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教育厅党组织邀请非党同志举行座谈

　　本报记者自太原报道  中共教育厅党组和支部于5月28日联合邀请本厅部分非党同志举行了座谈，帮助教育厅党组和支部进行整风。会议连续进行了三个下午，大家对教育厅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 政治上没出路　业务上提不高

　　大家谈到了党和知识分子关系，赵燕士说，厅内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对知识分子不尊重不信任，甚至有排斥打击现象，所以厅里的干部没来的不愿来，来了的不愿在。在提拔干部上，界线也很清楚，在旧社会是用人唯亲，“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是另外一个标准，就是非党团员努力也不行。翟梅林说：我本着“成败利钝、在所不惜”的态度，对干部政策提出我的看法。他说：“干部政策上有家谱论、宗派观点、固定看法。什么叫落后?从我历史上看我永远是落后的。但应从工作上看，积极的不一定一贯积极，落后的也不一定就一贯落后，固定起来，就很难分清是非，就要落到一点论上。”他又说：“心不平则气不平。一个党员应该是有政治也懂业务，而有些党员是每日团团转，一团和气，逍遥自在，到处吃得开。而我加班加点，吃不开，甚至变成有罪。有的人工作积极是有目的，他们是为了提级多赚薪。有的党员是不承认主义，对一个人辛勤劳动，他不承认，他们有时不懂还不齿一问，个人不学习，还否定一切，甚至一个字读错了也不承认。如‘蔷薇花’他硬要念成‘啬薇花’”。贾晋发说，厅里的干部政策也可以说是党、团员政策，人事处只管一半，管人不管思想，不帮助解决思想问题，政治上就提不高。他说：“我在学校时是积极分子，而调回厅里就落后了”。兰万庆说，去年提拔的一批青年秘书论文化论能力都不够，却都提拔了。在厅里有这种现象：使用的是非党团员，但提拔的都是党团员。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非党团员产生了消极情绪。路渊说，领导上认为听话的干部就是好干部，而对于爱提意见，肯说话的干部就看不顺眼，反而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偏激情绪。何培根说：“学校提拔干部，是一党员二盟员三团员，根本不从实际工作能力出发。”赵燕士说：“对知识分子是每逢运动就搞一次。如果不用，可以打发他们走。如果要用，为何不很快弄清他们的历史问题呢?我曾写过入党申请书，但党委会是否研究过?我要追问我的入党申请书那里去了?在工作上领导上帮助支持也很差，如编印教学参考教材，我们计划搞，就得从编书、出版、印刷、发行等都由我们搞，领导上不给支持，有时还抱怀疑态度，甚至受到责备。总之，厅里的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没出路，业务上提不高，工资待遇不如学校教师，再加上衙门味道，这就使人工作很不安心。”兰献文也感到党群之间有隔阂。赵燕士最后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党员条件应加以修改，应根据新的情况，作新的变更。如参加工作在十年以上，是模范，就可以吸收入党，一切历史、年龄、成分可以放在次要地位考虑。第二在干部政策上在各种主要工作岗位上应由党员负责，但非党员只要有工作能力也可以提拔，并应有职有权，这样来发挥大家的力量。

## 听上面的多　看下面的少

　　发言中有很多人批评教育厅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我们厅里是听上面的多，看下面的少，一切都是从上面来的，每次开会总是先弄好框子硬往下贯。去年冒进是全国性的冒进，但厅里要负责，因为厅里的领导上很少征求群众意见。路渊说：“我们厅的厅务会议流于形式。领导干部愿守机关，不愿下去，不喜欢做调查研究，往往是说的多，做的少”。李田定提出了质问：“全省的民办小学那里去了?责任应由谁来负?原来民办小学少的省，现在都办起来了，我们是民办小学较多的省，却一棒子打死了。带帽中学是冒进了，但这个问题究竟由谁负责，要搞清，不能借口集体领导，而由大家负责。”他说：“从这里也可看出集体领导的副作用。”兰万庆说，我们在接办厂矿小学时，厅里没有很好的进行研究，就按中央指示发出通知，结果闹出了很多问题，现在还未得到处理。贾晋发说，干部子弟小学也是中央让停办就停办，后来某副省长说了话，才又办了一个。他说：“厅的领导不知忙什么?一切都是从上面来，是否有教条主义?厅内对全省方针、政策的领导从1954年以来，就每况愈下，而且缺少业务研究。”兰万庆说，厅的工作是螺丝钉干部作的多，环节干部很少作具体工作，又不下乡调查，这就注定要造成官僚主义。李田定对于高教处的处长对于人民教育事业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提出了批评意见，他说：“去年8月厅里曾专派他到北京取高等学校落考学生的材料，结果一个多月还未取回。在最近一个时期他搞招生工作，对于处内的工作更不多过问，大家拟的文稿，他只签字，而让我阅稿，这是什么工作作风?”最后他还提出：“请问这位处长几年来为人民办了几件漂亮事，那几件办好了?”贾晋发说：这种情况不改变，就有塌台子的危险。

## 全省学校缺少领导　高等教育无专人负责

　　在学校工作方面，李田定说：有的中学生毕业不久就提拔为本校的教导主任，领导原来的老师，这简直是笑话。有的校长连百分法也算不来，也要领导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贺逸民说，学校中主要问题是教育厅对全省学校缺乏政治思想领导，这主要表现在对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不够，教育厅几年来在这方面也很少进行检查，很少总结经验，帮助学校领导。教育厅对教育方针政策宣传不够，许多教师只管上课，不管方针、政策，形成方针政策与教学脱节。在提高领导，提高教师方面，教育厅提出的口号不少，指示也有，但缺乏具体措施。对学校业务领导不够，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制度等都是照转中央的规定，具体化了的很少。他还谈到学校的忙乱现象，认为根本问题是教师课程重，编制卡的紧，因此忙乱现象得不到解决。

　　在高等教育方面，李田定说，在省里就没专人管理高等教育工作，省委不仅舍不得派干部到中等学校，更舍不得派几个强的干部到高等学校中去，党的威信在高等学校中并不高。中央把各类高等学校分给各类专业部门领导的方法也是值得研究的，因为这种体制也给学校造成一些困难。他还说：现在省里虽然有了个高教局，实际也只是教育厅多了两个处——高教处、专家科学管理处，在干部配备上也没加强，按现状是可以不成立的。教育厅也不重视高等教育，对高教处的干部配备是七拼八凑，工作是四分五裂的。

## 肃反依靠群众不够　厅内民主空气稀薄

## 在谈到肃反、审干问题时，贾晋发说：肃反中依靠群众不够，审干工作拖得时间也有些长了，贾晋发说：这都说明厅里对干部、特别是对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关心不够。大家还认为厅内民主空气不够，在这方面也提出不少意见。

　　（来源：《山西日报》1957年6月11日。原题为：“继续鸣放　听取批评推进整风：教育厅党组织邀请非党同志举行座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