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北大民主墙’报道中得到的沉痛教训

　　<《文汇报》社论>

　　本报5月27日发表的“北大民主墙”，是一篇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报道。正如北京大学学生会给本报的抗议书中所说，本报发表这种报道，是蓄意歪曲北京大学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真像，唯恐天下不乱，到处点火的卑鄙行径。事实也确实如此，这篇报道发表后，不但助长了北京大学一小撮右派分子的反动气焰，而且也助长了全国其他各高等学校中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推涛作浪，罪孽深重。

　　据了解，从5月19日北京大学出现第一张大字报起，就一直存在着社会主义路线与反社会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右派分子的大字报的共同特点是:从各方面来否定党的领导，抹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片面夸大某些局部的和个别的错误，从而煽起群众的不满。这是何等露骨的对新社会的仇恨和狂妄的言论!这些右派分子的大字报刚贴出来，就遭到广大同学的尖锐驳斥，揭露其反动面目。许多大字报严肃地指出:一切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论，不利于团结的言论都是有害的。两条路线的分野和斗争极其鲜明。可是对于这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记者刘光华却是这样反映的:“也有些人认为有趁机发泄私愤的和羼杂有毒草，并且认为倘要拔除连香花也会遭殃。”很明显，这是以客观报道作幌子，而实际上对毒草予以肯定的赞美，为毒草辩护，这是一种敌我不分的报道态度，也是一种极其恶劣的欺骗读者的手法。

　　北京大学从贴大字报进一步发展到公开争论，卷进去的学生数以千计，费时劳神，严重地影响了教学生活的正常进行。而记者刘光华的这篇报道却在那里故意“粉饰太平”，一再强调学校生活处在正常的状况之下。在争论的过程中，右派分子纷纷出头露面，他们对党的肆意污蔑使得许多人难以沉默，有的义愤填膺地登台与之争辩，有的在下面抗议；但也无可讳言，有些认识不清的同学受到了蛊惑，思想混乱起来。对于这样一个右派分子纵横其间，恶毒进攻党的“争论”，这篇报道却又敌我不分地称之为“海德公园”。任何懂得起码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海德公园”是英国统治集团为了欺骗广大群众、点缀政治生活的一种可耻手法。而记者刘光华偏偏予以赞扬，通过报道，把这票早已破产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烂货，给走私出去，传播开来，遗害人民。

　　毫无疑问，这是一篇昀昀疯狂地向党进攻的反动报道。它发表后引起的影响极为恶劣。就以上海来说，它发表的当天深夜，华东纺织工学院一学生打电话给本报，要求派记者去采访，因为他们的第一张大字报已经贴出。第二天清晨，华东师大两个学生不上课赶到报社。他们希望本报支持他们张贴大字报的要求，助长了他们对学校党委要求用开小会的形式听取意见的做法的不满。这种极坏的影响还遍及全国各高等学校。南京大学部分同学在看到“北大民主墙”的报道以后，就贴出了一些人身侮辱与谩骂式的大字报，还有少数学生要挟南京新华日报刊登这类消息。

　　大家知道，当时全国高等学校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整风运动，并没有采取大字报的方式对党提意见，而右派分子恰恰相反，他们企图用大字报搞得天下大乱，以便接管学校，这篇报道正是起了为右派分子张目，四处点火，八方呼应的作用。推广大字报经验，向各地高等学校点火，鼓励毒草大长特长，向人民猖狂进攻。这篇反动报道所起的恶劣影响，不正是如此么?这不是和右派分子一鼻孔出气，替右派分子放火么?

　　这篇反动报道是在北京本报事办处负责人浦熙修的直接指示下由记者刘光华写成的，发稿时浦熙修还特地请示了罗隆基。在此以前，记者刘光华发来了一条关于“民主墙”的专电 ，本报值班的副总编辑认为内容有煽动性，会造成混乱，扣下未予发表。之后，浦熙修又指派记者刘光华第二次写来了见报的“民主墙”通讯。当这篇通讯到达编辑部后，浦熙修从北京打长途电话来说，“光明日报”已登了，我们也一定要登。而这时，总编辑徐铸成一再强调说，浦熙修是副总编辑，凡是经她指定的文章、新闻都要发表，任何人不得扣掉。编辑部其他负责人反对刊出这个报道，但由于当时本报编辑部在浦熙修、徐铸成的控制之下，执行着民盟章罗同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方针，这个报道就这样见了报，使人民事业遭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感到十分痛心。正像右派分子招供的，他们利用大鸣大放，使天下大乱，以便接管学校，这当然是一种妄想。但从这一报道内容以及发表过程来看，难道不能使人清楚地看到这样一条线么?就是: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

　　现在，我们全社工作人员正在痛下决心，彻底检查过去所犯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并坚决地投向反右派的斗争；向人民还债，一定要在工作中立功赎罪。同时，我们坚决地和北京大学同学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责令报道这一歪曲事实、煽起反动火焰的新闻的记者刘光华，要他老老实实交代和浦熙修、罗隆基的关系，以及在他们两个人指示之下，还进行了什么不可告人的活动。我们质问罗隆基和浦熙修，你们还指使刘光华干了什么犯罪勾当?干这些犯罪勾当的目的何在?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7日