百多人，没处安插的人员很多都放在图书馆，书倒不多，人却不少。有六个院长(两位副院长未经正式发表)，但领导力量还是不够强，谁说了都算谁说了都不算。象教务处一次拟的毕业证书格式，请示批准，几位院长看了都不愿作出决定，结果还是让教务处酌办。

　　学校的基础课大部分是原苏南工专基础教研组的教师们担任的，质量较差，所以有的同学便说：我们的物理实际上等于高中物理加上积分符号。这样继续下去专业课的学习要受到影响。

　　我是去年由西北工学院调来的，我认为西工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对员工的生活很不关心，现在可能有些改进，但我觉得还需要提出来。西工过去有一条规定：晚上十时半一定要关校门。校门关后谁也不给开，星期六或星期日都不例外。有一个星期日晚上，我和另外一位教授进城去看戏，大概有十时半以后的样子回到校门口，叫了半个钟头都没有开门，我们只好在离学校不远的火车站等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还得赶回去给学生上课。还有一次开学前由北京回来，是夜里三点多，天还下着大雨，校门叫不开，我的宿舍，离火车站仅有咫尺之隔，竟不能回到学校好好休息一下，不得已在车站待了三个多小时直到天明，才进校门。学校为了征求大家的意见，设了个意见箱，但长期不开，一直到意见材料满得从箱口掉出来才把它打开。可是锁子已锈得不堪了。

　　西工的宗派主义也是有的，象选送留苏学生必须是党团员，也不通过教师，征求意见，人事处就自己决定了。因此有的未被录取，反而瞒怨教师。教师的评资定级也不和教研组商量，系主任有时也不知道，甚至有的院长都不知道，人事处也就决定了。现在动力学院从西工调来的一些教职员工对西工还有很多意见，希望西工领导上应重视这些意见，并设法进一步征求大家的意见，以便改进领导作风。

　　 来源：《西安日报》1957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