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山西省委邀请农学院教师座谈 　　<一文> 　　本报太原讯 中共山西省委于13、14两日邀请山西农学院的十位教师举行座谈会。参加座谈的十位教师是：山西农学院教务长朱先煌、农学系教授兼主任黄率诚、畜牧系教授兼主任张龙志、农业企业组织教研组教授兼主任孙虎臣、外语系教研组教授兼主任铁双恒、农学系教授兼副主任杜竹铭、植保教研组主任讲师赵庆贺、物理气象教研组讲师陆智良、果蔬教研组讲师蒋毓隆、化学教研组讲师吴竞夫。他们在会上都先后发了言。 　　座谈会由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主持。 ## 杜竹铭说，省的领导机关对农学院的领导，好象做生意似的，小家小气，甚至在农学院身上讨便宜。 　　座谈中，大家对省的领导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朱先煌说，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对山西农学院不够重视，这表现在在人力物力上都支持不够。杜竹铭说，省的领导机关对农学院的领导，使人觉得只是从经济观点出发，好象做生意似的，小家小气，甚至在农学院身上讨便宜。比如去年高教部给我们学院四千元科学研究费，本来够可怜了，但省里还扣去两千元。吴竞夫说，我们学校几年来成绩不大，工作中存在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省的领导也不帮助，如果省领导要重视的话，这些问题是不会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黄率诚说，省的领导来我们学校不多，王中青副省长有时来一下学校，只是听听学校领导的汇报，给大家讲讲话，很少深入了解情况。陶书记来过两次，但我们连面都没见着。 ## 蒋毓隆说，省的领导对科学研究重视不够，山西的学术研究风气很差。 　　蒋毓隆说，省的领导对科学研究重视不够，山西的学术研究风气很差。中央提出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号召后，山西的行动很缓慢，现在已经第二年了，还没有很好的动起来。省领导对科学研究工作支持不够。我研究的一个科学题目，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得不到领导的支持，研究的经费解决不了，无法进行。朱先煌说，科联的工作从表面上看搞得挺热闹，实际上工作展不开。科联下面现在有二十一个学会，但科联现在才有两个干部。科联出刊物是困难重重，去年10月交了稿，到今年6月才印出来。这都说明省的领导对科联的工作还不重视。 ## 朱先煌说，省的领导口头上重视科学技术，但在工作上不愿和专家打交道。 　　朱先煌说，省的领导口头上重视科学技术，但在工作上不愿和专家打交道。省的领导认为专家们是教条主义，但实际上自己却在犯教条主义。如去年在晋北推广金皇后就完全是这样的。如果省的领导要事先和专家们商量一下的话，恐怕不会出那种事情的。杜竹铭也说，省的领导是外行，又不愿和内行商量。认为“科学家也不过如此”，于是自己盲目地出主意，结果处处被动，在许多问题上出了偏差。 ## 陆智良说，领导上不晓得知识分子的特点。 　　陆智良说，我觉得我们学校的领导以至省的领导还不晓得知识分子的特点。知识分子的特点之一是自尊心很强，但是学校领导常常伤害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杜竹铭说，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点是，每个人都有抱负，希望在事业上能有所成就。但是领导对我们的业务却关心不够。中央提出优待知识分子后，学校里也做了许多工作，如规定理发、买饭票等教师们可以优先，这当然好；可是这仅仅是些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在教学上、在科学研究上给我们帮助。但现在看来，领导在这方面注意的很不够。知识分子还有一个特点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是领导现在是口头上说重视知识分子，实际上却不信任。 ## 铁双恒说，山西农学院不象业务性的高等学校，倒象是党校或政治学校。 　　座谈中，大家对山西农学院的领导也提出了许多批评，其中最突出的是学校领导有重视政治、轻视业务的偏向。陆智良说，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教学质量不高，毕业出来的学生就象“万金油”一样，学校领导对此长期不关心。学校领导把开课看成是很容易的事，以为能读讲义就行，因而轻易地让许多教师改行，有时不管教师的备课如何就草率地让开课。赵庆贺说，有人说“山西农学院是官风盛于学风”，我认为确实是这样的。铁双恒也说，山西农学院不象个业务性的高等学校，倒象是党校或政治学校。 ## 赵庆贺认为，学校领导的这种偏向，和省委的领导分不开，往往“以耳代目”。张龙志说，领导对有能力的不相信，相信的是庸才。 　　大家对学校领导提出的另一点批评，是关于领导作风的问题。孙虎臣说，我们的院长钻研业务不够，到学校已经七年了，还是对什么都是生疏的。杜竹铭说，我们的院长一切都是浮在上面，成天喊走群众路线，实际上他走的路线只是偏听偏信少数人。他认为听他的话的就是好干部，好提意见的就是坏干部，他喜欢听赞扬，不愿听批评。这样，许多人为了明哲保身，就有意见也不提，少数人就乘机奉迎，在他面前报喜不报忧。所以有人说：领导用人不是用贤，而是用奴。张龙志说，领导对有能力的不相信，相信的是庸才。我们学校现在是懂业务的没权，有权的不懂业务。赵庆贺说，我们学院的领导口头上是依靠教师，实际上却不信任他们，特别是对老教师。学院的领导不深入实际，只听汇报，采用着以耳代目的工作方法。而做汇报的人多是报喜不报忧，院领导就盲目自满。几年来学院领导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没向大家做过公开检讨，自我批评的精神很差。院领导一说到缺点和错误，就说：天下老鸦一般，我们学校有这个缺点，别的学校也同样有，所以不足为怪。以此来原谅自己。有时用全国的成绩，来掩盖自己的缺点。吴竞夫说，我们的院长一身的刺，使人感到他待人很不亲切，他没有领导者风度，不能使被领导者敬佩、热爱。 ## 黄率诚说，我们学院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院长一人独断专行。 　　黄率诚说，我们学院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院长一人独断专行。赵庆贺也认为：农学院以党代政的现象严重，校务委员会发挥的作用不大。党管的事太多，院领导揽的事太多。有些事情本应由系主任管，也由院领导揽起来，系主任想管又不敢管，不管又觉得有责任。 　　在如何治校的问题上，黄率诚认为：高等学校离开党的领导是不行的，但是学校党委的领导干部必须懂业务。党委领导干部不懂业务就很难领导好学校，党派不懂业务的干部来领导学校，实际上就是放弃党的领导。张龙志认为：高等学校当然应该有党的领导，但是上级党委在配备干部的时候应该注意，如是干部学校就可派政治干部去领导，如是业务性的高等学校，就应派懂业务的、有地位的专家来当院长。 ## 赵庆贺说，我们学校的一般行政干部不少人不称职，院长的理论水平也不高。 　　陆智良说，学校领导重视政治，但是政治工作并没做好。其原因主要是领导缺少办法。政治工作方法是教条主义的。比如有的学生专业思想不巩固，就只能用“农业很重要”之类的空洞话说教一顿，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对教师们的政治学习规定太死，就象对待小学生一样，不但规定了每个人必须参加，而且把学习的方法、时间也都规定了。一些文件，教师们看看就可以领会，可是也规定必须讨论几个钟头，而且要求“热烈发言”，否则就是学习得不好。杜竹铭说，学校的行政干部不少人不称职，程度太低，干不了工作，还发号施令。所以教授们说：我们大学教授的命运是掌握在小学毕业生的手中。赵庆贺说，我们学校一般行政干部不少人不称职，院长的理论水平也不高。院长做报告没内容，不能以理服人。所以有人说：我听院长的报告，第一次还觉得不坏，第二次就觉得没意思，第三次就不想听了。张龙志认为：学校领导是只会搞运动，平常搞业务工作就束手无策了。 　　座谈中，大家对其它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还发表了许多意见。 　　 来源：《山西日报》1957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