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文汇报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解放日报》社论>

　　前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对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继续作了严正而又深刻的批判。社论指出：文汇报大量地报道了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地刊发了反动的言论，大量采用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社论中指出：文汇报“……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完全拥护这个批评。人民日报对文汇报的批评，不仅在帮助文汇报把立场根本转变过来方面将会起巨大的作用，就是对于我们所有的报人，应该如何办好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如何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运用阶级观点来认识当前的反右派斗争，都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从文汇报编辑部工作人员连日举行大会所揭发的初步材料看来，章伯钧、罗隆基串通一气，指挥文汇报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事实，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文汇报自从1938年创刊以来就一直是在党的关怀与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可是文汇报竟然忘了恩，负了义了。罗隆基不要文汇报听党组织的话，要文汇报听他的话，文汇报就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十分服贴，任他摆布。罗隆基要组织什么右派大人物写稿子，文汇报就去组织，罗隆基要刊登这个，文汇报就不敢刊登那个，罗隆基要刊登那个，文汇报就不敢刊登这个。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实际上是文汇报的“中央”，文汇报所需要经常了解的“政治气候”，不是什么别的，而是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头目的政治野心。文汇报不愿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人民的利益、党的政策办事了，而要根据章伯钧、罗隆基的意图办事了，文汇报热心于宣传章伯钧、罗隆基的政治方针，难道这还不显而易见吗?如果不信，请听徐铸成自己说的话。徐铸成说：“我真正依靠的是民盟的组织。”所谓民盟的组织是什么呢?不正是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的系统吗?徐铸成的弦外之音，不正是要文汇报摆脱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吗?徐铸成的“拆墙经验”，不正是他秉承罗隆基的旨意用实际行动来排挤党员，夺取党的领导权的经验吗?为什么他要把党员从文汇报排挤掉呢?原因无他，因为文汇报里有了党员，就不免有点碍手碍脚，不能痛痛快快地让他们把报纸引上右派的道路。

　　文汇报既然不要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既然要死心踏地的依靠民盟右派的系统，自然，犯严重的错误就是注定了的。不管有人在宣传什么报纸没有阶级性，不管有人在宣传什么报纸的商品性，文汇报在最近几个月中成为资产阶级右派的喉舌，这一活生生的事实就完全证明这种说法的彻底破产。报纸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政治性的，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报纸不是工人阶级的宣传工具，就一定是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中国的报纸可以有几百家，几千家，实际上只有两家，一家属于工人阶级，一家属于资产阶级。没有阶级性的报纸、没有立场的报纸，在人类社会里是找不到的，也许在“虫类”社会里可以找到，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可是阶级性不仅仅对人类起着作用，就是“虫类”似乎逃不出它的影响。徐铸成不是反对做人民日报的“应声虫”吗?然而，他为什么那么俯首贴耳的甘愿充当章伯钧、罗隆基的“应声虫”呢?难道这里只有商品关系，买卖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阶级关系吗?

　　由此可见，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文汇报离开了党的领导，脱离了党的影响，依靠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结果。文汇报实际上有一个太上总编辑，有一个章伯钧、罗隆基的右派联盟指挥着文汇报的笔政，于是文汇报就成了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工具，走上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道路。

　　所以，从文汇报所犯的严重错误中要吸取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要牢牢地记住，报纸在任何时候都不是超阶级的，报纸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立场。报纸一旦离开党的领导，就一定要被资产阶级所领导。什么“同人报”，什么办报讲立场、讲观点就是“教条主义”，什么只要“一点论”，不要“两点论”，如果以这些错误的思想来办报纸的话，报纸统统都会走上邪路的。

　　如今，文汇报编辑部已经开始揭发和批判文汇报和右派的种种关系了，这是可喜的事情，我们期待着他们做出更多的成绩来。不过，还可以再进一步看看，章、罗右派联盟之所以能够在一个时期里篡夺了文汇报，文汇报之所以在一个时期里忠实地执行了章、罗的反人民的政治方针，能不能说，仅仅是被利用呢?如果这样看，就是把问题的严重性简单化了。如果仅仅是被利用而没有其他的缘故，那末，章、罗的政治方针就会早被识破了，早就会引起编辑部的抵抗了。可是没有，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章、罗联盟的主张，在文汇报编辑部也不是完全没有市场的，也不是没有共鸣的人的。不管是什么货色，不拿到市场上去，总归是卖不出去的。当然，文汇报编辑部也有一部分同志，是与文汇报内右派作过斗争的，但是斗争也还不力，也没有取得胜利，正确的意见没有占领市场，因而就还有另一部分市场存在。这个市场之所以能够存在，其原因是由于文汇报编辑部某些同志头脑里仍旧残留着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因而有时就在某些问题上与罗隆基、浦熙修、徐铸成的观点发生共鸣。或者被章伯钧、罗隆基表面上拥护共产党，实际上反对共产党的伪装所迷惑，不认为他们俘掳文汇报干反社会主义勾当的可耻，反而认为这些人是什么“饱学之士”，是什么“正人君子”。于是乎就不容易识别他们的阴谋花样，在开展反右派斗争时就容易产生无原则、无立场的同情和原谅。自然，这些都是一般人容易犯的思想问题，不是右派问题。正如有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也曾经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一些带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一样，或者是由于一时的思想动摇，或者是一时在某些观点上与右派的观点相合。这都是一般的思想上的毛病和缺点，与右派的有纲领、有理论、有行动、一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章、罗联盟是完全不同的。

　　就以解放日报编辑部而论，也不是完全没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例如前日本报仅仅为着争取出版的时间，而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人民日报社论，没有安排在第一版的显著地位，而放在第二版，这是完全错误的。产生这一错误的原因，也是由于我们编辑部的某些负责同志对于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由于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在编辑部某些同志头脑里还留有影响的缘故。

　　所以从文汇报的严重错误中要吸取的第二个教训，就是新闻工作人员既是教育人民的人，他首先就要受教育，新闻工作者既然担负着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的任务，就必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样才能适应新社会的需要，适应工人、农民和所有劳动者的需要，才能站稳立场，及时地识破各色各样的反社会主义的阴谋。

　　我们要在坚决地反右派斗争的同时改造自己，决不能因为我们某些同志的身上也还沾染着一些资本主义的灰尘，也说过某些对党不满的话，就没有反对右派的勇气，就在反右派斗争的战线上畏缩不前，甚或顾虑万端，不敢于参加这场斗争。如果谁有这些想法，谁就犯了极大的错误。今天反右的斗争，是一个最好的锻炼人们识别真假善恶的机会，如果不在斗争中考验自己的立场，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改造自己的观点，我们就会大大落后，就仍然有可能在今后的工作中重犯严重的错误。

　　（----来源：《批判文汇报的参考资料(一)》，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